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生命朋友：《画扇面》及其它

 《画扇面》及其它
转自：中华相声网
 

马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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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相声和说相声当中一直注意“适性顺情”，一个是得适合我使，不走大路儿，哪段也得有跟别位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得合乎情理，说明白相声，不能说糊涂相声。我表演的每段节目不敢说有独特风格，可我很注意个性创造。都这么使，也挺火炽，可我使着不合适，我就大胆的改动，哪怕开始使的瘟一点儿，我也注意改出情理来，使出滋味来，让观众逐渐乐于接受。相声哪儿能就一种活路儿啊！比如《画扇面》，这是我年轻时研究的小段儿。那时，我常跟刘奎珍一块商量着编点新段子，这在内行叫“做活”。的确这是一件精密的活，不搁心做不好。起初是说一位懒婆娘自夸手巧，会给男人做大褂，可是把一丈四的蓝布买来后，她却一次又一次地铰坏了，她根本不会剪裁，所以把大褂改为小褂、坎肩、裤衩，都不成功，她还会巧言遮辨：“没关系，这块材料废不了，留着补袜子吧！”就这样，一丈四的布竟用来补袜子了，这是具有喜剧性的，可是她补出来的袜子也穿不了：“都补在脚面上了！”这个底很响，通过“三翻四抖”揭示了人物的虚弱品质。刘奎珍使得很响，不少同志都学会了这个小段。所以我又把它改成《画扇面》，是讽刺不学无术，附庸风雅的。也是自夸会画扇面，可是一连三次都画坏了，毛病是“画什么不像什么”。比如这人自称画美人，我把扇面给了他，一晃半年，都快到秋天了，一问才知道画坏了，可他还说：“不要紧，我给你改，拿墨往上涂，咱改张飞得了！”这一来美人变张飞了。可是过了些天，我问他：张飞画得了吗？他又摇头叹气：“不行，画坏了，不要紧，还可以改，咱改个判儿，我画钟馗有根，拿墨往上一盖，一点看不出来。”这又是一番，过些天一问又画坏了，可他还挺得意：“不要紧，还能改，我给你画个黑面！”到这儿收底挺响。有的同志在演出中又丰富了一番：“我给你改画一匹礼服呢。”我没有采纳，因为一提画“礼服呢”就把画成“黑面”的底刨了，也显得重复。
四十年代中期，我和侯一尘在“大观园”、“小梨园”演出，观众里有不少文人墨客，我就向他们请教，又作了新的改动，把人物的格调提高了。这路人也是一知半解，所以开始让他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在迂回地揭露他。这样含蓄而有回味，演出后观众很满意。同行们都说我的《画扇面》与众不同，根据观众对象有不同使法，我想这也就是相声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吧！
我演这个小段开始总要谈点书画常识，说明写字、画画有真功夫，得天天练，久久为功，才能画得栩栩如生，光练点皮毛，不下功夫练习，还是入宝山而空手回，得不到要领，也画不出什么来。由此引出：“我有一位朋友，老跟我谈画画，什么米元章的山水，唐伯虎的美人，聊起来没完没了，我就跟他说‘你要真会画，你给我画个扇面怎么样？'他满口答应，让我去买扇面，交给他以后，也是迟迟不动笔。可是他不断跟我见面，问我喜欢什么？我说：你画什么我都喜欢。他这才说出：‘干枝梅你爱不爱？'我说：爱呀！他说：‘得！我就给你画干枝梅，上边画个知了，这叫喜鹊登枝，就画这个。'这一说我信了，人家讲得挺内行啊！可是没有几天又找我来了：‘干枝梅没意思，你拿出去也不好看，画别的吧！哎，墨菊你爱不爱？……咱就画墨菊啦！'”这样不提画坏了，改什么，显得含蓄些。结尾是：“他把扇面还给我了，拿报纸包着，我挺高兴，刚要问：‘你到底画得什么？'他挺得意地问我：‘黑扇面你爱不爱？'到此适可而止，不描不翻，让观众自己去琢磨。我体会，处理人物不同，使用语言不同，包袱的组织也应当适当变化。
    注重情理和语言滋味，来自熟悉生活，哪段相声也离不开深入生活加工创造，不用心观察、分析、研究生活中多种人和事，做出包袱内容泛泛，经不起推敲，听着就没有滋味。这里我举一个例子：相声里的《家庭论》，可以有好多种路子，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演法来自对生活不同的熟悉、理解。常宝堃、赵佩茹侧重于表现小家庭中的韵事，有时由爱生疑，互相开玩笑，终于造成误会，这是他们从生活中发现的。尹寿山、班德贵、于宝林表现夫妻吵架绘声绘色，也是他们从生活中提炼的。张振圻着重于表现婆媳关系，他掰扯得合乎情理，有生活味道。婆媳这事，半斤八两，双方都有责任，谁也不能偏心，才能把家庭搞好。老太太多半看不起儿媳妇，可提到了闺女就眉开眼笑的。住在儿媳这老闹病，可到了老姑娘家，能洗好几盆衣服，回来又喊：“我膀子疼啊！”那能不膀子疼啊？这就有笑料了。同是说儿媳妇“底漏”，爱往娘家偷东西，具体的语言也不一样，这个底于宝林翻得好：“这个儿媳妇，偷得我们的日子都没法过了，全仗着老姑娘往回‘倒腾'！”到这儿包袱就响了，用不着再说：“我那闺女多爱人，人什么都往我这儿拿。这不昨天又给我送来两块衣料……”还要点明她闺女也偷。这就有点不相信观众的理解与接受能力了。我体会相声语言的滋味与简练这是一对双胞胎。
    有人在《家庭论》中有这么一段，批判旧社会“一夫多妻制”，说有钱人讨小老婆等于作茧自缚，妻妾争风吃醋，闹得男人头昏脑胀。要住在一块，更麻烦了，每天晚上都得吵，大的说：“你得在我这屋住。”小的正得宠，一点也不让：“不行，得上我那屋去！”还动手拉男人，争执的结果，男的说：“干脆，我院里搭铺得了！”包袱响了，可是没情理，所以尽管有人使得挺响，我就不学。我爱寻思，总觉得这事在生活中不可能出现。妻妾争风多半在暗中活动，谁也不肯明拉，哪有那么不要脸的女人哪！这个女人只要一拉男人，那个就躲开了，会屋里暗憋闷气：“哼！真下贱！”
    相声演出有灵活性，这就要求演员反应快，有适应客观变化的表演能力。比如六十年代初，有一次天津电台录音，李鸣岐、耿宝林使《铡美案》，本来得使二十多分钟，可那天录音带不够了，临时让他们压缩到十五分钟，李鸣岐答应了，捧哏的却很为难，怕错一句全盘乱，坚持还得照原样说。这时尹寿山自告奋勇，代替耿宝林为李鸣岐捧这段，上去他拿话带着李走，枝节的包袱都删掉了。十五分钟要把主要的部分表现得很好，并没有伤筋动骨。这就和演员头脑灵敏、即兴创造有关。比如尹寿山并不是嗯、啊、是的接下音，也不接与主题无关的包袱，而是在引、带、连上下了功夫，他说话不多，可句句是”肩膀”。比如甲正重复剧情，他就接过来说：“那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裘盛戎唱得真好！”使甲能及时学唱。在叙述皇姑、国太到开封质询时，原来有“外插花”的包袱，尹寿山也用“包公执法如山怕这个，这儿有一段唱您来来。”不断“搭桥”，顺利过渡到底。当然，这样的见机而作，与演员平时的艺术修养有直接关系。
（《曲艺艺术论丛》第八辑 陈笑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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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爱好者！：）

