[原创]群星闪耀的年代——也谈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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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闪耀的年代——也谈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
张稼峰

【笔者按】拙稿曾以《我的“梵皇渡路情结”——也谈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的篇名
发布于天涯社区的关天茶社，鉴于多数网友对梵皇渡路并不知晓，不得已改用现在的篇名。并采纳一位网友的建议，同时将本稿在本论坛发布，以期结识知音。发布之前，除对个别因记忆关系造成的错误予以纠正，还对个别有偏激之嫌的措辞进行了修改，总体一仍其旧。

期待张先生的书早日上市。

看到张先生的文章感慨良多，老配音演员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更重要的是他对每位配音演员作品的分析，尽意尽力尽情，言为心声！这是约十年前的文章了，祝张先生一切安好！

老天，楼主的文章实在长啊，要仔细看＠！

佩服张先生，祝福您！

把这帖顶上去！

尽管已经把文章收藏了，依然愿意让更多的人看到。

楼主估计最近没上线

张老师的文章我读了又读,还介绍给好多朋友看,我想给张老提个建议，因为我们都想把你的文章收藏起来，但是里面确也发现了一些错漏，很多朋友都指出来了，你也虚心地接收了，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把朋友们指正的地方在原文章中改过来吗，这样我们就可直接储存了。谢谢！

哦,是"绝妙好辞"~~~~~~~~~~~~~~~~~~~~~

绝对好辞~~~~~~~~~~~~~~~~~~~~~

终于看到传说中的张老师的这篇大作了,
可惜录象那天时间匆忙,
来不及做更深入的交流,
日后定当登门就教.

人生坎坷,
不改对配音艺术的痴迷,
小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向您致敬!

PS.那天错把您当成穆兰老师了，
向两位道歉哦！

能在节目里面看到楼主～～！令人高兴啊～！！

那个飘雪的下午，张老终于和他心目中的明星——赵老师见面了。赵老师特意带来张老的信并朗读了一段，场面十分感人！
    赵老师向孙渝烽介绍这位历尽坎坷的老影迷，双方激动地握住了手。

楼主应该是在《永恒的声音》录制现场与赵慎之老师见面的那位吧？向您致以新春的问候！
 

十三（下）
如果我们选看几部毕克在20世纪60年代初配音的影片，如《阴谋与爱情》、《神童》或者《运虎记》等等。我们未必能很容易听出当时毕克的配音技艺与1978 年时的配音技艺有明显的差距。但真的要拿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配音的影片来听一听，差距就比较明显了。当然，这可能牵涉到录音装备和录音技术的问题。现在听半个世纪以前的译制片，音质显然不能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译制片同日而语。也应该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汉语普通话规范读音的普及，配音演员对自己的读音越来越严格，“旧读音”的残余已被彻底扬弃。而今天听到那些“旧读音”，总觉得有些别扭。不过，即使不存在技术和“旧读音”的问题，我相信毕克——也包括其他配音演员——早先的配音技艺同数年之后配音技艺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就我下面要举的例子而言，毕克所配角色在类型上的差异也可能更加突现了他在两个不同时期配音效果的差距。
影片《孤心血泪》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两个版本中匹普的姐夫乔•加吉瑞都是由毕克配音。首先要强调，两个版本中的乔看起来虽是“同一个人物”，但从剧作开始，这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形象。老版本中的乔性格十分随和，甚至有些懦弱，还有一些自卑感，到了伦敦竟会手足无措。新版中的乔，为人直爽，性格要比老版中的乔强得多。角色性格上的差异，规定着毕克配音时声音的语调。毕克在前者身上塑造了一个善良、胆小、几乎没有多少个性的乡村铁匠的形象。而在后者身上，毕克塑造的是一个富于主见和自信心、很有个性的作坊主人的形象。基于角色的性格特征，老版《孤心血泪》中乔的配音，当然不成问题。但有一点非常明显，老版中毕克的台词很少有语调上的变化，而且音质也过于单薄，乔的配音决不是无可挑剔的（《牛虻》开头海边那段流亡者的独白，好像是毕克配的，配得也不理想。杨文元在《牛虻》中的配音也有诸多败笔）。若干年后，新版《孤心血泪》中毕克的配音，音质饱满，语调富于变化，已经炉火纯青。尽管乔是一个配角，但他的台词已完全具备单独将其拎出来，专门供自己欣赏的艺术品格。或许我上面的评说未能触及差异的本质所在，但前后两个时期毕克配音技艺的差距确实是存在的。配音演员毕竟不是神，他们自身也必然有一个配音技艺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说配音演员的造诣，就是他们在多年的配音实践中不断摸索修炼出来的。配音表演和其他表演艺术一样，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因此更值得我们尊重。
新版《孤心血泪》译制于1978年。这一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硕果累累，毕克参加了多部影片的配音。这一年，毕克在《尼罗河上的惨案》、《追捕》、《孤心血泪》等影片中创造了波罗侦探、杜丘检察官和乔的配音形象，其中波罗侦探、杜丘检察官的配音形象在配音艺术史上极其显赫。此外，毕克还成功地为《悲惨世界》配了旁白。我在前面说过，毕克毫无疑问是1978年中国的风云人物，就凭毕克给波罗和杜丘的配音台词至今仍为配音爱好者（甚至只是普通观众）津津乐道这一点，我的说法也并不过头。
从1976年毕克给《基督山恩仇记》中的费尔南•德•莫赛斯配音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由毕克配音的角色太多，本人未必看过他参加配音的所有电影。不妨把顾虑丢在一边，让我就自己记忆所及，对毕克在这一时期参加配音的影片做一个粗略统计：《基督山恩仇记》（费尔南•德•莫赛斯）、《凡尔杜先生》（警长）、《尼罗河上的惨案》（波罗）、《警察局长的自白》（检察官）、《阳光下的罪恶》（波罗）、《悲惨世界》（旁白）、《卡桑德拉大桥》（张伯伦医生）、《战争与和平》（库图索夫元帅）、《老枪》（外科医生于利安）、《迷人之星》（父亲）、《苦海余生》（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船长）、《苔丝》（苔丝的父亲）、《复仇》（警长莫尔多万）、《海狼》（路易斯）、《铁面人》（大臣富凯）、《大篷车》（乔尼）以及日本电影《故乡》（仙造）、《追捕》（杜丘检察官）、《金环蚀》（神谷直吉）、《砂器》（今西警长）、《远山的呼唤》（田岛耕作）、《幸福的黄手帕》（岛永作）、《海峡》（阿久津）、《兆治的酒馆》（兆治）。其中《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阳光下的罪恶》中的波罗、《卡桑德拉大桥》中的张伯伦医生、《老枪》中的外科医生于利安、《复仇》中的警长莫尔多万和大部分由高仓健主演的日本电影的主要角色都是由毕克配音的。
有一点几乎是公认的，波罗是毕克配音的颠峰之作。当发生在“尼罗河”上连续杀人案的真相即将揭开，波罗口述自己的推理过程那一长段陈祠，又是毕克最经典的配音段落。那大段丝丝入扣的推理酣畅淋漓，就像在酷暑的日子，口渴难当，眼前突然有满满一大桶冰冻饮料任你畅饮一样。此时，如果你仅仅说“毕克的声音，是一个真正男子汉的声音”恐怕就远远流于空泛了。波罗的种种特点，决不是单单用男子汉三个字能概括得了的。他睿智、目光锐利、思路严谨；看外表，他大大咧咧，实骨子里无时无刻不对身边的人和事保持高度的警觉；他不仅对身边的事洞察纤毫而且还深知人性的弱点；他刚直不阿却又始终表现出一种绅士风度；他虽不是法国人，却具有说法语的民族（比利时说法语的民族称为瓦隆人）特有的幽默。而所有这些特点，不仅仅体现在那段为人熟知并的确脍炙人口的大段独白中，同时也体现在影片从头至尾毕克配音的所有台词中。哪怕短短的几个字，比如“比利时”这么几个字，也是十足的“波罗味儿”。若是没有毕克配出的这种“波罗味儿”，汉译的《尼罗河上的惨案》看起来也许会逊色几筹！毕克创造的波罗已经被中国观众认同，所谓被认同，就意味波罗的声音再也无法被别人的声音取代！
毕克善于给这种酣畅淋漓的，富于雄辩的大段独白配音。他发声时，好像是根据不同的台词把胸腔的音分别运到喉头和鼻腔，而浓重的鼻音形成了成年男人特有的美声。（四十多年前，我就同别人说：毕克毕克就是“鼻克”。）毕克念台词给人的感觉十分沉稳，不管是多么激越的慷慨陈词，他似乎都不急不忙，显得胸有成竹。为了加强这种沉稳的感觉，毕克有时会暂时牺牲部分漂亮的鼻音，借助胸腔和喉部传达出一种沉稳的感觉。这一点，与当年的程之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毕克的声音具有男人的大气，它集成熟、刚毅、睿智于一身。这些特点在波罗这个形象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以往毕克配音的大部分角色，如《神童》中的汉斯、《阴谋与爱情》中斐迪南大公、《运虎记》中那个大副和《婴儿》的男主人公，都是些“一本正经”的角色。毕克在塑造这些角色时，他语言中的幽默感均未能得到展示。而通过波罗的声音形象，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毕克幽默的一面。
据我所知，毕克较有代表性的大段台词，除了波罗推理案情的那大段独白以外。在《金环蚀》和《砂器》中也都有。《金环食》中的神谷和《砂器》中的今西警长均由毕克配音，这两个角色的大段独白也非常精彩。以《砂器》的今西警长来说，他在影片中的角色与波罗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角色在角色身份上是相似的，都是“办案人”。不过这两个办案人在角色类型上的差异太大了。波罗是一个讲法语的绅士，今西是一个讲究务实的日本刑事警察。光民族特性的差异就已经注定这两个角色必然泾渭分明，何况还有角色本身性格特征上的差异。今西丝毫没有西方人（特别是拉丁人种）那种幽默和推理的严谨，更没有波罗那种雄辩的口才和略带诗意的想象力。他只能依据自己的调查，略有些结结巴巴的陈述调查结果。刚好手头有《砂器》的DVD。我们来听听今西那篇长篇陈词的开头一段：“呃，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浦田调车场发生的那起杀人案件的重要嫌疑犯，呃，原住大坂浪速区惠比区头条一号，现住东京都涩谷区汶田三条五号，名叫和贺英良。请下逮捕令……”你们看，一句正话还未说出，就以一个“呃”打头，在连下去还有“一系列”的“呃”等我们听哩。不仅如此，我们听到的是一派照本宣科的腔调，一点不动感情。请继续往下“听”：“现在，有关本案案情，先从被害人三木谦一过去的经历谈起。此人1923年在岛根县警察署当警察，呃，1948年自愿退职，后来，呃，就在老家冈山县江建镇经营杂货，认了个养子。由于他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安闲，总想要去参拜伊势神社，再顺便到关西旅行。呃，六月十日从江建镇出发，在冈山、琴平、大坂、京都愉快的游历之后，呃，六月十九日那天，呃，他到了伊势，住在二见浦的旅馆。可是，他到了伊势以后，突然想起要去原来根本没有打算去的东京……”。整个这段台词，不是讲出来的，是念出来的，它语言表情的“情境”必须符合影片中规定的念这个特征上。波罗的那段陈词则完全不同，它是由一个极富雄辩能力的人宣讲出来的。讲述的内容惊心动魄，波罗得意于自己推理过程的缜密，语调中洋溢着孤芳自赏和自信，这确实是一段光芒四射的经典台词。今西是普通刑警，与享誉欧洲的大侦探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毕克以自己富于变化的声音，把这两个角色区分得清清楚楚。配今西时，他在照本宣科和念发言稿的特点上做足文章。你们听，在念“呃，六月十日从江建镇出发，在冈山、琴平、大坂、京都愉快的游历之后”这句话时，几个地名都是用一种缺乏自信的小心翼翼的声调念出来的。毕克给今西配的这大段台词，没有丝毫起伏跌宕，几近乏味，恰恰通过这乏味的语调，把今西这个乏味的人物形象塑造的依然兴味盎然。有的朋友说他们更喜欢看原汁原味的片子，在我看来，通过配音，仍能把原影片中人物性格、讲话的方式和语言节奏等多方面特征清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无疑也是一种原汁原味。
毕克在《金环蚀》中配音的神谷，也有大段大段的台词。这是一部揭露日本上层社会阴暗面的政治影片。由于这部影片过于冗长，当年中国观众对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种种营私舞弊的丑闻也不太敏感，因而这部影片在中国观众中的影响远不如《追捕》那样大，以至毕克给神谷配音的精彩段落往往被人忽视。用通常的标准划分，神谷应该划为“反面人物”，不过这样划分又不大合适，因为这部影片里的主要出场人物似乎没有一个够得上“正面人物”的，就连一直比较正派的电力公司总裁财部最后也屈从于政治压力并接受大笔钱财。神谷在日本政界是个“爆炸性的人物”，他善于利用日本政界和财界的丑闻兴风作浪，为自己大捞一笔。扮演神谷的是日本著名演员三国连太郎。三国连太郎演技高超，凡是看过《我要复仇》的朋友，只要拿这部影片中那个郁郁寡欢，信奉天主教的父亲和叱咤风云的神谷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对照，就会叹服三国连太郎的出色演技。他能把两个性格和人品迥然不同的人物同样表现得入木三分。三国连太郎的出色表演，使神谷的戏喧宾夺主，成了《金环蚀》中最有看头的，而毕克的配音又为神谷这个角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该片配音班底显赫，邱岳峰、富润生、于鼎、尚华、苏秀、李梓、杨成纯、童自荣、乔榛等人也都上阵了）。神谷粗俗但不猥琐，性格也不乏豪爽；他惯于尔虞我诈，其对象只选择日本政界和财界上层人物；不能说他有幽默感，但又非常滑稽。这是一只不大好对付的猴子，在一次质询会上，他单枪匹马，以咄咄逼人的气势为自己巧取豪夺的野心披上了一件大义凛然的外衣。虽说是尔虞我诈，政敌的内幕在他手中倒也证据确凿。他一会儿振振有辞，一会儿又十足是个泼皮无赖，讲话当中夹杂着阵阵狞笑。为这样一个角色配音，其难度决不下为波罗配音。特别是那笑声，从支气管眼里发出的带点哮喘的狞笑声，穿透依稀的记忆，至今仍有些令我发怵！波罗、今西、神谷三个角色各不相同，毕克赋予这三个角色的语言表情迥然各异，单从声音的角度看，三个角色性格类型的差异“一目了然”。仅这点而言，那种众角一腔的配音与它已不可同日而语！
1981年6月，我在拜望赵慎之时，她告诉我她最近（当时）参加了法国电影《老枪》的配音。回到南京不久，就看到了这部影片。赵慎之为于利安的母亲配音，一个慈祥的母亲被赵慎之的声音衬托得分外可亲。影片的男女主人公分别由毕克和丁建华配音，这是他俩继《卡桑德拉大桥》极其出色的合作之后，又一部配音佳作。《老枪》的故事发生在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后的法国南方小城蒙托榜。故事讲述外科医生于利安，为了防止纳粹走狗保安队对自己妻女下毒手，听从好友兼同事弗朗索瓦的建议，将她们送往自己在乡间的一座城堡，不料酿成母女两人遭纳粹党卫军屠杀的悲剧。于利安回到城堡，看到妻女和村民遭荼毒的惨绝人寰的景象，在绝望的边缘，拿起一杆收藏多年的老枪，独自一人进行复仇的故事。整部电影通过现在时和闪回交替叙事的手法，对观众情绪的感染十分强烈，观看过程不时会有一阵阵伤感涌上心头。
2007年岁末，我在上海拜望赵慎之时她谈起邱岳峰，她说：“邱岳峰当年经常说，我们之所以有些影片配得比较好，是得益于原片片子好，演员演得好。不要把功劳全记在自己头上，原片成绩是十分，我们充其量只做到八分。我自己也一直这么认为”。这种说法固然有谦逊的成份，又确实不无道理。演《老枪》主角于利安的演员是法国明星努瓦雷。提起努瓦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一定非常推崇他的演技。努瓦雷在《蛇》、《天堂电影院》、《邮递员》（诗人聂努达）、《圣保罗的钟表匠》等电影中无可挑剔的表演，无疑使他成为欧洲最具魅力的男电影演员之一。努瓦雷在《老枪》中极其细腻的表演，为毕克给于利安配音奠定了基础。1981年，我在电影院第一遍看《老枪》时，情绪波动较大，而即便情绪处于波动之中，也还是较为冷静地注意到毕克有两段配音极其出色。影片里有一段于利安和老友弗朗索瓦在自己的城堡中等待妻子克拉拉，等了整整一夜，引发了于利安极度烦躁的戏。这场毕克和尚华两人对白的戏，第一句台词是毕克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克拉拉怎么搞的！”（毕克）
（背景音乐是一架古羽键琴弹奏出的舒缓旋律，与毕克急躁的语调形成鲜明反差。）
“总得先讲一下嘛，真是的！”（毕克）
“也许她夜里开车，天亮会到的。”（尚华）
“现在已经天亮了，已经亮了哎，天亮了哎。”（毕克）
“瞧你急得，现在才五点，天还没亮浪……”（尚华）
“啊，说得也对。唉，弗朗索瓦，”
“什么？”（尚华）
“她是个活跃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你知道。我们的结合是…非常匆忙的，我怕她有天会离开我，赫…呃…俗话说，好景不长啊，啊？”（毕克）
把毕克活生生的台词用文字记录下来，那特定的“情绪气氛”当然也就荡然无存。电影就是这么一种奇特的艺术，它在很短一段时间里通过画面、音响（包括台词）表达出的“信息”要比用文字作线形的描述，不知要简捷多少倍。而毕克正是通过上面寥寥几句台词，把于利安当时的心理状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开始第一句“克拉拉怎么搞的！”这句话，毕克运用的语流就像“哒儿儿儿儿…”一梭子弹那样射出来的。经过漫长一夜等待后的那种烦躁，除了用这样的语流，还能用什么表达方式会更切题呢！这场戏时间不长，于利安情绪变化幅度不小。第一句是极度的烦躁，第二句，烦躁变成了埋怨。到说第三句“现在已经天亮了，已经亮了哎，天亮勒了哎。我们看到努瓦雷充分演出了于利安自己也觉得自己片刻之前的烦躁和埋怨有点可笑的那种尴尬（他确实也在笑自己），毕克的“天亮了哎”这几个字，每一个音的强度在递减，正好紧扣努瓦雷的表演——于利安分明已经在找台阶下。进一步，第四句和第五句，话题已经完全转变成两个私交甚笃的朋友推心置腹的谈话。一切展现的那么简捷，又那么合情合理。毕克此处的配音与努瓦雷的表演弥合得可谓天衣无缝。
《老枪》的结尾非常感人，也是努瓦雷充分显示自己表演才能的经典镜头。于利安坐在小汽车的前排座位上，弗朗索瓦驾驶的车子缓缓在法国南方的公路上停了下来：
“那狗怎么样？马赛尔，那马赛尔？”（毕克）
“于利安…”（尚华）
“啊…克拉拉把它带走了…你来吃饭吗？……”（毕克）
“你怎么啦？…你要愿意，我在医院找人替我，我来陪你几天吧。”（尚华）
“那太好了，克拉拉最欢迎你来了”。（毕克）
“于利安…”（尚华）
“怎么？”（毕克）
“这个……”（尚华）
“怎么啦…我…我怎么啦？我怎么啦……呃，呃赫…”（毕克）
在目睹了惨遭屠杀的村民和娇妻爱女，又经历了以牙还牙的复仇之后，于利安一时难以从极度的痛苦中自拔。是弗朗索瓦建议把克拉拉和女儿送到位于乡间的城堡去的（“因为那儿比较安全”），于利安是用语言责怪朋友吗？有点，但又不像。极度痛苦使他陷入精神恍惚。在说上面那些话时，镜头缓慢地推成努瓦雷面部尤其是眼睛的特写。他取下眼镜，使我们更真切地看到那噙着泪水的眼睛（努瓦雷的眼神几乎是我看过的所有男演员里最富于表情的眼神），恍惚中现出一种绝望。毕克的声音从起先的木然，逐渐变成哽咽。在我的记忆里，我说不出哪部影片里我听到过毕克的哽咽声。我们都记得，在《远山的呼唤》里，毕克对民子的儿子武智说过“……真想哭出来…我就…就使劲儿地…忍着，硬把眼泪全都咽下去了。”毕克的哽咽声，是一个铮铮男子汉的哽咽，听来说不出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儿！我不禁要想，尽管努瓦雷不懂汉语，如果他听到毕克为他配的音，也定会像高仓健一样，对毕克心怀感激之情的。
也是1981年，年初放映的《卡桑德拉大桥》堪称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影片。是啊，没福气到日内瓦，在电影里看看也算是饱了眼福呀。从日内瓦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列车上，一位楚楚动人的姑娘，在吉他和口琴的伴奏下，唱着流行歌曲，我这对只爱听古典乐曲的耳朵也觉得分外悦耳。应该说，这部影片前半段的气氛是很轻松宜人的。在苏秀的回忆文章中说，毕克的性格比较内向，但他与丁建华在这部影片前半部分里的配音，怎么也听不出毕克是个内向的人。如果《卡桑德拉大桥》没有后半段“惊险的”情节，整部影片光是列车车厢里一直听毕克和丁建华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拌嘴，也会引人入胜。我们可以一起回味下毕克和丁建华的对白：
张伯伦（毕克）：门没关。放在床上好了。
杰尼（丁建华）：是我，还是酒？
（毕）：听说你又找到门路了，恭喜你！
（丁）：旅行真叫人开眼界，总是碰到些最了不起的人。
（毕）：意思是找着我叫我感谢你？
（丁）：找你并不难找，名医张伯伦前往领取奖金的消息都上报了。也是这位名医看见别人开飞机心里都痒痒的。偏坐了这趟车……你比过去胖了，乔纳森。大概是最近油水捞的不少。
（毕）：你也混得不错啊，你最近出的那本书也似乎有了好评。
（丁）：每次跟你离婚都产生了，呃，一种新的灵感。
（毕）：啊！原来为这个。来找灵感的。我当然愿意满足你啦。可惜的是，不能跟你第三次离婚，因为还没有第三次结婚。哪怕我同意我帐房也不会答应的。
（丁）：我又没要过赡养费。
（毕）：你用不着要，戒指都归你了。
（丁）：你自己生气把戒指扔给我的。过去都过去了。我最近又写完一本书。
（毕）：真想拜读一下，可惜没空。
（丁）：你会有空的。
（毕）：我说杰尼，你有话要说干脆就说了走吧。
（丁）：我没什么话要说。
（毕）：那来干嘛？
（丁）：我也不知道。也许，就来看一看。
（毕）：这会儿叫我脱裤子，恐怕会着凉。
（丁）：恩！别说粗话，跟你的形象不符。
（毕）：我没有什么形象，我就是我。想保持过去形象的是你。
（丁）：你也爱过那形象。
（毕）：唉！走吧，谢谢你！走吧！这，何必呢？你一棒子我一捶的。走吧。
……
（丁）：门没关。哦，手臂骨，7个字母，H打头，什么字？
（毕）：Humerus。
（丁）：我可没跟你打哈哈。
（毕）：我也没有。Humerus。H-U-M-E-R-U-S
（丁）：哦。对了，Humerus。书看完了？
（毕）：看了一半儿。
（丁）：你一定急着想把它看完。
（毕）：这写法有点儿…接近诽谤。
（丁）：名医控告他的前妻擅自编写他的自转。就等着打官司吧。正好给书做广告。
（毕）：用不着我来给他做广告，科学上有那么条原理，臭气熏人。
（丁）：你把我从湖里救出来那一段儿，总没错吧。
（毕）：这倒确有其事。
（丁）：我书里面没写，那湖水只有三尺深。
（毕）：啊！你那会儿个小。
（丁）：你真的不喜欢这本书？我尽量不带半点偏见。
（毕）：书里正确描绘了一个充满理想，肯苦干的年轻医生。他身无分文，多年来靠他妻子的收入为生。突然他在医学上有了重大发现，一下子阔了，他就变心了，二话没说，就把他妻子赶走了。从此就成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小人了。当然你是没有带半点偏见了。
（丁）：这书你看完了！这本书写的不算坏吧。里面还写了不少爱情。
（毕）：写的很好，杰尼。就有一点，别把我看成是那个主角。
（丁）：过去你是多么与众不同啊。也许你已经忘了。
（毕）：也许吧。
（丁）：啊，我的世界名医，这是你新的临床经验。
（毕）：你就不要说话了。
（丁）：呃，这没用。我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我没上你的钩，你生气了。
（毕）：我们两毛病就在这，老是真真假假。就连真的也当成是假的了。
（丁）：乔纳森，我只是想。
（毕）：嘘，别说了。你可能是真心，可把我弄糊涂了。
（丁）：又给我弄砸了。
回味这些台词，不由得联想起《第六纵队》里程之和林彬的对白。这些台词虽没有半点激昂的地方，不过就是你一棒子我一捶的相互拌嘴，充其量有那么点小机智，但通过毕克和丁建华施了点小魔术。再听起来，竟会像读奥斯卡•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一样觉着趣味盎然。

