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怒打手机放在首页上是否值得商榷？

说实话，我看了这偏访谈心里很不是滋味。崔永元一向低调不张扬，但这篇访谈里通篇是崔永元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议论，有些地方相当过激。就算这是部垃圾，就算和你开了个玩笑，但这些事崔永元自己都发表过看法了啊。请看：
http://www.netandtv.com 2003年12月1日13:19 东方网--青年报
　　
　　
　　　自小就对电影充满感情的崔永元，如今正全力忙于电视节目《电影传奇》。至于真正投身演艺生涯，他实话实说：“近来没有可能。冯小刚拍《手机》时，他也曾想让我演，但是台里不会同意的。”
　　
　　　　演不成倒也罢了，被别人在影片中“影射”不知是啥滋味。就在冯小刚最新贺岁片《手机》即将面世的时候，葛优饰演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的造型刚一亮相，敏感的人一眼看出了与崔永元的几分相似。惹得葛优连连辟谣：“演的绝对不是崔永元。”
　　
　　　　也难怪，《手机》中葛优扮演的严守一身份是电视台的主持人，主持名为“有一说一”的谈话节目。此人不仅是“花花肠子”，而且还是个“谎话大王”，在公众面前讲真话，生活之中却说假话。葛优曾解释：“这要说演的是崔永元，岂不麻烦大了。”
　　
　　　　与葛优等的“矢口否认”的态度截然相反，崔永元昨天在却显得十分大度，甚至交底说：“在《手机》拍摄之前，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来找我聊，讲讲工作什么的。之后还包了饺子给我吃。”
　　
　　　　俗话说，吃人家嘴软，即使吃的是饺子。崔永元介绍，《手机》拍完后，冯小刚等又来了：“他们给我讲故事，谈人物。并且告诉我，葛优演的主持人的样子就是在模仿我，包括头发、服饰什么的。其中还有大段的台词来自我的那本书《不过如此》，有些基本上就是原话。”
　　
　　　　让人一阵忍俊不禁之后，他以一副无所谓的口吻说：“我与他们都是朋友，他们没有什么恶意，所以我不会介意的。再说，他们已经和我打过了招呼，顶多是玩笑而已。我想大家也不至于把婚外恋等事与我联系起来的。”
　　
　　　　从《实话实说》和《手机》的两则误传，记者感慨如今的崔永元已经进入化境，即不入戏也是一个大主角。
　　
　　　　崔永元则得意地说自己不是最差的演员：“现在来找我拍戏的太多了，角色包括农村派出所所长、没落家族的大少爷等等。”
　　
　　
        反差何以如此之大？？
说实话，我也不喜欢这部电影，甚至不喜欢冯小刚以前的电影和他的目空一切，但我觉得崔永元作为名人，如此的口诛笔伐，大可不必吧？ 说句难听的，我甚至怀疑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的动机。
所以，把这样一篇文字放在配音网首页上，是否值得商榷？
一家之言。
　　

[这个贴子最后由法兰在 2004/02/03 07:41pm 第 1 次编辑]

这是《北京青年周刊》上的一篇，何东的名人访谈通常聊得比较深入，我不知道是哪个管理员放上去的，不过如果要在有关崔永元对《手机》的态度的报道中选一篇较详细较完整的，我想我也会选这篇。
不同的人写同一件事，文章出来说法完全不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吧。
配音网的发稿系统是针对个人站台设计的，文章更新只是资料备份，并不像成熟的大站首页、头条代表什么立场。这种小型的发稿系统最新内容自动排前，更新的所有内容除了出现在下级页面同时会自动在首页调用（程序就是这么定的） ，所以我们不想让它上首页也不可能-_-（除非不用这篇）。

是我放的。我是从崔永元开始主持《实话实说》开始看他的节目的，《实话实说》换人了难免有些伤感，现在以这种方式被开了玩笑而重新“被想起”更是始料未及。
对播音主持的关注也是我们的一个话题，放在首页上并非仅仅因为吸引眼球，表示一下关注和同情而已。新闻很快就会滚动下去，图片就走得更快了，既然放了，就让它在那儿吧。
刘震云也是我喜欢的作家，他还给崔永元的书写过很好的序，崔永元在访谈里也是一口一个“刘老师”，希望他们的友谊能继续。

我不太喜欢首页这篇文章，就如同我不喜欢《手机》这部电影。

放此文上首页,仅仅是提供资料性的参考,并不代表配音网的立场,只需把它当作一篇普通的文章,好比是看杂志时其中某篇文章你不喜欢,怎么办呢?很简单,跳过去就是.

