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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t.sina.com.cn/2004-08-19/1056478113.html
综述：中国第一代译制人讲述我国译制片发展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8月19日10:56 新京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广告牌竖立在上海街头。 译制片在中国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从最初的默片时代配中文字幕，到“译意风小姐”在你耳边用国语讲解剧情，到配上中文的译制片真正出现，观众逐渐习惯外国明星讲一口中国话，再到今天的观众越来越倾向于观看原版字幕的好莱坞大片，译制片在中国的兴衰更替或许就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可辨，同时它也反映了外国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时代风云 电影译制：漫漫曲折路 《一舞难忘》上映时的海报。 大光明戏院是当时放映好莱坞影片的主要场所。 早在二十世纪初国产电影事业形成之前，欧美影片就已经大量进入中国了。因为早期上映的影片都是默片，也就无所谓配音译制，但为了理解剧情，也需要翻译。 活的说明书 范寄病先生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曾介绍过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情形：“新爱伦戏院放映影片时有人讲解剧情……假使现在任何电影院里再有这种‘活的说明书’出现，我相信观众即使不讨厌也觉得有点怪，但是那时却相当需要。”其实这种“活的说明书”就是采用现场口译的方法。 译片者 1922年，上海的孔雀电影公司，首创外国影片打印中文字幕的先例，聘请的翻译是留学美国纽约影戏专科学校的程树仁，当时叫“译片者”，第一部译制的影片是《莲花女》。“孔雀”先例一开，仿效者竟相纷起，不少影院采用此法，聘请懂外文的华人担任译片者，比较出名的有陈寿荫、潘毅华、顾肯夫等。 译意风小姐 外片译制第三次改进是“译意风”的应用。这套设备是美国的生产厂家专为号称“远东第一”的大光明戏院特制的，在座椅背后安装有一副听筒，放映时只要套上听筒，就有一种轻柔的声音将剧情对白娓娓道来。1939年11月4日，“大光明”首次使用这套设备，试映美国影片《风流奇侠传》。担任翻译的女士被影迷们亲切称之为“译意风小姐”。 第一部外语中译片《一舞难忘》 上述的译配方法并不算真正的译制，第一部外语译片，是1948年1月8日在大上海大戏院（今大上海电影院）公映的意大利影片《一舞难忘》。译配这部影片并将它带回上海放映的是华侨王文涛。王文涛率领二十多位华侨青年，译制这部影片：第一，将每句对白的长度逐句记录；第二，进行汉语翻译和对口型；第三，分配配音演员进行排练。当时影片由大上海大戏院独家放映，从此开始“外国明星说中国话”的真正译制片之旅。 整理张悦 电影笔记 “舶来”的盛宴，观赏的奇观 西方和东方两股世界文化之流在战后时期激烈地碰撞着，这种情况下的电影，犹如一个怀有欲望的精灵，尽力使自身全部的活力纳入开放的世界电影对话体系中，作为西方“舶来”的工业文明的产物，汲取着丰沛的养料。 这种状况首先表现在文坛。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和外国当代作品翻译出版，也正如茅盾当年所说———“隐隐然成为一种运动”。当时的人们既能读到古希腊悲剧、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又能读到小说方面的大量译著，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去》（即《飘》）等等。 当时一批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电影作品也颇为热门，它融会较多文学与戏剧的活跃因子，如《夜店》、《表》、《欢天喜地》、《春残梦断》等文化品位高且十分卖座的影片，而那些早年在外国留学的“海归派”编剧和导演的功劳不可小视。比起这些“混血儿”影片，血统纯正的好莱坞电影，随着抗战的结束也大量涌入，重新为包括电影人在内的广大观众提供了观赏的盛宴，更重要的是也为战后中国电影的再度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物。 “小别四年，我们不妨看看人家是怎样地在进步着。”这是当时新创电影刊物《世界影坛》发刊词中的一句。外国电影在中国恢复大规模放映，最直接地促进了电影公司不断恢复或迅速成立，甚至膨胀。报道外国影坛影讯的电影刊物也大量出现，像《国际影讯》、《电影周报》、《好莱坞电影画报》等，出刊都非常迅速。而当时运入中国的外国电影除了少部分英、法、德、意等国影片外，主要是好莱坞8大电影公司的影片以及前苏联影片。 