1978年深秋，一个休息日，宿舍外面飘着冰凉的雨丝。当时，我与资格龙都是太湖采石公司（江苏省第十一劳改大队）留场改造人员（简称场员）。略有不同的是，我“头上”还戴着反革命帽子。我们所在的中队位于太湖洞庭西山飘渺峰下的圻村。西山盛产橘子、枇杷和杨梅，由于四面环饶太湖，空气新鲜，而比新鲜空气还新鲜的是西山的少女，我至今仍难以舍却对她们的爱慕之情。下午，有不甘寂寞的人提出，冒雨游石公山。我们当时已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只要“请假”得到同意，还是可以外出的。记得那天是资格龙到中队部去请假的，一位姓张的指导员，非常通情达理，“去吧，吃了晚饭一定要回来。”一共去了四五个人，玩了一下午，在镇夏镇吃了饭，天已经在漆黑。我们一伙人踏着泥泞，穿过一片片枝头挂满橘子的果园，回到住地，首先去“销假”。然后一起到食堂，那儿有一台电视机。我就是通过那台黑白电视机，几乎与“社会上”的人同时观看了《追捕》、《故乡》和《巴黎圣母院》这几部上译的影片的。当时电影发行部门和电视台好像并不计较“首映”“首播”这个问题。一部新片子即使电视台先播了，似乎也未影响电影院的卖座。
那天晚上，我们从镇夏赶回住地，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已过，正好赶上播放《追捕》。在此之前，我已先后观看了《故乡》、《橡树，十万火急》、《尼罗河上的惨案》。时隔多年，毕克给波罗配音时，他的声音已变得如此振聋发聩，不久又听到毕克给杜丘的配音，真有点“耳”不暇接的感觉。上面提到的这几部电影，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具有坐标的意义，从那时开始，尔后好多年，我又能经常享受到自己十分热爱的一门艺术。与此同时，《故乡》和《追捕》对我还有另一层意义。
“文革”以前的十多年间，国内电影院放映过许多部日本电影。而我向来不喜欢日本电影，除了《二十四只眼睛》和《这里有泉水》我还比较能接受外，我认为大部分日本电影“除了哭哭啼啼外，没有什么新东西”，这显然是一种偏见。直至看了《故乡》和《追捕》，我才改变了对日本电影的看法。我自小喜爱西方的文学、音乐、绘画、造型艺术以及欧洲电影。但我毕竟是东方人，而且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江南的民居，遍布全国各地的那些杂乱的旧日街巷与胡同总使我感到亲切。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电影展现的许多情景，跟中国的景象存在的某种相似之处，对我也就有一种难以表述清楚的亲和力。看《寅次郎的故事》总有那些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街坊里的感觉，异常亲切。在我转变了对日本电影的偏见之后，从1978年开始，连续多年，我看了一大批日本电影。当年，喜爱日本电影的中国观众人数众多。高仓健、倍赏千惠子、屋美清、中野良子、栗原小卷、松坂庆子一下子成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交时，中国电影观众耳熟能详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以他们的名字为表征的日本电影，在中国译制片爱好者当中颇具象征意味。只要提起《追捕》、《望乡》、《远山的呼唤》、《生死恋》、《和莆田进行曲》这些影片的名字，人们自然会回味起那个中国人普遍比较单纯的年代。那个年代远不像今天这样浮躁，人们充满朴素的憧憬，某种意义上，人们的感情尚未被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取代。而那段时间是如此短暂，倏忽之间，距今已过去二十多年毛三十年，自己也从一个身强体壮的中年人变成了满头白发的小老头。如今，北海道明朗的白昼、“东北地方”葱茏的丘陵、新宿的繁华街道、鳞次栉比低矮的木板房宇，所有这些熟悉的景象，都已从国内电影院的银幕上消失。有几部日本电影，我当时只看了一遍。像《故乡》和《火红的第五乐章》（我一直把这部影片看成是《这里有泉水》的续集），多年来都想再看几遍，却始终没有重映。也正是在那些日本电影里，我们无数次听到上译两代配音演员口中道出的“请多关照！”、“我回来啦！”这些亲切的用语。那段时期，听惯了日本的人名和地名。我甚至都觉得，日本人的姓名，用汉语来叫，特别是让上译的配音演员来叫，比起用日语汉字的训读读音来叫要好听得多。什么塔拉里西卡科的，上译的配音演员直接用汉语普通话的发音来叫日本人的名字多好听！
不要扯远了，还是回到毕克。那段时期，放映了很多部日本电影，下面列出的是我所看过并且有毕克参加配音的日本影片《故乡》（仙造）、《追捕》（杜丘检察官）、《金环蚀》（神谷直吉）、《砂器》（今西警长）、《远山的呼唤》（田岛耕作）、《幸福的黄手帕》（岛永作）、《海峡》（阿久津）、《兆治的酒馆》（兆治。这里只限于毕克参加配音的日本电影，上译和长影译制的日本电影数量要多得多）。其中除了《故乡》、《砂器》和《金环蚀》，其他影片的男主人公都是由高仓健扮演。在中国观众中，像高仓健那样有口皆碑的为数不多，我本人对这位演员也怀有敬佩之情。深一层讲，如果说高仓健的形象将长期留存在中国观众心目中，那么，毕克的声音也将是中国观众长期难以忘怀的。在那个逝去的年代，毕克无可争议地成了高仓健在中国的“代言人”。冤屈、厄运和其他磨难伴随着高仓健扮演的一系列角色，他那来自沉默寡语和刚毅的魅力对观众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由于毕克略显内向的声音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个不苟言笑的男子汉，对外人他的内心基本是封闭的，我们只有借助毕克的声音，才能窥得些许究竟，仿佛是高仓健默许了毕克，唯有毕克方有权代他泄露天机。这两个身材修长的男人，一个生活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一个身居繁华的上海。一个是享有全球声誉的“超级影星”，一个是中国影迷奉为大师的隐形明星。两人同样对自己的声誉淡漠置之，把一切觥筹交错拒之千里（据说毕克身前交友不多），甚至两人相间时，都让各自的阳刚之美让位于腼腆（有照片为证）。在当今这个“当代英雄”辈出的年代（是啊，有言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嘛）这委实难得，这或许就是真正的艺术家和“大腕儿”的区别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两个男人隔海遇到知音，在银幕上珠联璧合。
杜丘那种洗清自己的执着，完全不同于个人的患得患失。毕克在《追捕》中为杜丘塑造的声音形象，风靡一时当他只身一人在精神病院的楼顶，面对堂塔和两名打手，振振有辞地道出案件原委：“朝仓议员被害真相我清楚了，把AX当维生素给朝仓吃下去，当药性一起作用，长冈就命令他从餐厅跳下去，就像你刚才对我一样……”他的声音是那么坚定和疾恶如仇。剧情至此，听到毕克的那段台词，观众无不为之振奋！（我正想对这段文字进行改写，突然接到电话，有亲属病危，我得马上赶去，请朋友们包含）
1980年代放映的影片中，《远山的呼唤》和《幸福的黄手帕》尤为我喜爱。首先，北海道的风光就足以让我心驰神往，看这两部电影不啻在北海道作了一次旅行。当然，还有高仓健式的爱情具有的强烈感染力。在《远山的呼唤》里，田岛耕作以自己的深沉和诚实不仅赢得了民子的爱心，也赢得了观众的共鸣。北海道的广袤原野滋生了这对男女的爱情，这个爱情故事恬静得有些苍凉和凄婉。影片里有雨雪和北国的阴霾，但它们遮不住北海道朗朗白昼的光辉。这光辉与男女主人公的人格力量交相辉映：倍赏千惠子饰演的民子，是个多美的女子啊！面对她的贤淑、朴素和坚强，谁能禁得住自己萌生爱慕与敬仰。而毕克的声音渗透在高仓健刚毅含蓄的胸腔里，又有谁不为这声音震撼。由于自己的身份，田岛把对民子的爱强忍在心里，惟有把自己的柔情给予失去父爱的武智（民子的儿子）：
“武智，没有爸爸，够苦的…叔叔的爸爸，也是在叔叔小时候死的。”
“病死的？”（武智）
“不，做买卖赔了本儿…拿不出钱还债…就在家旁边桥底下，上吊死了……那一年，我妈妈不在家，就我跟爸爸、哥哥，三个人过日子。听说爸爸死了，我们就推着车去了…到那儿，把桥底下吊死的爸爸放到车上，盖上草席，就跟哥哥，把车推回来。村里的人都出来看了。我心里难受，真想哭出来。哥哥小声说：‘别哭，别让人笑话，’听了这话，我就…就使劲儿地…忍着，硬把眼泪全都咽下去”。
“叔叔真没哭？”
“哎，没哭……一个男子汉，呃，要忍着的事太多了……所以，这会儿你妈妈住院，你可不能哭啊，懂吗？”
这明明是一段柔情似水的话语，但无论是语义或语调都带着一股刚强。这样的台词，看似简单，谁都会读，真正要使它与影片特有的情境水乳交融，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了。电影配音，难就难在台词几乎就是“白话”，观众可以不计较话剧演员的夸张，因为那是话剧。唱歌剧难不难呢？难！但未必难过电影配音！西方有句格言，稍加改动是这样的：凡是不好说的话，那就唱出来。是啊，语言上略欠的功底，优美动听的旋律可以遮蔽一些瑕疵。电影配音可不一样，它是不能唱出来的。它就像古代希腊女神维纳斯或者阿波罗，全身赤裸，没有纱裹丝罩，形体和肌肤上每点瑕疵，都会纤毫毕露于人们眼前。电影配音就犹如走钢丝，一边是艺术必须的夸张；一边是现实生活的本色。你夸张略有过度，观众不接受，说你话剧腔（话剧演员永远不必为此担心）。你完全照办现实生活，观众还是不接受，说你土气。如何把握适度，全凭你日聚月累修炼出的造诣。
观看过《远山的呼唤》以后，随着《幸福的黄手帕》和《海峡》，我的北海道之旅仍在继续，伴随着我神游北海道的仍是高仓健和毕克。高仓健分别在这两部影片中扮演男主人公岛永作和阿九津。在看影片《幸福的黄手帕》之前，美国乡村歌曲《幸福的黄手帕》就已经深深打动了我。经山田洋次把歌曲情境搬上银幕，人情味儿愈加浓郁。高仓健扮演的岛永作深沉和刚毅之中又多了几分愧疚和踌躇。看了《幸福的黄手帕》，我感觉银幕上的爱情故事已然消失，自那以后，毕克的名字也在译制片的演职员表中逐渐淡出。几年之后，高仓健有意请毕克为他的新片《铁道员》配音时，我们已经无缘感受毕克的风采了。毕克又平静而孤独地生活了几年，他是否知道在中国的许多角落，有无数的观众仍在期待聆听他的声音，这一点我无从知晓。据说毕克去世时，高仓健曾奉献高香于他的灵前，但愿毕克的灵魂能随着冉冉上升的香烟升至天国，也但愿毕克创造的声音形象永存！
[未完待续]