不喜欢冯小刚，因为感觉他样子猥索，嘿嘿，我就是以貌取人

不喜欢这斯!!!!

我很欣赏小崔的勇气。在如今这个吹吹拍拍溜须拍马你好我好大家好成风的文娱圈，批评声太精贵了！尤其是，尖锐的批评。
没有批评，没有尖锐的批评，就没有文艺的进步。

那天没看到网站上的那篇文章，今天仔细看了看，真的感觉炒作假新闻的成份很多啊。似乎小崔从来没这么恶毒的说过这么多没水平的话吧！既然版主们对于乔丁童之事都能做到不掺合和不乱炒作，那么拿一向与人为善的小崔来说事是不是有失公允呢？同意楼主的观点~~~~

我倒觉得冯小刚，还有别的导演很需要听听这些。：）

只是觉得这篇文章里很多话不太象平时咱们熟悉的那位机敏和善的小崔说的话。恐怕掺杂了不少作者本人自己的意愿进去吧。

我们前面的帖子居然同时发的。：）可能每个人都有锋芒毕露的一面。我觉得小崔平日里看着笑笑的，其实内子里的想法和说法不见得比白岩松少。不过是以前用所谓的“一脸坏笑”和藏敛的言语盖住了罢了，所以小崔会喊累，会要离开节目。
这次“影射”恐怕小崔是被弄得有点烦，冯氏贺岁拿圈内人说事也不是一招两招了，这次玩得有点过。既然没有做节目了，不必客气，直言相向，锋芒毕现，看了就觉得一个字：“爽”！前一阵报道北京首映式上，一大帮演员名流围着冯小刚极尽阿谀之能事，期望以后也能参与他的火片，看了叫人极不舒服。票房真的就成了质量的证明了吗？
不管小崔是不是在拿这说事，我觉得不啻给冯导吹了吹清新的早春二月的风，给骄奢的娱乐圈、文学圈吹来一股清新爽利的风。于电影于冯小刚本人，我认为他都可以对崔永元说一声：谢谢。

如果说雪村的“全国人民的亲外甥”身份是自封的，崔永元可是如假包换的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亲外甥、亲侄子、亲.....。而且全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每周末的小崔说事，我倒觉得更轻松、随意，更贴近小崔的主持状态。至少我一直是他的忠实拥趸。
只是这篇访谈有点太突兀了，与小崔一向的处世风格反差太大，我还一下接受不了。看这一段：
因为他现在已经认定自己真是大腕了，所以他就会出现在各种葬礼之上。比方说他不久前郑重其事素衣素服出现在吊唁梅艳芳的行列当中，而且还从内地再取道香港，说话、姿态上还似乎很首长还代表着谁，但我们实在不明白他的出现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讽刺的挺过瘾，就是狠点了。以冯小刚一嘴美丽的伶牙俐齿，估计要跳将出来搏杀一番。
好吧，张帆同志说的对，不喜欢就跳过去。我跳。

刚才看到千堆雪的文字，想再罗嗦几句。这也正是我反对把这篇文字放在首页的原因，既然咱们网站对那场风波都保持了低调，不允许说三道四，为什么把这篇说三道四性质的文章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呢？虽然不代表配音网的立场，可毕竟表明了某种取向。虽然咱们不是大的门户网站，可毕竟名字很大：“中国”配音网。
就此打住。

干吗跳啊，别跳别跳！要不我来句：“你跳，我也跳”？：）
要是你也被影射到某个文艺作品里，很象，很俗，还很火，恐怕也不会容易保持心平气和的吧。而且，其实我一直觉得崔永元本来就很有个性和锋芒。不过一直表现得比较温吞。以前看他做的《实话实说》，很多的暗藏杀机。
我那天这里说新版《林海雪原》帖子里看到张帆同志的言语，也着实吓了一跳！天，这是我认识的总是平和、中庸、年纪不大比我还老练沉稳的张帆同志吗？不由得大叫了一声。呵呵，不是不跳，是没惹到痛。
冯小刚一嘴牙齿准心恐怕不够，伶俐度又靠班子撑着，要杀过央视名嘴，够戗。：）他最好就说谢谢二字，够风度，够美丽。

