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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mulan在 2002/10/27 09:59pm 编辑]
经典台词：谁说谁酷 英雄也说黑话 许多年以前，北方城里的男孩子中间，流行过这样一段顺口溜，其中几句是： “杨子荣，假胡彪， 坐在炕头啃年糕， 气死老匪座山雕。”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顽童早已长成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儿，比当年那位冒名顶替的侦察英雄还要大上几岁，而他们的孩子们却不再知道也不想知道杨子荣是谁了。 他们中间流行的是另外一类顺口溜： “假冒经理，参加婚礼， 人家吃饭，他啃苞米。” 凡是捧着曲波小说《林海雪原》长大的人都知道，４１岁的杨子荣打进匪窟之前的蹒跚行程中，啃的是冰冷的秫米饭团，渴了就吃几把林中的白雪。更不妙的是那种吉凶未卜的心情，谁保证他就一定能骗过老奸巨猾的座山雕呢？ 不错，他是会讲一大串土匪的黑话，知道在“天王盖地虎”的后面接上一句“宝塔镇河妖”，“坎子礼”什么的也不在话下，还会哼几句土匪中的流行金曲“提起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 子荣同志倘若当年没有牺牲，２０多年后看到舞台上的童祥苓唱二黄导板“穿林海，跨雪原”时那样豪气冲天，老人家一准会苦笑加冷笑的。唱京剧的杨子荣面对有声无形的“猛虎”，比景阳冈上的武松和真正的杨子荣精彩多了，一个凌空大劈叉，枪声也同时响了。老虎一枪毙命，“天灵盖都打碎了”。可面对土匪的喝彩，唱京剧的杨子荣还满不在乎地说：“它撞到我枪口上啦！” 样板戏年代有一位山村杨子荣，他没有童祥苓那样优越的演出条件，他的舞台是土堆的，而且设在露天。这位杨子荣白天的身份是生产队里的小队长，有无穷无尽的土方等着他和他的队员挖除。刚好是个供电的日子，山村为了欢迎一支拉练的队伍，晚上上演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小队长摇身一变，变成了威风凛凛的杨子荣。许多年后，我的臃肿黑胖的朋友提起那个夜晚时，笑眯眯地说，他们那支知青为主的演员队伍当时演出的是《智取威虎山》的“全剧”。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持怀疑态度。以他们那会儿的条件，即使把一个“选场”完整地演下来，也几乎是天方夜谭了。 故事就发生在最后一场，“会师百鸡宴”的武打场面。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严格按照样板戏规定的套路开打的，反正我的朋友——那个黑瘦黑瘦的杨子荣忽然在土台上翻起了“车轱辘把式”，那是真功夫之外的一种武术赝品，又叫“侧手翻”，电影《小街》里张瑜和郭凯敏都比试过，地道的小孩子把戏。 杨子荣连续翻了几个车轱辘把式，戏剧进入了高潮，掌声雷动。就在他马上要功德圆满时，他的脚崴了。我那可敬的朋友为了杨子荣的面子，也为了演出队的面子，当时绝不甘于失败。他索性咬紧牙关，在土台子上一个接一个地打起滚来。他是想一直滚到台侧，然后堂而皇之地脱险。这种创造性的劳动，可以使观众以为剧情本来如此。 果然不出所料，台下的掌声更热烈了。山村杨子荣脑子一热，又多打了几个滚。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忽然悬空了。 我的朋友掉到台下去了。 文／嘉 陵 温习“样板戏”语言 《红灯记》永远是中国“过来人”心中的一团乱麻，让你一时半会儿也理它不清。人们从前在台上列队齐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时，是神圣的光荣的，而若干年后，同样一段唱腔再次出现在电影电视中时，却承受了完全相反的价值判定。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红灯记》的唱腔，包括它的京胡伴奏，在新时期的影片里，成了抒情主题曲的反衬，甚至是“文革”罪恶的象征，听起来尖啸刺耳。那以后的许多反映“文革”的电影电视，几乎都选择了《红灯记》作为重要的反讽音乐。三代人倾其全部身心抛头颅洒热血，但却像前苏联的“保尔·柯察金”一样，由于不同时势和极左政治的渗透，他们的故事也起伏明灭着。“文革”结束后，一场关于样板戏的争论中，一位文化界的名人说他当年在牛棚受迫害时，一听到《红灯记》之类的样板戏，就感到像鞭子在抽他。 尽管如此，《红灯记》故事本身是无辜的，让它来作为极左政治的替罪羊有失公道。１９８６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大联唱节目中，忽然出现久违了的西皮原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引起热烈的反响。