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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发展历程
来源:中国电影年鉴 资源卷次:1981 作者:苏云 一、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二、光辉的十年 三、在风浪中前进 四、空前的浩劫 五、开始了新长征 从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建立，到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经历了整整三十四个年头。在这三十四年里，长影共生产艺艺片263部(其中戏曲艺术片51部)；记录片310本；科教片296本；译制三十多个国家影片676部。洗印36毫米拷贝17，968万米、16毫米和8．75毫米拷贝17，464万米。长影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按1979年实行固定售价计算，仅从1957到1966年和从1973到1980年的十八年间，共完成工业总产值37，010万元，提取固定资产折旧和上缴利润、税金共计6，000万元．超过了国家对这个厂的投资总额，为国家创造了相当的经济价值。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发展历程，是新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侧面。总结长影三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对发展和繁荣当前的电影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长春电影制片厂是在东北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她的建立，经过了复杂的斗争过程。 1945年“九·三”胜利后，党为接收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下简称“满映”)建立自己的电影基地，中共长春地下党组织，首先派党员赵东黎、刘健民二同志进入伪“满映”，组织进步职工进行护厂斗争，反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阴谋。并于10月1日建立了东北电影公司。由张辛实任总经理。11月下旬，党从延安派来的田方、许珂二同志来到长春，团结职工和技术人员，同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继续进行斗争。因形势关系，不久离开。1946年4月1 4日，苏军撤退，我民主联军解放长春，中共中央东北局即指派田方、许珂和钱筱璋三同志遵照民主联军周保中将军的命令，正式接管了伪“满映”。民主联军并派部队对厂进行了保护。接管后，袁牧之、舒群同志也抵长春，东北局决定舒群任东北电影公司经理，袁牧之任顾问。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并大举进攻营口、本溪、四平等城市，内战局面已经形成。为适应形势变化，党决定将接收的器材运往后方，并动员部分进步职工和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一同前往。在舒群、袁牧之、田方、许珂、钱筱璋等人的组织和部队的协助下，于5月23日将厂迁往合江省的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9月，陈波儿和由吴印咸带领的延安电影团四十余人，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也来到兴山。经过短时间的筹备，于1946年10月1日正式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先由舒群任厂长，张辛实任副厂长，袁牧之任顾问。不久，舒群奉调离开，由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党总支书记兼管艺术工作，钱筱璋负责新闻纪录片工作。 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等同志，原均为延安电影团的主要成员。延安电影团成立于1 938年秋，属八路军总政治部管辖。先由袁牧之领导，19 40年3月，袁牧之去苏联学习考察后，由吴印咸担任电影团的领导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为接收伪“满映”的设备器材，建立自己的电影基地，决定结束电影团的活动，将其全部成员派往东北解放区。钱筱璋于1945年10月首先离开延安，于1946年初到达东北。先在西满郑家屯暂留，二月到达当时东北局所在地抚顺，在这里与田方、许珂会合。袁牧之从苏联回国也适时赶到这里，东北局决定由袁牧之、田方、许珂、钱筱璋负责接管工作。田方、许珂原在延安从事戏剧工作，他们是跟延安文化中队于1945年10月到达东北的。 此后，党又抽调大批干部充实东影：1948年6月，由钟敬之、成荫率领的西北电影工学队二十余人，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行程，到达兴山。九月，以沙蒙、张平、何文今为首的东北文工一团一百四十余人也参加东影工作。1 949年9月，以徐徐为首的东北青年文工团(即齐齐哈尔文工团)也调入东影，同时还从各解放区各部队调来一批干部。在此前后，钱江、王春泉、王逸等远从香港赶来，参加了东影的工作。这使东影的干部得到了很大的充实。由此形成了东影的以解放区文艺干部为领导和创作骨干的一支新型的电影队伍。这支队伍在创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东影在兴山创建时条件极为艰苦，不仅工作处于战争环境，而且设备简陋。当时是把一所日本小学校改建为洗印、录音、剪接等技术车间；将一所没有完工的电影院改建为摄影棚；将原来日本驻军的宿舍和一所马棚改建为办公室和职工宿舍。东影最初就是利用这些简陋的设施，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东影当时实行集体领导，19 48年3月，先由袁牧之、吴印咸、田方、陈波儿、何世德、许珂、王滨、钱筱璋、伊琳等九人，后又增加钟敬之、沙蒙二人共十一人组成东影管理委员会，作为厂的决策机构。在袁牧之、陈波儿等调京后，1949年10月，东影管理委员会进行了调整，由吴印咸、张辛实、周从初、苏云、何文今、王紫非、徐徐、马骥、袁小平、白大方、刘西林和职工代表、导演等组成了新的管委会。东影在管委会的集体决策和厂长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 (一)拍摄了一组大型新闻纪录影片《民主东北》(共十七辑，总长度为23，687米，共106本)，及时反映、紧密配合了当时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录了群众加紧生产、努力支前的情景和人民生活面貌，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民主东北》在纪录战争方面，不仅纪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战斗场面，如《四下江南》、《东满前线》(第三辑，钱筱璋编辑，吴本立、王德成、唱鹤翎、徐肖冰摄影)，纪录了我军在1 947年5月渡过松花江南下，发动群众，分粮济贫以及在公主岭、昌图等城镇发动进攻，歼灭守敌的情况。 《收复四平》(第五辑，钱筱璋编辑，李光惠、高振宗摄影)，纪录了我军在1948年初四平攻坚战激烈巷战的真实过程。《公主屯战斗》(第五辑)，纪录了我军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在雪地修筑工事，踏雪进攻，歼灭守敌，活捉新五军军长刘光谦等真实情景，歌颂了我军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 更重要的是真实纪录了辽沈、平津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战役的部分实况，生动反映了东北解放战争和华北解放战争的面貌。如《解放东北最后战役》(收在第九辑，姜云川编辑，吴梦滨、刘德源、唱鹤翎、王静安、杨荫萱、张绍柯等十七人摄影)、《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第十七辑，姜云川编辑)，是这些同志深入前哨阵地，在枪林弹雨中拍摄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凌厉攻势，看到了我人民解放军进军北宁线，收复绥中、兴城、义县的胜利情景。看到了艰苦的四平攻坚战的实况，看到了长春国民党部队的起义，郑洞国率部投降，大批国民党官兵向我缴械投降的场面，看到了我军在大虎山地区的歼灭战和攻克锦州的巷战，看到了进军沈阳、扫荡营口残敌直至东北全境解放的全过程。影片按历史时间，把我军的夏、秋、冬战役一一纪录下来，使我们看到了解放东北的艰苦历程。看到了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伟大威力。影片还纪录了东北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解放的动人情景，表现了翻身后的人民对新生活的喜悦心情。 《解放天津》(第十辑，高维进编辑，张沼滨、石益民、刘德源摄影)，纪录了从发起总攻、密集炮击、突破外围防线、坦克进入市区直至全歼守敌、俘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敌人打白旗等待收容的全部战斗历程，表现了我军锐不可挡的气势。 《北平入城式》(第十辑，高维进、吴国英编辑，石益民、张沼滨、刘德源、陈民魂等摄影)、《毛主席阅兵》(第十一辑，高维进编辑)，真实纪录了我军进入北平时激动人心的雄伟历史场面和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北京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见面，检阅我军各路英雄的动人情景。