gog :
谢谢你的宽容!我将尽量避免错误。
顺便说一下，这组随笔我还要写下去。写的原则是：只写自己确实看过的并有一定印象的影片。这样的影片，如果有拷贝或文字资料，我会在以自己的印象为主的前提下，再利用相应的资料。自己没有看过或没有印象的影片，即便有拷贝或文字资料。我一概不写。尽管定下这么一个原则，写起来难度会较大一点，出现差错的风险也多。但我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否则，对我意义就不大了。当然，我将非常、非常小心地处理自己的记忆。

这一段时间太忙，上配音网也不过是走马观花，今天才看到楼主的文章。大略读了一些，虽然一些小错误让我有点晕呵呵，但是还是让我感动。等待楼主的后续。我也会抽时间仔细拜读。至于那些小错楼主不必过于内疚，别说是四十多年前的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在记忆中模糊，就是我们这些小辈也有记错而留下主观的记忆的。感谢楼主分享美好的回忆。

十三（上）
【笔者按：年前，我到上海、苏州去了几天。本人没有笔记本电脑，回到南京，又遇到家族里的麻烦事（老人生病），故好多天没有“动笔”，请关心我这组随笔的朋友多多包涵。考虑到关于毕克的文字较长，先把写就的发上网，容我花几天时间续完】
对于中国的译制片爱好者，197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在我的印象里，《叶塞尼亚》、《冷酷的心》、《尼罗河上的惨案》、《巴黎圣母院》、《追捕》、《故乡》、《望乡》、《沉默的人》、《橡树，十万火急》都是在这一年放映的【鉴于即便在正常情况下，影片从译制完成到公映都有一段滞后时间。我们约定，一部影片的时间归属均以公映时间为准】。其实那年放映的新译制片还不止这几部。从1964年直到1977年13年间，首轮影院几乎没有新译制片或只有寥寥几部译制片上映的状况，彻底得到改观。上面列举的几部电影，大都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在间隔了十多年后，突然之间看到这么多高质量的译制片，确实有大块朵颐的感觉。其中山田洋次的《故乡》，尤其深受我喜爱。体现在感人故事中的严肃思考，不事声张的“新现实主义”叙事手法以及倍赏千惠子那种“看不出表演的表演”（很遗憾，中国至今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女演员），使电影《故乡》无愧于最优秀的日本电影之一。可惜这部影片在中国的部分电影院只放映了短短几天就再没有下文，而远逊于它的《望乡》反而声名鹊起。上面列举的电影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配音质量均属上乘。可以认为，从那时开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艺术真正步入到一个黄金时代。经过二十多年的聚合、切割、打磨、抛光，上海电影译制厂这颗硕大钻石终于比以往更加璀璨了。随后几年，许多青年观众把目光投向这颗钻石，不约而同惊叹于上译厂的造诣。时隔不久，译制片的登峰造极之作《简•爱》问世，更是倾倒了一大批译制片爱好者。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配音迷”，不在我们那一代人之中，而是在1978年以后形成的那一代人中。笔者经历了“文革”前后两代“配音迷”的全部形成过程，不得不说是我的幸运。对我而言，那几十年乐此不疲对译制片的爱好，不啻是一个漫长的节日！
配音艺术家毕克，毫无疑问是1978年中国的风云人物。曾几何时，无数“当代英雄”均已销声匿迹，唯作为检察官杜丘和大侦探波洛两个银幕形象配音者毕克的大名，至今仍不绝于国人之口！而且很难预料，毕克的声音还将在多少中国人心中盘亘多少年月。我年轻时有种幻觉：依着自己年轻力壮、精力充沛，以为自己有几个人生，“长着呢！”，其实每个人都只有区区一个人生，哪还有什么另外的人生！。就在20世纪最后两个十年里，我也有一个错觉，总以为，听毕克源源不断配音的片子，有得听呢！用上海话讲：心里厢老笃定。我这种笃悠悠的错觉，被老友方子奋的一通电话彻底打消。2001年3月，平时很少来电话的方子奋突然打来电话，他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毕克去世了……”。下面他还说了些什么，我完全记不起了。这是继邱岳峰之后，我确知的第二位配音大师的死讯。我不想用悲痛一类的字眼来描述我当时的情绪，当时的感觉是，自己家园中一块基石陷落了。一时间又觉得，那块璀璨钻石的光芒已经开始缺失。回顾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文化生活，如果抽掉了译制片这个组成部分，还将剩下什么呢？嗟乎！20世纪就在一个个心爱的人悄然离去；一条条熟悉的街巷在眼前消失的无可奈何中成了昨日的幻影。毕克的逝世，使我意识到，我这样的人，今后很大一部分精神安慰，也许只能从“记忆中的电影”（也包括那部四五十年前看过的电影《记忆中的街道》）去汲取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我三哥就已通过《伊凡从军记》、《墨西哥人》、《生活的一课》、《仇恨的旋风》、《如此人生》、《孤心血泪》、《我了解他》、《勇士的奇遇》、《红与黑》、《雅辛托叔叔》、《索那大》这些译制片的演职员表上熟悉了毕克的名字，对他的声音也逐渐耳熟能详起来。这些影片中给我们印象较深的是《勇士的奇遇》中的假力士和《索那大》中的主人公侯爵（也许记忆不准确）。
到50年代末，由于毕克频繁为一些影片的主要角色配音，已经成为我们那伙人公认的优秀配音演员。坦白说，我当时过分偏爱邱岳峰、程之，其次是胡庆汉（他在《第六纵队》中的旁白、《一九一八年》中的杰列金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起初，看译制片时并未把兴趣过多集中在毕克的角色上。我的三哥对毕克则非常推崇，这可能与他刚毅的性格有关，他很早就注意到毕克的声音极富男子汉的味道。有一段时期，他言必称毕克，这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60年代，毕克的配音技艺愈加成熟，由他配音的主要角色也越来越多。像《海军少尉巴宁》中的巴宁少尉、《索那大》中的侯爵、《运虎记》中的大副、《暴风雨的前夕》的主人公、《决裂》的主人公医生，都是由毕克配音。《海军少尉巴宁》是一部非常出色的苏联影片。故事大约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国为背景，描写以巴宁少尉为代表的一艘军舰的进步官兵，将一批政治犯藏在军舰上，并送往法国的故事。由于军舰上除了有进步倾向的官兵，还有其他忠于沙皇的军官，因此，影片有许多惊险、机智的情节。而影片的结尾也意味深长，军方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对巴宁少尉的制裁并不严厉，仅仅以违犯军规的理由，将巴宁贬为士兵。（巴宁的扮演者是吉洪诺夫，1960年代，很多观众都非常喜欢这位英俊的演员。他曾在长影译制的《黑孩子马克西姆卡》中扮演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在长影译制的另一部影片《非常事件》中扮演一个机智的水手。八十年代中期，苏联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男主人公也是由吉洪诺夫扮演，它讲述了一位长期打入纳粹上层的苏联情报官员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毕克塑造的巴宁少尉的声音形象，一下子使我不得不对毕克刮目相看。通过巴宁少尉，毕克声音中那种勇敢无谓、沉着机智的特点已经崭露头角。这里顺便提一点：吉洪诺夫在他的少年时期就萌生了成为电影演员的愿望，在他的少年时代，曾不止一次徘徊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外，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我当年以徘徊在梵皇渡路上译厂门口去“朝圣”的举动，多少是有点受吉洪诺夫的影响。记得在1960年底，我在南京外文书店买了一期俄文版《KINO  ISKUSTVO》（电影艺术），封面就是被贬为士兵，头戴带飘带的水兵帽的巴宁的剧照。大家或许还记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电影男演员中，演牛虻的斯特里席诺夫已经够英俊了，但他还远不及吉洪诺夫英俊。毕克就是以自己声音与吉洪诺夫形象的完美结合，开始让我折服于他的。我最近有幸得到苏秀老师的电子邮件，她戏言我是赵慎之的粉丝。其实，凭良心说，我是所有上译厂配音演员的“粉丝”。不过话说回来，1960年前后，赵慎之的声音是和许多美丽的电影形象结合在一起的，每次听到她的声音，也确实都有些怦然心动。而那段时期，毕克经常与赵慎之搭档配对手戏。（像上面提到的《运虎记》、《暴风雨的前夕》、《决裂》以及稍后的《神童》，这些影片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由毕克和赵慎之配音。）自然，我对毕克的配音也日益迷念起来。
还记得，毕克在这一时期，除了和赵慎之搭档外，也常与李梓搭档。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阴谋与爱情》和《婴儿》。这两部影片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毕克和李梓搭双档。《阴谋与爱情》男主人公斐迪南大公，女主人公露易莎分别由毕克和李梓配音。影片《阴谋与爱情》根据席勒的戏剧改编，为不少人熟知，这里就不赘述。这个发生在18世纪的爱情故事感人而悲惨，整个影片因此比较压抑。毕克和李梓的声音基调也比较——用我的话讲——灰暗。但影片配音班子的阵容十分显赫，除了毕克和李梓，杨文元（王爷）、于鼎（宫廷大提琴手，露易莎之父）、潘我源（露易莎之母）、赵慎之、苏秀、邱岳峰、尚华、富润生都出场了。当年南京放映《阴谋与爱情》这部影片时，不知为何原因，多数都是与奥芬巴赫的喜歌剧《美丽的卢莱特》凑成双场。先放《美丽的卢莱特》，后放《阴谋与爱情》。这两部影片的情绪反差极大，前一部特别轻松欢快，后一部阴沉压抑。我总是耐着性子，看完前一部喜歌剧，接下来再享受毕克、李梓、杨文元等人的配音。
《婴儿》是保加利亚影片，诸位也许已经知道，那一时期的保加利亚影片为我所偏爱。每次看完《第一课》、《穷街》、《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甚至看完儿童片《一天的起点》，情绪都波动得厉害。《婴儿》和前面几部影片同样，拍得非常美，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是彩色的，色彩浓烈。影片的爱情故事完全是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中的矛盾纠葛也是当代生活中常见的矛盾，看起来因此也就分外感人。我看《婴儿》是1961年4月，整部影片似乎是由毕克和李梓在演绎故事，或者说，他俩的声音完全融入到影片情境当中，难以剥离出来。电影散场后，我与我的三哥仍久久沉浸在电影情境和毕克李梓的声音当中。似乎有些“醉意”地走出电影院。我们突然发现，南京曙光电影院所在的鼓楼广场一带草坪已发出嫩芽，暗绿色的冬青树吐出的新叶是一片油亮的嫩绿。我三哥突然对我说：“这部电影叫人产生一种要爱人，被人爱的感觉……”。再顺便提一句，1961年春天，是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物质生活最为艰苦的时刻。这一年度的布票（用来购买纺织品的票券）是每人一尺六寸！我不记得那天看完电影后我们回到家中吃什么来着。在当时，如果有“飞机包菜”（一种包不起来，原先是用来喂猪的“包菜”，非常难吃，就这个每人每天还只能限量供应）和少量的米或大麦粉熬成的“糊糊”，也算是不错的美食了。我在这里重提当年的物质匮乏，是想说明，虽然当时的生活连半温半饱都谈不上，但我们心中自有一种充实感。回到家中，我们照样高谈邱岳峰、毕克、李梓。那是一种多么值得珍惜的美好啊……
1963年初，《神童》在南京放映，给凯斯顿小姐配音的赵慎之无疑给我们留下了她最具魅力的代表作，同时，毕克配音的汉斯•博克尔是这一时期毕克为我们塑造的最为完整的艺术形象。电影《神童》的剧作结构既新颖又富有吸引力，影片段落以“无声电影解说人”的旁白一段一段串联起来。旁白由于鼎配音，风趣的旁白寓意深刻。（在回忆于鼎时，我会重点谈到这部影片的旁白。）这部西德影片的主题是警示人们要提防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影片的高明之处，是把严肃的反军国主义思考编织在德国年轻知识分子汉斯•博克尔和丹麦姑娘凯斯顿的爱情故事之中，外加插科打诨式的旁白。不经意间，一种颇具意识形态意味的“信息”，在轻松的享受之余已输入观众的头脑。影片男主人公汉斯•博克尔是位哲学博士，从小就老实，长大后依然为人本分，有点“书蠹头”（吴方言：书呆子）的味道。他既不善钻营，也不善追求漂亮姑娘，言谈近乎木呐。当时的毕克非常适合为这样的银幕形象配音，他把汉斯的一股迂劲儿表现得异常到位。影片的反角布鲁诺•梯休斯与汉斯截然相反，从小就爱撒谎，长大后更成了见风使舵和钻营的好手。一次大战前，他因吹嘘自己在纪念莱比锡大战一百周年的阅兵式上受到德皇威廉接见受到学校的嘉奖。啤酒馆暴动后不久，他加入了冲锋队。冲锋队失势后，他又成了党卫队军官。纳粹德国垮台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和部长过从甚密的财团大亨。希特勒尚未上台前，身穿冲锋队小头目制服的布鲁诺在慕尼黑遇见汉斯，一副踌躇满志的腔调，他问汉斯：“你看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吗？”老实巴交的汉斯答到：“没有。”听道这种回答，这个没念过几年书的家伙竟用教训的口吻对他这个已是哲学博士的老同学说：“应该看看，他能够让你了解许多东西”（这话我听来颇感耳熟）。他接着又问：“恩，大学里怎么看？我是说对政治，对形势。”汉斯有一说一，答道：“恩…有的…这么看，有的那么看。”“哼，等我们一上台，就叫他们一律看齐！”在这小段对话里，无论是邱岳峰还是毕克，几句话就把他们所配角色的性格特点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关于赵慎之那一节里，曾摘录一段赵慎之与毕克在影片《神童》中的对白，不妨再引用一下。大家不难想象，毕克在配这些台词是个什么语调（这段台词已经省略。记忆难免有错误，与影片台词有出入，）
“快救救我，有个大胡子在追我。”（赵慎之。多好的理由啊，就这样，凯斯顿坐到了自己已经看中，却还未相识的有些书呆子气的汉斯的腿上）。“第一，我这儿正在吃斋，第二，不能随便往生人腿上坐”（毕克）。“反正这儿没人坐”（赵）。（汉斯在浴室门口，凯斯顿小姐打开浴室门。）“怎么是你？”（毕克）“这儿？？？小姐结婚了，我租了这房间。”（赵）“告诉你，我最讨厌女人跟在后面追我。”（毕）“我可没追你，再说我也不会追你……明天起，你先洗（澡），洗完了我再洗。”（赵）【注：汉斯和凯斯顿小姐都在慕尼黑读大学，同租住在一家公寓里。每天早晨他俩都要使用同一间浴室，因此洗澡有先洗后洗之分。】……“他们在说什么？”（毕）“他们在祝贺我。”（赵。凯斯顿撒谎了，反正汉斯不懂丹麦语，不知她和家人在说什么。一个多么美丽诱人的谎言啊。全家人都反对她擅自做主嫁给这个从纳粹德国来的汉斯——尽管汉斯不是纳粹分子）。“祝贺什么？”（毕）“祝贺我要和你结婚了。”（赵）“和我结婚？可我什么都不是。”（毕）“是我丈夫。”（赵）……“起来，结婚了！”（赵）。“还说这儿有自由呢。”（毕）
1963年下半年，自《决裂》放映之后，截止“文化大革命”前，南京的电影院再没有放映过精彩的译制片。1964年夏天有一部《蓝色港湾的舰长们》（伍经纬主配），再下来要到1965年，有一部印度尼西亚影片《沾满泥土的手》也是上译译制的。外加长影译制的《初次考验》。好在二轮影院间或还放些老译制片，诸如《乡村女教师》、《伟大的公民》、《列宁在一九一八》、《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影片。有一部上译的老译制片非常好，是《坚守要塞》。许多熟知的配音演员参加了该片的配音。有一段时期，我们就靠看这部电影过瘾。1965年5月，有一段小插曲，就是举办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电影周”。电影周期间放映了不少部外国电影，但选的影片很不理想，几乎没有一部上译的影片。其中最好的是长影译制的《审判延期》和纪录片《条顿剑在行动》。根据以上的回忆，（我相信自己的这段回忆基本是准确的。）可以说，自看了《决裂》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就再没有坐在电影院中听到毕克、赵慎之以及所有上译配音演员的声音了。真正能重新享受上译的配音艺术，是在与上译的影片阔别十三年后的1978年。当我再次聆听到毕克的声音时，他已经显露出大师级配音艺术家的风采！
[未完待续]

