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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光影-中国国有电影制片厂生存现状
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 电影制片厂是一个同时占有崇高和亲切的名词。 今年，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 那些熟悉的名字，他们过得怎么样？ 本报撷取了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四大综合电影厂， 以及两家富有特色的专业电影厂， 制作这一专题，意图以它们为代表， 呈现中国国有电影制片厂的生存现状。 在历史光辉的映照下， 这些制片厂的未来需要人们关注。 六十年长影：消逝还是新生？ “六十年，长影的生命到了最后周期。如果说‘长影集团'这四个大字还在，伪满留下的这栋楼还在，它还没完全死。但厂房没了，人也没了。在我眼中，它已是名存实亡。”胡昶站在正对长影大门的毛主席像下说道。不久前，两个拍电影百年记录片的编导在离开长影前送给胡昶一张照片：通向长影的大道上残存着积雪，只有主席像茕茕孑立，周围是一片荒凉的工地。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毛主席也无奈。两个编导在离开长影时对胡昶说，长影这绕不开的一节怎么办呢？留下一个空白画面吗？ “长影六十年，前五十八年和我有关，后两年和我没关。”退休整两年的胡昶说道。1985年，长影四十岁生日之际，胡昶完成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一书。迄今，这仍是最详实的一部长影史。但是，随着两年前，占地21公顷的老厂区被拆，这部历史也已变得残破不全。...... 专题统筹：王小山、杨彬彬、牛文怡 采写：张映光、张文伯、周文翰、张悦 执行：牛文怡、金秋、尚娜、王春晖、刘铮、刘帆、周松、袁红、张鹿鸣、谷峪 摄影：徐万涛、张映光、周文翰、张悦 六十年长影：消逝还是新生？ 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也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各类片种的第一部影片均为东影创造。长影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到上世纪80年代，长影已成为全国生产能力最能，产量最高的电影制片厂。从1993年至今，除《七七事变》等少数几部主旋律电影引起一些关注，长影影片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每年投产数量十分有限...... “六十年，长影的生命到了最后周期。如果说‘长影集团'这四个大字还在，伪满留下的这栋小白楼还在，它还没完全死。但厂房没了，人也没了。在我眼中，它已是名存实亡。”胡昶站在正对长影大门的毛主席像下说道。不久前，两个拍电影百年记录片的编导在离开长影前送给胡昶一张照片：通向长影的大道上残存着积雪，只有主席像茕茕孑立，周围是一片荒凉的工地。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毛主席也无奈。两个编导在离开长影时对胡昶说，长影这绕不开的一节怎么办呢？留下一个空白画面吗？ 老厂区被拆，长影历史已变得残破不全 “长影六十年，前五十八年和我有关，后两年和我没关。”退休整两年的胡昶说道。1985年，长影四十岁生日之际，胡昶完成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一书。迄今，这仍是最详实的一部长影史。但是，随着两年前，占地21公顷的老厂区被拆，这部历史也已变得残破不全。 穿过一条崎岖的土道和一片破旧的工棚，胡昶带记者追寻着长影的昔日。全国最大的洗印车间只剩下一面断壁。录音车间已化作一片商品房。承载了几代长春人电影情结的长影剧场，只留下一块锈迹斑斑的迪迪歌舞厅的招牌。 4月的长春，风沙依然大。工地上不时卷起几米高沙尘，看不清来路。步行十几分钟，登上一个土丘，胡昶指向百米外一座看上去有些灰头土脸的白色洋楼，它的正面已被一座高大的土山掩盖。“那就是小白楼，”胡昶说，“长影的辉煌全刻在那儿了，如今，它也不再属于长影。”走上通向小白楼的土道还要翻过几个土坡。记者没再叫胡昶带领，他只站在土丘上远眺了一会儿，摇摇头便没再看。 作为伪满时期的文物，小白楼幸存下来。它的正面是一座三米高的土山，旁边是上千平米的工地。跨过残缺的院栏，门廊前满地大便，透过钉死的窗子，可见里边积满几尺厚灰尘。小白楼另一侧大门上着锁，有一看门人住。但记者先后三次探访，均未见踪影。这一侧的对面是一座灰色水泥建筑，上面挂着长春国信集团的牌子，那是小白楼乃至老长影这片土地现在的主人。 昔日见证辉煌小白楼，今日破败不堪 很多人一提到长影都会首先提起小白楼。中国电影100年的历程中，这座建筑承载的历史是独一无二的。 1945年，中共接收“满映”建立东北电影公司，后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是为长影前身。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影除吸纳满映人才，还举全国之力，从各军区文工团及上海等地征调了大批电影工作者。在此背景下，新中国第一部记录片、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译制片......可说各类片种的第一部均为东影创造。 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影的辉煌达到巅顶。先后拍摄了《白毛女》、《平原游击队》、《上甘岭》、《董存瑞》、《英雄儿女》、《五朵金花》、《甲午风云》等一大批经典影片，长影的工农兵小金人从此在几代中国人身上打下深深烙印。翻开长影50周年时出版的画册，每部影片的背后集中着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电影人，苏里、郭维、田华、新凤霞、金焰、浦克、于洋、于蓝......几乎所有优秀演员、导演、编剧都曾到长影排片。同时，长影成为新中国电影产业的人才基地，新影、北影、上美、西安等电影制片厂均由长影派出骨干力量搭建。长影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到上世纪80年代，长影已拥有7个摄影棚，为全国之最，修建了亚洲最大的洗印车间，并拥有亚洲面积最大的道具库。成为全国生产能力最强，产量最高的电影制片厂。 “在东北解放初，长影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周围基本是荒地。院墙上拉着电网，马路对面还有国民党放冷枪。”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美术指导刘学尧回忆道。从满映时期做学徒到东影在一片废墟上，一砖一瓦的建设起来，拍出第一部电影。直到如今老长影已不复存在。刘学尧见证了一切。 “我们拍《桥》的时候住在长影主楼的二层，冬天没暖气。大家睡在通铺上。” 刘学尧说，“但接待明星和著名的作家、导演，这种条件是不成的。长影附近的小白楼原本是一伪满军政大臣的别墅，因位置有些四处不靠就划给了长影，正好用来接待一些大牌演员、作家。” “1948年，我从东北文艺团调东影只有16岁，那时这里是一片黄甸子，只有一个厂房，遍地地雷。”《保密局的枪声》导演常彦回忆，“1949年2月下旬为三八节演出到长春，这里没有宿舍。我们就住在小白楼。清垃圾，扫房子。从此，小白楼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电影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著名电影人一来到长影就住进小白楼，我亲眼看着这里逐渐变成了中国电影人的圣地。” 20多年前，全国尚有1/6电影出自长影 “长影辉煌时，这座建筑是神奇的。”胡昶说，“那时往往一个看上去很一般的剧本带进小白楼，几天以后就成了经典名剧。因为这里常年住的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导演、演员、剧作家。长影几乎所有优秀影片都是在小白楼创作出来的。” 《吉鸿昌》导演齐兴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多次呼吁，把小白楼变成一个电影艺术馆，完好保存。“我对他们说，哪怕在每个房间挂几张照片也好，让大家知道，都有谁在这里住过。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也没人做。” 齐兴家无奈地说。 小白楼残败不堪的景象如今成了老长影侥幸残留的缩影，这令许多老艺术家心痛不已。“长春电影节期间，很多铸造了长影辉煌过去的老艺术家回到这里，徘徊在空荡荡的工地上还只是嗟叹不已，一看到小白楼就都忍不住落泪。”刘学尧说着说着眼圈有点发红，“于蓝那时没能回来，我写信告诉她这里的情况，后来听于洋说她哭了。” 长影第四代导演贺米生与《离开雷峰的日子》导演雷献禾从2003年开始拍一部反映长影的记录片《光荣与梦想》。雷献禾拍《大雪无痕》后接片较多，拍摄工作主要由贺米生一人承担。 “去年，老浦克去世前两个月，我邀他做向导讲述长影历史，尤其是伪满时期的历史。” 贺米生说，“老浦克为我讲述了伪满特务头子甘粕正彦的许多故事。走到小白楼，老人在传达室歇脚，感叹道，‘这座楼记载了长影的辉煌，长影啊长影......。'我于是不由自主的凝视着这座建筑，有些怅然。当我回过头的时候，看到浦克在那里擦眼泪。没想到，两个月后，老人就走了。” 老长影的消逝 “长影的辉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深谙长影历史的胡昶介绍。“上世纪40年代，新中国电影从长影发轫，50-52年，两年生产了19部影片，52-53年，进入低谷，56年达到一个小高峰。58年产量很多，到59年，有了一个真正的高峰。随后，3年困难时期，长影又进入低谷。65年，再次迎来高峰。文革中，尽管受政治形势左右，但仍拍摄了《创业》等影响很大的电影，从79-80年复苏，85到86年达到最高峰。一直延续到89年拍《开国大典》。80年代，全国有六分之一左右的电影是长影拍的。其中得奖影片占三分之一。如果把长影看做一支股票，此前有涨有落，呈曲线上升。进入90年代，长影则直线下跌。” 齐兴家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影最辉煌那段历史说道：“我只举一个例子，拍摄《人民的战士》时，导演翟强说需要两辆坦克。但在预算里没提到坦克。于是晚上7、8点召开会议，军代表(相当于现在军事顾问)问什么时候要，答越快越好。第二天早上7点，一趟专列运送着两辆坦克从天津抵达长春，立刻投入到拍摄中。要知道，担任拍摄小组组长的是聂荣臻。大致50年代军事片都是在这种局面下拍摄的，后面全有一位老帅挂帅。” 胡昶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长影景象说：“1978年左右，我担任厂办公室主任。每天都有几百人参观长影，我负责接待。可容纳120人的会议室里经常坐得满满的。记得一次，一个美国华人代表团访问，问了许多问题，概括起来无非就是电影的生产程序，送审程序，我只用5分钟就答完了。一位著名华人科学家问我，我们提了这么多问题，你用5分钟就说完了，而我们好像又问不出新问题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们提的那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到那两个问题上。他很不甘心，说道：那我只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好了，长影的院子里怎么有这么多漂亮姑娘。当时，长影驻着两三个剧团，摄制组。一个《蝶恋花》就有100多个女演员，主席像前的这条大道上，熙来攘往，香风阵阵。每天有上千人在大院里走动，热闹非凡。” 迎60华诞，老长影却快要“不见了” “长影的衰落首先是从乐团开始的。”胡昶说，“上世纪80年代，乐团每天排练钟鼓齐鸣，人员进出，磨肩擦踵。乐团解散后，长影一下子安静了。随后，人们发现，一年拍不了几部电影的长影变得越来越冷清。到我退休前，想在厂里找块木头做个楔子，居然都找不到了。” 1993年，广电部启动了中国电影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中影公司不再统购包销国产故事片，各制片厂必须自负盈亏。长影面临真正的困境。从1993年至今，长影经历了阎敏军、李国民和现在的赵国光三任厂长，除《七七事变》、《离开雷峰的日子》等少数几部主旋律电影引起一些关注，长影影片日渐淡出人们视野，每年投产数量十分有限。