这里面的一些镜头，后来又编辑在《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中，作为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出品。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镜头，是东影数十个战地摄影队随军拍摄的。他们为了抢拍下这些真实的场面，冒着生命危险奔波于战地和指挥部之间，不顾疲劳，和战士一样爬冰卧雪、翻山越岭出没在战场上。他们身背枪弹，手提摄影机和战士一起冲锋陷阵，青年摄影师张绍柯在19 48年9月义县战斗中，杨荫萱在同月的锦州巷战中，王静安在11月突入沈阳铁西区的战斗中先后光荣牺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皿浇灌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他们的光辉业绩和英名将永远载在新中国的电影史册。 《民主东北》还纪录了东北解放区人民群众加紧生产、支援前线，人民军队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历史功勋。这里有《接收后的鞍山钢厂》(第七辑，徐肖冰、陶学谦摄影)，使我们看到了当时鞍钢被国民党糟蹋破坏的惨状和工人们以忘我的劳动进行修复工作的情况。这里有《安东造纸厂》、《东北毛纺织厂》(第五辑)、《林业生产》(第十辑)，使我们看到了各条工业战线上的工人阶级为医治战争创伤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情景，歌颂了工人阶级的王人翁精神。《伟大的贡献》、《做军鞋》、《秋收》(第四辑，任颖编辑，包杰摄影)、《送公粮》(第十辑)、《哈尔滨工人五一节造炮劳军》(第六辑)、《陶来昭江桥完工》(第九辑)，都直接纪录了工人、农氏为支援前线努力增加生产的情景，使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解放战争的贡献。《前线炮兵助民春耕》(第六辑)、《松江二线兵团助民修筑排水》(第七辑)，表现了军队对群众的全力支援，反映了人民子弟兵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民主东北》还表现了东北解放区人民群众新的生活风貌，纪录了当时一些重要活动。如《翻身曲》纪录了19 47年10月10日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广大群众斗地主、分田地、召开群众大会欢庆胜利的动人场面，表现了翻身后的农民对新生活的喜悦。 《中国医科大学》、《农村建设》、《五一在东北》、《沈阳运动会》、《东影保育院》等，纪录了人民群众解放后新生活的一些侧面。《第六届全国劳模大会》、《第一届国际青年节》等，直接纪录了各项政治活动。 《民主东北》题材极为广泛，内容异常丰富，不仅制作速度快，而且东影还十分注意放映组织工作。一至六辑共印35毫米和16毫米拷贝各二十三个，分别供后方影院和流动放映队放映。东影流动放映队最初仅两个，到1948年9月发展到十七个。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在东北解放区有328个地方放映了《民王东北》一至七辑，共放映1 0 3场，观众达2．374，74 1人次。到1949年东影成立的三年时间里，地方影院共放映东影出品影片9，189场，观众达3，632，944人次。流动放映队放映2，893场，观众达4，013，51 0人次。《民主东北》在配合东北解放战争、向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方面，起到了巨大的宣传鼓舞作用。 (二)东影在拍摄新闻纪录片的同时，还积极进行其他各片种的试制，拍摄了人民电影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和译制了第一部外国片《普通一兵》，为建立、发展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做了有益的尝试。 木偶片《皇帝梦》，由陈波儿编导，1947年11月完成(编入《民主东北》第四辑，共二本)。影片揭露了蒋介石和其美国主子马歇尔勾结，签定“中美商约”，接受其主子送给的飞机大炮，幻想成为皇帝的丑恶行径。影片以四幕傀儡戏的形式逐场揭露，一场“跳加官”，揭露蒋介石标榜四项决定、五项诺言、停战协定，实则是专制独裁，反共内战的真面目。二场“花子拾金”，揭露蒋介石的假民主。三场“大登殿”，揭露召开伪国大，通过伪宪法，成为皇帝。四场“四面楚歌”，揭露蒋改组政府，加紧搜刮税款，遭到各界公众反对，最后在群众烈火下濒于垮台时，美国主子魏德迈来做“金元注射”，但于事无补，最后崩溃。 《皇帝梦》运用京剧场面和唱腔，又配以解说和人物对白，生动揭露了蒋介石卖国内战和独裁的丑恶面目，歌颂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主题鲜明，构思巧妙，人物造型和动作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形式为群众喜闻乐见，富有民族艺术特点，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1945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细菌战，曾在东北秘密试验细菌，致使东北地区鼠疫灾害盛行，并向解放区蔓延，严重威胁人民生命的安全。为了尽快扑灭鼠疫灾害，东影于1948年夏摄制完成了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影片由袁乃晨编导，马守清摄影。影片运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介绍了鼠疫的危害和在当时条件下，几种简便易行的预防办法，如煮沸消毒、药物消毒、火烧灭蚤等，这对扑灭鼠疫起了重要宣传作用。这部影片开创了我国科教电影创作的历史，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摸索拍摄故事片的经验，东影于1948年2月拍摄完成了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该片由林其(伊琳)编导，马守清摄影。影片描写一个刚刚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小鬼(马德明饰)，在一次行军休息时，枪支不慎走火，打死了一位老农民(陈强饰)的小儿子。为严肃革命纪律，部队决定枪毙这小战士给老乡的儿子偿命。在当众宣布这一决定时，老农民跑上台来，要求营长(袁乃晨饰)“不要处死小鬼，留下他打老蒋吧”，使在场群众都深为感动，一致要求“留下他打老蒋”。部队经过研究改变了决定，将小战士留下。后来这小战士在战斗中立了功。影片通过这偶然事件，生动表现了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表现了我军纪律严明，揭示了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原因。影片故事生动，老农民和小鬼的形象真实可信，风格朴实，表演朴素，为东影的故事片生产做了可贵的探索。 1948年12月，东影完成了动画片《瓮中捉鳖》，该片由朱丹编剧，方明导演兼动画设计。影片描写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但在人民力量打击下，最后失败，似鳖在瓮中一样。影片想象力丰富，巧妙地运用了夸张手法，动画设计新颖，动作性强，节奏明快，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瓮中捉鳖》的摄制完成，揭开了人民电影美术片创作的史页。 1949年5月，东影译制完成了苏联片《普通一兵》。当时由于国产影片很少，市场上放映的大多都是苏联原版片。由于语言的隔阂，影响人们对影片内容的理解。为使观众看得懂，东影在缺乏经验和人员的条件下，开始了译制片生产。当时聘请北安军政大学文工团的演员担任配音任务，由袁乃晨担任导演。他们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经过反复摸索，用华语对白的方法，在苏联影片输出公司支持下，成功地完成了《普通一兵》的译制工作，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并由此开始大量译制苏联影片。1952年2月，刘少奇同志特意写信，祝贺东影译制片所取得的成就。 为了紧密配合解放战争，当时东影提出了“七片生产”的口号，除生产新闻纪录片、美术片(包括木偶片和动画片)、科教片、故事片和翻译片外，还生产新闻照片、幻灯片和电石幻灯机，供一些城市和部队使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三)拍摄了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和第一批故事片，在故事片生产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东影在拍摄大量纪录片和积极试拍各片种的同时，大力组织剧本创作，积极进行故事片生产准备。他们组织编、导、演员深入农村、工厂和前线，搜集创作素材，体验生活，参加实际斗争，这为故事片生产创造了条件。在这样形势下，于1949年4月拍摄完成了第一部长故事片《桥》。 《桥》由于敏编剧，王滨导演，包杰摄影。影片描写了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工人阶级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修复了被战争破坏了的桥梁，支援了解放战争的事迹。影片塑造了老梁(王家乙饰)和老侯头(陈强饰)两位工人的英雄形象，表现了工人阶级艰苦耐劳的品质，勇于克服困难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歌颂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创造力量。