这个精华帖实至名归啊～～～

楼主的积淀和学养熔铸了一篇好文！

各位配音爱好者与楼主切磋、探讨、印证，和谐而美好！

顶楼主！

顶各位热心的朋友！

能够看到、读到你们的文字，真好！！！

听张先生一席话，实在是受益匪浅。
上译厂有你这样的粉丝，实是大幸。

楼主不用客气，只因前一阵刚看过网上的这个视频，碰巧了。
片名有分节号，原片如此。
给个视频链接地址，可以直接在线观看，老片子画质效果差点，不过音质还行。
http://www.56.com/u54/v_MjM3MjgzNjM.html

Xayzp：
您好！十分感激您为我找到了《唐吉诃德》（应该没有分节号）的演职员表。说实话，为了这个错误，我心里好几天都不太好受，尽管我写的东西不需要“定量”，“定性”还是必须的吧。自己写的东西误人视听，总觉于心不安。这一重要错误虽得到“勘误之勘误”，但我前面确实有差错的地方，我内心仍难以释然。今晚，我发了拙稿的第十二段，实际还是围绕出错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一点想法。总之，既然自己对上译情感笃深，既然还准备往下写，自当尽量不出差错。我写这组随笔的原则是：必须写确实有记忆的东西。存在于我记忆中的影片，在我记忆中印象较深的段落，如果现在有拷贝，我不拒绝使用。如果我根本没有什么印象，而有现成拷贝的，我一概不谈不用。因此，要让自己不出差错是有一定难度的。当代德国著名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的重要学说著作《模仿论》，对西方三千年来最具影响的经典文学作品做了精辟的分析论述。而此书二战期间写于伊斯坦布尔，在几乎连可靠的选定本也没有的情况下，大多论述的内容是靠记忆写成的。我决无跟这样的大家相比的意思，我只想说，我可能遇到的困难，远不及奥尔巴赫当年的几万分之一。相信自己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可以得到《唐吉诃德》的拷贝？我接下来写完毕克可能就要写李梓。李梓进入我的视野就是从《唐吉诃德》开始的。我只要能得到音轨就十分满足了。能否提供帮助？望复！
张稼峰

曾经看一本书上说，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跟忽必烈汗说起世界很多城市，却没有提起威尼斯，可汗问他为什么不谈起自己的故乡，马可波罗说他不敢提起威尼斯，怕因此失去她。
就是因为太热爱了，有的时候反而不能全照顾到~~~

十二
上午，打开计算机，当敲出毕克两个字时，手指头不由沉重起来。室外弥漫着近二十年来罕见的大雾，思绪仿佛也被这大雾笼罩了。当要把思路投向一个四十多年前曾有幸与其面对面交谈过，而整个八十年代，至少在中国的城市里几乎家喻户晓的配音艺术大师时，我的情绪有一种莫名的波动。再加之记忆屡出差错，竟使我有些踌躇。我这个自诩为有“梵皇渡路情结”的人，竟在忆及我最为崇敬的几位配音大师时，出现“串门”，甚至张冠李戴，实在有些沮丧。由于几处不该有的差错，我不仅对自己一向十分自信的记忆力失去信心。由于我很在意自己对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这份情感，就更让我对自己的“虔诚”产生了怀疑。写文章固然不能面面俱到，但挂一漏万，甚至漏掉不该漏掉的东西，事后总不免懊恼不已。比如，奥特博恩夫人是苏秀非同寻常的杰作，早在二十九年以前，许多人问起《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配音演员时，我看了一遍就能如数家珍地一一告诉他们。当时有多少人听到奥特博恩夫人的声音，马上就能说出是苏秀配音的呢？前两天，稿子发出十分钟，我便后悔居然把这个重头角色忽略了。沮丧啊沮丧！还不如到南京大学校园去散散心。
带着沮丧，我来到位于南京城市中心的这块福地。事有凑巧，进校园不久，遇见一位学生，TA 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在网上看到我写的文章了。顺着话题，我无意间提起苏秀的《我的配音生涯》。TA 说：“我有，已经看过了。就在实验室，可以送给你。不过有一张CD，我要留下”。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回到家中，妻子课也不备了，她先看，过了晚十点才轮到我看。不看则已，一看便难以释手，还有些“五雷轰顶”的感觉。书中有那么多我想知道，却从来也不知道的内容；有那么多亲切得让心里隐隐作痛的人和事。真不应该呀，甚至就在不久以前，我都不知道有这本书（诸位，我也不能委屈自己，要说我平时是个不读书的人，那不公允。近二十多年，我是南京、上海、北京几家书店的常客，花在买书上的钱不在少数。而且读书是多年来我最主要的“奢侈”。只不过，我觉得某一英国人说得满有道理。他说：“你要知道些旧东西吗，你就去读新书吧。如果你要知道新东西，那就去读旧书吧”。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此话颇合我的胃口。所以多年来，我几乎只读叔本华、桑塔亚那、亨利•亚当斯、雷纳•韦勒克和爱德蒙•威尔逊这些人的书。许多书是难以进入我视野的（我不想因这几句话而获诘难），正因如此，我无缘看到苏秀这本非常值得一看的书。此外，在发这个帖子之前，本人也从未上过网，是不折不扣的网盲，对我的闭目塞听，朋友们也可想见了）。且不谈逸闻趣事，就拿《我的配音生涯》一书的附录苏秀作品年表说，我一看，不禁有些目瞪口呆。苏秀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工作业绩竟那么斐然！好家伙，配了那么多角色，即便都是配角也不得了！何况其中不少都是主要角色！何况许多角色无可争议的已成为配音史上的经典！更何况还执导了那么多译制片！
网上的朋友，也许已经注意到，我在写苏秀那一段时有这么几句话：“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那一批热中于译制片的人就已经熟悉苏秀的声音了。时间过于久远，我现在难以在记忆中逐个理出由她配音的一个个声音形象，她们仿佛是一组蜃景，透过时间的帷幕，不时浮现在记忆的深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遗忘的委婉说法。以我个人而言，不可能只听过苏秀为几个角色配音就足以对她的声音形成强烈的印象（听其他人配音也同样如此）。大略看一下苏秀作品年表，苏秀的作品数量之多令我惊讶。更令自己惊讶的是，年表中的影片（截止“文革”以前的），至少四分之三我都看过。这还不包括《没有留下地址》、《第六纵队》这些电影。 其中像《生活的一课》、《不同的命运》、《警察与小偷》、《初欢》、《影子部队》、《阴谋与爱情》、《如此人生》（高拉第大爷和夕阳无限好两个短片都极好）、《婴儿》、《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墙后面》、《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决裂》、这几部片子无疑属于我最喜爱的译制片。正是这些影片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还有，却无法细说，我才有她们仿佛是一组蜃景的说法。
我希望自己能记住所有曾看过的电影（这里是指译制片），我也希望自己能清晰地记得那些影片里的所有角色和配音演员。但我又怀疑，一个人的记忆倘若真能做到滴水不漏，那他是否还能从对往昔的回忆里获得乐趣。在写这段文字前，先看了我儿子今天上午拍的一组雾景照片，其中一张我很喜欢：一条向左前方延伸的林荫路，近景的树干非常清晰，中景和远景的树干依次逐渐淡化在雾气之中，远处一小片墨绿的树梢隐约浮现在稍淡的薄雾背后，雾气突显了空气透视，使画面更有看头。啊？雾霾原来也会造就如此美景，难怪希腊导演安吉罗普洛斯总是偏爱把雾天和雪天作为自己影片的背景。早年看过的许多电影，它们的情节、人物、人物的台词和配音演员，大多已被岁月的浓雾所笼罩。偶然，它们也会像不甘寂寞的精灵，在潜意识中与我邂逅，那弥足珍贵的瞬间又倏然不见踪影……《初欢》里，有一个大人问一个小女孩儿：“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小女孩儿答到：“安--奴什卡”……也是这部影片里，“我，巴什杜霍夫，四十岁的美男子……”说这话的角色是谁配音的？那个小女孩又是谁配音的？《大墙后面》开始时“堂里奥利修，你有封信”。这是影片开头时罗西的声音。“在马拉加，我有幢别墅”这是尚华在《影子部队》里的声音。一个有别墅、有游艇、有香槟、有金发女友的医生经常长吁短叹“生活多乏味呀”这是《决裂 》的男主人公。“女儿啊女儿，死亡是世界上唯一不能挽回的错误”。啊，是《阴谋与爱情》里于鼎对李梓说的。还有尚华那华丽而轻浮的声音“二十分三十秒，穿着墨绿的坎肩”。不是还有一句“我家索菲要结婚了”吗？前两天怎么也想不起来《阴谋与爱情》里有一个索菲，今天突然冒了出来……所有类似这样的配音片段，它们又仿佛是仲夏夜的满天繁星，刚才还闪烁着光辉的星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任凭你去寻找，它都遁迹于夜幕之中。你不去想它们时，它们却蓦然而至。对于别人，所有这些片言只语，也许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我，它们关联着自己过去生活中许多美好片刻，我向它们伸出手去，却无法一劳永逸地挽留住它们。C＇EST-A-DIRE  A  LA  RECHRECHE  DU  TEMPS  PERDUB吧。久而久之，我越发觉得昨天的那片枯叶要比今天的新叶更美！
有一位网友，在指出我的错误时，告诉我有一本“外国电影资料汇编”，他也许就是参照那本汇编，逐一纠正了我的几点错误。我愿意再次向他致以谢忱。这本汇编，对我现在写的这组随笔，无疑将大有裨益。起先我十分欣喜，也深以自己缺少这么一本工具书引为憾事，倘一开始就知道，并且也有这么一本资料，前面的几处错误就不至于出现了，很有些相知恨晚的感觉。不过再一想，似乎又不是那么一回事。笔者在写这些篇什的时候，首先是让自己在回忆中获得快慰，美好的记忆在远方熹微，那不啻是又一个青少年时代在向我召唤。从邱岳峰到沈晓谦，从姚念贻到狄菲菲，尤其是老一辈的配音艺术家，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在众多电影形象中留给我的印象，是我整个人生中最难以剥离的内容。纵使对他们的记忆出现了个别含混之处，在回忆过程中获得的却依然是心灵上的快感，这种快感与现在这个信息时代迅速获得信息时的快感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我这样年纪的人，我把经验，体验看得更重些。所谓欣赏艺术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我之所以写得如此之缓慢，其原因很简单，笔者是把写的过程当成了体验过去的体验的过程。先查阅文献，吃准了再写，固然有“规避”笔误的好处。我总怕这样一来，笔者自己就先会失去不少兴致。我的这些文字毕竟不是科学论文，也不是教学讲义，在最好的意义上 它可能传达的也只是我的审美倾向。
好在网上的朋友对我这个老头子还比较宽容，他们在跟帖中表现出的善意，叫我欲罢不能。已经开了头的事，无论如何总得做下去。更何况这本身又是一件投之于情，得之于趣的事。不过必须声明一点，我的这些文字，充其量只能称为关于电影配音的随笔，而且完全是“个人化”的东西，一，不足为训；二，不足为据。
尽管我又自说自话了一番，但文责自负的约定还是必须遵守的。看来，我还得继续敲出毕克、于鼎等一系列名字。即便仅凭我对他们的景仰这点，我也必须力避差错。网上高人不少，我殷切希望看到他们的文章，曾经给整整两代人带来高尚享受的上译厂配音艺术家理应得到我们这些“配音迷”的高度评价！
[未完待续]

　　太感谢xayzp了！唯有影片本身最具说服力，其他资料都只能作为参考。在此，特为给张先生造成不必要的烦扰，表示诚挚的歉意！

楼主的记忆没错，为唐·吉坷德配音的是程之。
给楼主找到了《唐·吉坷德》的译制演职员表，请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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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太谦逊啦，这把年纪还保持着对译制片配音艺术一往情深的挚爱之情，并耗费精力写出了洋洋洒洒、如此有分量的好文章，已令我们这些晚辈感动不已，钦佩有加啦，何谈自责呢！大可不必。由于我所提及的那些原因，出现一些记忆偏差、发生点“串门”的事真是在所难免。对此，我想网友们都会谅解的。望先生放宽心态，丢掉包袱，继续完成好您的大作，我们还等着慢慢往下读呢，哈哈~~！

　　我想造成先生发生记忆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片源太不丰富。对先生产生较大影响的译制片，大都是在先生年轻时代（即50～60年代）放映的影片，恰恰是这一时期的片子（特别是原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小国的影片）目前是很难见到的，D商们一般也不会把目光投向这些影片。这必然会造成影迷们在判断、分析配音问题方面的困难，因为无从比对、考证呀！所有就会导致我们难免产生一些张冠李戴的“串门”现象。要是我们手中（或市面上）有足够丰富的片源资料，这种现象自然会大大减少的。对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D商啦！
　　蒙先生台爱，要我帮忙核实《唐吉坷德》中的“阿尔顿莎”是否“杜辛尼亚”？对此我诚惶诚恐，但却难以答复。因为，一则此片我手头根本没有（好像D商也没出过）；二则我看此片记不清是在影片复映时，还是在电视上，反正至少是十多年前的事，谁给谁配音已没有什么印象喽。我对译制片逐渐有印象，最早也只能溯及到六十年代中期，再往前即便是看过也不会留下什么记忆。所以，对不能给先生帮这点小忙，我深表遗憾啊！还望先生多多见谅。

啊。。。谢谢楼主这么沉甸甸的回忆，我要打印出来好好看！！！

lidodono1
非常感谢，感谢你的宽容，感谢你的热忱。不只是对我个人的热忱，是对上译配音艺术的热忱。你们后生可畏，有你们这一代热中于上译的朋友，上译的影响至少又可以延续一两代人。希望看到你的文章.

