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邱岳峰“死之谜”

不管怎样，邱岳峰假如活到现在，那一段往事一定不会发生，悲剧一定不会重演。我们循着死因追溯着逝去岁月的踪影……
     “我们家的房子小，那是出了名的。1953年我家从长宁路搬到南昌路，一条旧式弄堂里一间只有十七平米的房间要住七口人，祖母、父母、四个孩子，大孩子们都睡在地板上。我父亲的工资刚进厂时评级是103元，死时还是103元。记得后来‘文革’结束时，爸爸领了那几年扣发的工资，数数大概是千把元吧，一进门他就高兴地喊着:‘快去买两张床!’那时我们才睡上钢丝床。尽管这么艰难，父亲可从没怨言。他这人很会自得其乐，工作上不要说，就说生活吧，他干什么都千得很棒。他木工做得挺精，有段时期，就是‘戴帽’时期，他被打发到译制厂后院一个小木工棚里当一名木匠，算是‘劳动改造’。他专心一致学起木匠活来，还真露一手呢，家里几件家俱还打得很不错。他能把人家做钟座多余下来的三角边料一块块拼起来做成精致的拼花五斗橱。他喜欢花草，特别爱种橡皮树，屋角那棵橡皮树，在他当年去世前长得枝高叶茂，一直长到屋顶。他爱说戏里的事，很幽默。记得他在世时，家里总挤满上门求教的年轻人，父亲对他们可好呢，常常到十一二点钟才把他们送走。父亲死的原因其实是明明白白的，他受不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
　　我查询的资料和邱必昌叙述的事实是符合的，邱岳峰生前遭受到的一切，至少说是不够公正的。尽管译制厂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对他采取了宽容、理解的政策，很多有事业心的老一代同仁都与他相处得很融洽，但事实毕竟还是没有改变，他始终背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文革”中，这顶帽子自然更重了，二十来年为那么多的“毒草”配音，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结论已经算很轻了，每次斗批改、进牛棚都逃不了的。
     邱岳峰的个人历史其实并不复杂，出生于福州市，祖父是驻守中苏边境的一名武官，娶了一个白俄女子，于是邱岳峰也有白俄血统。他9岁就离开故乡，只身投靠亲戚，在天津、北平求学，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最初他读一段英语专科学校，后来为生活所迫，放弃求学深造开始投入演艺界。1942年到了天津，在大亚话剧团，那年他刚20岁。在话剧团，他什么都做，置景、搬道具、做灯光效果、管化妆服饰等等，也上台当个跑龙套的。1945年他到了北平联华剧社，正式上台扮角色，演过话剧《夜半歌声》。1947年在天津参加燕旅剧团，1949年到上海剧艺社。邱岳峰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第一代配音演员。据他的同代人、配音艺术家富润生老先生回忆，“邱岳峰是第四个进译制厂的，我和尚华是接他后面进厂的，当时他跟女演员姚念贻(姚因难产，年轻轻就去世了)合配的第一部是苏联电影《小英雄》。那些年很艰苦，但我们都很愉快振奋，刚解放嘛，又是译制事业初创期，邱岳峰对这份事业是非常敬业和尽心的。厂领导对他不错，当时党组织把他保下来，作为‘留厂察看’，陈叙一厂长更是把配音重担交付给老邱，‘文革’前一段日子老邱事业上一直比较顺。”“文革”十年，邱岳峰始终带着一个信念活着，那就是盼着那一天，能将他的历史问题说明白。他盼的不是“摘帽”，而是“平反”，但他左盼右盼，盼不到头。
　　他的这顶摘去的“帽子”，其实一直沉重地戴在他心上。因为他最心痛的是，孩子们平白无辜地受到牵累，他的女儿始终不能从农场上调，在农场整整八年。许多人的儿女都纷纷回城、考大学、调干，而自己女儿的事却迟迟不能解决。难怪邱岳峰对朋友要唉叹，要流泪。
　　在他去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挫折和不顺心的事都接二连三地落到他头上。1979年底，邱岳峰获知自己的伸诉得不到解决，不在平反之列。他绝望了，奔走呼吁了两年没有结果。那些日子里，他那么颓丧、消沉，有希望但盼不到头总比什么都绝望了好得多，他的心开始凉了。不久，他被演员组推举为年度先进分子，但最终宣布时却换了另一个名字。有人提醒他“你是内控”，他的心颤抖了。回忆当年的事，还有些老同志记得起来，邱岳峰那些日子躲着大家，脸色更黑沉，人更消瘦。在1980年元旦到来的忙碌日子里，没有人理会他这个“有问题”的人，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伤心地哭着，一位年轻的演员看到这一幕，伤心地劝他，邱岳峰压抑不住心中的苦恼，痛苦地迸出一句话来:“我要退休，等到81年5月马上退!”
