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光影百年·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央视国际 (2005年10月04日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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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com消息（面对面）：
导视：一场护厂争夺战，一次集体大搬迁。
马守清：这个时候国民党也在活动，国民党的活动没有共产党快。
新中国的第一批影片，长影厂最开始的创业。
袁乃晨：我们血都舍得换镜头，我要拍一个好片子，我还不舍得流汗啊？
《面对面》光影百年，回顾从伪满映到长影厂的发展历程，追忆新中国电影摇篮的光荣与梦想。
主持人：如果我们把百年中国的电影用两个地方来代表的话，那么1949年以前可以说是上海，而1949年以后无疑就应该说是长春了。只有200年历史的长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它最耀眼的名片。今年是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长影厂也迎来了自己的60年诞辰。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不可避免地被放在了聚光灯下。
解说：54路有轨电车经过红旗街与湖西路的十字路口。距离铁轨四五米远，就是被誉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共同记录了一段传奇的岁月，而当初见证这段光荣历史的人，也都进入了人生的暮年。
解说：马守清，82岁，初中毕业时就曾考入长影的前身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训练班，之后担任摄影助理。1937年成立的伪满映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电影厂，作为日本文化侵略和殖民教育的工具，伪满映的领导层和技术力量主要由日本人担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5天之后，伪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吞服氰化钾自杀。
记者：日本战败，一个电影厂的理事长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来结束？
马守清：因为他的政治背景是很复杂的，此人虽然官职为大尉，但是他背后和日本的军方的 关系非常密切，他和东条的关系非常密切，东条英机据说他在士官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的班长就是东条英机，因此后来我看了一些书讲，他到了东京以后，他可以随时到东条家里面去访问的，是这样一个背景的人。他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不会有好结果，因此他在8月19号吃氰化钾自杀了。
记者：其他的日本员工呢？
马守清：日本员工倒没有自杀的，日本员工等待吧，等待看看将来怎么办吧。当然片子也不拍了，也不上班了，但是还是日本人在管着。
记者：当时大家的心态呢？对于未来怎么估计？
马守清：那时候我们都年轻，住在得闲宿舍里头，满印垮台的时候，发了一些遣散费，每一个人发了大概三千多块钱。
记者：大家可以散伙走？
马守清：对，你拿着这个钱就随便了。因此很多人，日本人拿这个来维持生活，我们拿着这 些钱，有的人就回老家了，家不在长春的，战争已经开始了，到外地回家了。有的人拿着几千块钱出去做小生意去了，因为遥遥无期还不知道将来到底怎么样，先做买卖，死钱变成活钱，出去做生意去了，我们这些人就在那里等，等着什么呢？等着中央来接收，东北人正统观念还是，特别是我们的青年，正统观念还是满厉害的，等待中央来接收，中央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国那个时候的合法政府，我们就等着吧。
解说：就在伪满映的员工等待政府接收的时候，两名中共地下党员刘建民和赵东黎来到长影厂。他们通过编剧张辛实、美工刘学尧等人把当时追求进步和靠近革命的职员组织起来。8月23日，也就是甘粕正彦自杀后的第三天，马守清第一次见到了刘建民。