阿廖沙：
你用如此宽容的口吻，指出了我本不该产生的错误。我十分感激。过去，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太自信了，一旦“串了门”，就错了几十年，究竟怎么串的门，我自己也说不清楚。配角串门倒也算了，恰恰几个重量级的人物错了位，我颇感无地自容。想必你已看过前些天我回复网友lidodono1和微笑的葡萄的帖子，更多的解释似乎没必要了。
我写这篇东西，主要是过分依赖自己的印象了，想到就写，也不去考证一下，你的帖子倒是提醒了我，原来有那么一本手册式的东西可供自己查证。真是太感谢你了。我还将继续往下写，虽说是文责自负，但真的让自己这篇纯私人的东西误人视听，我于心不安。再写下去，我虽不能保证绝对不发生差错，但发稿之前，，多做些考证，事情可能要好得多。只是对前此的几点错误，我无所措手脚。不知网友们能给我些什么建议。
拙稿第十一小节已经发到网上，里面有一段文字，从中，你或许能窥见我的某种无奈。不妨引在下面：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那一批热中于译制片的人就已经熟悉苏秀的声音了。时间过于久远，我现在难以在记忆中逐个理出由她配音的一个个声音形象，她们仿佛是一组蜃景，不时浮现在记忆的帷幕深处。正像亲人的声音，我无法记得自己的亲人几十年来说过的话，但他们各自的嗓音，我仍异常熟悉，而且永远是那么亲切。我甚至可以用他们各自的嗓音，编织成娓娓动听的话语，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天，这些娓娓动听的话语就会伴随我一天。苏秀的声音——当然也包括所有老一辈配音艺术家的声音，与我的关系也是这样。我经常利用他们的声音编织成话语，只不过这样的话语不能用耳听，它是要用心去听的。
又及：《唐吉坷德》中的阿尔顿莎应是杜辛尼亚，是吗？我必须搞清楚，这牵涉到一个李梓配音的角色，李梓的声音第一次对我的听觉产生强烈冲击就是通过这个人物。

十一
最近，笔者接连收到苏秀三封来信，这既使我大喜过望，又颇感受宠若惊。上海电影制片厂老一辈配音艺术家，早在五十年前就已受到我的崇敬。五十年后，能收到这个群体之一员的来信，我只能说，上帝对我够眷顾了。五十年后的今天，当年闪耀的群星大多已经陨落，怅惘之余，尤觉苏秀来信的珍贵。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那一批热中于译制片的人就已经熟悉苏秀的声音了。时间过于久远，我现在难以在记忆中逐个理出由她配音的一个个声音形象，她们仿佛是一组蜃景，不时浮现在记忆的帷幕深处。正像亲人的声音，我无法记得自己的亲人几十年来说过的话，但他们各自的嗓音，我仍异常熟悉，而且永远是那么亲切。我甚至可以用他们各自的嗓音，编织成娓娓动听的话语，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天，这些娓娓动听的话语就会伴随我一天。苏秀的声音——当然也包括所有老一辈配音艺术家的声音，与我的关系也是这样。我经常利用他们的声音编织成话语，只不过这样的话语不能用耳听，它是要用心去听的。
谈起苏秀，还得从一件憾事讲起。我从苏秀撰写的《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知道，《漫长的路》主要角色是由她和邱岳峰担任配音的，遗憾的是，当时我却错过了看汉语版《漫长的路》的机会。1957年和1958年，也包括稍后两年，南京的电影院放映了许多苏联电影。如《初欢》、《不平凡的夏天》、《生活的一课》、《不同的命运》、、《革命的前奏》、《仇恨的旋风》、《海之歌》、《基辅姑娘》、《心儿在歌唱》等等，我都是在那一时期看的。当时我比较喜爱俄国和苏联文学，因此，像根据康斯坦丁•费定的小说《初欢》、《不平凡的夏天》改编的电影，或这一类电影，尤其为我喜爱。可以说，只要放映，我一部也不会错过。那么，根据俄国（乌克兰）作家科罗年科的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漫长的路》，我怎么单单会错过它呢？事情是这样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每逢星期天我都到位于南京市中心的中苏友好馆图书馆看书，寒暑假期间，几乎全部时间都泡在那里。几年下来，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赫尔岑到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甚至直到肖洛霍夫的作品基本被我读遍。因此，友好馆图书馆的管理员跟我很熟。有一位女管理员，棕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浅蓝色的眼睛和挺直的鼻梁都表明她有一半印欧人种的血统，而且俄语说得“OCHIYIN  HOROSHO” ，估计是俄国侨民的后代。她似乎有些青睐我这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忠实读者，于是经常破例把文学讲座、音乐欣赏会或电影欣赏会的门票送给我这个尚未成年的“老读者”（文学讲座的主讲人经常由南京师范学院的陈国桦教授和后来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的于绍裔教授及陈敬咏教授担任，对象基本是成年人）。也就在电影院放映《漫长的路》的同时，我得到了中苏友好馆“科罗年科《漫长的路》文学讲座暨电影《漫长的路》欣赏会”的门票。讲座的主讲人是南京大学外文系讲师（当时）陈敬咏。当时他刚拿到列宁格勒大学拿到副博士学位不久，陈敬咏人很帅气，讲得又好，我非常喜欢听他的讲座。我在等待听文学讲座和观看电影《漫长的路》时，不经意间，首轮电影院放映《漫长的路》的时间已过。而友好馆放映的是俄语原版影片（友好馆电影馆放映的招待片子都是俄语原版片）。译制片《漫长的路》就此与我檫肩而过，而且二轮电影院也没大重映，我也就一直不知道邱岳峰和苏秀是这部影片的“双挡”。五十年前的遗憾留到了五十年后，看来是无法弥补了。苏老的书里，对这部电影的概括非常到位，同她一样：一乘马拉雪橇逐渐消失在远方白茫茫的雪原尽头这个画面 ，永远定格在自己的脑海里。这个画面我不仅在银幕上看到过，以这个画面为背景的海报我也十分熟悉。《漫长的路》的电影海报曾长期悬挂在南京朱雀路一家叫“白敬宇”药房的橱窗里（当时的事在今天的人看来确实不大好理解，药店橱窗不张贴药品广告，却让电影海报登堂入室）。从靸木拖板的季节，一直到大雪纷飞的季节，很长一段时间，每经过那里，我都要伫立良久。而且我记得，与《漫长的路》海报并列，还有一张《两个探险家》的海报。《两个探险家》也是一部极好的上译的片子，应该是根据小说《船长与大尉》改编拍摄的。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开始萌发了对“爱情”的一种朦胧憧憬（连憧憬都还是朦胧的）。遗憾的是，我这一生，也未品尝过真正意义上爱情的滋味，自然，这已经离题远了点。
遗憾的是我不仅未看过《漫长的路》，另两部苏秀配音的影片我也无缘一睹风采，即《第四十一》和《红莓》。也许与意识形态有关，当年，《第四十一》的海报已经贴出，就是迟迟不放（这部影片是根据苏联作家拉甫尼列夫的同名小说改编，当时文学批评界认为这是人性论小说的鼻祖）。《红莓》的导演和主演都是舒克申，多年来我极想看这部苏联影片，但至今未能遂愿。既然已经知道苏秀曾为这两部影片的主要角色配音，我当十分留心去寻觅。
对苏秀的早期记忆，可以较为明晰地追溯到《警察与小偷》和《称心如意》她在《警察与小偷》里与邱岳峰搭档，配小偷的妻子。在《称心如意》里她给家庭女教师配音。当时，我对苏秀的声音特点已经把握得较准了，无论她配什么类型的角色，总能一下子分辨出来。稍后，到看《红与黑》时，苏秀配的玛蒂尔德•德拉莫尔侯爵小姐给我留下的印象已经比较深刻。对苏秀配的德拉莫尔小姐印象较深，当然这与角色自身鲜明的个性有关，但苏秀的配音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德拉莫尔小姐外表矜持，但感情炽热，是个非常任性的贵族小姐。苏秀给她配音时还十分年轻，她的声音与那个为悼念二百年前死于非命的先祖，每逢四月三十日都要穿一袭黑色连衣长裙的玛蒂尔德【我突然记起，四十多年前，苏秀为不止一个穿黑色长裙的年轻女子配音，究竟是哪几个角色，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阴谋与爱情》里有没有一个穿黑色衣裙，侧身骑马的女子，会不会是苏秀配音的？问题越提越多，《不同的命运》末尾部分，女主角之一问她母亲：“我真不知道他看上了她哪一点？”母亲回答：“看上她是人！”“那我呢？”这个两次提问题的角色会是苏秀配音的吗？】十分贴切。德拉莫尔府上的小姐可不同于外省贵族家的小姐，她练就了一副伶牙俐齿，看样子，苏秀的嘴也不含糊。一天，德拉莫尔侯爵府邸举办舞会，她与舞伴边跳舞边说：“死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买不到的东西。封号可以用钱买，勋章给一个也很简单，军衔要起来也不难，当十年军人，有个陆军部长的舅舅，像我哥哥。可是死刑要该得到的人才能得到”。（那你去嫁给强盗，祝你幸福）。“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他是个男人！”这样的台词，苏秀配起来，贴切。也还是在这次舞会上，于连同一位流亡者谈话时提到丹东。“苏秀”问：“你们在谈谁呀”。于连毫不掩饰地答到：“丹东，小姐”。“他不是屠夫吗”。“不，他不是屠夫，他的脸长得丑，所以女人不喜欢”。此时一个保王党的贵族青年为了讨好侯爵小姐，插了一句嘴：“他脸上还带着一个肮脏的灵魂”。侯爵小姐不但不领情，马上回他一句：“你呢，你的脸上只有大胡子，小胡子！”。于连初到侯爵府，对府中繁缛的规矩很不以为然，对贝拉神父说：“每天晚上陪他们一起吃饭，这算义务呢？还算是赏赐的恩惠，我不需要这个荣誉，我请你去请求一下，还是让我到小饭馆去吃吧”。这话恰好被侯爵小姐听到。你别看当时德拉莫尔小姐没反映，她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时机一到，她决不会放弃将于连一军的。过了两天，德拉莫尔侯爵要在自己府邸招待另一位巴黎显贵夸兹拉侯爵，当于连正准备赴餐厅入席时，特意蹭后一步的德拉莫尔小姐突然问于连：“你要不要到小饭馆去吃呢？恩？”。这种刻薄的台词出自苏秀之口，能酸到压根。顺便提一下，最初听这句话，诧异的是苏秀把重音放在了“吃”字上，听起来似乎有点不自然。后来，每看到这一段时我都去揣摩一番，道道终于被我悟出来，这句话实际无异在说：去唉，到小饭店吃去唉！重音当然应该在吃字上。我觉得，看上译的影片，既可以从总体上去享受与影片情境水乳交融的台词提供的美感，也可以对台词逐句逐字细细加以品味。品味得越细，兴味就越浓。
苏秀历来对角色的揣摩就非常精当。同样是她的声音，有时是一个淑女，有时又全然是一个迹近放荡的女子（不过，必须打招呼：如果……如果苏老师看到这个帖子，请千万不能生我的气，我是讲您配音的角色，可千万不能引申）。有的人乍一听，觉得苏秀的声音有时与赵慎之有些相同，实则区别非常明显。苏秀的声音要华丽得多，这是一个穿裘皮大衣，雍容华贵的女子的声音，有时，即便隔着一层黑色面纱对你说话，你也会心中忐忑，甚至心旌摇荡。四五十年前，她与赵慎之同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旦角”，多少年轻美貌的银幕形象，口中吐出的都是她们二位令人心醉的话语。所不同的是，赵慎之的声音温柔、略带忧郁，舌尖仿佛总是超前把声母吐了出来；苏秀的声音则风情万种，她似乎又总是把韵母滞后一点再通过口腔释放出来。什么是风格，风格就在于这种NUANCE。某些时候，苏秀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性格演员”，她的音色犹如银笛，在演奏之中不时响起一阵“脆耳”（乐器演奏中的颤音），这阵“脆耳”花哨得足以勾人心魄。电影并不都是淑女的教科书，不免会有风流女子的角色，既然有这样的角色，那就得有这样的声音与其相配。
就拿约五十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称心如意》来说，影片中有一个家庭女教师。算是一个配角吧，这个家庭教师担任监护一位体面人家小姐的责任，她要求小姐行为要端庄，目不邪视，自己却到处向男人卖弄风情。一天，她遇到了影片里的男主人公利利奥姆菲——一个堂璜式的人物。这位肥胖丑陋、俗气不堪的家庭教师兴奋不已，竟想着要与这个“堂璜”幽会。分手前，她还提出了幽会地点，直到利利奥姆菲已走出老远，她还在后面不断叮嘱：“记住，糖果店隔壁，药铺子对面……”。这样的角色，这样的台词，有谁能比苏秀“秀”得更好呢？说也奇怪，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好像有两个）都很美，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呢？反而偏记得这个丑得多的女家庭教师。这难道与苏秀的配音没有关系吗。该片中的家庭教师，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丑陋、俗气女子，这是一个“审美对象”，它具有非凡的“审美效果”。这恰好印证了：艺术中的美并不等同于现实中的美这么一条基本的美学思想。
  1981年3月，《卡桑德拉大桥》在南京放映。此片一出，就被我的圈内朋友公认为是一部雅俗共赏、“可看可听”的影片。苏秀、李梓、丁建华、赵慎之、毕克、富润生、尚华、杨成纯、童自荣都参加了配音（其中赵慎之的台词很少）。在影片中，苏秀的戏很有看头，也更有听头。我曾多次观看这部片子，但就在第一次看这部影片时，那位戴一顶垂白色面纱的女式礼帽 ，套一件白色裘皮大衣的女人刚在镜头里出现，我马上想到：这该是苏秀配音！这个穿白色裘皮大衣的克莱斯勒夫人，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军火商的妻子”。这个女人的富有自不待言，她的放荡也许与她的富有不相上下，而且是一种大摇大摆的放荡。你看，她走进日内瓦车站时那副目中无人、大摇大摆的架式。身后跟着个年龄装束都与她显然不相配的“情人”，这个“情人”跟她的宠物狗一样，都是她的玩物， 她才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呢。影片导演非常高明，他先只是亮一亮克莱斯勒夫人的芳容，似乎有意让我们在想象中期待她的嗓音。进得头等包厢，我们才有幸聆听到她悦耳的声音，没错！是苏秀的声音：“给我点烟……宝贝儿，去看看亚各好吗？那破行李车里一定到处灌风……”。嗓音确实动听，十足是一个虽不再年轻，但风韵犹存的女人的嗓音，声音粘得有些发腻。接着：“恩…等它吃完了我们吃……恩…那就叫列车员去”。我们仿佛能感到语气里有些微的慵懒，这慵懒里将酝酿出什么呢？接着听：
“……你别这么激动，宝贝儿，我现在饿了，我要吃了……过来！宝贝儿。你可真叫人爱，我怎么会呕你呢？……我爱你，宝贝儿……恩嘿嘿嘿，好，你就舒坦舒坦，好好休息一会儿……别管亚各，恩…嘿，嘿…”。如果只是看这段文字，充其量只能感到，有几处是有那么点“嗲”劲儿。如果放在现在的电视片里，把那点儿“嗲”劲儿配出来也就行了。苏秀处理这段台词可不如此简单，通过她的演绎，通过她那无法用汉字标音的“拟声字”以及它们声调的不断变化；通过她一次一个语调的宝贝儿，一个欲火中烧的放荡女人，活龙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过来！宝贝儿。就这么五个字，把此时的克莱斯勒夫人点画得纤毫毕露！无独有偶，二十多年前，资格龙先生跟我一起看这部影片时，听到这五个字时，当即就说：“啊，苏秀配音配绝了！”而最近有一位非常老道的译制片爱好者，在跟帖里提到苏秀时，恰恰就是引用了：过来！宝贝儿这么五个字。
细想起来，克莱斯勒夫人还并不令人讨厌，虽说身为巨商之妻，用时下的话说：一个亿万富婆。但为人率真，直来直去。面对诺贝尔奖得主的张伯伦医生，也照样用命令的语气要他“接着说”。她可不管别人心里怎样想，玩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我希望有这部影片拷贝的网友，不妨经常玩味玩味下面两段台词：
“说实话，大夫，我是久闻大名，可是，很惭愧，不知你专长什么……接着说！大夫。……哦，你瞧，宝贝儿，快谢谢大夫，这下你可有治了，恩哼哼……别大惊小怪，宝贝儿，这是打情骂俏，俗气！”
“……你这脾气啊，在山上也这样……是（登山运动员），要不不会认识，那是在科丁纳一家滑雪旅馆，他呐，跟另外几个人讲定，要爬上一座一万英尺高的悬崖峭壁，对！（他征服了那山），还有我”。
听完这两段台词，有些话颇感耳熟。我的脾气出了名的暴躁，不止一次听到人对我说：“你这脾气啊……”，当然说得最多的是我姐姐，还有就是我妻子。这位巨商之妻，不乏普通妇女的善良，女人就是女人，她们的口气几乎都一样，听起来不禁有些赧然。你兴许也会感到，这个女人虽然自己有点俗气，但俗气得可爱，作秀这两个字无论如何是加不到她头上的。何只这点，克莱斯勒夫人毕竟是巨商之妻，没准早就经历过大风大浪，见过世面，不仅临危不惊，还颇有幽默感。谁能面对一个情绪将要崩溃，并且手握子弹已经上膛的自动步枪的人，极其平静地说：“我赞赏你的决定，其实他这人没开枪的胆量”。多轻飘啊，手指稍微动一点，就要死人的哎！她还有兴致讲：“这枪是我丈夫造的，看起来真是物尽其用”。
影片《卡桑德拉大桥》里，苏秀的台词量虽不算大，但台词的色彩浓烈，细微变化耐人寻味。某种意义上，苏秀在配音中呈现给我们的“信息”比银幕上和台词文本呈现给我们的“信息”量更多。由于苏秀的配音，克莱斯勒夫人一下子由一个配角被提升成“核心角色”，使这部电影非但更加可看，而且更加可听。再加上当时那个配音班底，真可谓是众星捧月，《卡桑德拉大桥》也因此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最脍炙人口的译制片之一。
在放映《卡桑德拉大桥》前后，我分别看了《华丽家族》和《金环蚀》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均由山本萨夫执导。前一部以日本上层财阀家庭为背景，后一部则以日本政界和大型工程承包商为描写对象 ，揭露了日本上层社会的种种阴暗。两部影片都很长，而且人物关系复杂，看起来比较吃力。我纯粹是冲着配音才耐心看完这两部片子的。两部影片都有苏秀配音。在《华丽家族》 中，她为相子配音，相子是三国连太郎演的那个一家之主的什么人，说实话，我已记不清了。《金环蚀》中苏秀为总理大臣的妻子配音，好象叫寺田什么的。而且我的印象中，她的台词比较集中，就是一段。我看《金环蚀》时，目光主要投放在富润生、毕克和于鼎的配音上了。尤其是毕克，在我的印象里他有很长一段非常出色的慷慨陈词。倘苏老师看到我这段文字，假如苏老师还有有关资料，我衷心希望得到她老人家的帮助，因为毕克的那段配音是他最雄辩的配音段落之一，无论如何都属于他的经典台词。
新版《孤心血泪》译制于1978年，不知这部影片是否公映过，我是后来通过DVD看到的。就配音而言，这部影片理应列入上译的经典之作。与老版《孤心血泪》相比，新版《孤心血泪》角色的性格更富于“立体感”，如果说老版《孤心血泪》带有某种程度“惊怵片”的色彩，那么新版《孤心血泪》则俨然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影片角色摆脱了简单化，不仅给演员表演提供了创作空间，也给配音演员提供了一现身手的机会。老版《孤心血泪》中的哈威夏姆小姐外貌和声音都给人一种女巫的感觉。新版《孤心血泪》里的哈威夏姆小姐，虽仍是个心灰意冷的人物形象，但无论视觉或听觉中，都不像老版中同一个人物那么可怕。哈威夏姆小姐，原是一个富裕人家的闺秀，就在要举行婚礼的那天，负心的新郎抛弃了已穿上婚纱的新娘。这极大地伤害了哈威夏姆小姐的心，就此，她心灰意冷，并形成了一种报复别人的心理。她特地收养了一个取名埃丝黛拉的女孩，刻意把这个女孩培养成感情冷漠的人，意图让她长大后报复男人。哈威夏姆小姐虽然富有，虽然冷漠，虽然心存报复别人的愿望，但她毕竟是一个被生活损害和抛弃的人。她无力反击给她造成损害的人，充其量，只能用语言伤害像匹普这样的穷孩子，或者自己的穷亲戚。她终日穿着当年的婚纱，墙上的挂钟被她砸坏，时针始终停在那个既曾使她春心荡漾，又使她蒙羞的时刻。她痛恨那个时刻，但又挥之不去，也阻挡不了时间之轮滚滚向前。昔日的白衣新娘，如今已成了令人生畏又生厌的半疯癫的老女人。其实她在伤害别人时也在伤害自己。在影片《孤心血泪》中，苏秀正是为这样一个哈威夏姆小姐配音。苏秀在其他角色口中那种风情万种的花哨，难觅其踪。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毋庸质疑的哈威夏姆小姐的声音。冷漠、有时还流露出酸溜溜的尖刻和咬牙切齿。以下这段台词，苏秀就是通过一种咬牙切齿的语言表情，让我们感到这个本已十分酸楚的女人有时甚至在玩味自己的痛苦：
“你看这是什么？是大蛋糕，结婚蛋糕，我的。今儿个是我的结婚纪念日，匹普。这一堆破烂玩意儿，是很多年以前的今天送来的，它和我一起腐朽了，老鼠啃着蛋糕，可比老鼠更尖的牙齿在啃着我。”
哈威夏姆小姐一心要把那个曾经被她收养的女孩“培养”成报复男人的人，并想永远左右她。最终，她的希望落空了，埃丝黛拉终于选择离开她，正是她的离开，触动了这个冷漠女人尚存一息的常人之心。她追赶正在离去的埃丝黛拉，口中呼唤着：“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回来，唉…回来，回来，哦回来，哦、哦、哦、我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苏秀的音色，骨子里可谓是女性中的女性之音，当她用自己荡气回肠的声音表现一个不幸的女人濒于绝望的呼唤时，那种揪心的效果，也就不难想象了。
“我…我…我是一片好心，我是为自己才领了一个女孩，才爱她，教她。她长得很美…可我的珠宝，我的…恨，我…把她毁了，她…她…害得目空一切……匹普，匹普特，匹普特，我不是有心叫你跟我一样痛苦，饶恕我，饶恕我……”这是影片里苏秀为哈威夏姆小姐配的最后几句话。此时，苏秀的语言表情是那样柔弱，她用爱称呼唤着匹普：匹普特，匹普特。她用自己声音的魅力为我们挽救了对哈威夏姆小姐的同情！
有一点必须提一下。我并非不知道配音导演在译制片中的作用和地位。但配配音导演的名字，仅局限于出现在译制演职员名单中。而且配音导演毕竟不是同某个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较难记得准确。虽然常看译制片，有些名字很熟，但绝大多数电影的配音导演我不清楚。早期译制片经常是时汉威导演，更早好像还有一位寇嘉弼（记不准了）。此后，陈叙一导演了大量译制片。从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原配音演员也开始执导。从那时起，译制片演职员名单导演一栏，经常出现胡庆汉、毕克、伍经纬的名字，而较多出现的是苏秀。具体说是那些影片，我还真说不上，大概唯一能记得的是《冰海沉船》。1962年冬天，我和三哥一起看这部电影，他比我更注意配音导演。看完《冰海沉船》，我三哥对我说：“苏秀做导演了，这部电影的导演不好当”。回想起来，他的说法很有道理。这部影片人物众多，当年上译厂配音班子里的于鼎、邱岳峰、毕克、程引、伍经纬、胡庆汉、尚华、富润生、戴学庐、潘我源，李梓、赵慎之、张同凝等人都上了，就这样，有时还要一人配几个角色。此外，还有许多陌生的声音。配音班子之庞大，只有后来作为内参片的几部日本“大片”，和《苦海余生》这类影片才能相比。而且角色类型各不相同，上至英国绅士，下至爱尔兰移民，真是五颜六色。要把这样一个班底“调教”到位，实属不易。作为四十多年以前的译制片，《冰海沉船》的配音已完全进入佳境。无论看这部影片那十足的英国味儿，还是听上译厂的配音，都无可挑剔。比起晚它几十年拍摄的《泰坦尼克》那种不堪卒读的媚俗，《冰海沉船》都堪称一流。苏秀作为该片的导演，不仅功不可没，一位女导演最初毕露的锋芒直到今天依旧咄咄然令人惊叹！

