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曹雷：声情并茂的人生（附照片）

作者:曹雷  日期:2006.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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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雷：声情并茂的人生

    一代报人曹聚仁先生的女儿、著名配音演员曹雷从亲身参与配音、导演的数百部译制片中精挑细选。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了《爱德华大夫》、《斯巴达克斯》、《茜茜公主》、《战争与和平》、《101花斑狗》等60多部经典译制片出炉的曲折历程，生动解读了译制配音鲜为人知而充满艰辛和乐趣的工艺细节。书中涉及的影片涵盖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配音译制片的经典，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该书可视为一部从个人角度透视的当代电影配音史。

    《罗马之战》——“杀”上译制片银幕
    1971年夏天，那还是在被称为“浩劫”的年代。我是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正在烈日下的农村干校里改造自己，意外地接到工宣队的通知，要我回城到译制厂参加配音。配什么片子，片名是什么，要我配什么，那时都是“保密”的。我什么都没问，收拾了一下随身的衣物，就“上来了”。
    我们拿到的剧本只有几页纸。原因是，从大家看见片子开始，到翻译出来、做好口型本、配好音、做好素材、合成好、送到北京，一共就给9天。只好翻译一面译，我们一面配，台词都是一篇篇送到演员手里的，真像现煮的饭，还“烫嘴”呢。
    9天时间实在太不够了。但“中央文革”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于是，9天工作时间就意味着9个白天加9个夜晚没有休息地连轴干。作为译制导演的陈叙一，这些天里只睡了几个小时，最后累得完全失声，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
    当时译制厂工作条件真的很差，一个小小的录音棚，里面既没空调也没通风设备。那年夏天，天气异常地热，棚里只好放几块大冰块，让它慢慢融化降降温。因为要通宵干活，演员们都住在厂里，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一、两个小时没自己的戏，就会拉张席子，找个凉快点的地方，躺下就睡。有时在棚里录着录着就会打瞌睡，厂里就准备了冰咖啡、冰茶、冰酸梅汤，装在三个热水瓶里，管够，喝得我们直泛酸水。我虽怀着身孕，还是跟着白天黑夜地干，脚脖子肿得跟腿一样粗。记得配“枢密院”的一场戏，我得和几位配大臣的男演员你一言我一语地搭戏。录音棚里只有一个立式话筒，我们五六个演员都挤在话筒前，每人说话时还得对准话筒，否则录出来的声音就不对了，录音师那里通不过。天太热，棚里太闷，那几位配大臣的还都挺胖，他们也顾不上“大臣”的尊严，连汗背心都脱了，只穿一条短裤。要轮到我开口了，我只能挺着大肚子，在这群光膀子中间挤挤擦擦地蹭到话筒前，真难为死了。
    但是，我还是死死地抓住这个稀有的艺术创作的机会，一心想把我的角色配好。这是我参加的第一部译制片，配的第一个角色。我配的这个人物——玛塔斯温达是个野心勃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她是哥特王的小女儿，父亲死后，她觊觎着王位，谋害了亲姐姐；当上女王后，她在阵前许身，嫁给了敌手罗马一方的将领；关键时刻，又出卖丈夫，最后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当时的录音设备相当落后，要录大群众场面，靠调音台是调不出回声或混响来的。录音师动足脑筋，在大楼走廊里接出个大音箱来，造成空旷的大厅效果。趁夜深人静，街道上没有嘈杂的噪音，让大家一齐高喊:“女王陛下万岁——！”这声音一遍遍地通过大音箱在夜空回响。这在当时文革的萧飒环境中，真是一种怪异的气氛。
    就这样，一部上下两集、片长180分钟的巨片，整个译制时间是9昼夜。这在上译厂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孽债》普通话版——沪语变普通话也是“译制”
    电视剧《孽债》当年在上海播映，可说万人空巷。它采用上海话作为主要语言，剧中人说的都是符合人物身份的方言。当《孽债》要送到中央电视台放映的时候，考虑到北方观众听不懂，看字幕又吃力，要求送一个普通话版。这时导演黄蜀芹已经在忙别的片子抽不出身来，她找到我，要我帮她把片子配成普通话。
    一接手才发现麻烦多多。最大的麻烦是形成这个戏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了。如果都说普通话，很容易相通，人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很多戏也就不成立了。试想，父母在孩子面前用沪语说一些本该背着孩子说的话，现在用普通话说了，孩子都听得懂，那不得闹翻天了？戏就得重编了。再说，孩子刚到上海，满街的话都听得懂，跟人交流很方便，那心理压力就没有了，精神状态也就会很不一样，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脸茫然。
    在征得了黄导的同意以后，我们决定要保留沪语版里的一些原声:周围群众说的无关戏里情节的沪语保留原声，这样可以给孩子造成一种陌生感；出于情节的需要，如在“情急”之时，如在要回避孩子之时，让演员在普通话里也夹杂几句上海话，以保持戏的合理性。片中老阿婆的浦东方言保留原声，她的话特别难懂，而她偏偏是在孩子面前议论得最多的；云南姑娘秋月、俞家阿妈等，为了保持她们特有的身份和性格，普通话版里也百分之百地保留了方言，这些地方都配有字幕。
    接下来就是语言“翻译”问题。比方说:丈夫向妻子赌咒发誓，说自己在外面没有“花露水”，干净得就像“肥皂粉里氵大过的，清爽没老扌肯(‘老扌肯’，沪语中厚积污垢之意)！”这样的话，在口型字数的限制下，几乎找不出普通话的替代词，即使用大白话说出来，比如说:“肥皂粉里洗过了，干净得没泥！”那原有的味儿，说这话的人的身份，都没有了，北方人也不习惯这种比喻。
    我们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大胆地把这些上海的市井俚语说到普通话里去。什么“拎不清”，什么“捣浆糊”，包括“不要太(什么什么)噢！”都照说不误。相信只要与人物个性、规定情景相吻合，是能为外地观众所接受的。“斩客”这样的词，源起于沪语，现在不也成了全国通用词了吗？只是有的人误把它说成了“宰客”，意思稍稍有点不同罢了(原意“斩”是用力切一刀之意，而变成“宰”，就带了“杀死”的意思了。)