据长影艺术处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01年和2002年甚至每年只有一部。 1997年，媒体出身的赵国光接任厂长，原吉林省体育彩票中心主任刘丽娟任主管经营副厂长。据赵国光向记者介绍，次年，长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首先是开展土地置换，将长影老长区21公顷土地以3亿元价格卖与长春国信集团。同时提出“一厂三区”的计划和“不拍陪钱片”的口号。随后，贷款3亿元合6亿元，建设长影世纪城。世纪城对外宣称投资15亿，据赵国光介绍是因怕引起一些民营企业家盲目投资类似项目。此后，长影又分别成立了由副厂长韩志君和宋江波牵头的影视公司。并与长春电视台合作成立了长影影视频道。2005年初，长影以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等方式精简人员。同时，大型旅游项目长影世纪城竣工，预计2005年4月底试营业。短短几年时间，拥有几十年历史的老长影在即将迎来六十华诞之际不见了。 不到两天，电影宫只拆剩破砖烂瓦 2003年初，长影老厂房动工拆除。贺米生得到消息急忙与摄像赶到施工现场。从这时起，开始了记录长影历史变迁的采访、拍摄。 “我先去了电影宫，这是长影建造的一个外景基地。”贺米生回忆，“头一天去，在拆前门楼，这是为拍摄《谭嗣同》建造的，后来还拍过《两宫皇太后》。我们拍了一些镜头就回去了。我想这么大的工程，不会拆那么快。谁想第二天去，拍摄《开国大典》、《七七事变》等影片的明清一条街也拆了。开发商是连夜拆，速度很快。诺大一个电影宫不到两天只剩些破砖烂瓦。我连忙抓紧拍。这时，没想到来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工头。问我拍什么。我说我是长影导演，想拍个片子。那几个痞子模样的人叫道，这已经不是你们长影的了，没得到我们允许不许乱拍。然后就派了一群人硬把我们赶走了。我1965从电影学院毕业，便来到长影。长影有那么多老导演，以前人家一直把我称为中年导演，如今，不知不觉我也变成老年了。看着两天前这片土地还是长影的，我还是一名长影导演，如今，一群流氓在这里对我耀武扬威，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后面的拍摄像打游击一样，偷偷摸摸的进行。但是，由于洗印厂、录音厂、道具厂基本都是同时动工，而且拆除速度非常快，我还是有很多镜头没能拍到。” 在长影老长区拆除时，崔永元恰好在长影拍摄“电影传奇”《战火中的青春》一集。影片结尾，道白细数着长影的辉煌，镜头中却出现了老厂区的断壁残垣。 三天，员工从1000多人变为不足100人 2005年2月20-23日，也许是长影大院十年来最热闹的三天。1000余长影人回到长影解除了与长影的关系。“这其中有很多人其实早就跟长影没什么关系了。”贺米生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长影人便出走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为准自由职业者，这些人只是出国或需要单位开据证明时才回到长影。”齐兴家介绍，“有人曾细数过在北京定居的长影人，有300多。” “这三天，这些人全部回到长影，很多多年不见的人都见到了。” 贺米生说，“有些实在回不来的，厂里还专门派人上门办理手续。大部分人寒暄后议论着得失，还有些人大声喧哗着斥责不公。” 贺米生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切，短短三天，长影从1000多人变为不足100人。 长影档案： 1945年，中共接收“伪满”时期的“满映”建立东北电影公司，1年后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1999年7月长春电影集团成立。现址吉林省长春市红旗街。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影除吸纳满映人才，还举全国之力，从各军区文工团及上海等地征调了大批电影工作者。在此背景下，新中国第一部记录片、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译制片......可说各类片种的第一部均为东影创造。 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影的辉煌达到巅顶，拍摄了《白毛女》、《平原游击队》、《上甘岭》、《董存瑞》、《英雄儿女》、《五朵金花》、《刘三姐》、《甲午风云》等一大批经典影片。 苏里、郭维、田华、新凤霞、金焰、浦克、于洋、于蓝......几乎所有优秀演员、导演、编剧都曾到长影排片。同时，长影成为新中国电影产业的人才基地，新影、北影、上美、西安等电影制片厂均由长影派出骨干力量搭建。长影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世纪城与新长影的梦 在位于长影主楼三层的厂长办公室，记者与厂长赵国光交谈了近两个小时。胡昶与长影艺术处处长王霆钧都称，这是赵国光几年来第一次用这么长时间应对媒体。这也许因为2005年对赵国光而言，意义非凡。 1998年，在长影进行土地置换之际，天津某媒体报道称“长影被卖掉了”。这篇报道被海外媒体转载后凡响强烈。记者出身的赵国光通过新闻管理部门追究了那家媒体的责任。同时，没有放缓卖掉老厂区的计划。 “1997年上任时，长影亏损很严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办社会使长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赵国光说，“长影最多时有职工3000人，其中一半离退休。长影有自己的托儿所、派出所、卫生所、车队、学校、甚至消防队，除了火葬厂没有，一应俱全。拍电影是赔的多赚的少，到1997年，长影亏损总额达3000万。我当时算了笔帐，如此发展下去，长影到98年冬天就维持不下去了。冬天要支付一大笔取暖费，一万吨煤的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 但是，记者从一些长影职工了解，1997年到1998年，长影与其他国有厂相比，日子要好过。主要因为，长影早在赵国光上任前便开始出卖土地，主要是宿舍区用地。贺米生介绍，“长影和一汽以前并称长春两面旗帜。在长影最辉煌时，有人曾夸张地说，长影占长春三分之一。”同时，长影出卖老影片版权，也所得不匪。 记者得到一份1998年3月25日，省审计厅对长影上一年度审计财务收支提出的问题和情况说明显示，长影曾刻意隐瞒1997年度出卖电影频道播放权所得200万，出卖进口大片播放权所得350万，后电影开发VCD收入312.5万，洗印分厂洗印拷贝收入339.9万，影片发行收入182万和电影世界收入6.9万，共计1391.3万元。另有洗印厂等多项帐外资金，收入不实共计2008万元,成本费用不实共计688万元,资产不实共计1725万元。 对此，长影曾做出检查并缴纳了罚款。按照这份资料，长影从1997年累积亏损3000万到1998年赢利1380万的数字，存在诸多疑点。因亏损严重被迫卖地的说法也就值得怀疑了。 赵国光强调，长影卖掉老厂区并不意味着卖掉长影，而是将资产盘活的一种手段。“薄熙来在视察长影时曾说，‘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厂为何如此破烂不堪。'这么破的厂子，没人愿意投资，只有卖掉它，投资新项目，才能吸引大企业为长影投入资金。”赵国光说。为此，他在卖掉长影的同时提出了“一厂三区”，长影新生的计划。 所谓“一厂三区”的计划，就是通过卖掉长影老厂土地在长春郊外建造一个大型旅游娱乐项目——长影世纪城，再以此融资，回笼资金建造长影新厂和一个旅游景区。将残留的老厂建成电影艺术馆。这个宏伟的振兴计划曾令一些长影人憧憬。 “用土地置换3个亿加上贷款3个亿，我们投建了世纪城。世纪城与横淀等影视基地不同，是一个模仿好莱坞环球影城的大型电影娱乐项目。”赵国光介绍，“不久前，我们又吸引北京首旅集团注入资金，双方各占50%股份，以共同经营好世纪城。” 在赴长春采访的第二天，记者参观了世纪城。从去年9月份开始，许多长影人陆陆续续怀着好奇来到这里，这个大型游乐厂牵动着长影新生的梦。 来到长春市，可见四处遍布两大项目广告，一为长影世纪城，一为长影世纪村，两个项目都与长影息息相关。不了解内情的人很容易将之混淆。老长影厂外，有些残缺的院墙耸立着高三米，长百米的广告牌——长影世纪村：中国独有的超大型影视生态社区。这是由收购长影土地的国信集团投资兴建的商品房。其每平米三、四千元价格在长春已属中高挡社区。前行一站地，每隔几米便可见一块长影世纪城的广告牌。 从长春市区驱车到净月开发区的长影世纪城花了40分钟。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游览了世纪城13个娱乐项目中的5项。其中包括号称亚洲最大的球幕电影和巨幕3D电影。世纪城的整体建筑风格令人联想到好莱坞大片《指环王》。欧洲中世纪的喷火巨龙，树人雕塑、鹰神山......很多游艺项目的内容都是惊险刺激的鬼怪故事。 在幽灵古堡中，一些由真人扮演的鬼怪着实把记者吓出一身冷汗。这些扮演假鬼的工作人员在游艺结束后自我介绍，他们是来自长影影视艺术学校的学生。在众多游艺项目中，只有一处以展示爆破技巧为主题的项目，在建筑上贴上了《董存瑞》、《英雄儿女》等影片的老剧照。但这显然与长影传统没有更深联系。 据同行的一位长影工作人员介绍，长影世纪城曾在去年9、10月间短暂试营业，票价为128元，但效果并不理想。赵国光向记者介绍世纪城时谈到赢利前景显得信心十足。“很多人觉得128元票价太贵，可大多数人看过几个项目以后都觉得超值。” 赵国光说。 长春市政府网站上对长影世纪城赢利前景的估算是，“保守计算，长春市居民每年到长影世纪城参观、娱乐的人数可达 35万人次；东北其它两省及吉林省除长春市地区以外的地区每年参观长影世纪城人数最少可达65万人次；东北以外的国内外游客每年至少将有50万人次到长影世纪城参观。以上三类客源，按平均每人在长影世纪城消费150元(含门票、这是最低标准)计算，长影世纪城每年可以实现旅游收入2710.8万美元。” 但常彦、刘学尧、胡昶在谈到世纪城时却不约而同为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帐。长春一家三口去一次世纪城光买票就要花去384元，再加上往返车费和饭费，要花费近500元。按照长春的消费水平，很难吸引普通家庭。 实际上，世纪城并非长春首个号称模仿好莱坞的电影旅游项目。早在1991年，长春便兴建了一处包含环幕电影等游艺项目的长春电影城。电影城位于长春市区，距一汽不远，记者来到这里发现，电影城从建筑风格到游艺项目与世纪城有诸多相似之处，只是规模较小，虽然是周日，但电影城内游客寥寥，游艺项目也大半闲置。 记者从世纪城一位工作人员了解，在首旅注资后，世纪城的领导班子还要重新调整，经营方针和票价都会相应做出改变。世纪城未来的命运显然已不完全掌握在长影一家手中，它的前景仍是未知数。 无形资产的流失？ 长影在卖掉老厂区遣散人员的同时，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无形资产。用常彦的话说，长影一直在败家。“在我们这些导演和主创人员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长影买卖掉了众多电影的版权。”常彦边说，边从VCD架上翻出几张由广州俏佳人公司发行的自己拍摄的影片。 这其中最令常彦感到惊异和不解的是一张自己在文革时拍摄的电影处女作《芒果之歌》的VCD。“这部电影是文革中四人帮命长影拍摄的。名字取自毛主席送芒果的典故。片中含有批斗走资派的内容。” 常彦说，“这是我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文革后，尽管这部电影未被列入五大阴谋电影，但肯定是要禁播的。有意思的是，粉碎四人帮后，老中宣部长陆定一在视察长影时指名要看这部片子。我这时才知道，《芒果之歌》在粉碎四人帮前不久曾在中南海放映过一次，老将军们就是借看电影的机会，在厕所里商定抓四人帮的。当时，陆定一被关在秦山监狱，无缘目睹该片。此后，《芒果之歌》被永远的封存在影库中，要看到这部片子必须经过省委宣传部批准。连我这个拍片子的人都几十年没看过这部影片了。但是，没想到，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时，送给我这张VCD。我至今不知道，这部电影怎么流到社会上去的。” 另据常彦介绍，长影除卖掉大量电影版权，还将许多珍贵的电影资料和长影艺术家的档案当作废纸处理掉了。《两个小八路》的主演朱文顺和伪满时期老演员吴江归的儿子朱晶便在旧货市场花高价购回了自己父母的珍贵档案。 胡昶介绍，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他为记者出示了几份长影艺术家档案材料复印件，胡昶说，这些资料都由一些长影职工从旧书市场上高价购回的。 国信的崛起与老长影的衰落 老长影只剩一座主楼，四周被工地包围。从空寂的大院向外眺望，附近只有一座高楼——国信大厦与长影仅一墙之隔。 “这些楼都是国信盖的。”