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远去的影评年代

  远去的老杜和哈尔滨影评年代

申志远    


　　　
　　　　
 很多年以后，我时常想起老杜——杜述铭，哈尔滨电影评论学会的创始人。

老杜大背头，有点象新军刚剪了了辫子，人高马大，说话声音洪亮，是一生未改的山东口音， 大眼睛，脸上有好几块老年斑，长得有点象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这个燃烧着生命激情的老人身穿一件黑色风衣，在1980年代末灿烂的正午阳光下，昂首阔步地从哈尔滨儿童电影院门前向我们走来，这场景有些近似于《黑客帝国》的经典画面，身后聚涌着一群由工农兵学商影评人组成的电影评论大军，那时管影评人叫影评员，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那是中国群众电影评论的唐朝，这是我记忆中永远的彩色电影——因为哈尔滨有了老杜 。
杜老从小长在山东招远老家，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哈师大的学生司马平邦和我总能有幸在饭口跟他蹭饭，吃得多是山东包子和山东大菜的原因。他1947年就参加了革命，有一次，他说小时侯山东老家有个土匪叫刘黑七，土改时，追捕刘黑七是一个月黑风高夜，老杜当时在老槐树下目击了整个过程，他说，一直想写个电视剧《老槐树下的枪声》，风格要超过《英雄虎胆》。
1957年，正直好说的老杜顺理成章地当了右派，为了生活，他曾在霁虹桥上拉小套养家糊口，这段经历使他深刻体察了社会低层劳动人民的生存艰难，其实老杜被打成右派比窦娥还冤，因为杜老是最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他很早就毕业于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哲学研究生班……
时光让我们再回到20年前,跟着杜老，我们见到白杨、古月还有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跟着老杜，我在1980年代，来到梦中的东方好莱坞长影，参加了苏联电影回顾展、日本电影周和中国电影语言研讨会，我至今难忘和他住在长影招待所的日子，吃4毛钱一个的鱼香肉丝，在长影门口的大礼堂看日本原版电影《忍川》《在飘扬的军旗下》，苏联原版电影《安德烈鲁勃廖夫》，还有在长影艺术室观摩的《印第安那琼斯的魔殿》《欲念的浮动》《查太来夫人的情人》和《豹妹》……
大片风行的年代，回忆1980年代的中国电影难免令人觉得过时。真诚和激情,这正是杜老那一代电影人，在记忆深处令人依依不舍的地方。
这个老爷子，朴实平易，疾恶如仇，谈起电影界的黑幕，紧不住破口大骂……上个世纪1990年代初的一天，一家电视台拍了部电视剧，英雄本来是炸死的，电视剧写的是淹死的。电视台请了哈尔滨电影评论学会由杜老率领的一伙影评人，一连看了4集，老杜戴上眼镜，看的十分认真，中间不停地吸烟，脸涨得通红，后来才知道是气的。中午，主办方在食堂摆酒席，请吃饭，影评人单独一桌，目的是让大家吃完说好话。老杜闷头抽烟，一言不发，沉默。一个相貌委琐的家伙介绍电视剧拍摄用了多少银子，一个自称是导演的非要老杜说话，因为老杜是权威，说了话就会有人买帐有人买帐就会全额报销银子。老杜激了，一拍桌子，当时就有酒杯落地，用山东普通话大吼：者牌的似默外应（这拍的什么玩意）！找台估嘉的嵌，只是发追（糟蹋国家的钱，这是犯罪)！转身扬场而去。
如今，影评成了一些人看完影碟，对着电脑一顿乱敲，或是那个剧组给红包，喝完咖啡，再一通胡吹乱捧的工具。于是，我怀念中国群众影评的黄金时代，那时没有红包，也没有什么大腕，在虚心的批评和为中国电影鼓与呼的旗帜下，哈尔滨电影评论学会终于和上海沪西文化宫影评协会、北京青年影评学会成为中国群众影评的三国。现在的上影集团的任仲伦，当时好象是在上海的曲阳图书馆，还有王云缦、郑雪莱、王凤奎、周晓文、宋江波、葛优、徐小明都和我们一起研讨电影。当时，我们都是很穷很穷的工人和学生，但是老杜以他特有的热情、善良拥抱我们，他象夸父带着中国群众电影评论的辉煌远去，留下的弟子们成了电影杂志的总编，编剧、导演和制片人……如果没有老杜的提携，他们应该是从乡村走到城市的穷学生、工厂的青工、油厂办公室的秘书、废品公司看自行车的……是这样一个老人引导和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使他们的生命和电影紧紧相连。滚滚红尘中，当年那伙充满激情的影评人哪！在蓦然回首的刹那，你是否想起老杜。那年，老杜匆匆地离我们而去，他的辞世，似乎隐喻着中国电影的命运。