马守清：我一见刘建民，此人光头，穿着中式黑色的裤褂，黝黑的皮肤，完全是一个农民的样子。我开头还有点看不大起，我们几个人到齐了以后，他就开始讲了，先讲共产党在抗日当中的作用，怎么起了在敌后抗日武装领导作用，然后就讲日本投降了，全国胜利以后今后的政权应该是国民党、共产党、无党派人士组成联合政府，不能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讲这个内容。我一听五体投地了，他讲话的技巧和内容，和他给我最初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了，他讲的一两个小时，我对这个人就是印象特别的好。
解说：在刘建民的指示下，马守清和演员江浩分头串联，成立了“东北电影技术者联盟”和“东北电影演员联盟”，9月上旬，编剧张辛实领衔将两个联盟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经过一番努力，“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从日本人手中接过了公司的管理权。之后，再刘健民的指导下，他们开始了接管伪满应的斗争。
马守清：因为那个时候理事长甘粕正彦已经自杀死了，留守的理事叫和田，还有一个叫渡濑的，两个人，他们在那儿做留守的管理工作。那么刘建民叫我们跟他们谈判，于是我们大概在9月10号左右，张辛实、江浩和我，我们三个人去约了和田和渡濑谈判，意思就是说我们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要接管满映。
记者：对方的反应呢？
马守清：和他同时参加有一个苏军的中校，叫班都拉，和田就是讲他说我们战败了，当然要把公司交给中国，但是我们要交给中国政府，你们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表，不能交给你们，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是原来的满映的中国人组织的代表，我们应该有权来接收伪满政府和满映用中国人的血汗建起来的公司，正面冲突就在这个地方。这个班都拉就开始讲话了，他是用日语讲的，意思就是你们说你们无权接收，你们不是政府的代表，根据那个时候的《中苏友好条约》，那个时候和国民党政府有一个《中苏友好条约》。根据《中苏友好条约》，我们现在苏军军管完了以后，我们要交给中国的政府，那个时候中国的政府就是国民党政府了，你们无权接管。
记者：最后这个事怎么解决呢？
马守清：最后我们把这个事报告给刘建民，说是日本人那么讲的，满都拉帮他那么讲话。刘建民说，好，你们不用管了。据后来听说，把满都拉调回莫斯科去了。这样我们后来就接管了这个公司。怎么样我不清楚，反正最后他们撤出去了。
记者：那国民党会无动于衷吗？就这么顺利让共产党接收吗？
马守清：这个时候国民党也在活动，国民党的活动没有共产党快。大概9月25号左右，召开了原来的伪满映中国工作人员的全体会议，刘建民在那里组织，就是说我们要成立这么一个公司。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势力就开始反对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刘建民是共产党，我们这些人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底下在做工作的，所以就以当前问题首先不是成立公司，是维持大家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货币膨胀的很厉害，发的那点钱也就差不多用光了，大家确实在生活上有问题。
马守清：那么解决生活的怎么解决？卖设备，卖库存的物资，用这个解决大家当前的生活，他们的论调是这样的，刘建民立即反击，意思就是说伪满映是中国人民的血汗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电影公司，任何人都无权来变卖它，它只能为中国的老百姓拍电影。
解说：1945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张辛实为总经理，马守清人制作部部长。然而斗争还尚未结束，公司成立不到两个月，张辛实、马守清等8人就以“盗卖设备”的理由被国民党警察局逮捕，并险些被枪决。后来，在中共地下党和苏联红军的共同努力下，8个人被成功救出。1946年春，中国共产党正正式宣布接管了电影厂，从延安电影团过来的舒群为总经理、田方为秘书长，从苏联留学归来的袁牧之任顾问。
解说：东北电影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电影生产基地。然而战争仍在继续，条件不允许这些电影人留在长春继续创作，于是兴山这座城市进入了中国电影发展史。