刘学尧指向窗外说，一排崭新的商品楼簇拥着国信大厦，楼下树着“阳光景都”的牌子。“我们这儿也卖给那个国信了，这栋楼就快拆了，还不知道怎么安置我们呢。”刘学尧有些凄然地说，“反正这阳光景都是没什么长影的人......” 作为被国家授予终身成就奖的长影第一代艺术家，刘学尧住着所谓的高职楼，楼体和墙壁只剩下光秃秃的水泥，房屋狭小陈旧。马路对面，靓丽的阳光景都与寒酸的高职楼形成鲜明对照。 “把长影的地卖给国信这样的民营企业是很多长影职工难以理解的。”贺米生说，“一些职工难免产生猜忌。在采访中，我听到各种关于国信与长影领导之间关系的传言，但都缺乏有力证据。在一次对赵国光的采访中，我鼓起勇气直接问他，有没有从中拿好处，他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一字一句地说道：一分钱也没有。” 温元凯教授任董事长兼总裁的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2001年曾应邀为国信作过一次企业发展战略的专项咨询服务。其中，在《南洋林德_长春国信发展战略咨询_尽职调查与诊断报告》中详细的叙述了国信从1998年5个人集资127万到2001年拥有几亿资产的发家历程。从这份完全依据国信提供材料拟写的报告中，可以清晰看出，国信的崛起与长影掣肘相连。 该报告显示： 国信集团主要创始人均为原吉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其中董事长王岩曾任吉林国托副总经理。 1998年，王岩、马秉臣等人集资127万成立国信。靠为吉林省工商银行建处长楼以不足100万的投入赚得700万。 随后，国信瞄准长影土地资源优势，以合作开发的形式进行“隆礼嘉园” 立项。除项目中9800平方米用于长影职工回迁外，充分利用“隆礼嘉园”位于长春市繁华街区的地理优势，顺利将85套商品房中的80套和8775平方米铺面房售出。国信集团“隆礼嘉园”项目实现销售收入10637万元，净利润4709万元，成功跨出创业第二大步，公司资产规模一举超过五千万，使国信集团从原始积累阶段进入资本集聚阶段，同时进一步奠定了房地产开发作为公司主业的根基。 这之后，国信集团继续采取与长影合作开发的形式，“阳光景都”立项。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实现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土地储备(包括“阳光景都” 二期、三期用地及长影新厂区的土地资源分享等)。同时，托管经营长影装璜公司并成立物业公司，直接介入长影物业管理。 2000年，长影注册成立长影影视股份公司。国信出资1350万元参股长影影视股份。将与长影单一的商品房合作开发关系提升到资本运作层面，积极推动和直接参与长影影视股份公司的组建和上市操作。 在与长影的项目开发利益分配方面，长影提供开发用地，国信集团负责项目开发实施。双方按实现利润4(长影)：6(国信)的比例共同获益。 这份报告中尤其提到：“严格而言，虽然目前房地产开发已经成为国信集团的主导性产业，但在国信集团创业当时却并不具备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基本条件。 “国信集团创始人在当时情况下实现自我创业只有一种最佳选择，即背靠吉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充分利用其操作背景优势，调动各种社会关系资源，在熟悉的行业中寻找最佳的创业项目。 “基于特定环境条件，‘空手道'似的房地产开发成为国信集团创业的首选项目。 “在当时长春市这种相对封闭的内陆城市还有可能进行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不规则游戏。 “(国信集团与长影)双方高层领导良好的个人人际关系是形成合作纽带的重要基础。” 记者调查中并未找到赵国光、刘丽娟等长影主要领导在国信占有股份的证据。在国信股东名单中，只有许汉林曾任长春影视艺术培训学校副校长。后任国信北山大世界冰雪娱乐公司总经理，持有8万股。 而另一方面，如前文提到，2000年，国信以长春市中网公司与长春易高文体公司名义入股长影，成为拥有长影影视公司27%股份的第二大股东。这其中另人不解的是，按照长春市政府网站公布的长影世纪城一期工程项目介绍，长影世纪城项目由长影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而据赵国光介绍，长影世纪城6亿资金来自出卖长影厂区土地和银行贷款，应属长影集团一方出资。如此一来，作为长影影视公司第二大股东的国信集团也一度成了长影世纪城的第二大股东。 北影留下一块50年的“金字招牌”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77号，在北京城区地图上，只被标记成一个红点。然而在众多的中国电影从业者的心中，那个红点几乎可以被放大成一座圣殿——这里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所在地。199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其它七个广电部直属单位被合并整组为中国电影集团，曾经代表着辉煌与荣耀的工农兵厂标从此消失在大银幕上，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汉字。但是今天，当记者再次走进北影厂，探询它广为人知又充满神秘的历史的时候，从那些头发花白、话音颤抖的老北影人的眼中依然能读出曾经属于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北影厂不在了，但是它的精神不会也不可能消失，它是中国电影的金字招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 在中国电影集团的规划中，通过置换土地的方式将在京郊怀柔建起一座规模巨大、设施先进、技术一流的影视基地，年内即可破土动工。北影厂现址的生产区则要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大规模拆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电影集团的制片大楼、电影广场、星光大道和功能完整的电影大厅，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牌将从这里永远地消失...... 历史上的辉煌 在北影厂的传达室门前，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是领取挂号信和邮件包裹的姓名通知。陈强、葛存壮、于蓝、谢铁骊......总有一些熟悉的电影人的名字在上面出现。穿过北影厂的生产区，就是附近小有名气的北影宿舍所在地——“北影小区”，当年叱咤风云的老一辈北影人大都在这里居住。小区的主体建筑就是几栋外墙已经有些斑驳的塔楼。和今天那些明星大腕的豪宅别墅相比，北影的老艺术家们却安得其所地在这里度过了几十个春秋。“孩子们常说这里的条件不好，要接我们出去住，可是我们习惯了，每天吃完饭到前边的生产区遛遛，心里觉得踏实。这些年身边的老伙伴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转眼北影也要拆了......”电话那边，80岁的原北影厂副厂长朱德熊传来几声轻轻的叹息。 回忆是美好的，尤其在这些经历了北影辉煌岁月的老人心中，他们的思绪总是不能自己地回到半个世纪之前，回到1956年到1966年由他们亲手创造的“镏金岁月”中去。 然而，走过十年辉煌的脚步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十年的荒芜。记者试图去了解那段让人无法忘怀的历史，却没有人愿意回忆。当年的小关厂址如今已经变成了对外经贸大学的校址，新的北影厂则搬到了现在的所在地，北三环中路的蓟门桥畔。原副厂长张尔瓒告诉记者，“‘文革'期间，江青以保证所谓的‘样板戏'拍摄为名，将北影干部职工全部驱逐出厂，下放干校，同时将苏联专家帮助选址设计的厂区废弃，并于1973年重新建起了新厂。新厂的规模和设备看上去并不逊色，但是北影人的艺术激情已经被当时的文艺政策消磨殆尽。” 北影是如何二度崛起的？在记者的采访中，被大家反复提及的是一个时间——1979年和一个名字——厂长汪洋。 厂长汪洋对于重新启动闲置了将近十年的艺术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尔瓒回忆说，“‘北影是一块金字招牌'最早就是汪洋提出来的，那段时间他一直住在厂里的，北影生产的每一部影片的样片他都要亲自审看，并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北影厂的历任厂长都做不到这一点。除了狠抓影片质量，他还特别重视人才，刘晓庆等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都是当时被他召入北影的。” 刘晓庆到北影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张铮导演的《小花》。当时她的关系还在成都军区话剧团，汪洋在看过《小花》的第一批样片后，就给副导演黄建中下了命令，“把这个人留下来，调进北影，小黄，你想办法！”刘晓庆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汪洋，“汪洋识才，爱才，善于用才。谁都知道，他思贤若渴。只要是人才，他会费尽一切心思，用尽所有手段把他们挖到北影来。他不停地建设、壮大北影的创作队伍。他好比是一个狡黠的厨师，永远拿着一把漏勺在沸腾的锅边上等着，只要有饺子或是汤圆熟了浮起来，他立即眼疾手快地把它们舀到自己的碗里。” 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影经历了它最后的黄金时期。这时电视业尚处于大发展的前期，电影仍然是第一大众娱乐媒体。经济改革在社会其他领域(农业、工业、和商业等领域)刚刚开始，电影工业还没有感受到市场经济的压力。1979年，全国电影市场创下了全民平均观看电影达28次，全国观众达293亿人次的空前记录。 1984年，电影业被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国家每年给予各厂一定的流动资金辅助生产。其中北影获得的国家补助为380万，虽然电影每年的平均制片成本不断跃升，但是这笔金额始终没有增加过，到80年代末，每部电影的平均成本已经接近100万，北影所需拍摄资金与下拨流动资金的差额将近千万。由于电影业利润分配存在倒挂，制片厂年年亏损、还贷无力，银行态度消极，使“贷款制片制”也遭遇瓶颈。 一面是靠上级拨款和依靠制片利润投入再生产难以为继，依靠银行借贷制片也困难重重，一面是制片厂要完成上级以行政命令下达的拍摄计划，这种矛盾下，寻找系统外资金成为制片厂的唯一的出路。 北影的最后十年 1992年12月下旬，广播电影电视部召开了“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公布了“中央三号文件”，名称为《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其核心精神是给企业放权。1993年1月5日，这份文件正式下发，国内的电影体制改革随即展开。从此，中影公司只保留“国外影片进口”的独家权利，各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可以自行处理国内外的发行销售事宜。各省市纷纷成立电影股份集团公司，原有的“出售拷贝”制度被打破，可以采取代理发行或收入分成等方式进行影片交易。 在电影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的199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迎来了它的第六任厂长韩三平。上任伊始，韩三平便开始对北影厂的创作、生产、管理、发展方向等各个方面进行系列的调整和改革，成立负责管理厂内编、导、演、摄、录、美等创作人员的艺术创作中心，负责电视剧、电视片录制经营的制作公司，负责协助厂长指挥生产调度和对外合作拍摄事宜的生产办公室，负责对外宣传的《电影刊物》和《北影画报》两个刊物和宣传策划部。 对内部机制进行调整的同时，北影厂区也进行了改造和翻新，厂内四大摄影棚安装了配备现代化的照明设备和搭景条件，录音楼内引进了当时先进的SR-D数字立体声设备，拍摄《骆驼祥子》时的“西四一条街”改成了“明清一条街”，成为国内拍摄旧时代题材影视作品的基地。 “向市场要钱！”这是韩三平厂长在上任之后最常说的一句话——“北影要想继续发展，必须努力争取社会投资、融资。”与此同时，中国的民营影视公司开始崛起，但是电影制片市场准入的门槛相当高。传统16家制片厂以外的制片机构只有同这16家片厂合作才能涉足电影拍摄。于是电影厂的拍摄指标成了“奇货”，民营资本只能以“暗渡陈仓”的方式参与电影制片。