好吧，我删掉。

穆兰，得罪。

这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有人关心崔永元，是我高兴的，有人关心配音网，也是我高兴的。

看来崔永元真的生气了,有些说话太刻薄偏激,有失风度,这可能和对谈者的引导有关.
让我想起语言同样刻薄的王朔和刘小波的对谈集\"美人赠我蒙汗药\".
我也不喜欢冯小刚的庸俗风格和自吹自擂,可是这种媚俗电影对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贡献不小. 要票房价值还是社会价值? 这篇对谈文章看似偏激,其实涉及到的问题挺深刻的.

第九篇　知识的诚实与道德  
　　王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我没什么概念，学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总想找个明白人儿，理出个大概的头绪。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分为“民间的”、“体制内的”两路，“体制内的”又分为“学院的”和“准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还是冲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老侠：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回来就鲜花怒放，当时有一本畅销小说集《重放的鲜花》，全是当年的右派们的成名作，像刘宾雁。王蒙。刘绍棠。
　　从维熙等等。这批右派作家的顶峰是第四届文代会，这之后，他们不但是作品影响全国，而且也纷纷进入文化领域的权力机构中执掌实权。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刘心武的小说、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这两批人有共同的特点，都以文字风行于世，又以权力接近高层。王蒙最后坐到文化部长，刘心武是《人民文学》主编，王若水、胡绩伟。刘宾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级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级。
　　壬朔：这些人是当时的大众文化。
　　者侠：也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贫乏所致。
　　壬朔：那学院派呢？
　　老侠：学院派也分为几拨。像李泽厚、刘再复是一类，走的是哲学、美学、理论批判的路数，但刘再复后来当了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也成了准官僚。他们的黄金期以八六年召开的“新时期十年讨论会”为高峰，那个会上，刘再复、李泽厚被捧为“理论教皇”了，大会的程序有点儿类似党代会，以学习刘再复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为核心，分组座谈，是一次文艺理论界的“阅兵式”。后来让一匹黑马给搅了。
　　包遵信、金观涛等人走的是“丛书”启蒙的路数。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观念的主要来源，影响之大，记忆犹新。后来内部分裂了。
　　还有一种路数是内参的形式，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高尔泰的《异化现象近观》和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他们的理论超出了“思想解放”派和右派文人群，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
　　王朔：在这些合法性的知识帮之外，好像《今天》是地下的民间刊物。他们那批人在文学上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
　　老侠：是的。我们上大学时读《今天》和一些政论文章时的激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批人是当时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间派”。民间油印刊物中，以《今天》的影响最大。《今天》之所以成为岭天》，不是由于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华，与外省的青年人相比，他们“近水楼台”地接触到一大批外省人很难接触到的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一类是哲学的，如《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一类是文学的。
　　艺术的，如《在路上》、《麦田守望者》、《西线无战事》。还有一批西方的现代派诗歌，如艾略特诗。还有东欧前苏联的一批“解冻”作品，如《被背叛的革命》、《新阶级》、《斯大林时代》。《人，岁月，生活》、《解冻》等等。特别遗憾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那时的内部读物，但哈耶克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正影响，从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这都说明当时的“思想解放”没有多少自由主义成分。
　　王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你们外省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优秀“和”影响“也沾点儿皇城的恩惠。
　　老侠：对。就是因为他们先占有了别人无法占有的思想艺术资源，这也是一种畸形现象。后来，《今天》派浮出水面之后，受到官方刊物《诗刊》的承认，八十年代初《诗刊》召开的青春诗会就有《今天》的几个诗人，北岛后来还进了作协的诗歌组，那是全国诗歌评判的权威机构。而八十年代之后，《今天》的诗人们，已失去了创造力。江河、杨炼跟着阿城寻根去了，北岛在八十年代就没写过好东西。唯一坚守自己的人是芒克。他与北岛是《今天》的核心，最严峻的时刻只有他俩顶了过来。《今天》的文字不仅在观点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们的载道文学。
　　“朦胧诗”在理论上的辩护者是“三个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间竞选是又一批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试验。
　　后来这批人中留在国内的人又办了民间研究所。
　　王朔：我记得，那时文学上还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报告文学。那时他们的势头非常强，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后呼声。