当时，我们也叫他杜老师，或者老杜。先生讳述铭，司马平邦上大学时曾为他刻过一个枚“杜述铭印”或“述铭藏书”的篆章，他很喜欢，不停地跟人夸司马平邦有才，不但会写电影评论，还能弄书法篆刻，尤其是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先生是性情中人，夸人也是天上地下的，比大学老师们来得爽快大气。杜老在电影公司后三楼的影评学会办公室里，一边吸烟，一边记笔记，不时还和我们拉拉家常，说说笑话，他是个温情的和蔼的长者。他每天骑个破自行车奔波于各大电影院，建立了几十个基层影评组，到各个大学、工厂、机关、军营去讲学，普及电影知识，他还主编了50多期的《电影赏评》杂志，出版了〈电影女神启示录〉等好几本群众影评专集，并在全国首次提出“推崇精英之作，抵制低劣平庸，繁荣电影市场，呼唤亿万观众”的影评理念，挑起了北派影评的大旗。他组织观众率先对〈老井〉、〈红高粱〉、〈疯狂的代价〉均给予争鸣和评论，记得老杜看完〈大上海1937〉，一高兴，写了〈新潮武打片的美学特征〉一文，引起当时中国影坛的轰动。5年时间，哈尔滨电影评论学会由最初的12名会员发展到300多名会员，成立了20多个影评组和影评分会，团结了600多名影评爱好者，有数十人冲上全国影评阵地，并荣获哈尔滨第二届天鹅文艺大奖优秀创作群体。甚至，某大学的两个讲师就是通过全国影评大奖的证书晋升了高级职称，成为教授的。
我1986年夏天认识先生，1991年春天，先生就因病去世了，不到两年时间，但直到现在还常常想到他，跟当年写影评的人聊天，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要是杜老（或老杜）活着……”。
杜老26岁时就已在道里区任要职，不过当官之后马上就是反右，从先生60岁的飞扬张狂的个性来看，那时被打成右派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以后，是扫大街或蹲牛棚或挨批斗的日子，是一个热血男儿被困在刘文彩水牢一样的环境中的岁月，21年之后，平反复出，先生成了哈尔滨市电影公司的领导，再过几年，在他还觉得人生刚刚开始时，退休了。
然后，他因为当过电影公司领导的这个身份，成了“哈尔滨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
先生并没有因环境的改变而改了热度和狂气，我是在他退休后认识他的，稀疏的头发，却全都向后背着，鲁迅先生怎么说来着，对，是油光可鉴。黑黑的脸，将军肚的身材，不过不妨碍走路的力度，那一段时间，他总是昂场地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他从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和其它一些工厂部队和各种希奇古怪的地方“网罗掏弄”来的青年弟子，我和段伟忝居其中，那是他刚刚请大家吃了顿山东包子，行走在道里经纬街上，我有种金庸书中常写到的跟着掌门去铲除江湖邪恶时的感觉呢！
他曾以一已之力，带着那些入世不深的年轻弟子们把哈尔滨的群众影评弄得有声有色，全国知名，他有诗人和政治家的抱负，又无从施展，60岁后一心扑在影评上，给了许多青年方向和机会。也因为，他的死，那些方向和机会，那些本来热度十足的东西便突然消失和冷却了，变得一文不值。
中国电影早已一蹶不振，甚至有些凄凉。会有人记得1987年的首届辉煌的哈尔滨冰雪电影艺术节吧，那是中国最早的电影节呀！杜老是始作俑者，他的理想是把它办成“东方小巴黎”的“戛纳电影节”，还喊出“戛纳不是梦”的口号，如今，这戛纳梦真的成了梦。
杜老的个性特点是：骂人和捧人。
司马平邦这个来自乡下的穷孩子第一次在先生家里喝到了咖啡这东西，一气就喝了两杯；还有就是司马平邦跟他第一次吃到了华梅的俄式西餐，大吃一次，一个剧组请的客。我也是在道外靖宇街上的龙江餐厅华梅分号跟他老人家 一起第一次吃到西餐，是松光电影院经理姜雅琴姜姨买单，因为当时我是松光电影院影评组的影评员……
跟他在一起看了无数的中国新电影，从《开国大典》到《银蛇谋杀案》。如果说，我们今天提起笔还能有公正的良心，热情，真诚、客观、正直、善良，那是因为师从于老杜，用一个电影的名字来说就是——革命自有后来人！  

好文章！！！ 顶一个！！！

属于那个年代的遥远的回忆了

好文！！

我才知道老早就有这样的热心人进行正直、公正的影评事业。我还以为影评是近几年才有的呢。

主流媒体的影评都不能看，全和宣传方是一伙的。倒是群众的博客上还说些真心话。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影评和审查一样，没有上正规，还是垄断、强势、一边倒的政府行为。什么时候能公平公正一些呢？

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太多太多，楼主让我们唤起了儿时的记忆，也许美好总源于长久的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