影片虽有对技术人员政策表现不够准确等缺点，但总的看来不失为是一部成功的影片。影片于1949年5月1日在一些城市上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南京和其他城市举行隆重首映仪式和庆祝游行，报上发表了很多评论文章，广还收到各地工人团体赠送的锦旗数十面。作为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故事片，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东影在兴山时开始拍摄三部故事片，1949年4月从兴山迁到长春之后，加紧故事片的摄制。到年底除《桥》以外，又完成了《回到自己队伍来》、《光芒万丈》、《中华女儿》、《白衣战士》、《无形的战线》等五部故事片。在故事片生产的第一年取得了丰收。有些影片的质量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 颜一烟编剧，凌子风、翟强导演的《中华女儿 》，是一部优秀影片。影片描写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帝国主义英勇斗争，其中八位女战士，为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在敌人密集炮火追击下，英勇不屈，最后投江，为革命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事迹。影片塑造了以胡秀芝(张铮扮演)和冷云(岳慎扮演)为代表的抗联女战士的光辉形象。描写了胡秀芝从一位普通的农妇成长为抗日英雄的觉悟过程，着力表现她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和为全局利益承担最大风险的崇高思想品格，和誓死不屈的自我牺牲精神。影片生活气息浓厚，表演朴素真实，情节激动人心，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曾获得卡罗维·发利第五届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 王震之编剧，冯白鲁导演，于蓝主演的《白衣战士》也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影片描写人民解放军的一支战地医疗队，以高度自我牺牲精神，抢救伤员的英雄事迹。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庄队长这样一位战地医务人员的崇高形象，反映了医务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对革命战争的贡献。影片上映之后，受到妇女、医务各界的好评，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同志在对北京妇女和卫生界的讲话中，高度称赞了这部影片。 (四)培养输送出大批干部，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 东影在建立时，党从延安和东北解放区抽调大批文艺干部到东影，极大地充实了东影的领导和创作力量。与此同时，东影十分注意培养新的干部，从1947年5月到1949年5月，先后举办了四期训练班。在东北根据地招收进步青年参加，二年时间共培训干部六百五十多人，大大充实了各部门的力量，为以后输出干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又从东影抽调出大批干部支援了新厂。1948年秋，党中央指示“战争只有一年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应不失时机把摄影队派往各前线，争取拍好许多纪录片。” 根据这个指示，东影派吴本立、张永、高振宗、翟超分别率领四个摄影队，通过海七敌人封锁线，到达华东和华北解放区，进行战地摄影工作，他们历时六十多天，拍摄大量素材，后来把这些素材编成《解放太原》、《淮海战役》，作为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出品。1949年初，东影根据党组织指示，又派刘德源、石益民、葛雷、韩秉信、张沼滨、郝玉生等负责的六个摄影队进关，到前线拍片。这些摄影队拍摄的素材，后来连同人员一并转给了北平电影制片厂。 为了接收北平、上海的电影机构，党组织先后从东影调田方和钟敬之到北平、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后来北平、上海先后成立电影制片厂，田方和钟敬之分别任北平电影制片厂厂长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49年3月袁牧之奉调到平，筹建电影局，4月中央电影局成立，袁牧之任局长。随后，陈波儿也奉调到平，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1949年4月，钱筱璋率领东影新闻片组同志到北平，编入北平电影制片厂。罗光达调北平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经理。据不完全统计，东影从成立到建国前的三年时间里，共调出干部285人，为建设新厂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东影在兴山时期，还建有修理科和化工组，制作幻灯机和再生胶片。后来发展成为电影机械厂和感光材料研究所，修理电影放映机和研究再生胶片乳剂涂布工艺等。日本技师在这当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国家将这批技术骨干调给了南京电影机械厂和保定胶片厂。东影为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电影工业，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二、光辉的十年 从1950年到1959年是长影发展史上的第二个时期。这十年，长影共生产故事片107部，戏曲艺术片15部，共122部，占长影三十四年生产艺术片总数的将近一半。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不仅影片生产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影片的质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长影发展史上的光辉时期。 在这个时期，长影的隶属关系和领导成员都有变化。东影成立后，一直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1953年改由文化部领导。1958年6月，又改为吉林省委领导。领导成员在厂长袁牧之，总支书记、艺术处处长陈波儿于1949年3月调京后，由吴印咸任厂长，袁小平任党总支书记。10月，袁小平兼任秘书长。1951年4月袁小平任副厂长，何文今任秘书长。1954年4月，吴印咸离厂休养，由李光复代厂长，12月亚马调来东影任厂长。1955年2月，文化部决定将东北电影制片厂改为今名长春电影制片厂。 回顾这十年历程，道路并不是完全平坦的。1950年，长影继1949年完成六部故事片的大好形势，在创作生产上又取得了重大丰收，在生产设施尚未完全修复的困难条件下，完成故事片十三部，是长影发展史上第一个繁荣的年头。在1951年初举行的国营电影制片厂新片展览月展映的二十六部故事片中，东影有《赵一曼》、《钢铁战士》、《内蒙人民的胜利》、《白毛女》、《人民的战士》、《刘胡兰》、《辽远的乡村》等十三部故事片参加展览，占当时展映故事影片的一半。其中，《赵一曼》、《钢铁战士》、《白毛女》、《内蒙人民的胜利》受到观众的好评。但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由于有关领导方面脱离实际地要求搞“有分量”的影片，要表现“国家气派”，使创作人员一时手足无措，导致影片创作生产出现大幅度下跌的局面。东影三年只生产六部影片。针对创作生产这种萧条局面，政务院于1953年12月做出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要求广泛开阔题材，各方动员，大力发展剧本工作。“在电影艺术创作上，一方面要反对粗制滥造现象，另一方面又不可有脱离实际的、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在题材选择上，应扩大范围，同时注意体裁和形式的多样性。”在剧本和影片的审查上也做了一些改进。这样，从1954年起电影创作生产又出现逐渐繁荣的局面。到1956年，长影生产了故事片十六部。正当长影创作生产蓬勃向上的时候，1957年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由于扩大化错误，把一些主要创作干部错误地划成了“右派分子”，使创作生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左”的思潮开始泛滥。1958年康生又挥舞“左”的大棒，跑来长影把一大批影片做为“白旗”拔掉，并斥说：长影是“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左倾思潮猖獗一时。 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提出了文艺要“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的口号。在这种形势下，长影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如用打擂的办法确定生产数量，用大字报讨论剧本，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指导创作生产。这一年长影虽拍摄了三十一部影片，但相当数量的片子是图解政策、标语口号式或新闻报道式的。因为质量粗糙，没有什么艺术感染力量，很快便成为废品。 