所有16家片厂以外的投资方是没有“出品署名权”的，而是打“协助拍摄”、“联合拍摄”或“监制”字样。北影厂借助与他们的合作使其资金实力和生产成本的来源慢慢发生改变。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甲方乙方》“横空出世”，以3300万的票房成为1998年全国票房冠军，也成为北影历史最后十年的中的最大亮点之一。 然而中国只有一个冯小刚，《甲方乙方》并未能从整体改变中国电影整体滑坡的现状。就在同一年，李少红导演获得了华表奖“最佳影片奖”的作品《红西服》遭遇了市场惨败，全国票房还不足百万。李少红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那段时间正赶上电影发行体制改革转型的时候，中影不再发行国产片子，地方的电影发行机构又在组建当中，所以当时的电影发行一片混乱，北影厂有8个戏都发不出，不知道怎么发，也发不动，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一个，弄得措手不及，宣传和推广根本就没有，票房就受损失了。我觉得《红西服》票房不好，不是我电影本身的问题，而是它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时候。” 1997年后，电影改革进一步深化，民营影视企业走向成熟与壮大。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中军说：“现在我们和北影厂最大的区别只是没它那块地，没有50年的积累，其他都一样。”还在制片体系改革中徘徊的老牌电影厂的处境更加风雨飘摇。 留下一个“北影精神” 1999年2月12日，经国家经贸委批准，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直属的中国电影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器材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华韵影视光盘公司、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8家电影企事业单位组建的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在北京举行挂牌成立。 “中影集团成立以后，北影厂的建制和法人体系都不存在了，北影成为中影集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所有的资源都融入了中影，进行了同类项合并。”韩三平这样解释北影和中影集团的关系。在集团整合之初，按照序列，中影第一制片分公司就代表北影厂，从1999年中国电影集团成立至今，每年依然有十部左右的影片是以中国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名义出品的。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按照序列编排的全资子公司正在逐渐变为股份合作公司，“引入不同资本，采用股份合作，和境外资本、民营资本和个体资本合作，是中影集团改革的方向。”按照“因业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先后成立了中影元申(偏重于电视剧的制作)、中影横店华纳(偏重于与外资合作)、华索(偏重于高新技术制作)等合资公司。 2004年初，一条发自新华社的消息在老北影人当中引起了震动，该篇报道称“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新的一年面临着乔迁之喜。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下属的这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电影厂的制作部门，将一举迁往怀柔一个设备更先进的大型影视制作基地，那里能容纳更多影视题材拍摄。”有关北影要迁址的消息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虽然传了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始终没见有什么动静，可如今第一次有主流媒体对它进行了公开报道，所谓的“乔迁之喜”在很多人心中竟然变得“无比恐怖”。不少老北影人感叹，“拆了北影，我们不知道喜从何来，一块挂了50年的金字招牌，就这么随着推土机烟消云散了，我们心疼啊。” 将北京电影制片厂并入中影集团，让很多离退休的老北影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北影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我们都很支持，但是不能因为合并到中影集团就扔掉了这块牌子，这毕竟是一块‘金字招牌'啊，和国内其他电影厂相比，北影的品牌价值是最高的，如今厂子拆了，再过十年二十年，北影真的要变成中国电影史里的名词了。” 对此韩三平解释，北京电影制片厂作为一个企业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作为一种制片资源或者说一种精神还是存在的。中影集团不会丢掉这块金字招牌。 他还向记者强调，北影迁址迁走的只是制作部分，制片还在这儿，这个出发点是经济依据。北影现在的位置做摄影基地不适合了，也不划算，场地被限制死了。但是这块地儿可值钱了，通过置换之后他们将在郊区建设更新更大的基地。现在很多单位都在搬家，带来的是巨大的发展机遇，中间的差价是上百倍的，可以买厂房、买设备、买高新技术。 据悉，位于京郊怀柔的生产基地今年就会开工。比现在的北影生产区要大十几倍。韩三平介绍说，“现在北影只有四个棚，未来是20个摄影棚，每个专业棚都大的多，还可以吸引外国的制片商来拍片。所有资金都是通过置换产生的，没要国家一分钱。目前的厂址上会建中国电影制片大楼，建一个电影广场，有一条星光大道，有一个设备先进、功能完整的电影大厅，进行首映活动、新闻发布，再吸引外资公司到这里，形成一个“电影城”的概念。” 西影厂到西部电影集团 一个电影厂和它的时代(1) 西安市西影路70 号，踏入西部电影集团的主楼最先看到的是正中“美好的家园，辉煌的事业，幸福的人生”的口号，残存着国有企业特殊的气氛，而一转头就能看到一张张曾激动成千上万人的海报，《人生》、《野山》、《老井》、《红高粱》••••••顺着狭窄的楼梯旋转而上，来到第四层，历史陈列室的门“框当”开启，让人眼前发亮的是那一列一列上百个各式各样的奖杯——在最中心的位置是一座金熊——那是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得的柏林电影节大奖，同行的西影人一再想记者强调“这里摆出来的只是一部分而已”。在47年的发展历程中，这里一共出产了近270部电影，获得了几乎同样数量的奖杯。 从正面看这座四层小楼有着光泽的流线型装饰，而绕到后面就会发现经历风雨的1958年老砖的底色。从西安电影制片厂到西部电影集团，47年历史重叠在这座小楼里。或许65岁的吴天明是最有资格给我们讲述这座建筑历史的人，从1960年到1989年，他在这里工作了29年，其中6年是作为厂长，他的任内获得的奖杯占据了西影陈列室的主要位置，那些创作者在今天依旧是耀眼的阵容：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滕文骥、周晓文、何平······而到了1990年代，这些影视界的精英集中到了北京，他们开始利用海内外的民营资本拍摄影片，而西影和其他国有电影厂一样陷入困境，“改革”成为每一任厂长最常说的字眼。这不仅是一个电影厂的改变，还是一个国家的改变。 西影衰落了吗？ 1980年代的辉煌和现在相比，很多西影人都有深刻印象的一个变化是：1980年代各地的导演都是纷纷来到西安拍片，而到了1990年代不仅成名的第五代导演远离开了西部，西影厂的自己人也出门“北漂”，今天在电影界大名鼎鼎的顾长卫、滕文骥、黄建新、米家庆、何平都曾经是西影人，他们现在都生活在北京。 现任西部电影集团副总裁的孙毅安说，自己每次到北京的北太平庄附近——那是北京电影人最集中的区域，总是能碰见西影的人，“走着走着就是一个，随行的朋友还奇怪我怎么能认识这么多人”。孙毅安估计在北京的西影人有二三百之多，“当年在西影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技术骨干，现在多数都在北京发展，拍电影、电视、广告，什么都有，我在许多影视片的片头字幕都能看到熟悉的名字”。以编剧出名的孙毅安说自己１９９０年代初也曾经漂过一段，“在西影最困难的时候，招待所、摄影棚都人去楼空，各奔出路了”。 与此同时，最近十多年来西影拍摄的影片很少获得《老井》、《红高粱》那样的关注，因此很容易让人想到西影衰落的话题，但是孙毅安反对简单地说西影衰落了，“即使要说西影的衰落，也要看到国有电影厂都出现的困境，整个个电影环境都不景气。如果说１９９０年代初这些人开始北漂时还有些悲壮，那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新的社会环境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时代不同了，１９８０年代中国很多事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以西影为代表的地方上松动了，当时的导演自然想去找西影厂长吴天明，但是当１９９０年代全面改革，市场化以后，北京的优势真正体现出来，人才自然会向那里集中。这不是一个厂子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结构改变了”。 西影的著名编剧芦苇也表示今昔对比之下“西影的变化很正常，因为以前它是在那种体制下建立的，靠的是分配、国家计划、国有企业，现在当社会环境改变的，而本地的人才、制度跟不上，自然就会衰落，这其中你很难靠个人挽救什么。” 计划下的电影 追寻西影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因素交叠、冲突、解体和重生的时代背景。就像其他所有的工厂一样，这是一个根据中央指令建立的新的电影厂，从1955年就开始筹备，1958年8月23日在大雁塔东边三百米远的一块地方正式宣告成立。退休职工丁书信回忆说自己1959年初进厂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大片的麦子地、玉米地，刮起风来路上就成土飞扬，右边是还在建设的厂子，左边只有三座孤零零的家属楼。从事后勤的丁书信是在本地招收的工人，而负责创作和管理的多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调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 1960年进入西影的吴天明感受的则是一波波运动的影响，“当时都是有计划的，文化部电影局下达影片生产任务，陕西省文化局下达每年的“工业生产计划”，自然也不用愁片子的出路。“不论是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上头有命令毫无列外的传达到职工，文化部每年都召开各种会议，这都对电影厂有直接的影响。”西影在革命斗争和新社会建设者的题材之外拍摄的戏曲片受到欢迎，而文化部在1962年特别强调“注意题材比例，戏曲片不能过多”。但是最能代表他们水平的还是1963年根据《桃花扇》改编的黑白故事片《桃花扇》——在1964年这部片子遭到政治批判，文革中更被称为“反革命复辟的宣言”，导演孙敬因此蒙冤12年。 当时的体制压抑了几乎所有创作者的激情，和吴天明这样从厂内成长起来的人相比，那些从电影学院科班毕业分配来的人的感受更为强烈。颜学恕、滕文骥、周晓文等等都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接连的政治运动让他们没有拍片的机会，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以释放能量。 第五代崛起的土壤 自称智商中等的吴天明1983年１０月８日被陕西省委组织部正式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他说早先自己正在外地拍外景，有朋友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而厂里的领导没有一个打电话告诉自己这个消息——有些人无法接受他从一个导演“坐直升飞机”升到厂长位子。所以当他拍完回厂的时候，一位迎接的厂领导张口只说了一个字“吴——”就卡住了，“他觉得说天明不太尊敬，而说厂长吧又不情愿。” 1983年正是中国体制改革加速的一年，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吴天明能够被任命说明他是一个方方面面都能认可的人：他的父亲是陕西的革命老干部，曾经陪西影厂老厂长在文革中挨斗，而在业务上他也因为1979年与滕文骥联合执导《生活的颤音》和独立执导的《没有航标的河流》引起关注。 