很好很好，相当好！我喜欢马老先生！！！
不过，我还是要表达我的观点：我最喜欢的还是刘宝瑞老先生与《官场斗》，可惜经过文革只留下前6集，其余的都损毁了。

我很早以前见过根据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整理的《君臣斗》的本子，还配了很好的插图，可惜那本书当时是借来看的，那时也并不知道它的出处（前几页和封面都掉了），直到后来看资料，知道那个本子的来历的时候已经晚了。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本书了。 所以我不喜欢《宰相刘罗锅》——因为和《君臣斗》比起来，这个电视剧有太多夹生的地方了，抄袭都抄走型，让人气结。

刘老先生也很好！就是死的太惨了。。。。唉！
现在的相声没法听了。：（

刘宝瑞之死
邵燕祥

     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1968年秋不幸逝世，过去整整三十三年了。
　　从京广线一个名叫窦店的小站下车，东行，经冠名琉璃河的一个厂子（水泥厂？记不清了），就到路村。步行一个多钟头的路。
　　1968年9月，我随广播局专政队全体转移到路村，到了那里，才发现已有大批人马先到，尽是熟人，原来他们虽然没进专政队，早已在广播局各部门各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立案审查，都是“未决犯”。
　　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队伍越来越大。重新编队，我们原先的专政队就打乱了，我不知怎么跟科研所的朋友们分到一块儿去了。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正往我住的院子走，又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在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了，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刘宝瑞不顾“不许串连”的纪律找我说话，一是实在忍不住了，二是信任我，从1960年相识，有一阵成天一起整理老相声，至今也八九年了；在1968年这一届专政队，我当队长，劳动，生活，明里暗里有些照应，都是心照不宣的。
　　但到路村，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想来想去，晚饭的时候我找到王决（资深曲艺作家及研究家，“文革”前和“文革”结束后都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曲艺组，已故。早年参与过广播说唱团的创建，与曲艺演员们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他跟刘宝瑞比我还熟。他不会视刘宝瑞为偷奸耍滑，更不会说他装病……我说，看宝瑞那样儿，得让他歇歇工了。王决跟他在一个班里，也许能不露痕迹地向谁提醒一下。
　　夜里下起雨，天亮也没停，这样的天气照例是学习，想到刘宝瑞跟大伙儿一样不用出工，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说不定我们求情没用，老天爷才管用。
　　出屋洗漱，发现刘宝瑞他们那间房子情况异常，小心骚动，却是无声的骚动。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不许乱说乱动”的，平时便缄口不言，彼此不过话不打招呼。这个早晨，不但他们班里的人板着面孔，还有铁青着脸的“干部”出入。发生什么事情了？
　　早饭场上仍然雅雀无声。但从别的班的嘁嘁喳喳里，模糊地听说刘宝瑞死了，——并且说是吃安眠药自杀的。
　　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他为什么出此下策？要么是看不到前途，一死了之；但也许就是因为“心口疼”，又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脱……
　　我仿佛又看到他那双凄楚的，绝望中残存着一线期求的眼光。像针扎着我的心。
　　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昨天我本该立马找到他们的班组长，或是他们原单位的“干部”，直截了当地建议，让刘宝瑞休息，不能再带病劳动；受审查归受审查，看病归看病，“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我没有这样做。竟是因为自觉被专政的身份！