1959年人们的思想冷静了些，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口号鼓舞下，广大创作人员积极深入生活，创作拍摄了二十五部故事片，是长影发展史上第二个繁荣的年代，这一年不仅影片数量多，而且有些影片如《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与山西厂合拍)、《战火中的青春》、《冰上姐妹》等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在国庆十周年举行的新片展览月展映的十八部影片中，长影展映的有《风从东方来》(与苏联合拍)、《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五朵金花》、《笑逐颜开》(与哈影合拍)、《战火中的青春》等六部，这些影片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综观长影这十年生产的影片，不仅数量多，而且影片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果。 革命战争题材在这一时期影片中占有绝大比重。《赵一曼》、《钢铁战士》、《平原游击队》、《董存瑞》、《上甘岭》、《党的女儿》、《战火中的青春》是这一时期反映革命战争和部队生活的优秀作品。这些影片不仅从各个角度向我们展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生活的壮丽画卷，而且成功地塑造了抗联女英雄赵一曼、钢铁排长张志坚、游击队长李向阳、舍身炸敌堡的英雄董存瑞、上甘岭英雄连长张忠发、党的好女儿李玉梅和巾帼英雄高山及英雄排长雷振林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崇高形象。这些艺术形象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英雄的优秀品格，在他(她)们身上永远闪灼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不朽的战斗丰采，给人以巨大的教育力量。 编剧于敏、导演沙蒙在影片《赵一曼》中，为我们描写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生活，着重表现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团结群众英勇斗争的事迹。她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她被捕后忠贞不屈，坚持斗争直至慷慨就义，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东北抗日战争时期妇女们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优秀品质。石联星成功地扮演了赵一曼，因此获得卡罗维·发利第五届国际电影节演员奖。 成荫根据武兆堤、苏里、吴茵的原作《钢筋铁骨》编导，张平主演的《钢铁战士》，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描写我人民解放军某部排长张志坚、炊事员老王和通讯员小刘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影片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塑造了张志坚、老王、小刘等光辉的无产阶级英雄群像。他们对革命充满必胜信念，有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表现了革命战士的钢铁气概。影片在国内放映时引起了强烈反响，1951年参加卡罗维·发利第六届国际电影节，获得了“和平奖”。 邢野、羽山创作，苏里、武兆堤导演的《平原游击队》，反映的是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时的斗争生活，描写我一支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日寇的故事。影片塑造了游击英雄李向阳的崇高形象。他机智勇敢，灵活多变，在他身上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聪明智慧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秀品质。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阳，气质朴实憨厚、机智灵活，在表演艺术上有较高造诣，因此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人们看到他都亲切地称他为李向阳。 《平原游击队》为此获得文化部1955年优秀影片奖。 丁洪、赵寰、董晓华创作，郭维导演，张良主演的《董存瑞》，反映的是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的斗争生活，影片塑造的董存瑞是有着崇高共产主义品质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英雄形象。影片不仅表现了英雄的光辉品质，而且揭示了他从普通战士成长为英雄的过程，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千百万革命战士的思想风貌。影片放映后，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文化部1955年一等优秀影片奖。 气壮山河的《上甘岭》是林杉、沙蒙、曹欣、肖矛等共同创作，沙蒙、林杉联合导演的，影片反映的是抗美援朝时期，我志愿军在上甘岭同美军进行惊心动魄的艰苦斗争的事迹，表现了他们高度的阶级友爱：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和在艰苦的条件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歌颂了我人民志愿军有着海可枯石可烂而意志不可摧的顽强斗争精神。高宝成扮演的连长张忠发的形象是上甘岭英雄的杰出代表，他机智勇敢，视死如归，有着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影片以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细腻入微的人物刻画，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林杉创作的另一部影片《党的女儿》，始我们展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老根据地在残酷的斗争年代里艰苦的斗争生活。导演林农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以充沛的革命激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勇敢顽强，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李玉梅的英雄形象。这一形象体现了千百万英雄人物共同本质特征。李玉梅是个普通劳动妇女，残酷的斗争生活和党的教育使她有着威武不屈、忠贞不二，临难不苟的革命意志，她充满必胜的坚强信念。通过她的性格成长，描写了残酷的斗争年代的艰苦的战斗历程。田华扮演的李玉梅，陈戈扮演的将军王杰，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使这部影片有着激动人心的感人力量，可称一部电影史诗。 由王炎、陆柱国共同创作，王炎导演的《战火中的青春》，是战斗片中别具丰采的一部佳作。影片以传奇性的情节、轻松愉快的喜剧格调，展示了解放战争中期的战斗生活画面。塑造了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高山和排长雷振林的无产阶级战士英雄形象。表现了他们阶级友爱和真诚的革命团结，歌颂了他们机智勇敢乐观向上的英雄气概。影片构思新颖、导演处理得流畅细腻，王苏娅、庞学勤表演准确，具有独特的个性，使这部描写战争和部队生活的影片，成为影坛上的一朵绚丽的鲜花。 长影拍摄的反映战争和部队生活的影片所揭示的生活面是宽广的，塑造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各具丰采。从这些影片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战争生活的诸多方面，而且看到了各个时期英雄人物的思想风貌，并有助于历史的了解。 拍摄这些影片的电影艺术家，大多亲自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部队生活较为熟悉，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仅保持和发扬了“老八路”的传统作风，而且在创作上能够较好地再现部队生活特点，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较好地统一起来，使影片具有浓厚的部队生活气息，都有着较大的艺术魅力。 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在这一时期影片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内蒙人民的胜利》、《草原上的人们》、《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五朵金花》、《草原晨曲》、《金玉姬》成功地反映了蒙古、拉枯、卡佤、白、朝鲜等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斗争，为我们塑造了一组少数民族英雄群像，歌颂了他们为自由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和建设新生活的革命业绩。 反映蒙古族斗争生活的影片有三部。干学伟执导、恩和森主演的《内蒙人民的胜利》是长影拍摄的第一部少数民族影片。影片向我们展示了解放战争初期蒙古族人民为和平生活而进行的斗争，歌颂了在战胜敌人中的蒙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和亲密合作，编剧王震之获得了卡罗维·发利第七届国际电影节编剧奖。 