解说：1945年11月到1946年6月，是东北解放战争的艰苦阶段。由于国民党重兵压境，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长春，指示东北电影公司将设备器材和人员向北迁移。开始的目标是哈尔滨，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东北电影公司最终落户兴山。
记者：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要搬一个电影厂，谁来搬？需要多长时间来搬？你们当时怎么办呢？
马守清：非常非常，工作量非常之大。第一设备多，我刚才讲了，他比日本议和大公司，东北、松竹大公司的设备都多，上海尽管搞电影搞了几十年，解放以后我到上海看了看，上海那几个公司所有的设备加在一起都没有一个满映的多，没有一个东北电影公司的多，北京更不要讲了。设备多，库存的物资多。
记者：都库存什么呢？
马守清：胶片、洗印的药品、照明的灯泡、放电影的炭精棒、直流变交流的整流器、医药、化妆品，东北的工业根本不行，这些东西东北什么都不出的。因此都大量的从国外，从日本甚至像化妆品用的还是美国货，大量的囤积在仓库里头。
记者：通通搬走？
马守清：仓库里面满满的，就这些东西。就是现有的器材设备和仓库里头所有的物资全都搬 走。
马守清：舒群动员完了以后，特别动员我，我那时候是制作部长，他说我希望你是自愿的原则，他说你希望和我们一块走，个别地动员我。我说你不用动员我，我一定跟你走，因为什么？去年11月国民党已经抓着我了，我是制作部的部长，所有的设备都是我们部里面，我把东西装在火车上运走了，我留在长春，我能留在长春吗？不可能留的长春，国民党饶不了我，我说你放心，我肯定你跟走。我那个时候刚结婚，一个月，一个多月。
记者：带着老婆一起走了？
马守清：嗯，我说我一定跟你走，你放心，而且我一定把搬家的事情做好。
记者：日本人愿意跟着一起走吗？
马守清：原则就是东北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东北电影公司留了 不少日本人工作，因为什么呢？有一些技术部门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他们当然不愿意，日本人败了以后，他们希望尽快回国，但是他们也想，当时什么时候能回国不知道，跟着公司走，起码生活没有问题，为了吃饭他们要跟着走。
解说：经过10天的忙碌，从1946年5月13日到5月23日，东北电影公司将大批设备器材和四百多职工分三批顺利迁出，并于6月1日顺利到达兴山，也就是今天的鹤岗。作为制作部部长，马守清是第二批的领队，随行的有大量器材和职工。
马守清：因为都是货车，根本没有照明，有很多家属在那里，这样就每一节车里头，这是错误的决定，发了蜡，大家晚上看不见，摸黑怎么办呢？结果我因为一个礼拜没有睡好觉，我就在地板上上了车就睡觉了，后来当，当，当，就敲我的车皮，说马部长，我是带队的，找我，我说什么事，后来知道，一个日本小孩撒尿，点上蜡了，结果车一晃，那个蜡烛就掉到货箱的缝里面去了，货堆起来很高的，木箱子外面是草席捆的，包装的很好，因为机器震动坏了没有办法。外头用草皮包着，草帘子包着，草绳捆着，都是易燃物，蜡烛掉下去以后没有办法着起来了，我到那儿一看，这节车就没有办法救了，就跟火车站商量把这个车拖开，把前面的车拉走，找一个道岔，把它拖开，推到道岔那儿去，就烧去，没有办法，把后面的车和前面的车再重新组合起来。
记者：有人员伤亡吗？
马守清：没有。
记者：目的地是哈尔滨，后来怎么到了兴山呢？
马守清：目的地是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以后，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攻势很厉害，准备不对的时候，准备哈尔滨要撤退。那么就扔到佳木斯去了，佳木斯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撤退的好多单位都挤到佳木斯去了，佳木斯容纳不下，结果那个时候就决定我们从佳木斯到现在的鹤岗，那个时候叫兴山。
解说：兴山靠近中苏边境，是一座煤矿城市。经历多年的战乱，当时的兴山已是破败不堪，1946年6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到达兴山之后，立即着手建设厂房和筹备影片生产。