谢谢苏秀老师，谢谢这位出色的艺术大师在关于自己配音生涯的回忆录里提到我的名字，这是我一生获得的最高荣誉，我将永远珍惜它。
[未完待续]

　　认真拜读了张先生的大作，为先生五十多年对上译配音艺术始终不渝的热爱之情，所深深感动。先生的精神值得我们译制片迷好好学习，并发扬光大！
　　读罢先生的文章后，也产生了一些小小的疑惑：张先生文中提到的有些片名或角色是不是有“串位”的现象呀？
　　比如：①先生在评析邱岳峰的配音艺术时提到，他曾为“《偷自行车的人》、《孤心血泪》（老版本）、《没有留下地址》、《骑车人之死》、《雅辛托叔叔》、《球》、《一九一八年》、《影子部队》（西班牙的，不是麦尔维尔的法国影片《影子部队》）、《运虎记》、《索拿大》、《圣彼得的伞》、《被遗弃的人》、《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以及更多的影片里他都为小人物配过音。”我就有些纳闷，《警察与小偷》是邱大师早年（上译厂初创时期）配音作品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其配音艺术水平趋于成熟，个人配音风格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先生对此为什么只字未提，而却提到了另一部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但据我查阅资料（《外国影片电影资料汇编》张子诚编 1993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得知，邱岳峰在此片中并未给什么角色配音（详见下附引用资料）。故我感觉先生会不会是把两个片子搞混了？

《偷自行车的人》(意大利黑白故事片)
编剧：希塞•札万梯尼，导演：维多留•得•西卡
上海电影制片厂1954年译制
翻译：陈叙一，译制导演：岳路
主要配音演员：
李纬（安东尼奥里西--盖白多•马奇奥莱尼），刘小沪（布鲁诺--安索•司载拉），保琪（玛丽亚--丽安娜•卡莱尔），胡庆汉（白罗索--奇诺•沙达姆莱达），张捷（贼--维多留•安东纽西），富润生（老乞丐--奇里奥•切阿里）。

《警察与小偷》(意大利黑白故事片)
 意大利彭蒂•德•洛伦蒂斯制片厂出品
编剧：皮爱罗•戴里尼、维达利阿诺•庞加蒂、阿尔多•法布吕基、爱尼欧•弗拉亚诺、卢吉罗•马加里、马利奥•蒙尼却里、史戴诺
导演：马利奥•蒙尼却里、史戴诺
主要演员：多多、法布吕基
上海电影制片厂1957年译制
翻译：刘小蕙、浦允南，译制导演：黎海生
主要配音演员：
邱岳峰（小偷艾斯波西多），程引（警察），苏秀（小偷妻子），张同凝（警察的妻子），赵慎之（警察的女儿），闻兆煃（小偷的内弟），温健（小偷的父亲），尚华（小偷的同伙），潘康（小偷的儿子），邹华（美国人），陆英华（汽车司机），富润生（警务委员），于鼎（理发师）。

　　②先生在评析程之的配音艺术时说，“影片《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台·拉·曼却由程之配音”，这也不对吧？仍然是从这本《外国影片电影资料汇编》中，我查到：唐•吉坷德的配音是高博，程之给卡拉斯科配音。资料如下：

《唐•吉坷德》(苏联黑白故事片)
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出品
编剧：Е•什瓦尔茨 总导演：Г•科津采夫
上海电影译制厂1958年译制
翻译：萧章 译制导演：时汉威
主要演员及配音演员：
高博（唐•吉坷德—Н•契尔卡索夫）、温锡莹（桑丘•潘沙—Ю•托鲁别也夫）、张同凝（女管家--С•皮尔曼）、赵慎之（侄女--З•格里高里耶娃）、程引（神甫—В•马克西莫夫）、尚华（理发师—Б•柯巴科夫）、李梓（阿尔顿莎—Л•卡希杨诺娃）、朱莎（阿尔季西多拉—Т•阿加米洛娃）、程之（卡拉斯科—Г•维琴）

　　我想由于年代久远，观影太多，记忆偏差、发生“串门”的事也在所难免。上述意见仅供参考，请进一步核实一下。

厉害 元老级
不知道要感动多少人

回楼主，《牛虻》中的琼玛是由上官云珠所配、波拉是由张捷所配、卡尔狄是由中叔皇所配、亚瑟的哥哥是由于鼎所配。

引用第19楼张稼峰于2007-12-15 01:08发表的言论:
……
其实，那鬼魂的声音（杨文元配）除了一副可怜腔，倒也未必shen（抱歉，字库里没有我要的字）人，shen人的是哈姆雷特对鬼魂的反应。
.......

“shen人”是不是“瘆人”

微笑的葡萄、lidodono1两位网友：感谢你们仔细看了我的帖子，更感谢你们指出拙稿中的错误。如果得不到你们纠正，我的记忆错误可能真的要带到火葬场去了。拙稿中提及的电影，许多都是四五十年前看的，虽然有些电影现在出了DVD，但大多数仍没有任何形式的拷贝。只要当年记错了一点点，就导致几十年的错误。当年看电影，起先主要还是为了看电影，直到我有意识地把兴趣集中在欣赏电影配音上，若干“张冠李戴”的错误已经形成。我衷心希望你们赐予我适当的谅解。这次我写这篇东西，主要还是要为自己作一个了断，其实拙稿中的许多话，是多少年来一直在心里自己跟自己嘀咕的话。正如程之所言：“我怎么能穿着破袜子去说那些美好的言辞呢？”于我而言，我这个往七十岁跑的老头子：怎么能把如此美好的情感烂在自己其貌不扬的皮囊里呢？是啊，冒点出差错的风险，也得写出来。
拙稿还有一个初衷：尽管现在有不少回忆、评论上译的文章，但再抛一次砖，未尝不能引出更多的玉。二位的跟帖，虽寥寥数语，却不难看出，你们都是个中高手。我同样期望看到你们关于上译的文章。就中国的银幕而言，过去几十年，除了上译的译制片，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值此人们的趣味每况愈下之秋，对上译黄金时代所有配音艺术大师的正面评价怎么评都不为高。我由衷期望有更多的上译爱好者，不吝向上译这颗钻石投放一束景仰之光，投放的光束越多，这颗钻石就愈加耀眼。
借此，向卫禹平和程之的亲属致以深切的歉意！也向所有阅读过此稿的网友致以歉意！
P•S•
1．对了，想起来了。《警察局长的自白》里罗蒙诺的律师配音是程之配音的，他的台词好像集中在与检察官的一段对话里。谈程之时怎么会把这个角色忘了呢？非常不应该。老啦，多少堪称珍贵的记忆竟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中了！
2．忆及影片《牛虻》时，大部分角色的配音演员实在回忆不起来，衷心期望二位点拨一下：由斯特里席诺娃扮演的琼玛是谁配音的？会是林彬吗？波拉是谁配的？亚瑟的同母异父哥哥（是叫詹姆斯•波尔顿吗？）谁配的？还有那个卡尔狄神父，他又是谁配的？

【重要更正】拙稿第八部分，笔者记忆有错，将蒙泰尼里的配音人程之误作卫禹平。经网友微笑的葡萄指出，特此更正。在此，向卫禹平和程之的亲属致以深切歉意！也向所有阅读过此稿的网友致以歉意！同时，还向该段文字中涉及的两位亡灵示以唏嘘！
又：我写这篇东西，主要还是要为自己作一个了断。后面我还将就自己记忆所及一一述及所有上译的配音演员，包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将要涉及的电影会越来越多，我毕竟不比年轻一代的译制片爱好者，笔者势必将越益苦于资料的阙如。因此，我非常担心很可能会频频出现类似错误。我非常在意自己对上译这份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故不愿余生中还有关于上译的错误记忆未被自己察觉。我行文时当尽量避免差错，倘有错误，笔者衷心希望网友及时予以指正，本人不胜感激！
[纠正部分未完待续]

记忆上有些模糊,因此文中出现了谬误！感谢大家指正。
今天时间不早，明日来详细纠正！

十
日前，一连收到苏秀三封电子邮件，还接到赵慎之的一通电话，我真是喜出望外。这要感谢网友森林湾，全亏他从网上下载了我的帖子又打印出来，并转交给赵慎之老师，我跟赵老师中断了二十多年的联系才得以恢复。赵老师对我二十多年来那杳如黄鹊的懵懂之举给予极大宽宥，使得积压我心头二十多年的一块心病在忐忑中得到部分释然。
我家的电话听筒里居然响起过赵慎之的声音，这不啻于上帝的恩典。听声音，她完全不像耄耋之年的人，和我在许多影片中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而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她在电话里的一番话。她说我在电影配音上有些偏爱，她认为我们国家老的电影译制单位也为译制片做出了很大贡献，只是风格与他们不同而已。她说，上海电影译制厂能取得被观众认可的成绩，不只是他们配音演员的功劳。他们这些原来在幕后的配音演员，如今能走到台前，是与他们厂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特别是配音导演、录音师、剪接师，他们付出的辛劳往往不亚于配音演员。她告诉我，最初配音时放片子是一本一本地放，配音难度相当大，后来录音师和剪接师硬是把影片剪成一段一段的，而且循环放映，配起音来方便多了。无奈除了时汉威和陈叙一两个专业配音导演，我对配音导演知之甚少，对录音师（好像有一位叫金文江），剪接师我更是一无所知。在此，我一并对他们表示敬意！赵老的话语充满宽容和仁爱之心，进一步增添了我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的崇敬仰慕之情。
赵慎之谈起老一辈同行时不禁有些黯然神伤，他们大多已经辞世。她特别提到姚念贻和张同凝，她说：“姚念贻死得太早（1958年），她的配音是极有特色的。可惜许多配音爱好者对她不太了解”。在谈到张同凝时，她问我还记得那个多洛雷斯妈妈，我说我太记得了。正像我忘不了《神童》中张同凝配音的汉斯•博克尔的房东太太一样，我怎么会忘了《生的权力》里张同凝配音的那个善良的黑妈妈多洛雷斯呢？