当许多夸饰和意图都成为过眼烟云之后，《红灯记》里中国人平常人家的母子之情、父女之情、昏暗陋室中老祖母与小孙女的相依为命，却永远扎根于人们的记忆中。今天的豪华酒店ＫＴＶ包房里，在一首接一首当代流行歌曲之间，再次听到用电声乐器伴奏的“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时，即使是满嘴酒气的人们也还是不免怦然心动。 我写这篇文章时，曾向一位铁路局的扳道工人请教过关于号志灯的知识。后来，那位热心的工人朋友特意为我弄来一盏新型的号志灯，黑色的，蓄电池供电，形状不再是《红灯记》里那种笨重的圆柱体。我拎着这盏灯给女儿唱“手提红灯四下看，上级派人到龙潭”时，女儿也争着抢着玩了半天。如果她生在当年，该是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了。 ２０００年元月雪后的日子里，我重游中山广场，圆盘形广场上积雪厚厚，人影寥寥。大型群雕下面的台阶上也满是积雪，隔离墩倒伏着。领袖和他脚下的人物沉默无语，他们的衣袖和头顶上也都是积雪，工人，农民，军人，红卫兵小将，还有高大的铁路工人，头上的积雪全都像圆圆的广东月饼形状，就像一只只好看的小帽头。 我来到李师傅脚下，机警地看看四周，只有一个男人，他也在雕像下面走来走去，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我穿着米色“雪中飞”牌羽绒服，戴一副钛合金架近视镜，两手都戴手套。趁那男人转到雕像的另一侧时，我压低声音对李师傅说：“我是卖木梳的。”高大的李师傅继续沉默着，看都不看我。我只好假设他已在心中问道：“有桃木的吗？”我忙说：“有，要现钱。” 文／齐 弟 战争台词别样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３０几年前，９６０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四部黑白故事片可以放映，它们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和《南征北战》。京剧样板戏还没有搬上银幕，它们只能通过老式收音机，解决全国人民的耳朵问题。那时候，城市里的各个影剧院都变成了会议场所，会议之后，通常招待开会的人看一场电影，那四部片子就派上了用场。那时候，大人们特别喜欢把行业说成是战线：今天是“工业战线”方面的会，明天是“财贸战线”方面的会，后天又是“教育战线”方面的会。会后的有限时间里，大人们急急忙忙上通厕所，抽上一会儿烟，然后就开看了。 《平原游击队》早年间曾深为中国观众欢迎，主人公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也一举成名。６０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傍晚，郭振清来到沈阳城的一条小胡同看望他的亲属，随即引来一片欢乐的人群。人们那时尚不会递上纸和笔请签名留念呢，只是憨憨地笑望、跟随着他们喜爱的电影明星。胆大的男孩子还引用了郭振清的新作《独立大队》里的台词问他：“你还独立吗？”黑壮的郭振清笑了，挥挥手，用浑厚的男中音对众人说了那句经典台词：“我再也不独立了！”李向阳神出鬼没，神通广大，有多种面孔。他一会儿戴八路军帽，一会儿戴礼帽，一会儿戴铁路工人帽，一会儿戴鬼子的战斗帽。有时候还匪气十足地戴上圆圆的平面墨镜。在火车站炸敌人的军火时，甚至吹起了口哨。那些年月，中国观众对朴实可信的老《平原游击队》百看不厌。每到游击队发起进攻，人们都在｜１２ ３１｜５－｜１２ ３１｜６－｜……的主调音乐中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时也牢牢记住了鬼子进村时的旋律。 《南征北战》同样是一部真实可信的电影。它讲的是１９４７年的故事，摄成于１９５２年，时间仅隔了５年。 黑色，白色，灰色。炮声隆隆，断壁残墙，飞机坦克，小米步枪。房山上写着：“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敌军张军长用戴白手套的手指着这八个字命令：“立即给我涂掉！”我军战士用南腔北调南征北战着，我军师长管“晋西南”叫“晋西兰”，管“严重”叫“粘重”，说毛主席的“毛”时总要念成“卯”。我军连长说：“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这样下去，部队更难带了。”战士说：“可你也别净说气话呀……”敌军张军长说：“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全大局，有意保存自己的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敌军参谋长说：“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坐在自家的客厅里重看《南征北战》电影光盘。