马守清：我就是管建设，建厂，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首先要找地方，找合适的地方，兴山不可能有适合于我们制造电影的地方。于是找到日本人的小学校，苏联红军把小学校曾经作为马厩用过的，已经破烂不堪的学校，我们看来看去觉得那个房子还可以用，就把它一半的房子重新修起来，安排，它是一个“工”字形的，一共六个教室为。这六个教室我们怎么分配？哪儿做录音？哪儿洗片子？哪儿印片子？哪儿剪片子？哪儿是办公的？哪儿是搞着照相、洗印的，等等等等，我们安排好了，按照这个样子把日本人废弃的小学校建成我们后期制作的地方和办公的地方。另外，我们找到一个大概离这个地方有四五公里，三四公里，有一个日本人建了一半的电影院，他要准备建一个电影院，四面的墙都建的差不多了，屋顶还没有上，一看就这个地方不错，做摄影棚用，就把那个地方搭上屋顶，里面改造一下就做了摄影棚用了。
袁乃晨：都自己干，棚子都是自己搭起来的，搭房子，盖房子，砍木料，苏群都跟着干，厂长、工人一块儿干，也不分干部、群众，要不然说共产党就是不一样，苏群大补丁补着的，但是那作家，在他们眼里那是很有威望的一个人物，就这样啊，他跟国民党是不一样，这个东西可信，好像在他们来说，这是历史上没见过的一个军队，头一次，这样好，他们很羡慕，他们也愿意学。我戴一个八路军军帽回去的时候，还戴着这个，有一个日本小鬼，日子孩，他跟我叫哥哥，这个我的吧，他戴上，他八路，他那么喜欢八路，你说怪不怪。前些年他给我来信，到中国来看我，他跟我叫哥哥，我就八路。
解说：袁乃晨，1919年出生，原是八路军120师话剧演员。1946年，就在东北电影公司刚搬到兴山不久，袁乃晨也被东北局调到兴山，参与中共电影基地的建设。在袁乃晨之后，受党中央的委派，陈波儿以及吴印咸相继来到兴山，与吴印咸通行的还有“延安电影团”的四十多人，这无论在政治还是在技术方面，都为东北电影公司增加了新的力量。
主持人：十天之内搬走一个远东最大的电影厂，这在今天听来都是一个奇迹。而新中国电影人在兴山的创业经历同样堪称奇迹。
解说：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一个崭新的电影制片厂出现在兴山， 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成立一周年，中共东北局决定，将东北电影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舒群任厂长。1946年年底，舒群奉调离开，继任者为袁牧之。这位主演过《桃李劫》、《风云儿女》、《八百壮士》，编剧导演出《马路天使》等经典影片的电影艺术家提出了提出了“七片生产”的计划，这七片指的是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在东北电影厂拍摄的首批电影中，袁乃晨独占4项第一，其中就包括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的解说。
袁乃晨：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工作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民主东北》，就是战场上的东西，军事上的东西。死了3个人。
记者：死了三个人？
袁乃晨：嗯，摄影师。拍战争影片的时候，怎么办？你不能老在后头拍，拍我们的战士就是背影，我们的战士冲锋的时候你怎么拍？我上前面去吧，摄影师要跑到冲锋战士的前面，回过头来拍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士冲锋，你在前头的时候，拿着大机器这么一顶，那目标多大，当然摄影师牺牲了，还抱着机器呢。
记者：所以《民主东北》这些片子都是这么拍出来的？
袁乃晨：是，付出血的代价。所以那三个，现在我们电影史上这三个人得名字在最前头。
记者：哪三个？
袁乃晨：张绍柯、杨荫萱、王静安，三个，牺牲了。机器还搂着，片子还保存着。
解说：《民主东北》是一组大型新闻纪录片，这组片子不仅纪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战斗场面，还记录了东北解放区人民群众加紧生产、支援前线以及解放区人民群众新的生活风貌，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除了担任《民主东北》的第一任解说之外，袁乃晨还参与了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的拍摄，在片中，袁乃晨扮演主要演员营长。
记者：《留下他打老蒋》怎么拍出来的？
袁乃晨：这个片子不是我们自己整的，晋察冀军区他有一个话剧，这个话剧的名字就叫《留下他打老蒋》，当时一看这太好了，那是战争年代，这个主题意义太强了，干脆咱们把他改成电影，一个老农，选陈强，还有一个营长叫我去，那好吧，还有一个小战士，主角是小战士，但是他没有戏，主要是我们俩的戏。