第五代最初的冒头和西影没有多大关系，1981年广西电影制片长的张军钊已经先行一步，1984年他导演的《一个和八个》和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吴子牛导演的《喋血黑谷》、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扎撒》相继面世。这些影片在电影观念的探索上引起电影界的热烈反响。正是此时，吴天明成为了西影的新厂长。吴天明自称当时还是个“愣头青”，不知道怎么“当官”，已故的小说家路遥教他 “开头一个月你不要说话，就是听他们说，让汇报的人从心理上产生压力，自然就会把你当厂长了”。所以他没有说，只是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听他们怎么讲。就这样听了一个月，然后他开了１５分钟的全厂大会，这个爱骂人的新厂长镇住了场面。 西影厂到西部电影集团 一个电影厂和它的时代(2) “我当时倒没有想到支持第五代什么的，就是想把西影厂搞上去，我不搞论资排辈，谁能干就上”。而其他电影厂多数还是论资排辈，创作的条条框框也多。所以第五代骚动起来，他们纷纷带着自己珍爱的剧本、想法来到西影厂。吴天明回忆当时西影的招待所里经常能看到四五拨人，“导演、编剧、演员，经常都把招待所住满。”当时还有集体创作的气氛，有了本子就会主动把剧本送到你跟前，在导演之间互相传，互相提意见。西影的编制外人员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为西影拍片，而长内的黄建新、周晓文也跃跃欲试。１９８４年以后西影开始发力，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等相继诞生，让西影厂在全国扬眉吐气。 张艺谋的《红高粱》诞生是第五代电影的一个转折点。吴天明和张艺谋于１９８５年在北京第一次见面，他不仅让张艺谋在自己导演的《老井》中担任主角，还让张艺谋独立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红高粱》。当时编制在广西的张艺谋只能住在西安籍的妻子肖华（后离婚）家，吴不仅把肖华招入西影图书馆，又分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当时这是特事特办。而张艺谋筹拍《红高粱》的时候，剧本上遭到非议，上面让先修改剧本，这个时候也是吴天明决定先去种外景所需的高粱，由于正式程序来不及，吴就到下属分厂的小金库里借钱。 当时在创作上的热烈气氛给很多人深刻印象，那时还是小字辈的芦苇回忆起当年来强调说很难想象当年的气氛。他说自己只和吴见过一次面，大约１９８７年的一天，突然有电话叫他到吴的办公室，原来吴听说他编了两个剧本，吴问他具体有什么想法，他说自己想写西北题材，吴当场就批给他５００块钱去体验生活。“整个谈话不到二十分钟，我就揣着这５００块钱到甘肃的乡下待了好几个月，虽然回来以后没有写出本子，但是我后来编剧《黄河谣》都是从这时候积累的生活”。 到了2005年，众多导演在第一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奖的评选中把导演终身成就奖给了65岁的吴天明，这不仅仅是对他导演成就的肯定，还是目前掌握导演协会的第五代导演给予他的一个集体感谢：没有他，第五代也许就不会是这种面貌。 1980年代的电影厂长 “改革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事实上，中国电影厂的改革实验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从1980年就开始了，１９８４年７月，在西影厂成为厂长负责制试点单位以后，吴天明马上召开了具有震撼性的一次全厂大会，当场免除大部分部门负责人职务，宣布新的临时负责人名单。吴天明回忆:“当然，有骂娘的，有去省里上告的，我家曾经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上来就骂操你妈，我也不客气就回骂操你妈的妈”，我还在全厂大会上说了这个电话的事情，“我吴天明干的每件事都是堂堂正正的，有人打电话骂我，要是你今天站出来就是条汉子，否则我就操你奶奶”。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厂长的职责，几乎大小事务都要顾及，分房子、长工资乃至下属的人际关系。电影创作方面牵涉的层面也远远超出今天人的想象。1986年４月西影导演颜学恕导演的《野山》被第6届金鸡奖评委会评为最佳故事片，根据当时暂露头角的作家贾平凹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表现农村改革后经济、观念方面的变化，不料引起高层的关注，当时有领导专门就此进行讨论，认为《野山》与我国民族特性差距甚大，与当前农村改革政策也不相符，导致这一评选结果压了几个月后才公布。 1985年以后三年是西影最辉煌的时期，《野山》、《黑炮事件》、《老井》、《红高粱》接连获得国内外的电影大奖，陕西省委三次举行千人庆功大会表彰西影。当时西影输出影片占全国输出总部数25%，居全国之首。当时有人形容“中国电影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走向世界”，以至吴天明在外地出差的时候经常看到有影院把其他厂的片子冒充是西影的来宣传。 吴天明提到，19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了市场的概念，“因为要卖拷贝，卖多卖少不一样”，他形容说自己当时是三条腿走路，一方面支持第五代拍摄所谓的探索片，这些片子多数都是赔钱的，可是在国内外影响大，其次就是拍摄方方面面都认可的片子，他自己拍摄的《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就是典型，可以说是当时的主流电影，第三就是受市场欢迎的片子，当时的《东陵大盗》、《黄河大侠》、《大刀王五》、《疯狂的代价》都风行一时。当时周晓文执导的处女作《他们正年轻》因为题材敏感的原因没有送审。到了1988年，他的《疯狂的代价》则卖出了两百多拷贝，成为西影最卖座的电影之一，那里面少女的稍微裸体镜头，在当时还引起争议。 体制改革的呼声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1987年吴天明曾经讲到必须进行发行体制改革，“打破中影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当时的中影公司总经理胡健听说后带领自己公司的人当场退出西影的大型酒会，成为电影界议论的话题——直到1993年，广电部才颁布文件宣布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 也是在1988年，西影以外的几家电影制片厂出现严重负债，而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娱乐片”的创作。到1989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陈昊苏提出“娱乐片主体论”，引起理论界争论。不久，陈昊苏被调离广电部。 改革的双重叙事 西影厂的衰落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如果说一开始吴天明滞留美国、第五代导演进入沉寂期是特殊原因的话，随后而来的就是整个电影市场的低落。西部电影集团副总裁孙毅安说：“在最低潮的时候，可以说很多电影厂都到了拍一部赔一部的地步”。 一方面电视剧市场在惊人的膨胀，电影观众数量在缩减，另一方面电影观众的选择也多起来，电影厂之间的竞争在加剧，1993年开始的引进 “10部大片”计划让内地观众有机会欣赏到最新的国外大片，然后就是民营投资的崛起，以及繁多的盗版影碟的出现。 为了生存，西影人转行去拍电视剧、广告，或是做文化公司等。在电影方面，除了偶而有一些主流片获得奖励，更多的是和民营资本、港台合拍电影，其中不少都是卖厂标——因为只有电影厂有出品权，只要给电影厂钱，一部电影就可以打上西影的标志出品。然而，熟悉内情的人说“在各个电影厂都开始出卖厂标的情况下，厂标的价钱从最早的一个50万一路跌到5万。” 西影厂到西部电影集团 一个电影厂和它的时代(3) 为应对这种困境，1993年起广电部几乎每年都推出改革措施，依照原有体制惯性运行的西影不得不开始一次次的裂变。１９９０年上任的第四任厂长李旭东在五年任期内的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了内部改革和减少亏损上，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搞“多种经营”，涉足第三产业，而这些实验的成果并不显著，他曾在回忆文章中不无痛苦的总结“西影最大的弱项是管理滞后，最大的教训是经营上的失误”。１９９６年被任命为厂长的张丕民上任后采取了更多改革步骤，如适应全员劳动合同制、策划成立西影股份公司等。也是在他任内，把西影南侧的拍摄基地秦王宫进行了“土地置换”，现在那里正在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正在建设新楼盘。 一位以内部退养方式下台的中层不无愤怒地说：“什么改革，几任领导就是卖地挣钱，没有人管职工死活”，他把西影人分成三类：“最有本事的都去北京了，有门道的自己去拍电视剧、电影，第二种就是现在厂里上班的人，还有退休早的人也不用愁；最难过的是这十年来下岗、内退的人，房子、儿女怎么办”。现在，他和很多人关心的是正在修的５号楼的状况，因为这是他们的子女内部集资修建的住宅，因为土地属于西影价格会比外面便宜一些。但是今年初集资户认为房子建造使用的材料有严重问题，已经和集团基建办和施工单位发生多次争执，产业了很多传言，在家属区的大门口还可以看到集资户自己贴出的反映材料。 整个西影现在一共有1700多人，离退休的有1000左右，还有300左右早已经在北京等地发展，因此正式上班的400多人。在西影家属区开着一个食品厅的杨秀芬说到１９９０年代最困难的时候还心有余悸，她提到１９９０年代曾有人因为下岗而自杀。她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是西影职工，一个摄影，一个道具，“现在有活干算好了，大儿子老实，活少，二儿子人会来事，活就多一些”。 从西安电影制片厂到西部电影集团 现在到西影路70号，原来性质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已经不复存在，只能看到“西部电影集团”的金字招牌。 电影制作上最大的变化是，２０００年５月西影厂联合上海西城实业有限公司、西安天慧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等8家企业组建的中国电影界首家股份制生产企业————西影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西安电影制片厂”也从一个单纯的国有企业成为资本多元化的集团，其中制作电影的业务全部转移到西影股份，而西安电影制片厂——也就是后来的“西影集团”——只履行出资人的职责。 西影股份副总经理侯胜君说他们现在大约每年生产十部电影，“但是和电影相比，电视剧拍摄更有利润保障，我们现在每年制作上百集电视剧，《铿锵玫瑰》、《世纪突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过。侯胜君承认他们成立股份公司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开始还是人多了些，现在只有二十多人了，我们不必象原来那样考虑职工的医疗、住房及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也不用养固定的创作人员，都是有了本子才去全国范围内找合适的人来拍，和各种企业合作也很灵活。总是，我们现在拍什么都先看市场、看预算。” 2003年11月中旬，“中国西部电影集团”挂牌成立是西影的又一次大变革。这个变化源于中央成立六大电影集团的宏观调整政策。从此，44年厂龄的西影厂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西部电影集团”。西部电影集团的成员包括西影股份有限公司、电视剧制作公司、西部音像出版社、西影影视传媒学院、西部电影频道等。 2004年的电影市场开始回暖，特别是国产片的票房成绩超过进口大片让侯胜君感到振奋，他说今年他们将投拍电影《白鹿原》，侯表示这是他们成立以来最大的制作，“集团也提出两年多了，现在决定拍摄也希望能拍出影响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03年视察西影的时候也提到西影在１９８０年代刮起西部风，希望我们创造出个新的风。”除了《白鹿原》这样的大制作，他们今年也有计划投资一些低成本的爱情本。 “国家和陕西省对于国有电影企业仍然有扶持政策，我们正在筹备的电影数字化基地就是全国四大电影数字化基地之一，国家给一亿建设全数字的影视制作基地。这次我们的目的是在技术上走在前面，也会直接引进高端人才。” 悬浮的电影城 西部电影集团管委会主任延艺云仍然被下属习惯性地称为“厂长”而不是总裁、主任，延艺云算是西影子弟，先是在西北大学任教，１９９６年起先后担任陕西电视台副台长、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副局长，2001年11月成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第六任厂长，2003年11月转任西部电影集团管委会主任。在记者约见的两天里, 这位曾创作了电视剧《半边楼》剧本的作家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会议需要参加，只是匆匆介绍我去采访其他的负责人，然后都前往陕西省委宣传部参加另外一个会议。 不过从此前他的发言中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思路，他把突破口放在了和影视有关的产业上，首先是得到陕西省支持成立了西部电影频道，其次是利用西影的闲置厂房和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创办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影影视传媒学院。除了集团主楼和一个摄影棚，其他１６０余亩现在都是影视传媒学院使用。影视学院常务副院长秦亚民说他们已经招生两年，“今年已经有四百万元左右收入，可以说已经开始赢利”，他们将把老的洗印车间等拆掉，建设学院的综合服务中心、教学楼。此外，他们还是积极筹备把西影股份上市募集资金。 不过延艺云最雄心勃勃的计划“西部影视城•汉唐明珠电影主题公园”项目还是一个未知数。2003年5月他们从西安附近的蓝田县征地140万平方米，打算建设一个影视拍摄、影视艺术人员培训、旅游观光度假、会议接待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主题公园，由美国环球影城总设计师担任公园主设计师。2004年11月西部电影集团到香港招商的时候透露这个项目总投资高达37亿元人民币，并“计划5年内竣工，2008年投入营运”。从规划图上可以发现这个项目内容庞杂，包括主题公园、综合经营服务区、萤石拍摄区、别墅开发区、休闲度假区及预留发展区等六大板块，其中的别墅开发区格外醒目。私下多数人都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他们在香港的招商也没有取得突破，“实在是太大了，资金是个很大的问题”。当记者乘车来到他们圈定的这块地方的时，才体会到140万平方米的宏大，目力所及都是刚刚发绿的原野，山岭和蜿蜒的河流都安静地袒露在西北明朗的天空下，少有动工的迹象。 西影厂到西部电影集团 一个电影厂和它的时代(4) 不过从此前他的发言中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思路，他把突破口放在了和影视有关的产业上，首先是得到陕西省支持成立了西部电影频道，其次是利用西影的闲置厂房和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创办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影影视传媒学院。除了集团主楼和一个摄影棚，其他１６０余亩现在都是影视传媒学院使用。影视学院常务副院长秦亚民说他们已经招生两年，“今年已经有四百万元左右收入，可以说已经开始赢利”，他们将把老的洗印车间等拆掉，建设学院的综合服务中心、教学楼。此外，他们还是积极筹备把西影股份上市募集资金。 不过延艺云最雄心勃勃的计划“西部影视城•汉唐明珠电影主题公园”项目还是一个未知数。2003年5月他们从西安附近的蓝田县征地140万平方米，打算建设一个影视拍摄、影视艺术人员培训、旅游观光度假、会议接待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主题公园，由美国环球影城总设计师担任公园主设计师。2004年11月西部电影集团到香港招商的时候透露这个项目总投资高达37亿元人民币，并“计划5年内竣工，2008年投入营运”。从规划图上可以发现这个项目内容庞杂，包括主题公园、综合经营服务区、萤石拍摄区、别墅开发区、休闲度假区及预留发展区等六大板块，其中的别墅开发区格外醒目。私下多数人都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他们在香港的招商也没有取得突破，“实在是太大了，资金是个很大的问题”。当记者乘车来到他们圈定的这块地方的时，才体会到140万平方米的宏大，目力所及都是刚刚发绿的原野，山岭和蜿蜒的河流都安静地袒露在西北明朗的天空下，少有动工的迹象。 上海电影制片厂：海上繁华 昨日旧梦(1) 3月31日告别的日子 3月31日，记者来到上影厂所在地。漕溪北路，地属徐汇区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北边是徐家汇商业圈，南边毗邻上海八万人体育场，正是人流车流非常密集的中心区，被动辄30层的高楼层层围绕的上影厂滞重地喘息着。而周围正在拆楼拓路，暴土扬尘机器轰鸣，行人步履匆匆大多一脸焦急的模样。 在向传达室询问厂长办公室，老先生向记者指了指那个挂着“发展是硬道理”的蓝色牌子，说道“入口就在那个牌子的下面”。发展和改革，是文件上形容上海这个大城市使用率最高的语汇，既然提到改革，不能不提上影集团曾流传的一句戏言：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不改不革安乐死。 上影集团是以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技术厂、上海联和院线、永乐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为主体，集制片、发行、放映、销售、传播及相关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上影集团在职职工4000多人，离退休2000多人。 曾经风光无比的电影厂如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据记者事先了解的有关上影厂的情况，首先是老牌国企形成的体制和机制的弊端；二是冗员过多和高额负债；三是70％亏损单位的存在和由此带来现金流的亏缺；如果说这些都还不算严重的话，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现在的上影严重匮乏有市场号召力和资本号召力的导演和演员。这些都是繁荣上海电影的深深内痛。 去年是上影厂55年庆，回首辉煌历史的同时，对于上影来说也是改制的一年，关于改制问题是记者对现任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提出的最主要的问题。任仲伦于2003年5月8日到上影集团走马上任，曾经下过乡，进过厂，当过电影报刊总编、大学教授、政府公务员。和记者聊天时他谈到当年放弃大学教书的优厚条件办《文汇电影时报》的经历。以前是隔岸观火，真正付诸实践的时候才知道困难有多大。 都说“船大难掉头”，上影集团这么一个庞大的旗舰队面临的问题无疑也是庞杂的。要将总部从17个部门精简到8个部门，人数将从110多人精简到60人左右；二是整个集团将分流安置近1000人，这是上影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员变动，安置工作的截止日期正是2005年3月31日。 改制意味着人员利益受损失，上影厂离退休的人员占到很大比例，仅以离退休待遇问题为例，事业改企业后待遇将平均下降1000多元，而牵涉到上影厂下属的11个主体单位2388名职工。利益下调必会带来整体震荡，任仲伦回忆他刚上任时，听到是职工们的满腹牢骚，一开座谈会时竟是怨天怨地、骂爹骂娘的声音。去年上影厂55周年庆典上，有一批人扬言要拼命，想冲进会场拦领导挂条幅......可以说历史积淀的矛盾和问题都以最直接的方式摆在了面前。 上海电影集体性“失语”？ 上海电影是上海文化的传家宝，这曾经是令上海电影人颇为自豪的一句话。广电总局对于上海电影也仍寄予厚望，“上海电影不能四五年出一部好电影，而应该一年出四五部好电影”。但是事实上上海电影在这几年里一直呈衰颓之势，这种情况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愈发明显。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上影厂的一些老职工因为上海电影的不景气，常年没有活干，每月补贴少得可怜，生活非常困难，这些老职工都曾经为中国电影做过很大贡献，也很深切地见证过上影厂在60年代或者80年代曾经的辉煌。上影厂55年来为国家财政贡献了多少，精明的上海人也难以算得清这笔帐，但是肯定的一点是电影在上海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文化领域中绝对的利税大户。 问题出在哪里？电影厂的体制问题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但这只是原因之一，更多的人提到电影的衰颓其实是与文化氛围的消失有很密切的关系。问题直接切入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上海的重心真正向经济中心靠拢，电影或者文化要稳步发展，不要出大问题，但是这与艺术本身的规律有很多相悖的地方，比如锋芒和个性。有一位女导演甚至很直接地提到“正是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一味求稳，磨掉了艺术的锋芒，所以在上海绝对诞生不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这样勇敢的影片”。很多人印象中，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却相对来说有所滞后，一批文化精英离开上海，水土流失掉了，氛围随即消失。的确，在金融中心、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外贸中心这些名义之下的上海已经好久没有响当当的好影片出来，从来就是以作品论高下的电影圈，没有作品就等于没有发言权。那么是否意味着上海电影的集体性“失语”？ 上海电影似乎不肯“失语”。任仲伦对于现在的电影市场表示“谨慎的乐观”，他认为国产片市场环境依然比较严峻，但是还是开始复苏的，海外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电影业的势头很猛，而中影、长影、西影等全国主要电影集团也相继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上影厂去年提出的三个概念被业界广泛接受，一是华语电影，二是片库经营，三是跨国合作。“华语电影，上海制造”显示了上影渴望打破国产电影的狭隘观念，将中国电影推到更加广阔的大舞台上的希望。但是豪言壮语毕竟还需要拍出影片后市场的考验。 在记者拿到的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到在电影市场方面，去年联和院线不仅创下2.15亿元的票房最高纪录，更主要的是烘热了上海的电影市场，场次达24.3万场，人次超过1330万，其中属于上影控股的永华影城以3242万元夺得2004年全国影院票房冠军。但主要还是《天下无贼》、《功夫》两部影片对于票房的巨大贡献，上海电影市场的热闹与上海电影无关，与以拍电影为第一己任的电影制片厂无关，在这个票房纪录的背后依旧无法掩盖的是国产电影以及上海电影的普遍疲软与孱弱。 人才匮乏是上影的致命伤 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上影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才的匮乏，这是不争的事实。在采访过部分上海的普通市民后，比较一致的反映是上影现在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在拍片，能叫得出名字的往往都是上海老一代非常有影响力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如张瑞芳、秦怡、孙道临等，或者就是谢晋、吴贻弓、黄蜀芹这样一些非常知名的导演。上影缺乏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电影导演或者演员，任仲伦坦言在这方面“的确压力很大，批评的声音也很多，但是人才问题急也急不得，人员一旦流失了，重新聚拢起来就很困难。”现在上影主要走两条路，一个是培养人才，一个是引进人才。