　　老侠：八十年代的那种东西，咱不说它的观念是否现代，现在看来那种救世主的腔调也有问题。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专题片后，解说词全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给人的感觉像《圣经》的那种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只要这种腔调出现，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绝对真理。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一直到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那时的文章，从文学到理论，大都是救世主腔调，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当教皇。在当时，社会上有“四大青年导师‘之称。当时的”寻根文学“、”黄土地“系列的电影，也有这种俯视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我对学院派特别感兴趣，它是铁板一块吗？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国内读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没有明显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体与体制内群体的区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间群体除了极特殊的人，大都进入了体制内，都成了准官方的体制化的知识权力，但九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分化特别明显。学院派与幕僚派之外，还有脱离体制的个体文化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响的写作个体户。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进亚文化体制内——即逐渐丰满成型的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体制。
　　王朔：大众文化体制这块我比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别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主教授洋教授的区别。
　　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美学。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弄出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性。称中国的财政现状是强地方、弱中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叶绍光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还有樊纲、盛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做理论论证的，还喜欢上电视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国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为代表，他们注重分配上的平等问题。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左派。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能的平等。
　　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因为自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论。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上的平等。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老侠：对。在这类知识群体外，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秦晖、刘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代化的陷阱》，敢于触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性立场。另一种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分搞什么专业的。学术界提出本土化、规范化，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突然走红，搞经济学的盛洪、社会学的邓正来、法学的朱苏力，以及崔之元、甘阳等，甚至连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指导者李陀从美国回来后也成了民族主义者。还有王一川、张法、王岳川、张颐武这些以研究西方现代美学、后现代理论著称的人，也长篇大论地谈起“中华主性”与“中华他性”。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嗅觉极灵敏，嗅出点味儿就一拥而上，抓住东方主义，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权、语言霸权，这与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正好吻合。几个书商也赶上了这个潮头，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海内外，据说这本书的策划者之一张小波现在还在吃版税。
　　王朔：听说知识权力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西方就没有知识权力吗？
　　老侠：有。提出知识权力、语言权力的人是法国学者福柯，他是一怪杰，具有极强的颠覆性。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提出“证伪理论”的波普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还有福柯。他是通过研究被西方哲学、史学。社会学遗忘的东西，发现了知识权力以及一整套制度的，在福柯那里，历史的碎片成为西方对人的制度性控制的考古化石。但中国的知识权力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知识权力。语言权力有着单独发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独立的知识系统以及知识权力的制度化（学院啦、研究机构啦、疯人院。医院、保育院。监狱。兵营、工厂，以及生物学。地理学、语言学……），越到现当代，知识、语言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越间接、越暧昧，以至于知识及其制度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之外的一大独立权力。而在中国，知识权力一向跟政治权力联姻，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开始。
　　王朔：中国的传统中真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吗？比如“四大发明”之类的。
　　老侠：孤立地看四大发明是好东西，但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结构中，好的东西无法升华、成熟。指南针在中国用于测风水，但一进入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就变成了磁现象，不仅有远洋的新大陆发现，还有法拉第等人的电磁学，一套完整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科学。
