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整理]封面记忆：“一边倒”的新中国早期进口片(《大众电影》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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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记忆：“一边倒”的新中国早期进口片

崔斌箴  


　　建国初期，特别是抗美援朝后，美国影片被全面禁映，前苏联影片和东欧、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开始被大量引进。新中国进口片，呈现出一种“一边倒”的独特景象。
　　
　　《大众电影》创刊号与凡尼亚的故事
　　
　　在刚刚解放的上海，打败了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解放军战士庄严地站在南京路上，可电影院里却几乎天天上演着好莱坞的“风花雪月”。直到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影片才开始在上海禁放，新国产影片和前苏联影片成了观赏重点。许多建国前创刊的电影杂志也因为买弄噱头、低级趣味，缺乏“工农兵”味道而被停办。为让大众摆脱对西方电影的情感依赖，建立新中国电影的舆论阵地，上海文化局领导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面向广大群众，多介绍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新中国自己的国产影片，取名《大众电影》，以示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服务。
　　
　　《大众电影》编辑部刚刚成立的时候，人员缺少。原《大众电影》副主编唐家仁回忆说，当时人们对编辑部队伍戏称“4个半”，除了编辑部梅朵主任等四个专职编辑记者外，有个主要负责上海评论联谊会的人，也兼职参与《大众电影》编辑工作，算是半个。由于《大众电影》是半月刊，编辑工作量极大，所以每个人都是“多面手”，编辑、美编、排版、校对样样精通。《大众电影》创刊号的编辑印刷过程，不像现在杂志社流程这么复杂，组稿审稿完成后，梅朵召集大家到印刷厂，从初校、二校、三校到清样一起解决掉。清样完成后，大家特别兴奋，决定庆祝一下。当时也没有丰盛的宴席，每人一碗牛肉排骨面，吃完后大家抹一把嘴回家去。
　　伴着牛肉排骨面和印刷油墨的清香，1950年6月1日，《大众电影》正式创刊了。创刊号大32开，页数不到30面，画页也比较少。电影剧照都是黑白色，只有封面美术字“大众电影”四个字是红色的。创刊号“大众电影”四个美术字是编辑部邀请上海文艺处电影室副主任池宁设计书写的，现在的封面题字是1963年以后才由郭沫若书写。《大众电影》创刊号标价1500元(旧币)，印刷1万册。创刊号一面世，非常受读者的喜爱，一抢而空。没有购到刊物的人纷纷来信，或直接“打上门来”，要求购买。编辑部不得不连续多次再版加印，这才勉强应付过去。据说，《大众电影》创刊号第一版现在存世已经不多，最多不过100册，成为收藏家的极品，每本交易价上千元。
　　《大众电影》由于在国际儿童节创刊，加之梅朵特别喜欢孩子，最后，大家想到刚刚上映不久的苏联进口影片《团的儿子》中的小英雄凡尼亚。小英雄凡尼亚纯真的面孔，当时被人们当作爱的崇高表现。就这样，《团的儿子》主角凡尼亚成了《大众电影》的第一张“脸”。
　　《团的儿子》又叫《小英雄》，它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组(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前身)历史上的第一部译制作品。《小英雄》是上影厂翻译组“借窝下蛋”、白手起家的产物。当时，上海的译制条件非常简陋，没有任何专业设备。译制人员把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旧汽车棚改装成一个放映间，墙壁刷上白色后加上木框权作银幕。录音间则设在厂部三层楼楼顶上，大家还用麻袋片包上稻草覆盖在墙壁上当隔音板。冬天用棉被挡风，夏天弄来一些冰块降温，录音环境很差，大家戏称这个录音间为“露音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中，诞生了上影厂翻译组的第一部作品。
　　
　　《大众电影》创刊号不仅封面照采用苏联影片人物，封底也采用了进口片《诗人莱尼斯》的一个镜头。而且创刊号最大的一张16开明星插页，也是前苏联人民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塔马拉·马卡洛娃的个人艺术照。由此可见，苏联影片在中国的影响力。当时，观众也非常向往苏联电影以及革命进步电影，把它们看作是人类的一种理想。《大众电影》也见证了新中国进口片的历史，“文革”前出版的306期《大众电影》中，有近三分之一是用苏联和其他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口片镜头做封面的，其中苏联影片占了绝大多数。大家熟悉的《攻克柏林》、《列宁的故事》、《丹娘》、《幸福的生活》、《金星英雄》、《伟大的公民》等苏联影片，还有朝鲜惊险片《侦察兵》、捷克斯洛伐克喜剧片《好兵帅克》以及保加利亚的《九月英雄》、民主德国的《台儿曼传》、匈牙利的《大搜捕》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都曾在《大众电影》封面上露过“脸”。
