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桥》——献给长春电影制片厂诞辰60周年

  这不是一部人们熟悉的电影作品，却有着后来人们非常熟悉的电影艺术家：王家乙、吕班、陈强、于洋。用今天的眼光看，这部电影拍得的确有些粗糙，甚至，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标志着工农兵的厂标，后来才知道，1948年，还没有设计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标。但当我们重新回味这部作品的时候却有着一种异样的感动。
    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桥》，讲述了哈尔滨铁路工厂的工人们为支援解放战争，修复被战争破坏的松花江铁路大桥无私奉献的故事。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作品，而是共和国黎明前的革命电影人奉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厚礼。
    哈尔滨松花江铁路大桥———巨大的钢铁身躯，依然横跨松花江两岸。1948年9月，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在这座桥上，演绎了一段精彩的故事。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就是围绕它展开的。
    东影———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厂
    生产电影《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厂的大部分设备都是来自原先伪满洲国长春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1945年8月15日，共产党员舒群等人接收了伪满映，改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公司，舒群任总经理，张辛实任副总经理。但是很快进入解放战争，东北电影制片公司于1946年5月整体向北搬迁。不过在当时的动荡年代，谁也不知道将来去向哪里。所以有的人就在当时离开了东北电影公司，伪满映时期已担任美工的刘学尧就在那个时候走的，年轻的刘学尧跟随搬迁队伍到了他的老家哈尔滨之后，便留了下来，改行经商。
    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了长春的电影厂工作，著名演员浦克当时就留在了长春。国民党政府派到长春去接收电影厂的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演员金山，金山在1946年5月26日从重庆出发，于7月到达长春。金山在长春短暂的主政期间，亲自执导了一部反映东北抗战的电影《松花江上》，由从上海过来的张瑞芳与留在长春的浦克主演。
    而那支搬迁队伍则是一路向北，为新的电影厂寻找合适的地点，哈尔滨当时已经面临着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于是继续向北搬迁。据参加搬迁的老演员于蓝回忆说，搬迁队伍先是到了佳木斯，可是佳木斯没有合适的地址。再次向北，于1946年6月1日，到了北方的小城兴山，就是现在的鹤岗。
    著名导演袁乃晨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晋绥军区战斗剧社到达小城兴山的，由于袁乃晨在晋绥军区时就从事文艺工作，因而在他到了哈尔滨之后，组织上迅速把他分到了兴山搞电影。当时兴山居民很少，大部分都是矿工，尽管这样，当地人还是把最好的房子留给了演员们。好房子其实只是一个比较破旧的日本小学校，在这里，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公司改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就是说从这时开始，党领导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制片厂诞生了。
    1947年5月，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纪录片《民主东北》诞生，这是一部表现解放战争的多集纪录片，但是在拍摄中，党的好儿女人民的摄影师张绍柯、王静安、杨荫萱三位同志不幸牺牲，他们是为了人民电影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
    同年，由陈波儿编导的木偶片《皇帝梦》诞生；1948年，袁乃晨编导的科教片《预防鼠疫》、方明导演的动画片《瓮中捉鳖》及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诞生，这些都是党领导的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
    但是此时东影还没有自己的长故事片，1948年的8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东影开始筹划拍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这将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长故事片。
    红色影人———一群特殊的电影工作者