　　王朔：有一阵子新儒家大谈东亚经济奇迹，是由儒家思想来的，包括日本，余英时、杜维明等人是“新儒家‘吗？
　　老侠：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主要的动力并不是儒家伦理，而是体制的自由主义化。香港的背后是英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的背后是美国，自由主义世界的观念、制度、技术、教育、市场才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本政力。
　　像日本，“明治维新”就是在“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完成的。二战后的经济起飞有赖于美援及美国的市场，日本二战后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发生了整体性变化，美国人给日本人写的宪法。整体的结构根本转变之后，日本本身的特性、儒家伦理才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余英时、杜维明等人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学术训练，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释用的也是西方的方法和概念。余英时论述中国佛、道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论的应用而已。不过是犄角旮旯东拼西凑地找些资料，论证明清两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根本没有说服力。余英时无法用这种论述推翻中国古代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再如杜维明，和李泽厚一起倡导中国文化拯救人类，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抛开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究竟能不能保证一个学者的公正不谈，我们想问，享受了全部自由世界恩惠的杜维明，为什么不回到他怀恋的中国文化中来生活？大陆不行，还有台湾和香港。
　　无论是海外的华裔学者，还是国内的学院派，他们的本土化、规范化用的全是西化的方法与概念。一种文化连整理自己资源的概念与方法都找不到，还奢谈什么本土化？！他们的语言也是译文体的。维特根斯坦说，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思维，选择什么样的思维，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中国的传统中找不到我们走向现代自由社会的理论支点，找不到方法，还有什么资格大谈文化重建？！比如北大法律系教授朱苏力，这几年专门谈法治的本土化，说中国的乡村有习惯法，靠宗族的权威解决纠纷。并抓住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叫什么《山杠爷》的电影，来论证他的本土化。
　　多可笑，《秋菊打官司》本身就是张艺谋用最写实的手法撒的一个弥天大谎。
　　中国的法律的根本问题是立法精神的问题，从古至今。法等于刑。没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转变，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细枝末节。作为法学专家，回避实质性问题，在枝节问题上搔痒，简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个人很早就离开了体制，当兵复原后什么都干过，结果干什么都砸，最后逼到了“码字”上。干别的饭碗都成问题，但“码字”居然有了饭碗，还混了个脸熟。学院派的那些知识分子摔的是体制内的饭碗，要进入这个体制，要饭吃，而且混出点儿体面来，比如在单位，要是不奉承，那职称、房子就没你的，这些压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侠：有人讲过一个笑话。工厂里提工资，一个钳工因为没给他提就罢工不干了。他每天来上班，不上车床，在车间的众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谁问他什么，他也不说话。车间主任见了，心里怕了，知道这人急了，怕出点什么事，就想办法补了个名额，给他提了。这跟那些大学教授的钻营、撕破脸皮、急了满校园贴小字报、对骂，没什么区别。老北大老清华培养了一批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后来经过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他们就变得农民了，而且是狡黠的农民。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城，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扬得更好”
　　王朔：你刚才说到钱钟书等人，提出做人的诚实问题，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学院派知识人有这种东西。
　　老侠：知识上不诚实，道德上就不会负责任。普通人不诚实决没知识分子的不诚实的危害那么大。因为知识人宣称“社会良知”。实际上在学术界的背后有明显的利益动机，他们的下作和小气是掩饰这类动机，为点儿不大的利益就撒弥天大谎。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聪明、小计算、小阴谋、小陷讲，用个堂皇的理由，只为了捞半根稻草。你之所以受到正统派与学术界的双重围剿，就一个原因，你诚实。诚实这种东西，很坚固，很有力，一句大实话足以让几千年的他历史观原型。比如鲁迅，从几千年的历史中只读出两个字：吃人。
　　王朔：在咱这儿，做人的诚实、知识的诚实、钱的诚实，从上到下都没有。就是大家在一起骗来骗去，你给我抛个媚眼，我给你送个秋波，我给你挖个陷讲，你给我下个绊子。
　　老侠：像余秋雨是用传统文化骗，一帮学院派用舶来品骗，他长篇大论，说来说去，就是不进入主题，费了那么多口舌，诚实的话一句就说透了。与这些人对话也好、聊天也罢，他们之所以觉得困难，没力量，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个诚实的人。
　　人的不诚实，特别是学术界知识界的不诚实，几乎就是一种生理状态，是福柯所说的“身体政治学”。他们自称是“灵魂工程师”。“启蒙者”，实际上他们的灵魂是身体的牢房，社会的陷阱。像一些经济学界的大腕儿，赶着本土化、民族主义的潮头，硬说西方文化是“恶”，中国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质。机器、武力，中国崇尚人文、道德、和平，所以中国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这个说辞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称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中国弟子，卖完了洋老师，就卖祖宗。