《草原上的人们》是长影第二部反映蒙古族生活的影片。编剧玛拉沁夫同导演徐韬合作，在影片中描写了两个蒙古族男女青年的劳动、爱情和英勇对敌斗争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蒙古族女青年萨仁格娃崇高形象。影片通过她只身战胜大风雪和追赶敌特的行动，突出表现了她勇敢机智和爱国主义英雄气概，同时也表现了她同桑布的爱情。蒙古族舞蹈演员乌日娜扮演了萨仁格娃，表演朴素、真实、细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影片歌颂了蒙古族青年在党领导下的幸福成长，给人们为美好的生活而斗争以强大鼓舞力量。 《草原晨曲》(与内蒙厂合拍)叙述的是草原在解放后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里使我们既看到了蒙古族过去痛苦的生活和他们为自由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也看到了草原的蓬勃发展和蒙汉人民团结合作、共同建设包钢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如果说《草原上的人们》中的雪白的羊群，绿色的波浪，悠扬的歌声，优美的草原景色使我们着迷，那么《草原晨曲》中的沸腾的建设，巍峨的钢城，转炉喷射出来的耀眼的钢花，则强烈吸引着我们。编剧玛拉沁夫、导演朱文顺密切合作，在这里为我们塑造了蒙汉老一代革命者张玉喜和呼合的英雄形象的同时，以清新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娜布其、关其卡年青一代蒙汉工人的英雄形象，从而反映了草原的发展变化，热情讴歌了蒙汉民族的团结，共同建设草原的英雄业绩。影片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草原生活气息，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彭荆风、陈希平编剧，于彦夫导演的《芦笙恋歌》，林予、姚冷、彭荆风编剧、林农导演的《边寨烽火》，分别反映了拉枯族和卡佤族人民的斗争生活，前者以十分惊险曲折的情节，反映了云南边疆拉枯族青年坚贞不移的恋爱故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拉祜族的残酷统治。影片中旖旎的风光、优美的少数民族歌舞和曲折的恋爱故事，博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誉。后者通过对敌斗争，描写了卡佤族人民对党的认识过程和战士对人民的热爱，两部影片热情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在党的教育下，少数民族的成长。 季康、公浦编剧，王家乙导演的抒情喜剧《五朵金花》，是反映少数民族影片中一部佳作。夏衍同志极其关心这部影片，具体指导剧本的创作。影片通过白族青年阿鹏到苍山寻找爱人金花的过程，展示出白族人民一幅五彩缤纷欣欣向荣的生活图画，刻画出了许多个勤劳可爱、热情爽朗的白族人民的代表人物，歌颂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莫梓江成功地扮演了白族青年阿鹏。他是一位英俊倔强，见义勇为的小伙子，是一块不生锈的好钢，影片通过他路上帮助修车，投入洱海去打捞工具，攀上悬崖给采药老人拣拾跌落的药材，帮找探矿失踪的姑娘，指导公社炼铁厂炼铁等一系列情节，表现了他勤劳、淳朴、忠诚和助人为乐的崇高品质，也考验了他对金花忠贞的爱情。杨丽坤扮演的副社长金花，是一位温柔多情、心灵手巧的白族姑娘，她从普通社员成长为副社长，热爱劳动，热爱集体，做事沉着果断。她在对待爱情上，处处以集体和国家利益为重，表现出崇高的思想品格。从阿鹏、金花身上使我们看到了白族青年一代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面貌。作曲家雷振邦以云南民歌为基调创作的优美的“三月街”、“蝴蝶泉边”等歌曲，歌唱家黄虹独具特色的演唱，为影片增添了光彩。影片以乐观健康的基调，卓越的艺术技巧，浓烈的民族色彩，明朗流畅的艺术风格，博得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使人看后象听一曲抒情交响乐，象饮一盅浓香的醇酒一样舒畅开怀，得到优美的艺术享受。当年在香港“都城”、“快乐”两影院上映时，“两院观众连绵不绝，场场笑声满堂”，人们称颂这部优美抒情的喜剧片，象大理的山茶花一样美。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王家乙、杨丽坤分别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演员奖。 王家乙和纪叶创作的《金玉姬》，是王家乙同年导演的另一部影片。影片反映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生活的一个侧面，表现了朝鲜族女共产党员金玉姬在地方上坚持革命工作，团结群众，顽强同敌人斗争的英雄事迹，白杨出色地扮演了金玉姬这一角色，为我们真实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坚强不屈的朝鲜族女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表现了她顾全革命大局，为革命勤奋工作的斗争精神和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思想品格，歌颂了抗联战士的英雄业绩，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白毛女》、《花好月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黄河飞渡》等是这一时期描写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在这些影片里，为我们塑造了从翻身农民到人民公社社员一组英雄群像，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国农村发展变化和人们的思想风貌。 水华、王滨、杨润身共同创作，王滨、水华联合导演的《白毛女》，上映之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影片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拨动了亿万人民的心弦，激起了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无比仇恨，为喜儿的翻身解放而欢欣。影片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是因为影片塑造了喜儿这个受尽折磨而又顽强万分的英雄典型，她是中国劳苦人民反抗封建势力坚贞不屈精神的体现者。影片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的痛苦遭遇，典型而深刻地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沉重压迫。导演王滨和水华以朴实有力的镜头运动，着力表现了喜儿的命运，她同大春的朴素的爱情，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她沦入虎口后遭受的难忍的折磨，逃入深山后过的非人生活，从而激起了观众对这一人物的深深同情。田华以朴实的表演风格，成功地创造了喜儿这一角色。影片以其思想艺术的高度成就，荣获了卡罗维·发利第六届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 郭维根据赵树理小说《三里湾》编导的《花好月圆》，虽然在一个时期里受到非难，但不失为是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好作品，影片描写了范灵芝、王玉生等农村青年男女的爱情，塑造了许多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各阶层人物的思想状态。 马烽编剧、苏里导演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一部佳作。编导者以饱满的激情，描写一群年轻人以坚毅不拔的精神，开山劈石把水引上高地进行灌溉，从而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影片中的高占武(李亚林饰)、孔淑贞(金迪饰)、曹茂林(梁音饰)是既有敢想敢干精神，又有聪明才智和个性特点的农村新一代青年形象。影片不仅描写了他们的劳动和创造，而且描写了他们的爱情。歌颂了青年们朝气蓬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看后，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力量。影片具有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人物生龙活虎，情节生动、风趣，对话幽默俏皮，难怪影片一上映，就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深深喜爱。由作曲家张棣昌创作、郭兰英演唱的富有山西民歌特色的电影歌曲《樱桃好吃树难栽》，更流行一时，成为广大青年抒发自己创造热情的赞歌。 与兰州电影制片厂合拍的《黄河飞渡》，记叙了黄河两岸人民发挥冲天的干劲，把黄河水引上高原，使为害万年的黄河为人民造福的英雄业绩。影片塑造了王凯、丁俊才、丁秀娥、侯金彪等青年英雄形象，他们有着顽强不屈的意志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特别王凯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舍己救人的精神，反映了青年一代的优秀品质。影片是根据事实创作拍摄的，它气势宏伟，歌颂了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伟大创举。