    日本影片《铁道员》——一场友情，一段遗憾
    1999年上海的国际电影节上，日本方面送来了《铁道员》这部东映公司出品、由高仓健主演的影片。这是高仓健自己最喜欢的一部影片。但是，对片上中文字幕的译文，他们不大满意。电影节过后，他们请在日本的中国友人叶千荣重新翻译，并且想制作一个华语配音版。
    谈到配音，他们当然就想起上译厂的毕克。在中国观众心目中，毕克的声音和高仓健的形象已经浑然一体，很难分开了。有一年，高仓健来上海，与毕克见了面，两人忽然发现，彼此体形、脸形居然都十分相像，连年龄都不相上下。在高仓健心目中，要为《铁道员》中的乙松配华语，除了毕克无第二人。
    叶千荣希望我和毕克去日本录音。我十分喜欢这部影片，但是这时的毕克老师却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毕克多年前就有呼吸道疾病，肺部逐渐萎缩，每年冬季常常会在医院里度过。没多久，毕克果然出院回家了。我将影片的录像带和译好的剧本送给了他，他也开始了配戏的准备工作。
    过了几天，我突然收到了他的电话。电话里的语气带着悲哀和懊丧，他说:“不行啊，我对着家里的录音机录了几段台词，我的气儿接不上，这样会损害这个角色。我总不能抱着氧气袋配音吧！……”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日本方面。事情就这么搁了下来。又过了一段时日，应日方要求，我仍在上海完成了《铁道员》的华语配音。日本东映公司还派来了录音人员协助我工作。高仓健饰演的乙松，由上海话剧中心的老演员张名煜配音，其他角色也都是在上海选的。我还在其中为乙松的妻子静枝(大竹忍饰)配音。
    影片的配音获得了日方的好评。特别是为乙松的女儿雪子(广末凉子饰)配音的李晔，为乙松的好友仙次配音的上译厂老演员戴学庐，都使原片制作方十分满意。东映的厂长还来到上海表示感谢。我想，做好这部影片的译制，也是对高仓健和毕克老师的一个交代。
    又到了冬天，毕克再次入院。这次，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了，医院为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他已不能说话。我去看望了他好几次，他只好用写字板与我交谈。怕他失望懊恼，我再也没有提起我们为《铁道员》配音的事。
    噩耗传来，毕克老师于2001年3月23日去世。消息传到日本，高仓健也为失去好友而痛心。他发来的唁电上说:“突闻噩耗，一时，竟无言以对。未能再度相见，不胜遗憾。衷心祈祷冥福。”还寄来了冥香，嘱毕克家人代他燃在毕克像前。
    一场友情，一段遗憾。他们两人失去了最后一次合作机会。今年，高仓健到北京电影学院对学生讲课，特地带上了《铁道员》中文配音版，给北电的师生放了两场。放映时全场鸦雀无声，结束时观众眼里含着泪花。高仓健回到日本，给叶千荣去了电话，描述了以上的情景，他也激动了。
    译制好的《铁道员》至今未能作为我国进口的影片在大陆公映，个中原因，我也不明白。可是对中国的观众、对高仓健、对毕克以及对我来说，这都是一个遗憾！　作者曹雷

    (摘自8月5日《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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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楼主转载。曹雷老师写的《声情并茂的人生》说得太好了，我非常敬重老一代的配音艺术工作者，他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献给大家这么多好听的配音作品，让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分享这百饮不厌的艺术美酒，当我们在每每回味的时候，总是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有时候我想，是什么激励着他们，是什么使他们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的工作，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时代的感召，一股无法阻止的勃勃气息。在今天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如何营造昔日的氛围呢？我想我们除了向老艺术家们学习之外，还要从自身做起，不计得失，不求回报，多为别人着想，发扬无私奉献精神，如果每个人都做到了，我们的社会就会和谐而美满。
 

谢谢楼主 让大家又能看到曹老师的文章

很值得回味的文章，有了更多的了解．

毕克老师没有配成铁道员,着实是一个相当大的遗憾的,日文原版我也看了很多遍,每当高仓建张口的时候,我都在心里把他的台词转化成毕克老师的声音.不过我也很想看看译制版的电影啊!

高仓健与毕克老师的一段情缘堪称佳话 演员这么尊重配音者的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