　　这种撒谎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撒谎毫无区别。书商撒谎是为了赚钱，盛洪撒谎既赚钱又赚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诗人，现在都做书了，与他们接触，觉得堕落了，每天就是赚钱喝酒嫖女人，他们觉得这样愉快幸福。堕落得真实。而那些学院派假模假式的，他们看中的不光是钱，还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体面的中产阶级，还要混成良知的代表什么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开场合装装孙子，但朋友之间的私人聊天还是酒后吐真言的。
　　老侠：这是一种双重人格，像陈凯歌、樊纲、刘恒之类的“大腕儿”，一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就会像背报纸一样慷慨陈词，而与朋友吃饭聊天也会骂这骂那，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技巧，既得到公开的利益，又在私下里，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严，让人觉得他们还良知未混。这是一种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中国人常说老外特傻，其实决不是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一种做人的单纯、诚实，“NO”就是“No”，“YeS”就是“YeS”。要说小心眼、小计谋。小陷阱，谁能玩过中国人呀。
　　如果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吉尼斯大全，我们别的不行，说谎和狡猾肯定能有一号。
　　所以说，中国的知识界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诚实”是什么。知识上的诚实的背后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敬畏和谦卑。
　　他们动不动就讲大众的无知。愚昧。麻木。这类知识分子，最大的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无知。知识的无知对一个人的道义立场不是特别重要，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非常善良、诚实。但一旦在做人上无知了，就会利用知识去无耻，去瞒天过海，这个境界的顶点就是狂妄。北大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居然说中国的经济学在二十一世纪，将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这也迎合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潮流。心中无一丝敬畏，只有利益与时尚，除了对肉体痛苦的恐惧外，什么都敢干，灵魂的无知，是最大的盲点。
　　王朔：知识界的这种无知也有点儿近似于我写的那些“痞子”了，“我是流氓我怕谁！”
　　老侠：你的流氓起码还有“咱也是个俗人”的自我认识，而他们却把自己当作精神贵族来自我欣赏、自我怜爱。学院派啦、王蒙啦，说你“拒绝崇高”，让人觉得可笑。我们何尝有过崇高？连诚实这种最起码的做人底线都没有，谈崇高不是太奢侈了吗？村姑谈论贵妇人还有人性的根据，骗子谈论诚实或人格的高贵，就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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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去了电影院终于看了这部想看很久的已经快下片的《手机》。然后去吃了串串香，辣得一塌糊涂地回来。看到有人在论坛四处找《河殇》朗诵词，借着热辣劲助人为乐，MP3没有搜着，倒把 okcomputer 提到的王朔和刘小波的对谈集《美人赠我蒙汗药》挖了出来。这是其中一章。刘宾雁、河殇……多么沧桑的名字。还有什么“京城四少”，现在早已是“京城四剑客”的江湖了。
确实很象。一样的对谈，一样的刻薄。虽然我之前在内部网络上看了半部的手机，也并不讳言喜欢让人笑得春光灿烂的贺岁片，尤其是冯小刚的，让人笑过之后还有那么一些余韵的片子。但我也真的不觉得小崔这事不该说，更不觉得他说得偏激和有失风度。现在的文艺批评不是太刻薄，而是缺少刻薄。不是有失风度，而是太过风度！毛主席说：批评不是请客吃饭——呵呵，且乱借用一次。
又想起了前一阵的周旋、最近的张珏，典型的炒作，她们毫不讳言，前者今天还公然表示后悔当时没有象后者一样留有证据。可是炒作也让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圈子的事，也让众人认识了一些人，让一些人和事变得无处可遁，是不是也起到一定程度的透明净化和警示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炒作不应该看作是贬义词。如果没有全国的蜂拥炒作，去年的“孙志刚案”就不会有结果。如果没有炒作，刘涌不会终押刑场，黄定宇也不会在看守所过年。
再想远点，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童自荣乔丁风波。那场风波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震动九州，各大门户网站和各大传媒倾巢出动。电台报社电视，地方中央媒体，一场从网上到网下的彻底触动，说它是去年文艺界最热点的话题不算过分。那场风波，配音网应该保持低调吗？“不允许说三道四”——WHY？当时忙于个人事务的我接到南方周末的朋友第一时间的短信后抽空上网看了看，门户网站网友跟贴数万，而配音网却令人遗憾地“保持低调”。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惋惜。
许多事情，无风不起浪。讨论，自由评论、批评，不等于是推波助澜，不等于就偏向哪一边。作为目前较有影响的关于配音艺术的网友论坛，一些很热的配音界的事情，主持人的事情，不做报道，不做跟踪，甚至不允许讨论，对这些话题采用坚壁清野，一删了之，一关了之，一锁了之，一封了之，是不是有点鸵鸟政策？这么焦点的、热点的事件，你不报道，别人会报道，这里不允许发言，自有别的发言之地，于是别的门户网站里见到了许多配音网友的精彩发言。而配音网不在事件中。
置身度外，明哲保身，或许可以避免犯错，避免尴尬，也或许犯更大的错，造就更大的尴尬。新闻学上有个词叫：舆论塞音——编辑部对发生的重要事件或存在的问题采取默不做声，以期抑制舆论的出现。“实际上，保持沉默往往是缺少事实或缺少真理的时候，媒体不得不采取的消极对策。沉默不能抑制舆论，只能让媒体处于缺席审判的尴尬地位。”
杰弗逊曾说：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那么这个社会一切都是安全的。他的话不免绝对，但也反映了舆论的力量。网络该是现在最为真实的一块领域了。为什么不保护这块真实！“为什么把这篇说三道四性质的文章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呢？虽然不代表配音网的立场，可毕竟表明了某种取向。虽然咱们不是大的门户网站，可毕竟名字很大：“中国”配音网。”——说三道四的文章不正应该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吗？作为一个网站，表明某种取向岂不理所当然？对一切重大事情的快速反映，允许网友自由辩论评论批评，不仅无损于配音网的形象，反而有助于配音网的威望和权威。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制止漫骂和有意识地积极地引导。通过站长版主评论表达网站意见，传达某种取向。或许还有，运用配音网的人力资源，进行甚至别的传媒都无法做到的当事人互动。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比党报还党报，比门户网站还门户。名字很大，对得起的方式应该恰恰相反。应该站在浪尖上，做那只海燕。