导演刘国权在表现影片雄伟气势的同时，比较细腻地刻画了人物，使这部优秀影片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长影的电影艺术家们注意深入生活，他们拍摄的农村影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朴实，为广大观众所赞颂。 描写反特和地下工作者的题材，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成果。《寂静的山林》、《徐秋影案件》、《地下尖兵》、《神秘的旅伴》、《虎穴追踪》等影片是这方面题材的较好作品。这些影片情节生动，故事曲折，塑造了我公安人员和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 这一时期，武兆堤、房友良编剧，武兆堤导演的描写体育生活的《冰上姐妹》，乔羽、时佑平编剧、苏里导演的反映儿童生活的《红孩子》，林蓝编剧、严恭导演的《祖国的花朵》和梁彦、塞声编剧、王滨导演的神话片《画中人》，吴天编导的《国庆十点钟》，陈明编剧、吕班导演的《六号门》也都各具特色。《红孩子》荣获了1980年团中央等八单位举办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二等奖。 在这时期里，长影还摄制了《秦香莲》、《花木兰》、《刘巧儿》、《李二嫂改嫁》、《窦娥冤》等优秀戏曲艺术片，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三、在风浪中前进 1960年至1966年“文革”开始，是长影发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七年，长影生产故事片42部，戏曲艺术片19部，共61部，占长影三十四年生产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一，是长影生产数量较多的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长影的隶属关系和领导成员变化是：1962年10月岳林调厂任党委书记，1963年1月，长影收归文化部领导。1963年9月亚马离职学习(后调出)，由苏云任代厂长。这一时期长影的创作生产也有起伏，1960年因有1959年的跨年任务，生产了故事片十九部。但在此后两年，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和自然灾害，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文艺界先后开展了对所谓“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批判，使长影的创作生产各方面也都面临种种困难，两年共生产影片十一部，是长影发展史上第二个低潮期。 尽管如此，长影的电影工作者依然艰苦奋斗，冒着各种政治风险，精心创作，拍摄了象《刘三姐》(与广西厂合拍)、《达吉和她的父亲》(与峨影厂合拍)、《甲午风云》这样一些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优秀影片。由乔羽编剧、苏里导演、黄婉秋主演的彩色音乐故事片《刘三姐》一经上映，便以它优美的故事，秀丽的风光，迷人的旋律倾倒了观众。影片不胫而走，风靡全国。在《大众电影》举办的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中，它连中最佳摄影、最佳音乐、最佳美术奖。 这部影片之所以获得很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故事来源于民间传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编导者巧妙地运用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处理了这个极其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歌颂了刘三姐这个敢于反抗邪恶势力，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形象。作曲家雷振邦创作的影片中的音乐，选材于广西壮族的民歌旋律，听来十分动人，这一切都使影片风采绚丽，别具一格。 彩色故事片《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编剧高缨、导演王家乙抱着“在‘人性论’的刀刃上跑马”的志忑心情创作摄制出来的。影片放映后引起了我国文学艺术界的极大重视。全国许多文艺杂志都卷入了由这部影片引起的一场关于“典型问题”和“人性论”问题的讨论。 为什么这部影片能够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响呢?就是因为编导者在创作时没有拘泥于原小说已经成功塑造出来的人物和娓娓动听的故事；而是另起炉灶，刻画了新一代的人物，讲述新的历史条件下彝汉民族团结的故事。影片的风格细腻、抒情，是导演王家乙继《五朵金花》之后为我国电影事业贡献的又一艺术奇葩。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同小说一样，都是成功之作，各具风采，各有典型性，人们都喜爱。 希侬、叶楠、陈颖、李雄飞、杜梨等编剧，林农导演的彩色历史故事片《甲午风云》，生动地刻画了民族英雄邓世昌誓死保国卫民的感人形象，歌颂了中华民族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精神。这部影片风格凝炼、稳重、气势磅礴，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林农在摄制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抱病翻阅了大量史料，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再创作。它的成功，为我们后来处理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经验。李默然、浦克、王秋颖、庞学勤等同志，创造性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历史人物，为影片增添了光采。 这个时期受到观众好评的影片还有潘青、胡苏编剧，于彦夫导演的《万木春》；林杉编剧、王炎导演的《冬梅》。这两部影片着力塑造了共产党员秦培德和李冬梅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带领群众英勇奋斗去争取胜利的英雄形象。影片在三年困难时候摄制完成，起到了鼓舞人民的教育作用。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家坚定地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由此，迎来了国民经济的好转，也迎来了长影创作生产的第三个繁荣期，1963、1964年，先后摄制出了一批高质量的优秀影片，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就是：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冰山上的来客》、《自有后来人》、《“独立”大队》、《兵临城下》、《英雄儿女》等。这些影片的出现，标志着长影创作生产正在向前发展。 当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时，我国青年一代从高占武、孔淑贞、曹茂林的形象中受到鼓舞，懂得了“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热情地投身于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将近五年之后，编剧马烽、导演苏里、尹一青又共同创作摄制了续集，使我们再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这帮年轻人栩栩如生的形象，听到了他们前进的脚步声。这部影片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富有轻松活泼的喜剧色彩，格调十分清新。作为一部相当成功、给观众留有深刻印象的影片的续集，而且又是在五年之后才创作出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受到群众的欢迎，这是相当难得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编导者的艺术功底是丰厚、扎实的。 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以它别具一格的面貌呈现在银幕上的时候，电影界和广大观众都不禁耳目一新。导演赵心水在这部影片里表现了他的艺术才华。他独具构思地对编剧白辛的原作进行了再创作，用音乐抒情手段表现了这个惊险的反特题材。无论其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出人意料。然而，它所表现的生活以及它所采取的表现手段，都扎根于我国新疆塔吉克族的土壤。作曲家雷振邦再一次在这部影片的音乐中显示了他的才华。可以说，《冰山上的来客》继同类题材《虎穴追踪》、《神秘的旅伴》、《寂静的山林》、《徐秋影案件》之后，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梁音扮演的杨排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编剧沈默君(迟雨)和罗静创作的剧本《自有后来人》在《电影文学》上发表之后，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极大重视。全国许多剧团纷纷改编，把它搬上了舞台。经过导演于彦夫的创作、加工，影片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为什么它这样深入地打动人心呢?就是因为它感人至深地歌颂了无产阶级的人情、人性。影片塑造的李玉和(赵联饰)、李奶奶(车毅饰)、李铁梅(齐桂荣饰)祖孙三代的艺术形象，朴实无华，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了的普通英雄。