　　此后，“我要退，我不干了!”这样的话常常从他嘴里脱口而出，在厂里，在家里，他都显得那般焦虑不安。邱岳峰的名气不小，一个享有一定声誉的艺术家，自然也很爱护自己的面子，很在乎舆论的评判。最后发生的事，其实只是一根小小的导火线，关于这件事，父亲和儿子有过一次长谈。邱必昌告诉我:“在他走之前没多少日子，他跟我谈起过关于他‘跟年轻演员相处’的那些流言，他当时并不在乎，只说了几句:‘我真的没什么，这是个有抱负的年轻演员，有前途的，也很用功，我内心里只想给些帮助，促其在事业上成功。’其实现在看来，真是一件微乎其微的事。当时我觉得导致父亲死的根本原因，是多年来压在他心头那副沉重的枷锁。我后来冷静地想想，假如一个人对前途丝毫不抱任何希望，一再地想要解脱，那么走这条绝路，未免不是件好事。对家人、对别人是件遗憾的事，但对他是一个解脱。”我望着邱必昌那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这样说，你心里也好过一点吧?”
　　对邱岳峰也许是一次解脱，但对热爱他的影迷，却是一次太沉重的打击了。现在的人也许早已淡忘，但历史不会遗忘。这一幕幕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名演员的心能跟普通百姓这么靠近，直至今天还有这么多的人记住他、怀念他，实在是邱岳峰的幸运和造化。
　　邱岳峰去世，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使他的家人、同行、朋友们惊倒了。老艺术家、配音演员苏秀在她的著作《我的配音生涯》中这么回忆:“他恐怕是我们配音演员中最受观众爱戴的一位了。”她至今难以接受老邱自杀而死这个事实。邱岳峰的学生全国都有，消息不胫而走。尽管没有登报，没有政府机构出面的追悼会，然而，一切都比预期的更加隆重，更加令人激动。在龙华公墓大厅里，络绎不绝赶来吊唁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准备好的六百朵黄花一下发完，后来又增加到九百多朵还不够，只见人不断拥来，很多人从没见过，他们也不留姓名，送上花圈，只说是热爱邱岳峰的观众。悼词是由工会代表富润生、演员组组长李梓和邱岳峰的生前好友韩非三个人读的。
　　1980年，上海文艺界走了两个名人——赵丹和邱岳峰，这年春天特别冷，雨水也特别多。我和邱岳峰的同代人、下代人接触，几乎都能获得同一种感觉，“老邱这人太闷，他性格上是有弱点。”我想，也许可以作这样一种解释，邱岳峰是一个艺术家，不能离开艺术家的特点去评判他。他的精神领域始终充满了矛盾，始终是不安静的、痛苦的。因为他的理想太完美，戴着一种浪漫的幻影；他处的现实环境很不顺利，这两者距离太远，冲突太激烈。邱岳峰很像历代一些艺术家，作家海明威、画家梵高，他们都寻找着人世间不存在的完美、激情和宽容，但最后都绝望了。我想，我们应该理解、同情、痛惜他们，说一声:“安息吧!”
　　让我们把沉重的历史一页翻过去，在纪念中振奋起来。近来这些日子，上海电影译制厂沉浸在一种重振旗鼓的欢快中，新厂长新领导新班子新作风，总之，新的开端，带来新的面貌。纪念这些创始期的有功之臣，继往开来是我们的目的。谈起邱岳峰，自然就会想起“邱派”。邱岳峰艺术上的特点是从一条崎岖的小路上一步步走过来，在经年累月的埋头苦干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风格也就是今天流行的“品牌”，人们爱叫他“邱派”。“邱派”的形成是“水滴石穿”。当年曾经有人断言，邱岳峰在电影译制事业上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他声音沙哑、音域不宽，他过去在舞台上是以表情所长掩盖声音短缺的。但奇怪的是，就是这个缺点，一旦提炼、改造、升华，竟变成特点，以后又发展成一种特色，最后就成了一种流派。想当年配《列宁在1918》时，列宁是由著名的话剧名角张伐来配的，邱岳峰只配在冬宫收买卫队长的特务一角，才几句话，邱岳峰听到自己的怪嗓音，嘎嘎地像公鸭叫，有点难为情。可后来在一个个的角色里，他像煅铁一样炼嗓音，炼出了闪亮的色泽和硬度。到了配意大利片《警察与小偷》时，他有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从此他在译制片领域里真正站稳了，赢得了公众的赞赏。从此他在一连串的名片巨作中担任主要角色的配音，两百多部译制片中他挑重头戏的，真是一大串噢，数都数不过来:《悲惨世界》中的店主、《巴黎圣母院》中的神父、《第41个》中的白军中尉、《好兵帅克》中的帅克、《红与黑》中的市长、《猜一猜谁来吃晚餐》中的父亲、《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凡杜尔先生》中的凡杜尔……最著名的那部《简·爱》是他登峰造极之作，人们如今还能从《邱岳峰绝版》那盘盒带中听到一颗受伤心灵的呻吟和呐喊。邱岳峰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声音的享受，更是一份受之不尽的文化艺术遗产。
　　译制厂上上下下，老小几代都为有邱岳峰这样的配音大师而骄傲。很多人对我说:“我们只记住他在艺术上的成就，这就是他最大的生命价值，别的都不足为奇。”邱岳峰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那样局促艰辛的生活条件下，创造了一份艺术财富，他给后人的这份遗产是丰富的，所以他是富有的。正像一位看遍他所有译制片的影迷所说:“今天译制片这么多，但像邱老师这样深沉的声音却难得听到了。”我想让我们从忘却的纪念中得到一种启示，共同开创这份事业吧!

站内旧文

http://www.peiyin.com/bbs/read.php?tid=9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