我觉得本来穆兰这次文章放得对。大家都关心配音网，看法各异。今晚真是絮叨了！

killer真能写，好文，赞。
其实我觉得我写的很明白了，看来又得絮叨下去。要不，穆兰你再把那篇访谈放回去？  ：)
我之所以反对把这篇文字放在首页上，基于两个原因：
一是崔永元的态度与往昔差别太大，我一时转不过弯来（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我开始并没好意思戳破这层纸，直到看到千堆雪的文字，才说出了真正的理由。
“说三道四的文章不正应该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吗？”
当然可以，我本人就是个长舌妇呱呱鸟，我更喜欢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喜欢辛辣的批评，痛快淋漓的分析，把那层画皮剥的精光，怎一个爽字了得！而且我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粪青，经常站在高岗上振臂一呼！（在网上，汗）
但是，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如果我们放这篇文字在首页，那么，就与我们网站在那场风波中表现出来的取向出现了偏差，给人一种前后不一致、存在双重标准的感觉。我就是那场风波中认识配音网的，并痴迷到现在。“中国配音网”，一个多么神圣的名字，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但那时的配音网，给我的感觉是任凭千夫所指也俯首甘为孺子牛，打死也不说。开始我很失望，但后来也习惯并理解了。
既然配音风波中都保持了低调中立，为什么要在情况不明的崔冯论战中急于表明态度呢？
这就是俺们贫下中农的解释。

killer大姐，咱就说到这里吧，我肚子饿呀.........