它没有说教式的思想披露，也没有离奇式的故事引诱，而是老老实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刻画了人物感情和性格。 《独立大队》是编剧陆柱国和导演王炎第三次合作的硕果。他们俩的作品素以鲜明的人物性格和传奇般的故事见长。继《战火中的青春》之后，他们不断地向前探索着。在《独立大队》这部影片中，他们生动地塑造了马龙从“天、地、人”三不管的绿林好汉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的可爱形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摄影王启民显示了高超的摄影才能。在这部影片中，他的构图新颖、气氛凝重、色阶分明，是黑白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受到周恩来总理深切关怀的影片《兵临城下》是由编剧白刃和导演林农共同创作的。影片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揭示了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必胜的真理。编导者冲破禁区，重点塑造了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崇武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被迫起义的形象。著名演员赫海泉、张然、李默然、庞学勤、中叔皇、王秋颖等以娴熟的演技，刻划了影片中性格和处境都异常复杂的人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摄制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这部影片完成后，获得了“编剧好、导演好、摄影好、表演好”的赞誉。 被广大观众所热烈欢迎的《英雄儿女》，是毛烽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导演武兆堤把它搬上了银幕。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志愿军战士王成(刘世龙饰)的光辉形象。“向我开炮”这句闪光的语言同董存瑞喊出的“为了新中国，前进”一样，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这部影片继承了长影拍摄战斗故事片朴素、真实、感人的传统，一经上映，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注意，在长影的创作生产中成为一朵艳丽的香花。 这个时期拍摄的好影片还有：赵福成编剧，赵心水导演的《特快列车》；耿耿编剧，刘国权导演的《女跳水队员》；李建华，杨苏等编剧、王家乙导演的《景颇姑娘》；杨中朋编剧，刘国权导演的《青松岭》和由鲁速编剧，苏里、袁乃晨联合导演的《战洪图》。这些影片题材广泛，风格各异，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表现了我国各族人民欣欣向荣的生活，歌颂了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 同时，这个时期还摄制了相当数量的戏曲艺术片，其中古典传统戏《墙头马上》、《花为媒》、《铡美案》和革命现代戏《节振国》等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总之，六十年代的头七年，长影的创作生产经历了一个马鞍形。尽管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左”的思潮的压力，乌云也已经飞临整个文艺 界的上空，但是长影的电影工作者还是为发展我国的电影事业，为丰富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在努力探索，迎着风浪前进。 四、空前的浩劫 正当长影的创作生产开始回升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十年浩劫。在这十年里，长影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艺术、技术、管理干部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残酷打击、无情的斗争；将近三百人被非法关进集中营式的“牛棚”；除个别的影片之外，十七年中拍摄的一百九十多部故事片和翻译的4 4 7部外国影片，统统被扣上各种骇人听闻的政治帽子，打成了毒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假借革命的名义，将5 5 2名艺术、技术和管理干部下放农村，赶出了长影，占全厂各类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二。长影确确实实被砸烂了，长影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我国电影事业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这是长影历史上创作生产的一段空白期。 长影在1968年底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970年重新建立了党委。在整整五年没有生产之后，1971年长影开始拍摄现代京剧《沙家浜》，翌年又拍摄了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这两部影片是在“四人帮”的棍子、帽子、辫子、小鞋子威胁下战战兢兢摄制出来的，由于他们的那一套“三突出”等的框框限制，这一时期的创作生产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1972年7月，毛泽东主席批评：现在电影戏剧、文艺作品少了。第二年元旦，周恩来总理明确要求我们的电影工作者：“经过三年努力，把这个空白填上”。林农和王启民首先响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号召，开始改编并投入拍摄了彩色故事片《艳阳天》。片子没有拍完，便扣上了“违反‘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大帽子，勒令停拍。 但是，再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也压制不住艺术家们火热的创作欲望。终于，在1974年春节，长影向全国人民一举贡献了三部崭新故事片，这就是：由集体改编、林农导演的《艳阳天》；重新拍摄的《青松岭》和《战洪图》。尽管这几部影片受到了所谓“三突出”污染，但是人们还是欢迎它们，因为它毕竟是处在文化生活枯竭中的群众的一丝希望啊! 从1973年到1976年，四年时间里长影共拍摄了故事片十八部，戏曲艺术片九部，加上1971、1972年拍摄的两部“样板戏”，这十年共拍影片二十九部。不但数量少得可怜，而且质量也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到了1975年、1976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时刻，他们在极左的面目掩饰下，把电影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这使长影的创作生产受到污染，也创作拍摄了几部内容不好的影片。尽管这个阶段的政治条件极端险恶，长影的艺术家们并没有丢掉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他们艰难地探索着，尽最大的努力创作人民需要的片子，终于拍摄出了象《创业》、《车轮滚滚》这样颇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影片。 优秀影片《创业》是由大庆油田和长影《创业》创作组集体创作的。剧本执笔者张天民扎扎实实地深入油田生活，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创作出了这个气势宏伟的剧本。经过导演于彦夫的再创作和著名演员李仁堂、张连文对人物的精心塑造，华程和周挺杉的形象，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地屹立在人们面前。由于这部影片再现了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英雄风貌，它受到了全国各条战线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影片上映时恰逢四届人大刚刚闭幕，周恩来总理再次重申了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此时，华程、周挺杉的形象对号召人民贯彻这个重要规划无疑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然而，“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在《创业》上映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扼杀。于是，围绕着影片《创业》在我国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张天民不顾“四人帮”的淫威，在有关领导和同志的支持下给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写信，控告了江青及其控制下的文化部扼杀《创业》的罪行。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消息传来，长影和全国文艺界为之振奋。在围绕影片《创业》展开的长达一年多的斗争中，长影的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表现了从来没有过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在“四人帮”炮制的“十条意见”下达时，他们拍案而起，逐一驳斥，矛头直指“四人帮”及他们那一套反动的文艺谬论。