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称我们是“棚虫”（作者：曹雷）

1990年，《小说界》杂志举办了“上海人一日”征文比赛，曹雷老师当时正在为日本电影《案件》配音，她把配音的故事写成了这篇文章，获得了征文比赛的二等奖。现在，这篇文章收录在《远去的回响——六十部译制片配音笔记》里了。
下面就是这篇有趣的文章。



　　“我走了”，我急急忙忙扒下几口他帮我热的泡饭，灌下一瓶牛奶，抓起塞满剧本稿纸的包就往外走。我得准时赶到录音棚去。
　　“今天几点回来？”那口子在身后叫。
　　“不……不知道。别等我了。”
　　“小家伙今天的午饭吃什么呢？我今天中午也不能回来！”
　　我叹了一口气，扭头望着他。真的，我真不知道孩子中午有什么可吃。昨天晚饭我也没回家做，是他们爷儿俩对付着过的。
　　“我……”
　　“你走吧，妈。”14岁的儿子插上来，“我自己下雪菜肉丝面。我会弄。”
　　我像获了大赦，负疚地看了他们一眼，转身走出家门。
　　我接手担任译制导演的一部日本电影《案件》，今天是录音的最后一天。我已经为它日夜忙了十多天了。开头是整理剧本，我们叫它“初对”：把原影片外国演员说的话，按音节数下，再把翻译译好的文字本，照数下的音节长短，逐句、逐段整理成能让演员对上口型配音的剧本。这工作十分吃力费时，却又十分重要。人说上海译制的影片有质量，殊不知这质量里就包括了这项吃力费时而往往不被人重视的“初对”呢。
　　为了节省时间，那几天，我是在家里听着录下的原片声带来数口型、编剧本的。儿子难得见我整天在家，高兴得眼睛都发亮了，有事没事地找些话来跟我说，可是我回答他的只有3个字：“别搅和！”一气之下，他骑上车去外婆家“搅和”去了，甩我一个人在家“一二三四五六七”数我的口型。
　　那天，我那口子也要在家改稿。我们俩一人守着一张书桌，整天没说上几句话。到了中午12点了，他抬头见我瞪着剧本，嘴里念着台词，一点儿起身的动静都没有，只得不言不语去厨房做饭。饭好了，招呼一下，我走去端碗就吃，吃完把筷子一撂，转身又打开录音机干上了。他看看我一点收拾的意思也没有，只好把碗筷拾掇起来，不声不响又去洗了。早一顿，晚一顿，都是这样。半夜，他一觉睡醒，我还守着录音机没挪过窝呢。
　　就这么痴干了一个星期，一部剧本的台词总算整理完了，——说明一下：这是部“破案片”，大部分是法庭戏，台词量特别大，花的时间也就相对多一些。接着，我就一头钻进录音棚，白天晚上地出不来。全长两个半小时的影片，已经在棚里呆了3天了，还没录完。难怪人称我们是“棚虫”呢。
　　翻了一下今天要录的几场戏的台词，录音师刚把机器调整好，演员小翁急匆匆撞了进来：
　　“晓谦给我打了个电话，他今天上午实在来不了了，他要去……”
　　我脑子里一下子就乱开了。晓谦的事我知道，小伙子快结婚了，好容易厂里分给他一间房，面积再小，好歹也是个窝。在上海，有这么个筑窝的地就算不错了，不料，却远在梅陇。赶着年前想装修好，请了师傅在家，却没人帮着照应。买材料、借工具，连缺只螺丝钉都得他大老远地从市里买了送去。昨晚他在这里录音，那头墙布糊了一半，材料不够，师傅们窝工了，干耗着还得付人工钱。小爱人哭着找来了，晓谦硬是咬着牙没回去。今天上午，八成他是全市兜着觅材料去了；可偏偏我这里一上午安排的都是他的重头戏，剧本上4页半的词，全是他一个人的“独唱”。唉，谁让这小伙子嘴皮子灵又用功呢？这么重的台词，除了他，真没几个人顶得下来。他要来不了，真没戏唱了。
　　小翁见我愣着，灵机一动：“小杨已经来了，再打个电话把阿玮叫来，我们可以先录下午的戏。阿玮有摩托车，来一趟很快。不过，只有我明白，这声音漂亮、语音纯正的阿玮，平时配音任务多，常忙得连睡觉都顾不上，老大不小了，自己终身大事还没个头绪。年前正想抽出空，跟意中人多呆些时候，却给我扯在棚里。今天上午，是我特意放他半天……算了，也顾不得这么多了，我心一横，打电话吧！当导演有时不得不残酷一些。何止是对阿玮，小杨的妈妈这几天不也病了，半身不遂，在医院里天天要人照顾吗？大年根底下，谁家没有一大堆平时没空料理的事等着办呢？
　　总算大伙儿心齐，“召之即来”，二话没说，就把原定下午录的戏抢掉了。
　　中午，我刚吞下剧务送来的盒饭，晓谦赶来了。布满白灰的头发，布满红丝的眼睛，一脸的疲劳，一脸的歉意。谁都知道，赶上录音班次排好了，临时换人倒班是最恼火的事，可我看着他：一个上午两趟奔梅陇，数九的天气却一头的汗水，我一点责备的意思都没有，直是心疼。尽管心疼，我还是赶紧塞给他一盒盒饭，让他赶紧吃，吃了赶紧进棚。