不会放回去了。
vicki去年上网少了，所以有些怪罪是可以理解的。关于那场已经消停下去的风波，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也就是这个意思，做事情总要有始有终，既然咱们这儿定位了是不去说东道西，不去乱拍板砖，那么就不应该分事分人而不同待之，何况，是让人喜欢和尊重的小崔，还有的确能够娱乐大众的冯小刚？
不扯远了，还是就这篇文章来说吧，虽然通篇很是痛快淋漓的骂了冯小刚一个够，但我却自始至终没有看到丁点儿惯常熟悉的小崔风格。小崔的《不过如此》我看了N遍，就是在面对与减肥药公司打官司的时候，小崔仍未失去他那种特有的幽默，以他那独特的犀利和执着甚至也还有些免不了的无奈应对着对方强大的势力。而在何东的这篇文章中除了肆意的谩骂我看不到仍何能与小崔相联系的风格或是思维逻辑，所以难免要还疑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我并不了解何东其人以及他的其他文章，但我觉得他这篇文章的发表有很大的挑事非嫌疑，他采访小崔的目的是什么？单单为了一部手机的影射小崔会接受这样的访问吗？还有，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小崔会不会真的对某些不礼貌的记者张嘴就是国骂？这位写文章的人是不是低估了小崔的智商呢？

下面引用由镇关西在 2004/02/05 11:38am 发表的内容：
我本人就是个长舌妇呱呱鸟，我更喜欢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喜欢辛辣的批评，痛快淋漓的分析，把那层画皮剥的精光，怎一个爽字了得！而且我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粪青，经常站在高岗上振臂一呼！（在网上，汗）
但是，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如果我们放这篇文字在首页，那么，就与我们网站在那场风波中表现出来的取向出现了偏差，给人一种前后不一致、存在双重标准的感觉。我就是那场风波中认识配音网的，并痴迷到现在。“中国配音网”，一个多么神圣的名字，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但那时的配音网，给我的感觉是任凭千夫所指也俯首甘为孺子牛，打死也不说。开始我很失望，但后来也习惯并理解了。
既然配音风波中都保持了低调中立，为什么要在情况不明的崔冯论战中急于表明态度呢？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跟“长舌妇”沾得上什么边，从不喜欢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喜欢辛辣的批评，更不喜欢剥的精光！而且我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什么大粪青，经常站在高岗上振臂呼的那种——与你截然相反。我想我昨晚的一番话已说得很明白，我觉得成熟的网站应该作为一个容纳百川的大海，一个宽容的容器——公器，适当地加以引导，而不用刻意去作为或者不作为。
如果一件事、一种风格值得商榷，还该一直保持下去吗？情况要怎么样才叫明呢？成为了焦点和热点，公众的关注和议论，就是在明辨就是在发现就是在进展了。不是有句老话，真理越辨越明吗。如果网络都要减少透明度，那就真有点麻烦了。我昨晚说了，“中国配音网”的名号，要对得起的方式，不该是沉默。
仅仅是就事论事，个人看法。不针对任何人，不是针对你和你的这个话题了。得罪处见谅。mulan说了，不想再说这事，也就此打住。

刚刚在天涯看到一篇有关这个文章的回复，天涯少有理智的声音，在这儿转贴一下。
作者：懒洋洋的十二月　回复日期：2004-2-5　9:19:23
　　首先，小崔同志的生活肯定受到了不少困扰，记者的追问，周围人怀疑的眼光等等，所以有点怨气是难免的。但欧觉得崔永元之所以不止一点怨气的原因在于，冯小刚他们在向崔永元索取新闻访谈节目的种种经验和ideas的时候，并没有向他说明电影的整体策划方向，即使是中途生出这么个立意，既然与崔的社会角色有这么惊人的相似性，崔永元觉得冯至少应该先和他通个气。欧认为崔的想法并不过分，毕竟冯小刚他们找上崔的时候是称兄道弟的，后来这么一下自然给当事人被出卖的感觉。
　　再一个就是，欧觉得崔的言论偏向于文艺批评多一点，并没有对冯的个人品格之类的做攻击（相比之下那个何东就比较刻薄了），只是针对冯的电影风格。以崔永元比较正统的格调，他讨厌《手机》这种大众化但又有点庸俗化的电影非常自然，所以他的观点应该不是因为对方盗用他的社会角色而作的刻意批评。基本上，没有这件事，崔一样瞧不上《手机》这样的电影。欧不是说崔的观点一定是对的，而是说崔的批评是真诚的。

想起大学时每天晚上的卧谈会，争的面红耳赤口干舌燥之际，一个幽幽的声音飘过来：我怎么搞不清你们到底在争什么？
能和美女截然相反也是我前生修的福分。
我就是一头猪，您别和我一般见识。
闪了。

猪有什么不好啊！胖乎乎的多可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