山东老区的百姓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穿着笨重棉衣的解放军官兵在硝烟中急行。梳着刘海的老区妇女为子弟兵连夜磨面。在大山的岔路口，机枪手刘永贵又要和妻子分手了。刘永贵低声问：“家里都安排好了？”背着土枪的妻子轻声说：“孩子交给外婆了……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刘永贵盯住妻子说：“我们准能打回来。” 我的眼睛忽然热起来，泪水也止不住了。它哪里是一部“歌颂人民战争伟大胜利”的电影？那是我们的一段岁月呀！ 文／枷 子 学外国人说话 我第一次看《列宁在十月》，大约是在１９６８年左右，知青还未上山下乡，城市里到处游荡着精力过剩、随时可能大打出手的年轻人。在工厂和学校的礼堂里，我们站在地板上，张着大嘴看起了来自“修正主义”国家的早期革命片。片子实在是太老了，列宁同志出现在任何场面，银幕好像都在下雨。除了重大场面，几乎没有任何音乐，如果银幕里的人物和银幕外的观众都不说话都不动作，整个一个大礼堂就仿佛进入了真空状态。 在我插队的那个小屯里，每次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瓦西里拥吻妻子的情节时，农民兄弟都要波动。乡里人一看到外国人拥吻，男男女女都要笑起来，只不过女人不出声响，头要低下。放映员是小屯里数一数二的人物，生得浓眉大眼，吹拉弹唱无不精通，还会编个唱词，谱个曲子什么的。我们当年常说，这个人要是生在城里，不是个文艺界的名人才怪呢！ 只是有一桩，这位乡村秀才太迷恋那只麦克了，每次放电影之前，他都要操起那家伙，充当义务解说员。一边放一边不停地解说，好像他不是在放电影，而是在拉洋片。当瓦西里夫妇拥抱而引起哄然大笑时，这位仁兄忽然愤怒起来，用麦克大吼：“不许笑！听见没有？谁还笑？再笑我把机器关了。”吼声之大，足可以传到几里路之外。笑声停止后，他又教育我们说：“这个这个，有什么好笑呢？人家外国同志就兴这个，跟咱中国人握手一样。我可警告咱们年轻同志啊，别学这个，学学人家好的一面。”场面上的年轻人于是有节奏地起哄：“握手！握手！” 放映员还能根据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谱写评剧、二人转等地方戏，比如：“张秀莲晚上回家转哪，灯底下翻开了《共产党宣言》哪……”在这部电影最走俏的时候，有一伙东北的乡村艺人还应时地编演了关于这个故事的二人转： “我马特维也夫进城去呀， 给咱那斯大林捎点啥东西呀？ 捎那牛奶和面包，怕他不爱吃呀， 捎一袋蛤蟆烟给捷尔任斯基呀， 哎咳哎唷哎唷哎” 日本影片《追捕》上映时，似乎全国人民都被征服了。我们每个人都至少看过５遍以上。在学校，在矿山，在车间和机关办公室，到处有人模仿着电影里的重要台词：“作为一个检察官我犯下如此罪行，追悔莫及。我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往前看，多么蓝的天哪！走过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你的腿怎么发抖了？你倒是跳啊！” 上影译制片厂的配音演员成了我们耳朵最好的朋友。浑厚的毕克代替杜丘说：“十月三日凌晨我在家睡觉。”金属的杨成纯代替矢村说：“我也不相信。”磁性的尚华代替黑社会头目长冈了介说：“给警察先生一点面子，最迟明天就可以出来。”华贵的富润生代替远播先生说：“昨天我一夜没合眼，听着真尤美，我是你父亲！”清丽的丁建华代替真尤美说：“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那些年代，我亲爱的年轻同胞特别喜欢模仿流行电影或电视剧主要人物的作派。《杜鹃山》上演时，城里到处可以见到梳着“柯湘头”的女孩子；《小街》走红，女孩子们一夜间留起了短短的张瑜发，并用英语说“祖国，我爱你！”演《上海滩》时，街上尽是身披黑大衣，头戴黑礼帽的男子，只是神韵差多了。《追捕》上演时，杜丘的平头没时兴，真尤美的长发没流行，满街却是矢村警长的大鬓角。 我问过一个小青年：“为什么不学杜丘，而喜欢矢村？”小伙答：“杜丘啊，虽然是好人，但也当过逃犯。人家矢村工作多好啊！人家矢村是国家干部。” 这不，前两天，我问儿子现在都流行什么台词，儿子说：“到《大话西游》里去找吧！那里面，全着呢！” 文／刘 生 出处：当代工人电子版 http://www.contemporary-worker.com/ 当代工人杂志社 版权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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