　　
　　《普通一兵》·刘少奇·村长播音员
　　
　　《大众电影》创刊号封面照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组的第一部译制片，但是新中国的第一部译制片却是《普通一兵》。《普通一兵》又名《一个普通战士》，反映的是前苏联英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的故事，1949年5月由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完成。
　　实际上，早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苏联影片已经在广大解放区放映。但是，观众只有通过幻灯字幕或放映员用土喇叭讲说来了解影片大概。后来，还打上一些半文不白的字幕，一些影院偶尔也搞“译意风”，但仍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影厂为了更好地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决定真正译制一部苏联故事片。1948年，时任东影厂厂长的袁牧之，把目光投在了苏联电影《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上，并把译制任务交给朴素干练的袁乃晨导演。袁乃晨原是八路军120师的一位话剧演员，后进入东影厂，已经编导过一部科教片，对镜头语言比较熟悉。袁乃晨找到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商量进口影片事宜。见面后，聂斯库伯西装革履、小分头擦得倍亮。他打量着身着旧军装、光着脚穿双布鞋的袁乃晨，有些不大相信这么一个土包子能够做苏联的翻版片。袁乃晨坚定中方会翻译好，并和聂斯库伯签了一个合同，等于立下一个军令状。
　　过了一个月，苏联原版片《马特洛索夫》的素材到了。袁乃晨邀请桴鸣翻译，但是他的翻译是一般文学性翻译，无法进行演员配音。最后，袁乃晨想到了孟广钧，因为孟广钧曾经在苏联影片输出公司工作，主要翻译字幕。孟广钧翻译完剧本后，如何实现俄汉发音同步又成了一个大问题。最后，大家想到用秒表记时对台词的办法。孟广钧记得，他朗诵俄文字幕，袁乃晨说汉语，另一名翻译刘迟则在旁边打秒表。几个来回，大家才把适合配音的剧本搞定。
　　真正配音的时候，由于两国语言不同，同是一句台词在口型上差距却很大。比如马特洛索夫冲向敌人碉堡时高喊着：“乌拉!”俄文的意思是“万岁!”如果按照原文配，一是口型不对，二来也不合中国人的习惯。袁乃晨是上过战场的，战士们冲锋时喊的是：“冲啊!”他建议把“乌拉”译成“冲啊”。配起来一试，果然效果很好，口型也对，中国人听了也觉得顺耳。就这样，大家从1949年3月到5月，整整折腾 了3个月，最终完成了任务。大家非常高兴，想办法庆祝一下，半天没找到什么可吃的，最后只吃了一顿煎饼果子了事。
　　1949年6月，《普通一兵》与观众正式见面。影片放完之后，全场掌声大作。苏联人也大喊：“哈拉绍!哈拉绍!”意思是翻译得很好。《普通一兵》从此也揭开了新中国进口片史的新一页。刘少奇看过影片也非常高兴，专门写信给东影，嘉奖《普通一兵》的翻译工作：“在目前的中国，我们极须扫清美帝国主义所给予中国人民的遗毒。你们的工作岗位和任务显然是更加重要了。”
　　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观众支持，东影厂开始招兵买马，大刀阔斧地搞起译制片来。但是东影遇到了一系列困难，既无专业人才，又无经验可寻，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试着来，这也反映了早期新中国进口片的基本状况。当时，大多数配音演员都是半路出家，《普通一兵》的男主角配音演员张玉昆就是放映员出身。白景晟、向隽殊是华北大学招来的，孙敖、肖南则是从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转入东影。有一次，袁乃晨和孟广钧两人出去散步，到了一个叫孟家屯的村子里。他们听到一个广播声音不错，就寻声而去，原来是村长马静图在向村民布置任务。两人极力劝说村长加入播音员行列。后来，马静图果然辞掉村官，正式成为东影一名配音演员。
　　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早期新中国进口片方言很重。因此，影片里从列宁到红军战士都是一口地道的东北普通活。还有的演员为了让自己的配音有一点外国人的特点，常常故意拿腔做调，显得很不自然。为了克服语音、语调问题，东影成立了普通话训练班，以矫正他们的地方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时间东影进口片独领风骚，早期新中国的大部分进口片都来自于东影。而且也培养了一大批译制专家，特别是专门为列宁、斯大林等领袖配音的张玉昆、白景晟、肖南等人，更是受到观众喜爱。在观众见面活动中，当这些幕后演员走上台，观众凭他们的声音就可以听出他们的影片角色来，随之为他们献上最热烈的掌声。
　　
　　黄继光。布拉吉，留苏热及其它
　　