早在《团的儿子》中就给团的儿子配音的姚念贻，真算得上是上译元老级的人物。这部电影我看过，可惜年代太久远，我当时也太小，除了它的海报还有印象（一个小孩，头戴苏联红军钢盔，钢盔盖住了脑袋和半张脸，穿一件拖到地面的苏军大衣，举着右臂在行军礼），内容全忘光了。 我之所以知道团的儿子是姚念贻配音，是1958年我在一本期刊上（《大众电影》还是《上影画报》记不清了）了解到的 ，那本期刊在刊载姚念贻逝世消息时，提到了这点。
《红与黑》自1959年首映开始，就一直是中国观众熟知的影片。影片中的德瑞那夫人由姚念贻配音，由于该片几十年来曾以不同形式重映过，因此，我们耳边经常能听到姚念贻的声音。姚念贻音色甜美，有一定厚度，与柔情、贤淑的女性形象非常般配。影片中的德瑞那夫人生性善良，非常年轻时，她就嫁给性格暴戾、十分自负，而且年龄比自己大得多的外省贵族德瑞那市长。她既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和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又是一个多情而妩媚的女子。在丈夫性格的衬托下，德瑞那夫人性格愈加显得柔弱。姚念饴的声音与德瑞那夫人的形象具有罕见的亲和力。德瑞那夫人虽说是贵族，又是市长夫人，但待人宽容，大有凡事让人七分的度量。记得她与女佣爱丽莎的一段对话：
德瑞那夫人（姚念饴）：爱丽莎，我已经替你跟于连先生说过了。
爱丽莎（赵慎之）：谢谢你，夫人。
夫人：可惜他对我说的跟对你说的一样。他要去做一个神父。
爱：我知道夫人，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连西郎神父都不相信。
夫人：关西郎神父什么事？
爱：于连先生的事，他最清楚。我经常向他忏悔。夫人，你太好了，能够为一个女佣向一个当仪仗队的老爷说情。
夫人：你说什么啊爱丽莎？
爱；没什么夫人，因为你可以大声的冲着我说。可我不能当着您说，我不是聋子。你还有事吩咐吗？
夫人：今天没事让你做了。
爱：是的夫人。
不难看出，这段对白里爱丽莎的话显然是酸溜溜的，但单从文字看，德瑞那夫人的性格并不明显。电影里姚念贻的语调，听起来不像是主人，不说像女佣吧，至少像一个性格温和的姐姐，而且仿佛是在与一个任性的妹妹说话。是啊，如果德瑞那夫人真是一个尖刻挑剔的市长夫人，恐怕也就没有于连和她的恋情这出戏了。
无论在小说里还是在电影里，德瑞那夫人的品格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她也是《红与黑》中最能博得人同情的角色。姚念贻甜美的声音为电影中的德瑞那夫人赢得了分外的同情，甚至包括某种程度的尊敬。不妨用一个例子说明：于连在神学院期间，德瑞那夫人给他写了十二封信，于连只读到其中一封，看看这封信的开头是怎样写的：“我一点儿也不恨你，于连。我永远也不会恨你的，于连。对我来说，你永远是天底下最可亲的人。现在承蒙苍天开恩，我可以憎恨我的罪孽。牺牲是注定的，我的朋友。当然这不会是不掉眼泪的。告别吧，于连。希望你公正的对待人……”。面对银幕，我们会感动于德瑞那夫人一方面不得不屈从于社会习俗，另一方面仍在心中珍藏着对于连的恋情。当我们对这位不乏高贵的女人肃然起敬时，其实，撼动我们心弦的是姚念贻的声音，当她说到“当然这不会是不掉眼泪的”这句时，整个发音器官顿时被泪水哽咽，姚念贻完全移情到了角色之中。而我们必须清醒的是，此时，银幕上并没有德瑞那夫人的形象，我们只是听到“她的声音”，而这声音是姚念贻的。
影片《红与黑》中有一段戏：于连在德瑞那夫人的房间里留宿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丈夫来敲妻子的门。我们这位笃信上帝的女人，刚用编造的谎言把丈夫支吾走，就被自己的撒谎行为惊吓住了。她深怕有什么破绽，于是她又把适才所做的事回忆了一遍，表情木然，口中喃喃有词地念出了这段话：“……等等，我做给你看。不，你看着。最初我想他要是看见了那我就完了。我把你往边上一推，我就随手把外衣扔给你。你的衬衫，你的裤子，和两只袜子。然后我就说，是你吗？我就走过去，把门打开。哦，他穿的不大整齐。他领带也打歪了，我给他拉拉正，他就走了。然后我又把门闩拴上。哦，这一切做的都多么轻巧”。这段台词的原话不大连贯，边说边做，每一小段话，都同一个形体动作相配合。我之所以提及这段并不精彩的台词，是由于我注意到，姚念贻在配这段音时，已经把语言节奏和形体动作的节奏两者协调得较好了。
在影片《奥赛罗》中，姚念贻配苔丝特蒙娜。她的声音与高博配音的奥赛罗反差极大。高博的声音深沉、刚毅，颇能体现一位罗马军事统帅的身份。姚念贻的声音则温柔、贤淑，完全符合一位罗马贵胄的气质。接近影片末尾的一场戏是影片的高潮：妒忌的毒液使奥赛罗丧失了理智和夫妻情感。他来到城堡中苔丝特蒙娜的卧室，一种嗜血的欲念使他周身的血管在沸腾，他决心熄灭妻子生命的火焰。面对下定杀机的丈夫，苔丝特蒙娜苦苦哀求，哀求丈夫哪怕让她活过今天，哪怕再让她多活半小时，好让她做最后一次祈祷。这个柔弱的女人，除了深挚地爱自己的丈夫，除了毫无能力抵抗这个摩尔人的淫威，剩下的只有不断祈求上帝的怜悯。但上帝和丈夫都没有怜悯这个圣洁而忠贞的女人，她的生命之火终于熄灭在丈夫的手中。姚念贻给苔丝特蒙娜配音时，她的生命最多只剩下一年多点的时间。苔丝特蒙娜死前的那种恐惧、颤栗被姚念贻演绎的那么真切，莫非这真是一只“预兆不祥的乌鸦”，早在姚念贻给苔丝特蒙娜配音的那一时刻，它已经盘旋在我们这位有极大艺术潜质有待扬溢的艺术家的头上。姚念贻的早逝，是中国电影配音事业的一大损失。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她留给我们的声音永远那么纯洁、温柔而年轻。死者青春长在，她的声音，她的容貌（我在揣摩她的容貌），甚至她的名字，都是上帝馈赠给我们的一次微笑！

1981年6月，我做客赵慎之家期间，曾问及张同凝，赵慎之告诉我张同凝退休已经两年了。因为当时赵慎之也已退休，我忽然感到一阵怅然和不解，配音演员是一种特殊职业，怎么能一下子让他们都退休呢？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早早让这些艺术上已炉火纯青的配音艺术家退休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在我的记忆里，张同凝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老旦”。她声音慈祥，有时，仅仅是作为一种提示，她的声音带有一点难以觉察的颤巍巍的声调，但又不至于真的颤巍巍。听她的台词，你自然会沉浸在母爱的温馨中。现在回味起来，经常会引发一种朦胧的联想：儿时，在一个夏夜，一丝惆怅倏忽而至，我悄悄离开在院子里乘凉的大人，走进母亲的房间，房间里没有开灯，依稀能辨认出屋内的物件摆设。插在一口宝蓝色日本花瓶里的夜来香，或是放在母亲枕边的白兰花发出幽香，黑暗的房间全被花的香味儿所充溢，对儿时的我，这幽香就是母亲的气息。在这种气息里，惆怅顿时消失……回味一个配音演员的声音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吗？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但我确实如此。
1958年，我曾短期辍学到发电厂学徒，学徒必须住集体宿舍，对于我这个生性敏感而又十分恋家的少年人，这似乎是一种“痛苦”。当时我的家境已经很差，但每周一次回到家里，总感到无比温暖。那年11月，我与三哥同去观看《列宁格勒交响曲》。前面说过，这是一部振奋人心的影片。但影片中有一些片段，对我产生的作用却不是振奋，而是让我竟然敢于违反劳动纪律，整整在家里赖了（旷工）一个星期。理由吗？理由只有一条，家里有妈妈，还有穷弟兄。
这部影片的主角萨沙是一位从前线召回的战士，也是将要组建的交响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萨沙的父亲也在前线，只有当医生的母亲在列宁格勒。回到列宁格勒后，他在自己家中度过了第一个夜晚。早晨，他在幸福的微笑中睁开眼睛，第一句话便是：“啊，多好的阳光，雪白的房间，雪白的床单，妈妈……”这种回到家里的感觉，我熟悉得心里有点隐隐做痛。接下来是萨沙和妈妈的一段对话：
萨沙（于鼎）：“妈妈，我的证件在上衣口袋里”（其实，他想要妈妈看的不是证件，而是女友的照片）
妈妈（张同凝）：“这是谁？”
萨沙：“一个姑娘。”
妈妈：“她怎么样？”
萨沙：“就这样。”
妈妈：“几时认识的？”
萨沙：“快两年了，在音乐会上，是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
妈妈：“可你从来没说过。”
萨沙：“现在说了。”
妈妈：“通过信吗？”
萨沙：“我写过，但没回信。可能因为战争没收到。”
妈妈：“你看，你有个挺爱打听的妈妈”
张同凝配最后这句话时，把第一个“妈”字拖得比较长，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眼看就要五十年了，我仿佛就像昨天刚看过。张同凝配音的这位母亲，在我的记忆里是形象最为鲜明的母亲形象。
《生的权力》我是在一家二轮电影院（南京中华影剧院）看的。那应该是在1958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那家电影院没有冷气，坐在电影院里汗流不止，散场以后，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为什么这些细节能记忆得如此清楚呢？因为影片《生的权力》开始不久，有一长段墨西哥某滨海城市遭受飓风暴雨的镜头。影片里的大雨和现实中的大雨互为记忆的坐标，因此在记忆中就特别深刻。我看这部影片时只有十五岁，显然对它的题材不感兴趣，大部分情节不要说现在，就在当时我也说不清。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在我脑海中，这部影片的主要人物和情节早已化为乌有，但影片中一位肥胖的黑人女佣（或者女管家）多洛雷斯妈妈的形象连同多洛雷斯妈妈唱的一首摇篮曲却始终清晰地刻在脑海中。由张同凝配音的多洛雷斯妈妈，善良、忠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她的这些品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张同凝的声音传达给观众的，虽然我难以记清楚她的台词都说了些什么。根据我的体会，具体的台词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张同凝的声音和多洛雷斯妈妈融为一体，凝聚成一个经久难以磨灭的人物形象，继而升华为一种道德力量。它超越了影片情节，也超越了时间，在朦胧中愈发显得美轮美奂。
张同凝配音时间较早，许多人对她的声音可能不太熟悉。不要紧，《王子复仇记》大部分译制片爱好者都看过，这部影片中哈姆雷特的母亲，王后乔特鲁德就是由张同凝配音的。乔特鲁德身为先王的王后，自己丈夫驾崩不过数月就再嫁毒杀先王，篡夺王位的克劳狄斯。尽管如此，乔特鲁德并非堕落女子，她的贞洁虽被玷污，但主观上并未抛弃贞洁，。她虽再嫁，但决非泯灭天良，对哈姆雷特依旧充满母爱。她虽犯了极大错误，但并非罪孽深重。当她看到真相，甚至不惜赴死，并打算以自己的死换得儿子的生。这位原先品格高贵的妇女，一位善良的母亲，屡遭噩梦般的命运涂炭。给这样一个角色她配音，不同于给一般角色配音，这是莎士比亚最重要的悲剧，又是人所共知的角色。更何况，许多重头戏是与孙道临对手。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当年张同凝接受这一任务时想过些什么，但我们知道她做到了什么。半个世纪了，中国仍没有一个版本的《哈姆雷特》能与上译的这个版本相媲美。我也没听到其他人的声音能像张同凝那样打动人心。谁愿意听见一个母亲一面哀求儿子不要再刺伤自己的心，一面号哭的声音呢？这种声音就像奥赛罗在元老院对众元老说的：“……这太悲惨了，甚至悲惨到但愿自己没听见……”。但谁又能在看《哈姆雷特》时，绕过哈姆雷特在母亲寝宫中的那段戏呢？这段戏的配音在《哈姆雷特》中分量不轻，孙道临的台词比重较大，张同凝的台词相对少一点，但很能代表张同凝的造诣：
哈姆雷特（孙道临）：母亲，有什么事情？
王后（张同凝）：哈姆雷特，你把你父亲大大得罪了。
哈：母亲，你把我父亲大大得罪了。
王后：好了，好了，你的回答真是瞎扯。
哈：得了，得了，你的问话别有居心。
王后：怎么了？哈姆雷特。
哈：什么怎么了？
王后：你忘了是我？
哈：:我没有忘，没有！你是皇后，你丈夫弟弟的妻子。我真但愿你不是我的母亲。
王后：好，我去找会说话的跟你说。
哈：来，来，你坐下。你不许动。我要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叫你看一看你的内心的最深处。
王后：你要干什么？是不是要杀我？救命！……哦，好一桩鲁莽血腥的行为。
哈：血腥的行为？好母亲，这跟杀死一位国王，再嫁给他的兄弟一样狠了？
王后：杀死国王？
…………
哈：对，母亲。正是这句话。
王后：别老拧着你的手，你坐下来，让我拧拧你的心，我一定拧，只消你的新心不是石头做成的……我到底干了什么事，你这样跟我粗声粗气的。
哈：干的好事啊，你玷污了贤惠的美德。把贞操变成伪善。从真诚的爱情熔岩上夺去了玫瑰色的光彩。划上道伤痕，把婚约都变成了赌鬼的誓言。
王后：到底什么事？
哈：请你看看这幅画像，你再看这一幅。这就是他们兄弟俩的画像。这一幅的面貌是多么的风采啊！一对叱咤风云的眼睛！那体态不活像一位英勇的神灵刚刚落到摩天山顶？这副十全十美的仪态仿佛天神特为选出来向全世界恭推这样一位完人，这就是你的丈夫。你再看这一个，你现在的丈夫像颗烂谷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你看看，这绝不是爱情啊！像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调情的，是什么魔鬼迷了你的心呢？羞耻啊，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半老女人还要思春，那么少女何必再讲贞操呢？
王后：哦，哈姆雷特，别说了。你使我看清我自己的灵魂。看见里面许多黑点，洗都洗不干净。
:哈：嘿！在床上淋漓的臭汗里过日子。整个儿糜烂呐！守着肮脏的猪圈，无休止的淫乱。
王后：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尖刀……别说了，好哈母雷特。
哈：一个凶犯，一个恶棍，奴才，不及你先夫万分之一的奴才。一个窃国的扒手，从衣服架子上偷下了王冠装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王后：别说了……
   张同凝的台词大部分是在号啕大哭中说出口的。“别说了”这句短语在这段对白里出现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凄厉。一个母亲的心被儿子尖刀一样的话狠狠刺伤，悔恨和忏悔之情相互交织，我们谁能真正体会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痛楚呢？是张同凝的声音把这种痛楚真切地传达给了我们，她真的在号哭，这号哭声却不失一位王后的高贵，也不带丝毫的村俗之气。
 