    电影《桥》的主演于洋说，这部作品的主要演职人员，大多没有任何电影拍摄经验。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有了电影制片厂，为战争服务拍了很多纪录片，到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当时中央要求，我们能不能开始拍故事片。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试验地拍了一部电影叫《桥》，后来这部电影就成了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
    袁牧之是这部作品的创意策划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电影工作者。1934年任上海电通公司演员、编导，写出第一部电影剧本《桃李劫》，并塑造了男主人公陶建平；不久主演了《风云儿女》；自编自导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都市风光》。1935年，入明星公司二厂，与陈波儿主演《生死同心》。1936年在袁牧之的艺术生涯上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编导了后来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的著名影片《马路天使》。
    袁牧之在担任东影厂长的期间，拍摄一部成型的长故事片一直是他一个心愿。
    1947年初冬，主持东影的袁牧之和陈波儿提出试拍故事片。为什么说试拍？用电影艺术反映战争年代的现实，这是从来没干过的新课题，当时在东影的艺术工作者大部分来自延安，都有多年干舞台戏和秧歌戏的经验。他们有一大劣势，除了五六个懂得电影也干过电影的，大多是连看电影的机会都极少。技术设备呢？只有从长春的伪满映抢救出来的老掉牙的玩意儿。人和技术的条件都没有，想拍电影不试着来不行。
    1948年3月，北方的兴山已是满山的繁花似锦，袁牧之在这里接来了刚从解放区到达这里的导演王滨和演员陈强，陈强现在还记得袁牧之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 这下可好了，导演演员都有了，我们可以拍故事片了！ 导演王滨，1912年生于山东昌邑。1930年考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在北平设立的演员学习班，并主演了影片《故宫新怨》，1935年自编自导影片《海葬》，同时编写并摄制了《母亲》、《重归》。1938年赴延安，1947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后来在1951年与水华联合导演的《白毛女》是王滨导演生涯极其重要的一部作品，该片获1949年 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1951年第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王滨是这个剧组中电影拍摄经验最为丰富的一位。
    另外一位有着丰富拍摄经验的人就是演员吕班。他在片中饰演铁路工厂厂长这一角色。1936年在上海拍摄的电影《十字街头》是吕班演员生涯一部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建国之后，吕班转任导演工作，导演了《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六号门》等多部有分量的作品。
    除此二人之外，剧组的其余演职人员均无任何电影拍摄经验。王家乙、陈强、于洋都是第一次接触电影，他们日后都成为了不起的电影大家。除演员、导演之外，摄影美工等也都是新手，摄影师包杰原先在伪满映做过摄影助理，但是没有单独拍摄过故事片，包杰在拍摄中，有一段场景，由于对机器不是很熟悉，甚至把现场的导演灯光等工作人员全部拍了进去了。大家在看样片的时候，惊奇地看到了自己的形象，都感到非常有意思，哈哈一笑。
    这个新生的电影厂还没有自己的美工师。在确定要拍摄电影《桥》时才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紧迫，人们想到了刘学尧，东影的副厂长赶到哈尔滨请刘学尧出山，担任《桥》的美工师，后来刘学尧担任了电影《赵一曼》、《上甘岭》、《刘三姐》等多部电影作品的美工师。
    《桥》还是一部违反拍摄常理的电影，一般的作品，剧本之后才有演员导演等工作人员，这部作品不是这样的，当演员导演全部到位之后，才开始酝酿剧本的创作。
    于敏，我党的第一个机关报《新中华报》的记者编辑，1948年到东影之后开始从事编剧工作，《桥》是他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桥》之后于敏创作的《赵一曼》为他赢得了更高的声誉。于敏追忆创作过程说，哈尔滨机车车辆厂在当时的哈尔滨是最大的工厂，小山一样的厂房，蜿蜒纵横的铁道，巨人般的机械，火山口一般的熔铁炉，我一见，想到这都是属于我们和人民的，心中就充满创作的激情。工人弟兄在那战争的年代，生活得十分艰苦，他们多半还穿着“更生布”旧衣服，饭盒里盛高粱米，加水，放在一块烧红的方钢上，钢凉，饭就熟了。
    我来到车间，看见工人正搬耐火砖。我拉起一个工人的手，看他的指尖磨出了血印，因为那时的劳动保护品很缺。于是我向厂长建议尽快解决这问题。
    正是这位厂长宋金声成为我的第一个老师。他原是一个出色的钳工，在抗日根据地，曾和工友用一把钳子起家，办成一个小军工厂。《桥》所依据的事件，正是宋金声厂长向我讲述的。我在哈尔滨车辆厂生活3个多月，然后写剧本。剧本完稿不久即投入拍摄。我没有参与拍摄过程，因为要创作《赵一曼》。