今年一开年，上影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上影青年人才工作会议”，会上宣布上影将用10年时间，每两年选拔一次，每年拿出1000万元来培养上影年轻的主创人才、技术人才、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 上海电影制片厂：海上繁华 昨日旧梦(2) 但是据记者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类似的创作会议并没有能真正地促进主创人员的创作激情，有声音反映可能是上影曾有的辉煌使得这个“百年老店”实力不存但依旧傲慢，它其实并没有放下架子鼓励让年轻的导演尝试拍片，只是会上宣布了一下，没有真正落到每个人身上，措施也没有落到实处。有一位在80、90年代拍过不少优秀影片的导演向记者反映，上海其实对于文化产业并没有真正摸顺，作为导演我们现在无所适从也感觉非常吃力，就是有激情拍片都不知道要去厂里找哪个部门，如果不到外面筹备资金就想向厂里申请拍片是根本不可能的，对于已经一把年纪的人哪里有什么渠道去拉资金，所以想拍也拍不成。真正想在电影上有所成就大干一场的导演和演员都聚到北京去了，因为那里的机会多，也更受关注。 向历史找经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上世纪80年代是上影厂继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半期之后的第二个辉煌期，其中有不少经验值得借鉴。很重要的就是人才培养以及剧本储备方面的经验。 “文革”后上影厂在恢复和重建组织机构的时候，重点就是重新组织了文学部。那时上影的优势是名导演多，拍摄班子很过硬，有的时候出了一个好本子，几家电影厂都争着上，但是那时上影有优势，在争取剧本时不吃亏。剧本能够站得住，主要任务就是创作数量和人才的培养。当时对于厂里的老导演和中青年导演，要求他们每人每年搞三到五部戏。正如上影人敬重的老厂长，现年已经90岁的徐桑楚说道：“剧本和人才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好剧本人才就出不来。反过来，是不是人才，也只有看片子说话。”正是给年轻人压担子，让年轻人动手拍片子，才使得很多年轻人调动起来，产量上去了，人才也得到了充分锻炼。 据上影厂的老编剧沈寂回忆，当时的上影厂文学部力量非常强，为厂里提供了大量的优秀剧本，那时大家的创作热情也空前高涨，为了保证剧本供应，当时除了文学部主任外，还增设了文学副厂长，以及徐桑楚厂长三个人直接抓剧本。而且还增设了文学编辑尽可能多的在全国范围内组稿。记者还了解到，那时的上影厂导演自己也要组稿，文学部和导演室沟通非常好，那时的导演也比较主动，经常会去文学部打听他们手头上都有些什么题材的本子，哪些本子适合自己。谢晋当时就是这样听说好剧本就立刻拿回去一个通宵看完。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导演中心制”的良好风气。 上影厂以前有个口号是：“发现一个培养一个，发现一群培养一批”，当时厂里想了各种办法给他们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那时各厂都存在新老交替的情况，但上影青黄不接的局面却得到很好的缓解，一批年轻导演被推到了创作第一线，还有一批虽不是上影职工，却在上影出品的片子中让观众熟悉，可以说那时的上影不仅仅是为自己培养人才，实际也为全国电影事业输送人才了。徐桑楚回忆：“那时兄弟厂都很羡慕我们，有一次在北京开会，北影厂的厂长汪洋大着嗓门对我说‘桑楚啊，你们不要把所有奖都拿回上海去，也给我们留一点啊！'虽然是玩笑话，但也确实反映了那时电影界的同行对我们的认可。” 《长恨歌》：正在进行中的个案 据记者了解，上影现在改组艺委会，技术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等新部门的架设建立整个决策层。并提出创作自由组合的方式，使得电影创作的重心下移，上影集团每年控制两到三部影片，其他影片通过制片公司、工作室的方式来完成。进入4月份，上影集团要推出8个左右的制片公司，有相对的独立性，多重资本参与；并鼓励年轻导演成立10个左右的工作室，自己寻找项目、筹备资金。但是真正实行的效果如何，还要拭目以待。而近年来兴起的另一种拍片方式也正在上影试行着。 在寻访上影的过程中，上影集团今年的重头大戏《长恨歌》正在进行最后一个阶段的拍摄。这部投资超过两千万的大制作，开机时间从去年的１０月份推迟到１２月，而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推迟了几次关机时间，预计到４月底能够最终完成拍摄。影片根据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改编，上影选择了关锦鹏，使得他自１９９０年拍摄《阮玲玉》之后再次挑战大制作的题材，而且同样关乎上海。 《长恨歌》中的上海情怀，在关锦鹏的眼里尽是叹惋。关锦鹏坦言：“我知道现在的上海是国际化都市。但是就好像你进入到一个华丽的房子里，却感受不到那种雍容幽雅的氛围。在社会商业化的驱使下，电影本身也越来越缺失这种源于生活的体验，变得更为流俗和肤浅。六十年代的香港，邵氏电影商业化流水作业的制度粉碎了对老上海人文情结的延续，但是在那种工业制度下依然包容了李翰祥、张彻、胡金铨等个人风格浓烈的作品；可是到了如今，更为功利的‘小公司独立制片，大公司负责发行'，更造成‘连潮流都没有'的窘境。”关锦鹏把它归结为“市场与电影本身的恩怨循环。” 上影一直以来坚持有关上海的题材是我们的强项，一定要拿下来，而且要坚持走起点较高的大制作路线，据上影集团创作制片生产管理中心副主任沈晔介绍，这部影片目标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认准国际Ａ级电影节，本来打算去年１０月开拍完成后正好可以参加今年５月份的戛纳电影节，但由于种种原因估计５月份才能最终完成，于是期望能够参加８月底、９月初的威尼斯电影节，如果有所成绩的话，正好可以进入今年１０月的黄金档期。而参与《长恨歌》投资的投资方是一个强大的组合体，除了上影集团外，文新报业集团参与进来，作为进军电影市场的首度尝试，也可以做平面媒体宣传方面的有效联动；还有海润公司的加盟，这个向来以制作电视剧见长的影视公司也加入到电影的拍摄尝试中。沈晔表示，一个强大的投资组合体是现在投资大制作影片的比较成熟的方式，因为风险相对来说就小一些。 在合作方式上上影集团投拍《长恨歌》提出了一个“沪产合拍片”的概念，不同于以前的“港产合拍片”的方式，而是拥有主控权，从制作到宣传、发行都是上影集团主控，而且包括导演助理、摄影、美术、录音、剪接等在内的制作班底中也有很多上影自己的年轻主创人员，希望合作的方式培养适应大制作影片拍摄的主创，增加拍摄经验。 但这种“沪产合拍”的方式是否真的如上影集团所愿的那样，既锻炼了队伍又得奖又获利？而导演所说的“市场与电影的恩怨循环”，是否以沪港两地在创作理念方面的差异，以及导演想法与投资方需求的不合拍为代价？而因种种原因一推再推的关机时间，这“种种原因”是否就包含以上的原因呢？ 上海电影制片厂：海上繁华 昨日旧梦(3) 百年纪念以上海的名义 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和工商业最繁荣的城市，上海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896年，中国第一场“西洋影戏”的放映在上海举行；1913年，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在上海制作完成；1921年，中国第一部正式意义上的电影故事片在上海诞生。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正是在上海逐渐发展出社会派电影、人文派电影、浪漫派电影、商业派电影等多种话语类型，这无比丰沛和珍贵的电影资源，正是无数上海的电影人写就的。１９４９年以前作为中国电影的代名词——上海，各路文化精英汇聚电影界，各种流派并存，没有真正的“一家之言”，百家争鸣，百舸争流。上海电影代表了中国电影的童年和青春期，而这却是上海所独有，其他电影基地所没有的。 在新的政权体制下，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影片《老兵新传》，第一部彩色立体影片《魔术师的奇遇》，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影片《红色娘子军》，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奖影片《天云山传奇》和《巴山夜雨》，第一部高科技影片《紧急迫降》等。但是对于上海电影的一个毁灭性打击是“文革”十年，很多老电影人人再也没有等来上影厂的第二次辉煌。 上影厂里别有考虑的在主楼的三楼天台上搭起了一个休息聊天的场所，名为“上影沙龙”，两三人稀稀落落地散在一角用沪语交谈着，卖咖啡的服务员闲下来坐在一桌玩起纸牌，或许海上的繁华，真已经是昨日的旧梦。在采访中我听到了这样的自问自答，“上海的优势到底在哪？我们现在都很惶惑。”许多人说起海派风格夸夸其谈，似乎还沉醉在自我感觉良好里，但一位老人的话道破“天机”：海派无派！ 但是电影百年的纪念应该是以上海的名义，因为它从未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中缺席和断流过，当记者想到上影厂的时候，除了那几幢原属于天主教教区而不能推掉改建的破旧红顶房子外，还有在厂房之上一个个逝去的名字，赵丹、金焰、吴永刚、孙瑜、郑君里、、白杨、上官云珠、桑弧、黄佐临、石挥、刘琼、奇梦石、张骏祥......他们被我们拥抱，也被我们记起。 上海电影译制厂：被切走的蛋糕 弧型外飘窗与皮沙发时代 虹桥路1376号广播大厦19F，想象中，上海电影译制厂无论如何不应该“囚禁”在大都市的写字楼里，这样封闭的空间和忙碌的电梯怎么能容纳下绕梁的曼妙声音？堪称“豪华”的录音棚陈列着引进的价值数千万元与国际接轨的录音设备。据说上译厂今后的目标是建成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声音制作基地。大概是因为现在译制片的配音已经从艺术家的工作间转到了电视台、音像公司的流水线。现代节奏已无人乐意为了配一句台词而仔细揣摩，如前辈艺术家那种拿配音当艺术的认真，那种平和、真诚的心态，以及在这种心态中才能滋养出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才华。 和乔榛厂长的谈话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有弧型的可以远望的外飘窗和黑色的皮沙发。他的声音很轻而且缓慢，又有些客气和小心，但并不华丽，我努力地想象他的声音应该是《斯巴达克斯》里那种收敛后的霸气；或者是《寅次郎的故事》中憨厚而富于喜剧感的声音。当我和他提起那时他和邱岳峰出演《珊瑚岛上的死光》时，他微微一笑“应该是1979年吧，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精美的字，上书“能复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牛”。他坐在那幅字的下面倒有一些老迈的安然，我向乔榛提起了以前众所周知的老厂址永嘉路383号。 记忆深处的永嘉路383号 永嘉路383号是上译厂1976年到2003年的厂址，标志性的西式洋房，有阳台有烟囱，据上译厂的老人讲那里的录音棚是最好的，不只是说设备上的，还是指那时的人心所向。中国的电影译制事业起源于长春，1950年上海开始成立电影译制片工作小组开始译制一些苏联电影，直到1959年正式成立上海电影译制厂。限于当时政治和历史条件及地域人文特点，长春的译制片一直以来有一股抹不去的中国气息，还有配音演员声音中的东北味，相比之下上译厂的译制与配音则更为全面，在80年代中期曾有人作过一次统计，当时长春译制了30多个国家的700余部电影，而上海则译制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余部电影，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类型多样，甚至包括一部分纪录片，像日本的《狐狸的故事》。这充分体现出上海这个地区作为中国电影发源地雄厚的专业基础和人文基础。 上译厂的老厂长陈叙一曾经说过要“原汁原味”，现在在上译厂的录音棚的大厅里还写有老厂长的话“有两件事是要天天下工夫去做的，一，剧本翻译要‘有味'，二，演员配音要‘有神'。关键是要下功夫。”据说当时上译厂要求非常严格，就是8点整准时开机器，所有准备工作都要事先完成，这个制度延续了几十年一直严格执行，从没有有人抱怨过。直到搬进了这广播大厦，作息时间要按照大楼统一的规定，这项制度才放松下来。 为配音而生的一帮人 和上译厂的老人提到从前，开口闭口首先就要提邱岳峰，提毕克。