　　这想法翻来覆去折磨着我。学习文件的时候一直神不守舍。
　　忽然通知我出去干活，班里只叫我一个，带上铁锨！
　　走过一片泥泞，到了生产队一块地边，原就低洼没种什么的地方，叫我们四个人赶在午前挖出一个坑来。
　　我看看王决，看看张品兴，大家就都一声不响地挖出来。只有下雨的声音，铁锨吃进土里的声音，带着泥水甩土的声音。
　　雨水顺着衣领流进脊梁。一边出热汗，一边脊梁发凉。
　　任谁都没说什么。
　　下午雨还没停。我们四个人又来这里。
　　这坟坑朝村子一面，已经用淡蓝的塑料布围起半边屏障。
　　我们没有什么活儿了，修修补补，拖泥带水的也做不出什么样儿来。似乎只等把刘宝瑞的遗体抬下来葬了。
　　等到下午四点钟。远远听见有一两声汽车鸣笛。广播局保卫处的老处长一行陪着一位客人来到。刘宝瑞的尸体也适时地抬来。那位客人是法医。人群簇拥着他麻利脆快地在蓝塑料障子里做了一套解剖动作，我们自然只能远远地望望，转过脸去，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随后刘宝瑞入穴，劈里啪啦往他身上盖土，我内心总以为刘宝瑞会有知觉，土撂在他身上圪圪楞楞，不说打疼也会极不自在；但理智告诉我他不会感到什么了，现在这一切所要折磨的是我们。
　　等到泥土盖住刘宝瑞的尸体，看不见了，我们连忙加快节奏，好赶快从这次受罪的劳役中逃离。完全没顾上那边保卫处长、法医和其他“干部”们在谈些什么。
　　在滤去了当时的雨水、仓惶、愤懑、恐惧，歉疚、恶心多种感觉以后，我记得我们看到一个瓶里装着一个脏器，那是刘宝瑞的胃，法医指出这个胃上有个穿孔，刘宝瑞系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物的残迹。
　　法医又被人们簇拥着，到村边上车走了。
　　这里，保卫处的老处长见我们已把坟坑填平，痴痴地等候着新的指令，就过来安抚地说：“没事了，你们回去吧”，然后又正色警告：“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不许说出去！”
　　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什么？
　　刘宝瑞死而不能复活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
　  当时，我回到自己的班里，果然没人问什么。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科研所的朋友对刘宝瑞不像我那么熟，何况“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条保密原则，用在专政对象身上，分量更须加码。
　　1968年10月下旬，集中在路村的审查对象陆续撤去，最后我们这支专政队也“原建制”返城，只少了刘宝瑞。他留在路村了。
　　“文革”结束以后，我离开了广播局。我不知道那里人们怎样议论刘宝瑞之死。
　　三十三年过去了。不但刘宝瑞已缄默三十三年，当时主持处理善后的保卫处长也去世了，跟我一起参加挖坑下葬的，王决不在了，健在的只剩张品兴，我，还有一个人，当时印象不深，姓名失记。
　　我尊敬匠丁一岚（邓拓夫人）那年也跟着专政队在路村。她去世前不久，在电话里还对我说起刘宝瑞之死，她记得张纪明在通铺上跟刘宝瑞紧挨着，他是刘宝瑞那最后一夜的权威证明人。
　　我所尊敬的张纪明，1958年莫须有的“温邹张反党集团”中那个“张”，我原想就刘宝瑞的最后一夜找他问问，后来又想，老人已年近九旬，别再打搅他了。
　　另一位我所尊敬的老人陈庚，原广播文工团的领导，当时也跟专政队一起在路村。他前年告诉我，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他没说此人名字），也死了，死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吹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

[这个贴子最后由green在 2003/11/09 00:53am 第 1 次编辑]

难过，真难过啊。。。
又想起了配音大师邱岳峰先生。
如今马老也走了，相声都快沦为帮闲二丑了（看看春节晚会上寒柏之流的“农民坐宝马。送笔记本电脑”，把相声的脸都丢完了）

我手里有《君臣斗》的全话本，很长的，要不要？

嗯？真的?
你说的是文本还是音频？

我手里有《君臣斗》的全话本，很长的，要不要？

话本我也有了，还是本书，《刘宝瑞相声选》，不过谢谢了先！：）以后多交流！

又想起了太平湖里的老舍。——“我保昏君本该死，你保明君何故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