记 者：选你演营长的时候您觉得光荣吗？
袁乃晨：也没有什么光荣不光荣的这个问题，我演这是我的任务，我是干演员的，电影也是演，话剧也是演。只是电影我没演过，我只演过话剧，那你叫我当演员，当然我会当，如果你叫我当营长，那营长我看得多了，我整天在部队里，那我不是太熟了。但是我也有不懂的地方，你拍近景了，我也不知道，同志们，一举手，停，出画面了，出画面了，有什么出画面了，银幕是这样的。这么大一个银幕，你这手一抬就出去了，我说还有这么一说，也就是触类旁通吧，这就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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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公开放映了吗？
袁乃晨：放了。
记者：反响呢？
袁乃晨：反响当然很好了，你想那能不好吗？这样一个戏正是拓兵的时候，还是参军。
主持人：“七片生产”计划的实施给想在东影一展身手的艺术创作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也造就了一批艺术家。当时由于国产片很少，市场上放映的大多都是苏联的原版片。但语言的隔阂影响了人们对影片内容的理解，为使观众能够看得懂外国影片，东影在缺乏经验和人员的情况下开始了译制片的制作。
解说：1948年7月，编导出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之后，袁乃晨又接到了厂长袁牧之交给的一项新任务，制作翻版片，也就是后来常说的译制片，这对袁乃晨来说，是一项更大的挑战。他一人来到哈尔滨找到苏联影片输出输入总公司驻东北的代表，与对方签订了译制合同，并很快接到了苏联发来的片子，也就是后来译成的《普通一兵》。
记者：演员到哪儿去找？
袁乃晨：没有地方找，哪有演员，不像现在，各处剧团，随便贴个广告，招青年也有得是，招50，他给你来500个，当时没有，我上哪儿找去，有军政大学，军政大学正在拍《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我说到那儿去看一看，我选了两个最好的，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男主角不是演员，是搞放映的，女的是个混血儿。
记者：为什么选他们俩人呢？
袁乃晨：声音好，我一听这声音就是我想像的声音，因为我苏联的片子也看了不少，他们的声音厚，浑厚有力量，好像发音的方法跟我们都不一样，厚，腹部发音好像，吴静那女孩，声音挺甜润的，还挺脆的，我说我就要这俩，他说他们不是演员，我心里想不是演员我就要，我一句句也得把他们教出来，我不就这么出来的吗。
解说：在寻找配音演员的过程中，袁乃晨可谓不拘一格，连一名生产队长都被他发展为配音演员。
记者：生产队长当了配音演员怎么回事？
袁乃晨：我们不是老累，累了以后散散心，我溜达溜达，一溜达完了一个小村子，咱俩进去看看，一看那屋里有人，你干什么的，我们来溜达溜达，来散散步，你贵姓，我姓什么什么，呀，这声音，这不是碰上了吗？这声音这么好，这么厚，我跟他聊了几句，我说你看这声音，可跟老毛子差不多，那么厚，那么憨厚，而且还带着点农民的口味，我说这个将来要配一个农民可是一个好演员，我说你愿意不愿意到电影厂去？
记者：电影厂是干吗的？”
袁乃晨：电影厂，他说，干什么的，我说电影厂，你愿意不愿意去？咋不愿意去，我说我调你去吧。行啊。我去得了吗？我心里想那我叫你去，你还去不了，那时候我说了也算数，跟市里面说调一个人，一个村长说调就调吧，那时候都需要人，调来了，马径图，现在也当了翻译片导演了。
解说：在寻找配音演员的同时，对影片的翻译工作也在加紧进行。译制片的翻译不同于普通翻译，语言的意思、长短以及口型等都要注意到。为了让语言更贴切，新中国的第一批译制片工作者下了不少功夫，袁乃晨更是亲自上阵，背台词找感受。
记者：你是导演，你背什么台词？
袁乃晨：因为我导演，我将来怎么要求演员，我得根据我的理论，现在导演里面没有数不行，形象什么，在脑子里就形成了，你要求演员的时候是不是你理想的东西出不来不行，背下来了，一背下来以后，我背不下来，画面没了，我还没念完了，不行不行，我再念快点吧，再快点完了以后，合上了，我说这可不是生活当中的原味，我说成背书了，这怎么行，没感情，“上哪哪去，我吃完饭就得来一趟”，哪儿有这么说话的，“你到哪儿去了，明天你得来，咱们一块儿走，好不好”，这话这么说，“你到哪儿去，明天再来”，我说这能是说话吗？不能赶，怎么办？我说词太多了，你少一点儿吧，往下销，也销下去十个字去，那翻译又头疼了，这怎么整，那你得删，如果不删这样行吗，那不是背书吗，好吧，删吧。