在“七·二五”批示下达后，他们更是奋起直追，从政治上开始认清了“四人帮”的反动面目。在1976年的反复中，他们没有动摇，没有屈服，一直坚持到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尽管今天看来《创业》在政治和艺术上有一些不足，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影片。它在塑造人物，特别是表现工业题材等诸方面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它所闯出的这条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表现一个重大题材的路子，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许多作者。 彩色故事片《车轮滚滚》是另一部受到好评的作品。它是由薛寿先编剧，尹一青导演，达奇主演的。影片用传奇的手法塑造了支前民工耿东山的形象，从侧面表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的真理。 可惜，由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长影在这个时期不可能再拍摄出更多的好影片。“四人帮”一伙垮台以前，曾经不停的吹嘘自己开创了什么“新纪元”，喋喋不休地诬蔑无产阶级文艺在他们之前只是一片“空白”，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宣告，他们为患的十年是地地道道的浩劫! 五、开始了新长征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长影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奋起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在努力肃清其流毒的同时，迅速恢复和发展创作生产。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四年来，平反了冤假错案四百余件，基本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创作生产直线上升，1977年拍摄了六部影片，1978年达到九部，1979年便拍摄了十四部。1980年完成十六部，四年共拍摄影片四十五部，(其中戏曲艺术片六部)，是长影创作生产的第四个繁荣期。数量上去了，质量也逐步有所提高。其中，彩色故事片《吉鸿昌》(上下集)在《大众电影》举办的第三届“百花奖”评选中，被广大群众评为“最佳故事片”。此外，《保密局的枪声》、《苦难的心》、《小字辈》、《北斗》与《吉鸿昌》一起，还受到了文化部的嘉奖，被列为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的优秀影片。在遭受了十年的严重破坏之后，能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恢复到这个地步，这是值得庆贺的成就。 为广大观众所称道的彩色故事片《吉鸿昌》是由陈立德编剧，齐兴家、李光惠联合导演，达奇主演的。影片以粗犷的笔调，颇有气势地塑造了一位从旧军人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先烈吉鸿昌同志的英雄形象。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精心刻画了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人。值得提出的是，《吉鸿昌》的剧本早在1962年就已创作出来，并在《电影文学》上发表过。然而迟至1979年才搬上银幕，其间经历了整整十七年的文坛风雨!某些同志揪住烈士前半生曾经是个旧军人的历史不放，鼓吹文艺只能写所谓的纯而又纯的“革命者”形象。正是这个观点，影响了把剧本搬上银幕。现在的《吉鸿昌》这部影片并没有把主人公当作叱咤风云的神灵，而是把他当作食人间烟火的普通军官来描写的，因而令人感到形象生动、亲切。陈立德被广大群众选为“最佳编剧”是当之无愧的。这个称号为他和这个剧本经历的十七年颠沛作出了一个公正的结语。 轰动一时的惊险故事片《保密局的枪声》，是郑荃和金德顺根据吕铮的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改编的，导演是颇有才华的摄影师常彦。这部影片在人们呼吁国产片注意质量的时刻出现，给人以很大的振奋。编导者精心刻画了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工作者刘啸尘和常亮的艺术形象，情节紧张、曲折，引人入胜。除了这些之外，影片的摄影也是不可多得的佳品。 彩色故事片《苦难的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揭露了“四人帮”把一个热心报国的医学家迫害致死的罪恶。由于它触及到了每个人的心扉，拨动了隐埋于大家心灵深处的那根惨痛的琴弦，影片产生了较大的艺术感染力。著名演员康泰和宋晓英逼真地塑造了老医生罗秉真和他的女儿罗玉薇的艺术形象。这部影片的编剧是张弦，导演是常甄华。 与《苦难的心》相反，彩色故事片《小字辈》则以明快的格调、妙趣横生的故事讴歌了新长征的大军中，小字辈的人们的风貌。这部影片的编剧斯民三、周泱、吴本务、孙雄飞，导演王家乙和罗太热情地为我们塑造了新时代的年轻人的艺术典型，使人们在笑声中认识了自己、鼓舞了斗志。这是老艺术家王家乙在年过六旬后焕发了艺术青春的又一新作。 影片《北斗》是由老作家胡苏编剧、导演周予摄制的。这部影片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导演处理、演员表演，都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使人感到格外亲切。这是这部影片的成功所在。编导者以饱满的热情揭示了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塑造了申长源、谢桂兰的感人形象。 1980年摄制的十六部影片，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大渡河》、《刑场上的婚礼》、《血沃中华》、《最后八个人》；有表现老干部反对不正之风的《残雪》；有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自豪吧，母亲》；有表现农场生活的《春眠不觉晓》；还有描写渴望祖国统一的《情天恨海》和杂技艺人痛苦遭遇的《红牡丹》。在风格样式上，有喜剧色彩的《花开花落》；有传奇色彩的《黄英姑》。其中《残雪》获得了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 总之，在新长征的道路上，长影的电影工作者已经开始迈出了第一步。在这第一步中，他们探索各种艺术表现形式，触及各种不同的题材。老一辈艺术家们精神焕发，新一代电影工作者茁壮成长。可以想见，一个百花盛开的局面必将更加绚丽多彩地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回顾长影的发展历程，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的，而是曲折坎坷的。长影的发展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有起有落的，甚至是大起大落的。长影的电影艺术家有过几度繁荣的喜悦，但也有几番痛苦的记忆。许多同志通过实践锻炼，得到了成长。也有些同志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遭到了错误批判。总结长影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正确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回顾长影的历史，给人一种极大的鼓舞力量。长影作为一个老厂，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创作拍摄了一些优秀影片。这些优秀影片，不仅为本国广大群众所喜爱，有些还跨越国界，赢得许多外国朋友的赞誉。这是长影全体职工的光荣，也是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光荣。正是他们在艺术上的不断探索，才促进了长影创作出这些优秀影片。 在回顾长影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各条战线、各文艺团体和众多的艺术家对长影的支援，长影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他们的大力支援密不可分的。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开辟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全国人民正在奋发努力，要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创作更多更好的优秀影片，努力反映这伟大时代，是电影工作者的光荣使命。长影应该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继续发展大好形势，进一步把影片质量搞上去。所有艺术家都应珍视自己的荣誉，严格要求，精心创作，努力提高作品质量；厂的领导应该热情扶植，具体帮助；全厂职工应该积极爱护，严格监督，克服粗制滥造，反对滥竽充数，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更多更好的优秀影片，满足“四化”建设和广大群众的需要。 1980年10月初稿 1981年5月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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