    1948年10月，东影厂长袁牧之把王滨、王家乙、吕班一行人送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桥》——进入了实际拍摄阶段。
    《桥》——一个特殊的拍摄过程
    于洋回忆，在哈尔滨铁路车辆厂体验生活的时候，导演王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和工人同志们打成一片。当时在哈尔滨三十六棚铁路车辆厂，演员和工人真正的成为了好朋友，王家乙等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演员，把军装脱下来给工人穿，自己则穿上工人的衣服。工人的衣服里有虱子，只能用火烤消灭它们。我们在炼钢炉前又学习炼钢又跟工人师傅在一起谈思想，车间里当时根本分不清哪些人是演员哪些人是工人，工人白天上班，为部队生产六 O炮，晚上工人下班后，我们在这里拍电影。王滨还叫我学工人的字体在高炉的炉壁上用拟人化的通俗口气，写了“你敢拉稀”（不许再坏）的字样，这是战胜困难的工人警告炉子不许再漏钢水的习惯用语，这典型的工人语言为《桥》增加了亮点。
    陈强回忆：“要说我干电影的‘头’，不能不说起哈尔滨。1948年，导演王滨说没有生活拍不出好片子，要我们每个人到生活中找接近自己角色的原型，我就在那个时候进入了角色，《桥》反映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当时哈尔滨的工人弟兄完成的，车辆厂的工人们听说电影厂拍他们自己的事，非常热情，多方支持。我演老工人，多亏了那些老师傅帮忙呢！我的原型是个山东人，每天和他生活在一起，说山东话说出了感情，我想用山东话说台词，王滨说行。”
    当时这些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住在哈尔滨道里面包街（现红专街）的一个楼，还有一部分人就住在车辆厂的一个工棚子里，还有住在伪满溥仪专列的一个车厢，当时保存的还很好，主要演员王家乙就住在那个车厢里头。
    梁音回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吕班给我们上过的镜头课，讲镜头前面是怎么表演的，课我们是认真听了，但我们听了是一回事，到镜头前表演的时候，全忘了。
    《桥》于1949年春节后结束了在哈尔滨铁路车辆厂的外景拍摄工作，前往长春拍摄内景。
    于洋说，这个电影还有五分之二内景转移到长春去了，刚解放的长春郊区周围都是地雷，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边拍戏，一边进行收复和保卫电影厂的工作。我每天晚上站岗时，都拿着王滨的盒子枪，开头两个军人骑马的镜头就是我和一位专业骑手作的替身，王滨坐在吉普车上拍摄的。
    刘学尧说，解放以后回来拍的内景，在长影摄影棚拍的，尤其是拍工人抢修江桥高空作业和大部队过江时的断桥，要上哈尔滨去拍，很费劲，所以就采用了按比例缩尺的方法，开头我是用缩尺的办法，在棚内搭了断桥，这样就把景缩短了，和人的距离、透视关系结合起来以后，跟真的一样，再风吹雪花放点烟雾什么的，拍摄出了大部队过江的雄伟壮观场面。到外面拍条件不行，机器设备也不行，当时还是手摇的机器，拍那个钢炉，要火花，要那个火星子，结果摄影师包杰身上起了火点子，可是不能够停拍，因为那时侯胶片很宝贵，所以助手在一旁给捂着，结果这个助手身上也着了，就这样身上带火拍完了。
    于洋说：当时的胶片很珍贵，我们拍电影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再生胶片，是过去接收伪满映时已用过的胶片，经过日本技术人员的研究，洗去原来的影像，再涂上新药水，用来拍《桥》，就是这种再生胶片数量也很有限，所以大家非常珍惜节约胶片。
    陈强说：那些设备都是比较简单的，那时侯都是从伪满接收过来的一些器材，都是些老器材了，但是还将就着用吧，都能用。当时任东影厂办秘书、《桥》的演员之一的张敬平说,当时主要的设备摄影机，是伪满时留下的，那部机器是个方盒子，那个机器的名字叫帕尔博，像录音机和录音设备都是日本东宝的设备，照明灯那时侯都是大的钨丝灯，5000的，1万的都这么大，所以当时拍片子很慢了，布光很慢的。当时拍片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当时我们自己洗片子，要用手工洗片子。
    《桥》的音乐指挥尹升山后来成为新中国电影上名字出现最多的人，他说：第一部故事片《桥》，我的名字上去了，所以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就有我，那时候北京还没有解放，乐器也不全，就是有什么算什么，那时候民乐也有，拉管小号有,但都配备不全。王滨为了电影的气势，又增加了主题歌《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先锋》。
    陈强说：“在哈尔滨，拍摄条件是很困难的。灯只有三个，来回转着用，哪儿像现在这样，一打多少排，几十万瓦 所以片子不够亮。后来有的电影批评家说《桥》在艺术上粗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总理见到我们时却满口称赞，说‘这是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影片，你们要照这条路走下去 ’”陈强笑着说：“有总理这句话，我坚定了搞电影的信心，也总算能向哈尔滨的老师傅们交代了 ”