说道上译厂的那帮人，几乎可以认为他们是一群专为配音而生的人，要讲中国配音的最高水平不可不提早逝的邱岳峰，可称得上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这位声音独特的配音大师完美地诠释了“传神”二字，我听到的一位老人评价他时用了这么句话“他连一声叹息都是角色的”，对于他的过早离世多是扼腕叹息的声音，对他在《追捕》中那句动人的台词的记忆从未遗忘：“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一直朝前走，不要往两边看，走过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 孙道临不是上译厂在册的的配音演员，只是临时借调来用一下，《王子复仇记》就是他的杰作，据说孙道临配的哈姆雷特后来成为演艺界训练口音的标准教材。还有毕克，功力深不可测，深沉浑厚的男音把杜丘，把大侦探波洛演绎得完美至极。《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毕克的波洛，邱岳峰的雷兹上校，乔榛的赛蒙，李梓的林内特，刘广宁的杰基，丁建华的女仆，童自荣的马克思主义者，赵慎之的富孀，苏秀的黄色小说家，每个名字都如雷贯耳，他们的声音都被称为“偶声”，而现在他们的大多数都已隐退或者安眠。 上译厂的配音实力比较平均，配角往往光彩夺目不让主角，而且他们在几十年敬业且专业的工作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个性，还拥有一种难得色书卷气。据记者了解，由于历史的原因上译厂的创作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已有一段时间了，和遍地开花的影视表演学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培养配音人才的地方屈指可数，一方面是自命“阳春白雪”的艺术形式把很多年轻人挡在门外，另一方面是为数不多的现有人才往往耐不住清贫纷纷转行。据记者了解，近年上译厂先后吸收了5名年轻人，成长很快，乔榛表示“应该更多的去宣传他们，关注他们，这几个年轻人都非常出色，进步相当快，厂里今后会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译制艺术不可替代？ 当记者提出近几年观众感觉译制片的数量少了，译制厂有些衰落的迹象，乔榛强调译制配音事业至今依旧是一个“朝阳”事业，首先上译厂的优势还在，就是他还是全国唯一一家专业的译制厂，但是他在全国范围和全球范围中拥有极高声誉，因为别的国家没有专门的一个电影译制厂。而且译制艺术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不是其他方法可以替代的。有声音认为配音损坏了影片原有的艺术风味，属于二度创作的译制片由于替换原有语言，必然糅进创作者对于角色的主观理解，但是根据现有国情，很少有人能够品评外国影片，不仅是英文或其他外文水平的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积淀，并非只是工具。“译制艺术是永恒的”他的声音变得冷峻起来。 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上译厂风波至今已经平息一些，“童自荣事件”或许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受不仅是个体之间的纠葛，而是整个译制厂的处境严峻，关于“译制片行将灭亡”的一些声音也纷纷传出，乔榛或许回答过太多这样的问题，他表示“我们从来就是把自己从事的译制事业看成是神圣崇高的事业，形势再严峻，我们也会坚守下去，神圣的事业是垮不了的，我们身上有这种使命感。” 近况可堪 蛋糕被切走 译制片目前的处境是受众分流的结果，一家老小同去电影院的时代过去了，正如上译厂老一代配音演员苏秀女士所说“蛋糕被切走，同时一批铁杆观众也就留下了，他们是我们真正的知音，有利于我们拿出精品来，因为他们有很挑剔的耳朵。” 在记者拿到的数据中显示，2004年上译厂译制完成中影公司交译的外国影片《蒙娜里莎的微笑》、《芳芳郁金香》、《阿波罗13》、《致命报酬》、《冷山》、《后天》等19部248本，完成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电影电视《造就明星》、《埃及艳后的任务》等7部，完成国产电视剧配音66集。现在上译厂的电影方面译制主要还是靠中影公司计划引进的片目有计划的交译，最近几年逐渐接纳电视台的部分电影电视，但是数量少、译制费用低等政策性的因素，上译厂在很大程度上仍需要国家和地方上的补贴。上译厂虽然在译制和配音工作的一丝不苟，使得译制质量虽然无可匹敌，但是一些不公平竞争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困扰着上译厂。 据彭副厂长讲“现在配音界‘棚虫'活跃，收入丰厚，电影配音严格要求的翻译、初对、对口型、复对、配音、鉴定、补配、混录等七道严格而完整的工序，现在搭起来的一些‘草台班子'很少有如此认真执行的。经常能够在电视屏幕上听到许多翻译和配音质量非常差的声音。还有现在明星配音也切去一块蛋糕，可以说是一个尝试的方向，比如《海底总动员》，一位明星去配音一下子就能赚到十几万，上译厂的主要角色配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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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喜欢： pei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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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发布于：2005-12-16 18:38
“另一个片子是美影1985年的木偶动画片《西岳奇童》的“完整版”，当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这部木偶片只完成了上集，由于导演靳夕的过早去世，拍摄下集的计划直到今天才得以实现，这20年的等待终于有了“下文”。”终于有下集看了。回去把上集重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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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发布于：2005-12-16 20:52
一位明星去配音一下子就能赚到十几万，上译厂的主要角色配音演员配一部片子仅能拿到450元钱。
450块也实在太少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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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布于：2005-12-17 10:30
下面是引用wolfkid于2005-12-16 16:03发表的[转贴]远去的光影-中国国有电影制片厂生存现状（新京报专题）: 既然当废纸卖，索性都发还本人好了。再困难也不至于如此嘛！ 简直发指！咱们国家难道就没专门处理电影文物的机构吗，等将来想起它们的时候，用得着它们的时候，不得变成自己出品，国外进口的局面了？ 另：朱文顺是《两个小八路》的导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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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布于：2005-12-19 22:43
[引用]小白楼残败不堪的景象如今成了老长影侥幸残留的缩影，这令许多老艺术家心痛不已。“长春电影节期间，很多铸造了长影辉煌过去的老艺术家回到这里，徘徊在空荡荡的工地上还只是嗟叹不已，一看到小白楼就都忍不住落泪。”……走到小白楼，老人在传达室歇脚，感叹道，‘这座楼记载了长影的辉煌，长影啊长影......。我于是不由自主的凝视着这座建筑，有些怅然。当我回过头的时候，看到浦克在那里擦眼泪。没想到，两个月后，老人就走了。”
*************** ******************* 整篇文章，看到此处最为震撼！ 印象中浦克老前辈曾在他的影片里受过几次伤。一次是《甲午风云》里丁汝昌的旗舰受到日舰炮击，他不幸中炮身负重伤；一次是在《英雄儿女》里的朝鲜老人金大爷，抬着王芳蹚过冰河，被美机扫射而血染白雪。而这次的伤却是由身边的人造成的，可伤得最重，应该是致命伤！那句“长影啊长影……”从字里行间仿佛听得见老一辈电影人内心滴血的声响——我们的电影百年庆典难道应该是在湮灭的废墟上进行的吗？！历史上的丁汝昌是在北洋舰队即将覆灭时吞鸦片而亡的，而我们的老演员却是在“哀莫大于心死”的心境下告别人世的，真令人痛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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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发布于：2005-12-19 23:39
看了说不出什么了……据说学校新教学楼的原址是个废弃的电影厂……
“现在配音界‘棚虫'活跃，收入丰厚，电影配音严格要求的翻译、初对、对口型、复对、配音、鉴定、补配、混录等七道严格而完整的工序，现在搭起来的一些‘草台班子'很少有如此认真执行的。经常能够在电视屏幕上听到许多翻译和配音质量非常差的声音。还有现在明星配音也切去一块蛋糕，可以说是一个尝试的方向，比如《海底总动员》，一位明星去配音一下子就能赚到十几万，上译厂的主要角色配音演员配一部片子仅能拿到450元钱。现在的电影市场就是一根橡皮筋，很多东西是无法衡量清楚的。” 周围喜欢看电影的同学基本上也都是宁可看原版的甚至没有字幕的也比那些粗枝烂叶的好得多。虽然现在那些明星配音会吸引很多fans，但是不追星的我一听说是哪个歌星的配音就失去了完全的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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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发布于：2005-12-20 09:53
下面是引用九度欣于2005-12-19 23:39发表的: 但是问题在于：狂热的FANS才会很慷慨的掏钱买票看电影买正版CD买正版影碟甚至写真集什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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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发布于：2005-12-20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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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转贴，我不忍看到这一现实，但又必须去面对。不知何时才是我国配音电影的第二春。 希望早些到来！ 切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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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发布于：2005-12-20 12:27
下面是引用法兰于2005-12-20 09:53发表的: 其实乐观一点，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 我们寝室就有个极喜欢看电影，每周都去电影院的。身边的一些同学也都是看正版的（可以b4我，我没钱），至少我身边不是在网上下载的就是买正版的，对于盗版绝对B4。 只是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把钱花在了哈利波特之类的电影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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