1963年七八月份，《带阁楼的房子》和《偷东西的喜鹊》几乎同时在南京放映。《带阁楼的房子》女主人公别洛库洛娃，即那个姐姐，一个“民粹派”的俄国知识分子，由张同凝配音。在外省别洛库洛夫的庄园里，我们在见到影片的这个主要角色之前，首先听到的是张同凝给她配上的声音：“上帝……赐给……乌鸦……一块奶酪……”。这次张同凝的声音不再像一个善良的母亲，而是一个冷冰冰的准革命者。张同凝的声音，把一个醉心于“到人民中去”（当时，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改良主义口号）以至把爱情和婚姻置之度外的老处女刻画得令人敬而远之，那句“上帝……赐给……乌鸦……一块奶酪……”也许是张同凝留给我的最后也是记忆最持久的一句台词。
对此，我要作一点解释：1963年对于当时的译制片爱好者是一个“黄金年头”，这一年，许多新译制片在在南京放映。像《神童》、《鬼魂西行》、《罪恶之家》、《塔曼果》、《带阁楼的房子》、《偷东西的喜鹊》、《运虎记》、《妈妈你不要哭》、《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决裂》（德发电影制片厂）等一大批电影都是在1963年看的。当然，63年看到的影片基本是前一两年译制的，从现在得到的材料看，1963 年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外国影片已经不多，而且影片本身质量也不高。显然由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阴霾在中国上空越集越厚，进入1964年，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新译制片突然大幅减少，我长期把这一阶段称作“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我所面临的精神饥谨，比此前几年前我面临的物质饥谨更难以忍受。1964和1965两年，上译的新片我只看过《蓝色港湾的舰长门》（苏联敖得萨电影制片厂摄制，伍经纬配男主角）、《搜寻长统靴》和印尼影片《沾满泥土的手》，加上长影的《初次考验》（上下 集，主要描写十月革命前几个乌克兰青年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道路及爱情。是部非常好的电影）。等再能看到数量较多的上译新译制片，已经是1978甚至是1980年以后的事了。而此时张同凝已经退休，无缘看到她新配音的电影了。
早年，离我家不远有一座属基督教圣公会的圣保罗教堂，每逢礼拜日的上午，教堂塔楼上的巨钟就会敲响，那洪亮的钟声足以响彻小半个南京城。我虽不是基督徒，但我喜爱那声音。那声音不但具有庄严的美，由于它坚持敲到“文革”之前，几乎伴随了我全部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时代的头几年。现在，每当圣保罗堂的钟声在我记忆里回响的时候，我仿佛又置身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与此相同的是，每当姚念贻和张同凝的声音在我记忆里回响时，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一个人进入老年仍能保持一颗童心，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啊；一个仍保持童心的老人，有那么多美妙的声音值得去回味，又是何等的幸福啊！
[未完待续]

九
记着你……
只要我错乱的脑袋里还有记忆，记着你。
对，我一定要从记忆里擦去一切无所谓的记录，和过去留下来的一切印象，
只让你对我下的这个训令单独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杂念……【注：此处及以下引录的台词均为电影台词，与原剧本相应台词不尽相同】
——摘自《王子复仇记》由孙道临配音的哈姆雷特的独白

1959年4月10日晚，我在南京位于山西路的和平电影院观看了《王子复仇记》。就此，孙道临的这段独白便真的“单独镌刻在我的脑海里”。这段独白，连同厄尔锡诺城堡塔楼上先王鬼魂出现时的景象，至今仍会令我心惊肉跳。细想起来，银幕上厄尔锡诺城堡塔楼上那段情景，拍得并不高明，太假，假到绝不至于让人心惊肉跳。如果不配上其他音响效果，如果不配上孙道临为哈姆雷特配上的台词，那景象决不至于让人寒毛直竖，更不要说在记忆里长期留存了。其实，那鬼魂的声音（杨文元配）除了一副可怜腔，倒也未必shen（抱歉，字库里没有我要的字）人，shen人的是哈姆雷特对鬼魂的反应。说到底，那种久久难以平静的心惊肉跳，首先来自莎士比亚戏剧经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它还来自孙道临配音的魅力，而这两者都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为此，我不得不喟叹语言艺术震慑人心的力量。【按：可能有的朋友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会认为，电影的表现力主要来自画面，语言（台词）只具有辅助作用。我却认为，自有声电影从无声电影脱胎而来，电影表达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种不言自明的形体语言已让位给一种更为复杂的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式不仅包括演员适度的表演，还必须借助比单纯形体语言表现力更为丰富的语言。语言（台词、旁白）的介入使表达复杂感情和情节成为可能，尽管无声电影有时也用字幕或讲解的形式借用语言或文字，但对于它，语言和文字是硬性贴上去的，充其量只具有提示作用。有声电影中的语言跟无声电影中的语言文字完全不同，它的语言与角色、剧情甚至还包括场面调度等空间形象融为一体，以至无法将其剥离出来。此时，台词不再是游离于影片角色和影片情境之外的一行文字或者未经融入的一句话。孙道临的配音当然也决不游离于影片具体情境之外，尽管影片的场面调度有些苍白，尽管孙道临的声音有些喧宾夺主，但他的声音和劳伦斯•奥利维的表演珠联璧合。此时，演员的表演、台词与场面调度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时空单元”。而正是孙道临配音台词中具有的张力，增强了这个“时空单元”的艺术感染力。
也许又有人会对上面的说法提出疑问，既然孙道临的台词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影片中其他空间形象浑然一体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能常常抛开银幕画面与情节，把孙道临的配音——也包括其他经典配音段落——单独拎出来加以欣赏呢？我想，提出这个疑问是由于把“听配音”和看电影两种不同的审美活动混为一谈了。问题不在于配音台词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供人们欣赏，只要是出色的配音段落，并真正具有艺术作品的品格，无疑它是可以作为特定的审美对象拿来欣赏的。在这种场合，许多配音段落不仅从曾与它浑然一体的“时空单元”中被解构出来，而且也与前后台词没有关联，我们为自己预置的接受心理，已经排除了对故事情节的关注，甚至台词的“意义”也不再是兴趣的焦点，我们更关注的是语言的韵味。但看电影不一样，注意，我是说看电影。电影本质上是时空艺术，它同时在时间和空间——尽管是虚拟的——两个维度上展开。正如前面说的，台词与影片情境浑然一体，是一个完整的“时空单元”。人们看电影，潜在的接受心理就不接受一个残缺不全的时空单元。在这种场合，观众更关心的是被结构在一个“时空单元”里的故事情节，而且很难想象，若排除了语言，复杂的故事情节还能被观众理解。】

表演艺术大师孙道临先生在几十年的银幕生涯中，给我们创造了众多艺术形象，其中弥足珍贵的无疑是他作为配音演员创造的几个声音形象。孙道临配音的角色不多，我仅知道《王子复仇记》中的哈姆雷特、《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基督山恩仇记》中的基督山伯爵以及《战争与和平》的旁白是由孙道临配音的（据苏秀回忆，他还做过译制片的配音导演）。也许还曾配过一些角色，我就不知道了。但就这几个人物已经相当了不起了。能像孙道临一样，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把自己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以及大仲马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而且获得极大成功的中国表演艺术家，恐怕为数不多。
在我的记忆里，孙道临的声音就像钢琴那样纯净。经他配音的每一个字，每一句台词都玲珑剔透，可谓完美无缺，仿佛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品。影片《王子复仇记》开始不久，有一段哈姆雷特的独白：“就个人来说也往往如此，有人品性上有点儿小的瑕疵，由于某种气质过分发展，超出了一般理性的范围，或者由于一些习惯，这些人就带上了一种缺点的烙印。他们的品质尽管多么圣洁，可为了这一个缺点，终于不免受到众人的非议”。单从韵味的优美角度看，这段独白可与肖邦的夜曲媲美。孙道临用他纯净得几乎透明的声音，把莎士比亚隽永的词句传送到我们的耳朵里，这种享受并不亚于坐在伦敦的环球剧院里聆听英语台词。
前面我说厄尔锡诺城堡塔楼的画面太假，这是从电影观看者角度说的。《王子复仇记》其实是一部搬上银幕的诗剧，从中寻求“摄影机前的真实”本身已经错位了。毋宁说，正是虚假布景产生的间离效果，观众才得以充分感受诗剧的魅力。我猜想，为诗剧配音，其难度要远超过为一般电影配音。既要表现出台词固有的内涵，又要传达出诗句的韵味，这种韵味又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格律诗，因为它是跟角色的“气息”一致的，还要摈弃矫揉造作和虚张声势。这种难度已经可想而知，而最难的一点是，你得配出莎士比亚戏剧的味儿！无论通过英文还是中文，国人中读过莎士比亚著作的人不计其数，你得让他们认可！五十年来，我从未听人说过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的《王子复仇记》没有莎剧的味儿；更未听人说过孙道临配的哈姆雷特没有哈姆雷特味儿！
《王子复仇记》中有一段请戏班子到厄尔锡诺城堡“唱堂会”的戏中戏。这里无须赘述那段戏中戏的内容。我更感兴趣的是哈姆雷特在演出前对戏子们说的那段话：“ 念台词要念的跟我一样，很顺当的从舌尖吐出来，有许多演员他们爱直着嗓子喊，那我宁可找个叫街的来。哦，不！千万不要这样的用手在空中乱劈一气，要做得自然些。即使感情激动、爆发，甚至于在狂风般的冲动里，你们都一定要记得有节制，做到雍容大方。哦，我最讨厌有些人戴着假发在台上乱叫乱嚷，龇牙咧嘴的做戏，把观众的耳朵都震聋了，而这些观众大多数什么也不懂，就喜欢看个热闹劲儿。这种演戏的该打！演戏火上加油，一定要避免……可也别太温了。一定要非常细心地来掌握你自己，要用动作配合话，用话配合动作。特别注意一点，千万别超出生活的分寸”。这段话是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的对戏剧表演的看法。它告诫演员，保持本色，“温”“火”适度是戏剧表演的基本准则，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要诀。孙道临塑造的众多银幕形象之所以令人难以忘怀，正在于他不温不火，不留斧凿痕迹的表演风格。他配音时，对角色的把握就更为精当。他善于用漂亮的音色表达情感，但漂亮而不虚华，因而角色的情绪感染力也愈加强烈。上面那一段台词明明是在训诫戏子，但听起来合情合理，似乎还娓娓动听，不得不说这正得益于孙道临平易近人的语调。他其实也是借哈姆雷特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我们知道，影片中哈姆雷特的台词不断由激越到平静，由疯癫到理智，配音时语言表情要不断随之变化，孙道临面对这些变化，“温”“火”恰倒好处，真可谓应付裕如。
在莎士比亚所有的诗句和台词中，流传最广的要数哈姆雷特“活着还是不活”这段独白了，让我们看看电影中的独白：“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去死，去睡。也许会做梦！唉，这就麻烦了，即使摆脱了这尘世，可在这死的睡眠里又会做些什么梦呢？真得想一想。就这点顾虑使人受着终身的折磨。谁甘心忍受那鞭打和嘲弄，受人压迫，受尽侮蔑和轻视，忍受那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默默无闻的劳碌却只换来多少凌辱。但他只要自己用把尖刀就能解脱了，谁也不甘心呻吟，流汗拖着这残生。可是对死后又感觉到恐惧，又从来没有任何人从死亡的国度里回来，因此动摇了。宁愿忍受着目前的苦难，而不愿投奔向另一种苦难”。
这段独白在很多地方被人朗读过，迄今我尚未听过别人能把这段台词处理得像孙道临一样好。我认识一些对配音感兴趣的朋友，谈到孙道临时几乎不约而同把这段台词推崇为他最具代表性的台词。这就叫我联想到影片《白痴》。《白痴》作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确实早已广为人知。其实我的许多同代人，倒未必读过原著，大部分是通过电影了解这部作品的。1960年前后，许多年轻人都知道《白痴》，都知道梅思金公爵，还知道一个娜斯塔霞，若要他们谈谈这部小说和这两个人物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可能就不甚了了了。但他们很清楚，梅思金公爵是孙道临配音的，娜斯塔霞是张瑞芳配音的（说实话，我不理解娜斯塔霞为什么要让张瑞芳配音，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处败笔）。通过孙道临配音这个媒介，人们把梅思金公爵的名字口口相传了好多年。可见，一部译制片的影响，一个优秀配音演员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20世纪70年代，经过千锤百炼和汉语普通话规范读音的推广，上译的配音进入黄金时代。1976年上译厂译制的影片不多，却令人瞩目，比如：《沉默的人》、《蛇》，再有就是《基督山恩仇记》。在《基督山恩仇记》中，孙道临为基督山伯爵配音。基督山伯爵的声音形象，是他在电影配音领域内的登峰造极之作。我们看他是如何表现的。影片开始不久，主人公化名基督山伯爵来到卡特卢斯的小客店。基督山伯爵见到了自己的仇人，他强忍着一腔仇恨，向卡特卢斯夫妇叙述一段早已编造出来的故事。故事虽假，但对卡特卢斯的憎恶是真。虽洞察一切，但暂不能暴露真情，这就是当时基督山伯爵面必须面对的矛盾。这种矛盾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孙道临的语气里：这是一种冷峻的语气，甚至藏着一股杀气，却让财迷心窍的卡特卢斯夫妇听起来乐滋滋的。整个这场戏的妙处就妙在假话硬说上，当然，这个假话并不带有贬义。在语言表情的意义上，这段戏中台词的语气，为尔后多场戏里基督山伯爵主要的语言表情起了铺垫作用。《基督山恩仇记》一个重要主题是复仇。对于一个品行高贵，疾恶如仇，又对自己的复仇对象了如指掌的角色，孙道临设定的语言表情十分准确。这种语言表情还是用上面的两个字最贴切——冷峻。
《基督山恩仇记》中最精彩的配音段落无疑集中在法庭庭审那场戏里。在回忆邱岳峰时，我引录了他配的维尔富的台词，现在请允许我引录几句孙道临的配音台词：“……法官先生，陪审团的先生们，我强调一点，这个被告当时完全是出于自卫……我正是想这样做，可是，我不能不先稍微讲一讲死者的情况。我和卡特卢斯先生很熟悉，在一次旅行中，还曾经在他开的小客店里过了一夜。我绝不会忘记，他是怎么接待我的……那天晚上，卡特卢斯要把我给杀死，想谋财害命……要是死者的案情能救被告的命，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审判死者吗？……在他走上邪路之前，卡特卢斯对于警察局和法院都曾经是得力的助手，他很久以前就曾使一个拿破仑党的叛乱分子遭到逮捕，受到扣押，以至于想把这个人置于死地。卡特卢斯跟您很熟，检察官先生，想一想吧，在您的记忆里搜寻一下吧！多亏了他，您才能够签署那道关押的命令，签署了那个叛乱分子的死亡证。回忆一下吧，检察官先生，回忆一下伊夫堡，回忆一下爱德蒙•唐泰斯……”
“实话实说”吧。法国文学，我更喜爱巴尔扎克、波德莱尔、魏尔伦、普鲁斯特、纪德以及圣伯夫这些人的作品。大仲马的小说实在吊不起我的胃口。但也就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却让我乐此不疲地反复观赏。这唯一的解释是：以孙道临领衔，由邱岳峰、毕克、于鼎、李梓、刘广宁、赵慎之殿后的配音班子，把《基督山恩仇记》改造成了一部杰作。这一点，法国人是体会不到的。
除了这些声音形象，孙道临的旁白也极其出色。我们不要轻看了旁白，它在电影中的作用不只在于提示。好的旁白还具有预示或结构情节、阐释影片主题、表明创作观点的作用。这些作用在影片《战争与和平》的旁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孙道临通过《战争与和平》的旁白，直接向我们传达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些思想。像下面引录的一段旁白，即便对当代人仍富于教益：“那些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往往是极其朴素的。我的全部思想无非是，如果那些不道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话，那么，正直的人也应该这样去做。道理就这么简单。”影片《战争与和平》开始和结束时都是用的这段旁白。确实，真理往往就是如此朴素，也总是如此简单。孙道临在处理这句出自19世纪伟大俄国作家的话时，丝毫没有高出八度，口气就像在与人倾心交谈，而正是这种口气，产生了令人心悦诚服的效果。这是否还说明了一个道理：艺术中的矫揉造作如果总是让人厌恶的话，那么质朴就应该是艺术创作中必须遵守的一条准则。
1812年，俄罗斯人民取得反击拿破仑入侵的伟大胜利，从此，拿破仑一蹶不振，逐步走向彻底失败。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托尔斯泰概括得十分简单，由孙道临表达起来则尤显得质朴：“这个民族做得很正确，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没有理会别的民族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会怎样去干。他们只是抄起身边最容易找到的大棒，不管三七二十一，狠狠打起来，一直打到因受侮辱而产生的复仇心理变成对敌人的轻蔑和怜悯为止”。
孙道临在影片《战争与和平》中的旁白，听来颇觉舒缓，在舒缓中不乏一种洞察一切的沉稳，其中包括对某些不合理性的人类行为的忧虑和谴责。《战争与和平》的旁白，有很大的理性成分，它既体现在旁白的内容中，还体现在孙道临的语调中。由此，我在考虑，体现在旁白语调中的理性，绝非凭空而来，是否可以认为，它正是这位大师人格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再次向这位艺术大师致以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