    恶劣的环境，简陋的设备，还有我们今天完全无法想象的困难。凭着对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热爱，革命的红色影人们完成了《桥》的全部拍摄工作。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时候，新中国第一部故事影片早已和观众见面了
    于洋说，这部影片我记得是在1949年的5月1日，也就是国际劳动节在北京上演的，北京上演以后，我们有些演员就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在当时我记得像陈强同志王家乙同志都参加了，周总理说看了你们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啊，他们就说电影拍的不好，周总理说,很好，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电影，我们很激动，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也就是工人阶级的电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从无到有拍摄成的第一部故事片。
    现已90岁高龄的编剧于敏先生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桥》成为第一部是偶然的，因为当时下部队的，下农村的，其他下厂的作者，都写了作品。但是都没有通过。如果别的作品先于《桥》而成立，它自然会是第一了。我第一次看《桥》的放映是在第六次全国劳工大会上，心中忐忑不安。由于照明不足和胶片感光度不高，画面的清晰度很低，表演也带有舞台演出的痕迹。当江桥修成，工人侯老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吓一跳。原作中没有这一笔，不知是导演所加还是演员的即兴表演。影片终场，当然也是一片掌声。这是极为宝贵的感情，因为这种感情是由崇高的信念和共同的理想所激发的。
    笔者有一年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采访执导过电影《双旗镇刀客》《天地英雄》的何平导演，他说，他母亲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中的唯一的女性，所以自小受艺术的熏陶，才立志要从事电影行业。
    《桥》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不寻常的位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片首次在银幕上正面描写了工人阶级为缔造新中国而进行的劳动和斗争，塑造了新中国工人大公无私、勇于创造的崭新形象。具有新时代工人阶级的特点。该片艺术上追求在平易中见真实、于朴素中显亲切的创作风格。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桥》在艺术上和技术上还很粗糙，带有初期作品的特色，创作人员的热情毕竟不能代替技术设备的陈旧。
    这种朴素的具有纪录风格的创作方法，开启了新中国电影质朴自然、接近生活的创作新风，开创了长影工农兵电影流派的先河，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诞生了,这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突破,工人阶级第一次以主人公的姿态登上了银幕，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50多年过去，拍摄过电影《桥》的哈尔滨松花江上的铁桥，仍然伫立在大江之上，默默注视着东去的江水；当年为修复这座铁桥奉献力量的人们，好多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拍摄电影《桥》的主要创作人员，很多人也已经不在了。
    但是，《桥》——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还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岁月，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还在。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以自己的血汗和身躯构筑的沟通历史与未来的桥还在。
    这是一座丰碑。
    这是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的一座丰碑。
    2004年夏天，导演霍建起拍摄电影《情人结》再一次在松花江铁路桥拍摄外景,当红明星陆毅和赵薇饰演一对情侣在松花江铁路桥上谈恋爱，55年后，新一代的电影人知道他们的前辈是从这里开始的新中国电影旅程吗？不管怎样，这也算是对中国电影先驱的纪念和致敬吧。
    2005年初，中国电影百年诞辰，我们访问了哈尔滨铁路车辆厂——当年电影《桥》的外景地。王滨等老一辈的电影人，把汗水和心血撒在了这里。外景地车辆厂在岁月的流逝中不断的变化着模样，当年大工厂的感觉早已荡然无存，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片崭新的住宅小区。后人们会知道这里曾发生的一个走进中国电影史的往事吗？
    这是今天的电影工作者永远无法理解的创作方式，这甚至有可能是很多年之后的电影工作者创作的题材之一。
    因为《桥》这部作品的诞生，真正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