　　唉，我们这些“棚虫”！
　　其他演员陆续都来了。戏越录到最后，演员们越是认真。人物熟悉了，戏也顺了，越录越入戏；越录越有味。
　　“晓谦，电话！”
　　真是的！谁都不情愿一场戏录到意正浓时被打断。我无可奈何地让大家停下，放晓谦去接电话。隔着机房的玻璃窗户，只见他面红耳赤地拿着电话在争辩着什么。别又是装修房子的事！我忙跑过去想知道个究竟。只听他向对方嚷嚷着：“不行啊！今天我就是死了，也没法去你那儿录节目啊！”
　　“怎么回事？”
　　“电台打来的。”他抬头像做了错事似地望着我。“一部影片的录音剪辑，非要我去配解说。春节期间要播出，今天不录就不赶趟了。”
　　“跟他们说，我们今天非完成不可，年前还要赶后期合成，过完年中央台也等着播出呢！”
　　“我说了呀！”他又冲着电话喊起来：“我今天一小时也出不来，除非半夜不睡觉给你干！——什么？……那好吧！”
　　他放下电话，对我苦笑着：“他们要我半夜去！”
　　比我还要残酷！
　　影片已录近尾声，就剩上午甩下那晓谦的“独唱”了。我把其他录完戏的演员都放走，只留下晓谦再拼上一晚。
　　我们像蚂蚁啃骨头似的，4页半法庭上审判官的台词，反反复复，一句句啃，一段段录。连续几个小时下来，他的嘴皮子发木了，我盯着屏幕的眼睛也针扎似的疼。可是——
　　“这一段我再录一遍吧，这句词最后差半个口型。”
　　半个口型！我不是没看出来，可实在不忍为了这半个口型让他整段重新再录。半个口型！有几个观众会因为在屏幕上看到半个口型的误差而来责难演员呢？
　　“再录一遍吧！”他几乎在恳求我。我也清楚，差半个口型虽然不易看出，可感觉上就是差半拍节奏，就是不舒服。我们又重录了，一遍、两遍……最后，我发现问题不在演员念得快了，他完全符合原片节奏，问题在我编的台词短一个字，合不上原片演员最后的两个小口型。难怪节奏会不舒服呢！我们停下来，重新编一下台词，换一个词汇，多加了一个字。行了，这下念起来就合拍了。
　　就这样，到晚上9点多，总算全片都配完了。我走进演员候场室。怎么？小杨、阿玮、连住在郊区的小计都没有回去！
　　“你们在干吗？”我冲他们大叫起来。
　　“录完了吗？我们等着全片连起来一起鉴定一遍呢！”
　　录完全片后一起看鉴定，这是我们工作中多年的传统了。发现录音中什么问题，什么不足，还能及时补录、纠正。可是今天已经这么晚了，再过两个多小时就到小年夜……
　　“快倒好片子放吧，要不，你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大过年的，上哪儿找人帮你补啊！”
　　可……可得看两个半小时啊！
　　“没事儿！”晓谦录完戏反而轻松了。“看完片子正好赶去电台录音。”
　　于是，我们又围坐在电视机旁，仔仔细细把配好音的影片重看了一遍，寻找差错，评论不足，还真的又补了几段戏，有的是因为对戏不够满意，有的是为了改词。
　　晓谦忘了他的劳累，阿玮丢开他思念的女友，小杨暂时不去想他在医院里的母亲，小计也顾不上去赶回郊区的班车……
　　大家都知道配这部片子酬劳少得可怜，也都知道这部片子台词量多得吓人。为了观众在电视机前两个半小时的满足，大家心甘情愿付出了几十个小时的心血，并作出了许多牺牲。
　　没有多少豪言壮语。那么，是什么？这是什么？
　　踩着凌晨的钟声回家，我一路都在想。是工作的责任感？是事业的荣誉感？这些词有一度曾变得十分空洞，但是，在此刻，在度过了这样的一天之后，它似乎实在起来，成了我看得到也感觉得着的东西。

原来那时就有“棚虫”一说了。

呵呵··看来“棚虫”一说早有···
总觉得有点贬义··但看了曹老师的文章··觉得“棚虫”太可爱··也太辛苦了··

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真的令人感动! 棚虫啊，虫指小人物，正是这些幕后英雄的辛勤付出，带给观众无比美妙的享受。在如此浮躁的社会中显得多么突出、多么难得!

前辈们幕后的艰辛付出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表示敬意。。。。。

拿到书以后就超喜欢这篇文章的，曹老师那俏皮的、生活化的口吻特别有亲和力

棚虫最早我并不知道它有什么贬义，只以为是对配音演员的一种谐称，但后来好象都喜欢拿来形容配片多而缺乏质量的配音演员。现在看了这篇文章，让我觉得该让这个词恢复它的正面意义了

写得真好啊，我还没看到这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