记者：您这儿改来改去，意思不都差了？
袁乃晨：不行，困难就在这儿了。十个字的要六个字，意思还得不错，这怎么改，我找不见词，找字典去吧，有时候我就跟他翻字典，找词，半天找不到一个词，满脑子苦死了，我说那不行，凑合可不行，我心里的担子可还担着的，我代表中国东北电影制片厂签的字，我干了八年戏剧演员，我要是这么不及格，人家不要你，去吧，我还交代得了吗？你这八年干什么了，白吃饱了。
袁乃晨：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长段的我现在记不得了，短的，他冲锋的时候主场戏，千军万马冲锋，他说“乌拉”，他喊“乌拉”，咱们打仗能喊“乌拉”吗？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是“万岁”，我说咱们喊“万岁”，冲锋咱们喊“万岁”，那能行吗？我说咱们冲锋不喊。冲锋，“冲啊”，不是这么喊的。我在战场上我也见过人家打仗的时候，“冲啊”，这个也挺合适的，你看看，“乌拉”，“冲啊”，那么一样的啊，你说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你怎么也看不出来。他说行，气氛都对了，感情也不错，我说那咱们就这么说了，你怎么看，怎么挑不出毛病来，嘴都张这么大，好了，太好了。
解说：经过近1年的工作，苏联影片《普通一兵》译制完成，在经过多次试看试听效果之后，袁乃晨把影片拿苏联影片输出输入总公司驻东北的代表。
袁乃晨：跑到哈尔滨我自己提了两桶片子，到那儿天黑了，我去，去了以后我说片子翻完了，我来了，我来送来了，我们厂里通过了，那好，马上看，就在莫斯科电影院二楼的小会议室。
那时候小放映室不大，也就坐20、30个人，窗户都是一般的窗户，有一个黑红布一拉，灯一闭，放，三个人，他一个，我一个，还有他那个翻译，鸦口无声，我心里等着，看怎么办，看这一关过得去，过不去。完了，灯亮了，哎呀，他高兴的站起来说，好。（俄语）
记者：什么意思？
袁乃晨：完了又说一堆俄文，我也听不懂，他高兴的，说了一段。他说你翻译得好，你翻译得好，他说他祝贺你的成功，他说按照合同的规定，今后我们苏联影片华语对白版的版权就全部交给你们中国制作了。我一个石头落地了，我说这个我成功了，将来你的片子就到我这儿来，你的版权在我这儿，完了。
记者：实际上上所有的片子都是这么开始干的，新中国的电影就是这么起步的。
袁乃晨：我刚才讲了，那些民主东北，我们看到那些镜头，那都是拿血换来的，我们血都舍得换镜头，我要拍一个好片子，我还舍不得流汗啊？流点汗水算什么，我要变着法的想的题材，什么叫好的题材，也不就是能有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喜欢，都愿意看的片子。
解说：1949年春天，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故事片《桥》拍摄完成。公映后引起强烈反响。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以工人阶级为主角，中国电影史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解说：而就在《桥》开拍的前两天，传来了长春解放的消息。1949年三四月间，东影人分批迁回长春。1955年2月，文化部决定，正式将东北电影厂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近10年的阶段性名词“东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长影”两个字伴着工农兵小金人的形象和一大批经典影片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主持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长影一直都是全国生产能力最强，产量最高的电影制片厂。但从90年代开始， 长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国外大片的冲击、电影制片发行体制的改革以及新兴电影制片机构灵活的市场化运作，都给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一路走来的长影巨大的冲击。从1998年开始，长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我们祝愿长影的第二次创业一路走好。
责编：李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