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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喜文 原文刊载于《广播电视杂志》1981年第3期）
人们知道，艺术中有各种各样的导演，有舞台上的戏剧导演，有银幕、屏幕上的电影、电视导演。女导演胡培奋却是一个“空中戏剧”——广播剧的导演。 胡培奋导演的广播剧中，有反映法国社会畸形现象的《项链》；有叙述意大利烧炭党一个首领恋爱悲剧的《法妮娜·法妮妮》；有倾诉我国人民在十年浩劫中遭遇苦难的《伤痕》；有歌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我热爱中国》…… 今年春节前，胡培奋同志到湖南，导演了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广播剧《杨书记吃汤圆》。笔者在该剧排演的空闲时间，采访了她。这是一位四十左右的中年妇女，热情的笑脸，深沉的眼睛，显示着一个导演喜欢观察、善于思索的职业性格。 胡培奋是一九六四年从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专业是话剧导演，分配到北京文工团，干了五年。一九六九年，文艺界大下放，她到了北京车站，干装卸工，一干就是八年。一九七七年，百花争春的时候，她又开始了疏远已久的艺术生涯，被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广播剧导演。从此，她导演的场地更广阔了：有室内空间，也也有野外空间……她很快爱上了这种“空中戏剧”。 这次她到长沙前四天，才接到《杨书记吃汤园》的剧本。为了熟悉剧情，就是在南下的火车上，也在琢磨剧本，设计剧中的人物和事件。她笑了笑说：“剧本的内容是反映南方某县的县委杨书记，在对待农村工副业生产问题上的思想转变。我的设计是：杨书记这个人物是‘上面说什么，就执行什么’的好干部，勤勤恳恳的；也是个所谓‘抓路线斗争’的代表，一旦知道犯了错误，就能改正。” 在消化剧本的过程中，胡培奋将剧本分成了三个中心事件： 第一个是，从山南县新调来的县委杨书记，一清早要下队检查生产。热心搞工副业的炳队长想到，杨书记以往在山南县推行“左”的一套，大搞杀鸡杀鸭的事，这次他来，炳队长怕他又搞这一套，于是就象“着了火一样在村里跑开了”。他通知几个副业点和刚开门营业的汤圆店，说是“另有任务”，停业关门。胡导演说：“这出戏，要突出当前副业生产的兴旺，以及炳队长对杨书记的怕。” 第二个中心事件是：给杨书记上课。杨书记下队时，刚好遇到了队里的钱二爷。钱二爷不知面前这位“老杨哥”就是县委杨书记，一路上，他大摆了炳队长带着社员办副业的好处，埋怨着新来的杨书记将正当副业当“资本主义尾巴割”，并气愤地说，那位杨书记是“一个灾星”。这一段戏，表现了社员对杨书记“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第三个中心事件是，一场虚惊。说的是杨书记离开汤圆店后，炳队长得知钱二爷、胖大嫂将大队搞工副业的“秘密”都跟杨书记说了，吓得长叹一声：“唉，完了！”当炳队长最后看到杨书记将“四化汤圆”的招牌改为“四味汤圆”时，恍然大悟：杨书记已经改变了过去的作法！这一段戏要突出一个“惊”字…… 在导演《杨书记吃汤圆》中，胡培奋同志紧紧抓住这个“怕”—“恨”—“惊”的转化过程，发挥了广播艺术的特点。她认为，广播剧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处理艺术效果的时候，有必要借鉴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她说：“这个戏是个喜剧的风格，需要有一定的艺术夸张，我在音乐和音响上采用了电影艺术的一些手法。比如，炳队长到几个副业点通知‘关门’，间隙采用了节奏很快的音乐作过渡，表现他‘着火’的心情；再比如，当钱二爷数落杨书记是‘灾星’后，广播剧中就出现了电影中常有的一叠混响：连续出现三个‘灾星’，再配上音乐，描述杨书记内心的震动。” 胡培奋从一个话剧导演改行当广播剧导演，虽然省掉了话剧舞台上舞美、灯光、道具、服装、化妆等一些事，却增加了录音以及合成等程序。这些录音，有人为的，有自然界的，也有人为与自然混合的，比起单纯的剧场音响，要细致复杂得多。广播剧是一种听觉艺术，如何在听觉艺术上下功夫？回忆这次导演录制《杨书记吃汤圆》的过程，胡导演笑了笑，说： ——在演播时，我要求演员要“动心”，演员要使听众在“听剧”中想到画面，避免别人感觉是演员在话筒前对词； ——外景音响，要到野外录。在录吃汤圆一节，我们真的做了一个个面团吃；织篮子一节戏，我们是到竹艺厂录的；为了突出农村特点，要求演员在演播室里不要穿皮鞋； ——为了表现地方特色，我们采用了白诚仁创作的湖南地方山歌…… 结束对胡培奋同志的采访之后，又听了她导演的几个广播剧。我们有所见、有所闻，也有所感。希望胡培奋导演出更多更好的“空中戏剧”！  胡培奋同志在研究《杨书记吃汤圆》的剧本 周世鸽 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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