　　掌声表明观众对进口片的热爱，苏联等外国影片中的英雄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榜样。据说，黄继光牺牲前就在前线阵地上的坑道里，看了苏联影片《普通一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也是英勇地以自己的肉体堵塞敌人枪眼的苏联英雄，我们相信英雄活在黄继光的心头，并激励他再现英雄壮举。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当时保尔就是现在的刘德华，成为当时青年的绝对偶像，“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成为几代人的座佑铭。而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丹娘》，展现了主人公、苏联女英雄丹娘的英雄事迹，鼓舞着中国青年踊跃参军，加入到志愿军的行列，像丹娘痛击德国鬼子那样英勇战斗，狠狠打击美国侵略军。
　　精心翻译了的影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吸引着亿万中国人，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从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的影片，不仅是塑造着中国人的理想，也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观念。“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仅《幸福的生活》的插曲《红莓花儿开》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苏联老大哥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社会主义的样板。苏联农民一年收成下来，可以把钢琴买回家，中国人当时的生活目标则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因此，中国自己还模仿《幸福的生活"白成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新中国农民葡萄丰收卖了好价钱，虽然还不能把钢琴搬回家，但却可以把城里的女婿领回家!当然，苏联电影的影响，更多的还是表现在中国电影艺术家努力创作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的过程中。《攻克柏林》、《普通一兵》、《列宁的故事》、《丹娘》等等苏联影片的创作经验，对于《南征北战》、《党的女儿》、《聂耳》、《战火中的青春》、《白毛女》等新中国的战争片、人物传记片乃至反特片的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时的电影就像今天的电视，进口片让观众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异国风情。异性间的亲吻，在欧洲人那里是日常礼节，好友相见亲吻如同握手。由于担心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不少影院对影片中无法删剪的镜头，一度采取“临时用手挡镜头”的原始操作方式来放映。此外，进口片还引领着时尚的潮流。银幕上苏联姑娘穿的布拉吉(一种连衣裙)让中国姑娘们好生羡慕，一时间大街上到处流行布拉吉。当时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巨幅照片，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偶像。就连电影票上印的也是前苏联功勋演员、人民演员的照片，像《她们有祖国》、《攻克柏林》、《金星英雄》等影片的主角均在其中，一套往往有十多张，而且每一张的颜色也不同，人们常以收齐全套为乐事。
　　“一边倒”的进口片看多了，人们就“一边倒”地出起国来，青年学生把留学苏联当作最幸福、最荣耀的事情。当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直航飞机，留学生坐着火车去，每批都有几百人，一拉就是一个专列。中国留学生就是这样在进口片的熏陶下，一专列一专列地奔向苏联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上世纪50年代的留苏热。迄今，一边倒的苏联进口片，仍然让不少中、老年人唏嘘感叹，回味无穷，不时勾起一段段深藏的往事和青春的故事来。
　　

可现在的银幕上又实行只播西方影视“一边倒”的政策，那些片子不管多烂，只要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畅通无阻，所以，我国建国初期的“一边倒”，绝对正确。

是啊，那个时代引进的片子的艺术水平都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是一边倒的引进美国的片子，空有华丽的外表而没有充实的内容。

电视剧更是一边倒,有那么几年铺天盖地的日剧.近些年又是满屏幕的韩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