好莱坞影片的上映自不必说，战后前苏联影片虽然在逼人的气势和数量上远不如美国，但却始终不断，而且随着时代需要发生着微妙的起伏。当时在影院放映的前苏联影片满足了部分观众对迥然不同好莱坞电影的新奇渴望。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生动地说道：“美国电影适宜在一间雅致的小客厅放映，苏联电影就适宜在广场上开映，热热闹闹地挤满了人头。” 就在40年代的末期，世界电影的无限生机从各种缝隙中吹进中国电影，不论是美国电影、前苏联电影还是欧洲电影，风再也不是向着一个方向吹，这或温润或猛烈的风透过缝隙在已经成型的电影雕像上划出了一条条纹路，深深浅浅。 张悦 寻访 时光荏苒，从字幕到声音 原上译厂译制片组长肖章细述早年经历 外国电影，尤其美国好莱坞电影，自“一战”以后不断运到中国，一度占据了中国的银幕，上海最高档的电影院几乎是以放映好莱坞电影为业的，到高档影院看新鲜面目的外国影片对于当时时髦的上海人来说，不仅是时尚，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任影院外片翻译的肖章老先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闭上眼睛一切都历历在目”。 一台投影仪和上千块玻璃片 对于大多数不懂外语的中国观众，好莱坞影片依靠什么来吸引他们？从当时来说，一个是靠很精美的说明书，里面会有演员和剧情的介绍；另外一个就是中文字幕。 我那时候刚从学校里面出来工作，就去一家外国老板的电影院应聘做影片的翻译。来一部新片后，我要很快地把它翻译成中文，当时随片带来的还有英文台本，我主要是做台词的翻译，并不是每句话都翻，找认为主要的话来翻，像“YES”、“NO”这些都知道的话就不翻了。 我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随片放映时控制字幕。先把翻译过来的话写在一个窄长条的玻璃片上，然后编上号。什么用途呢？当时字幕不像现在是打在影片上的，而是在银幕旁边另外有一块白色小银幕，在放映室除放映机外另架设一台投影仪，我把编好号的字幕在投影仪上放出来，因为对影片已经很熟了，听原文然后更换玻璃片。一部影片大约一千句左右台词，所以玻璃片堆得很高，工作也很紧张。 “译意风”并不普遍 就是用这样配字幕的方法，我翻译了当时好莱坞最卖座的经典影片，像大家熟知的《魂断蓝桥》、《乱世佳人》、《出水芙蓉》、《红菱艳》等等影片，这些影片都是在美国本土放映没几天就能在上海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上海是租界，非常开放的，不受限制，所以好莱坞影片是垄断上海电影市场的。 后来也推出过一种新型的外片译制方法，也就是“译意风”，记得当时“大光明”推出的广告语是：“贡献给：爱看外国片而不懂外国语者”等等。尝试新鲜的观众不少，但是“译意风”并不是当时看外片方式的主流。一是设备要求比较高，需要影院投入大量资金；另外，就是观众要交的钱比看字幕的要高一些，外片依然是以字幕为主的。 配音过程就像打仗 上海沦陷后，电影业很不景气，英文片不允许放映了。我做了几年的编剧、教了几年书之后，还是回到了电影翻译的老本行。上海电影制片厂下面原来叫做翻译片组，在1957年时分出来成为了现在的上海电影译制厂。 成立早些的还有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就是原“满映”改组后成立的电影制片厂，后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他们也有译制片组而且从解放前就开始做译制片的工作了。他们主要做前苏联影片以及日本影片，我们做东欧片、前苏联片也有法国片以及美国片。在50年代初的时候，译制片已经都是译配片了，就是有中文配音的。因为当时技术条件有限，很多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研制出来的，从翻译到录音到剪辑，工作人员是非常辛苦的。夏天没有冷气，因为保证声音质量又不能吹电扇，就用大冰块降温，整个配音过程就像打仗一样，我们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自己的译制片道路。 口述：肖章（原上译厂译制片组长，现年83岁，现居上海）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世界风云 1 9 4 8年 奥黛丽.赫本自小便表现出对音乐舞蹈的浓厚兴趣。1948年，赫本与母亲迁至英国伦敦，开始学习芭蕾舞，并开始在一些音乐剧担任角色。 德莱叶是丹麦艺术电影的创始人之一，上世纪30年代德莱叶毫不妥协地反对商业性电影。1948年，他拍摄了影片《误了轮渡的人们》。 山本萨夫在《我的电影生涯》的回忆录中描述了1948年东宝大罢工的情况：前后持续了200多天的罢工，最终以22名导演被开除或自愿退出公司而告终。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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