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原创][连载终]颠倒众生的外国坏蛋——破解邱岳峰之谜兼及中国之谜（作者：张远山）

[这个贴子最后由mulan在 2004/03/18 09:38pm 第 3 次编辑]

版权声明：本文由作者授权中国配音网、邱岳峰纪念馆、《书屋》杂志使用，营利性转载请通过本站取得作者许可，否则视作侵权。

颠倒众生的外国坏蛋——破解邱岳峰之谜兼及中国之谜
张远山
弁言：邱岳峰神话中的邱岳峰之谜
    最近读到两篇怀念已故配音大师邱岳峰（1922-1980）的佳作。一是画家陈丹青的《邱岳峰》1 ，二是作家严锋的《好音》2 。陈丹青的文章正如标题所示，只写邱岳峰，对李梓、刘广宁、童自荣、毕克、尚华等人却一笔带过。严锋的文章虽然只给了邱岳峰一半篇幅，而把另一半篇幅留给了孙道临、毕克、李梓、刘广宁、丁建华、向隽殊等人，但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强调配音界一代豪杰如青藏高原般的世界屋脊性质，是为了烘托邱岳峰这座珠穆朗玛峰的至高无上。
陈丹青一心一意倾全力于个人抒情：邱岳峰是“伟大的例外，嗓音的诗人，一位在配音艺术中无所不能的‘莫扎特’”。严锋则顺便引全国人民为同道：“我个人唯一的偶像是邱岳峰，我周围的同学也同我差不多，当时的全国人民，也大抵如此吧。”
    作为“当时的全国人民”之一，严锋的话真是令我怎么听怎么别扭：“当时的全国人民”的唯一偶像只能是毛泽东，怎么会是邱岳峰呢？莫非毛泽东是一个公开版本的神话，而邱岳峰是一个隐秘版本的神话？四十年的身体经验告诉我，按照中国逻辑，公开版本的新闻联播往往没有隐秘版本的小道消息准确；五千年的心灵经验告诉我，公开版本的正史往往没有隐秘版本的野史真实。我的中国经验告诉我，公开版本只是身体史，隐秘版本才是心灵史；我的中国心告诉我，严锋的话越是听着别扭，越是不能掉以轻心。
    诚如严锋所言，中国确有亿万邱迷，网上甚至有新一代邱迷开设的“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3 ，这是其他配音大师不可能得到的特殊待遇，他们只能在“中国配音网”上孵澡堂般济济一堂。尚未成为“邱岳峰神话”之信徒的新一代如果问其父兄为何对邱岳峰如此癫狂，父兄们的回答一定不留余地：因为邱岳峰是全体配音大师中最伟大的大师，而且是唯一的大师中的大师。但这一类似于“顶峰的顶峰”（林彪语）的笼统颂扬并未揭示出实质，因而新一代或许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邱岳峰是唯一的大师中的大师？父兄们答曰：
    “邱岳峰表现反派和‘另类’角色简直天纵其才。”（陈丹青）
    “我们是多么喜欢他配的这些坏蛋啊。”（严锋）
    至此新一代不再追问，而是立刻去看老译制片。结果不看则已，一看便着了道儿，因为不论少长，中国人民都无比热爱坏蛋。于是超级坏蛋邱岳峰成了万人迷，其信徒正在滚雪球般不断壮大。但邱迷们决不会同意我把邱岳峰的颠倒众生称为“邱岳峰神话”，更不会质疑这一神话难以自圆其说的种种破绽。正因为不是邱迷，我才认为“邱岳峰是唯一的大师中的大师”是一个神话，是消解正版神话的对称版神话。
    我承认邱岳峰为外国坏蛋配音是天纵其才，我也承认邱岳峰的外国坏蛋魅力无穷，然而如果必须在配音演员中选一位大师中的大师，我认为只有毕克才当之无愧。因为邱岳峰专配坏蛋，毕克专配英雄，而我喜欢英雄，不喜欢坏蛋。
    仅仅把中国观众喜欢外国坏蛋的原因归功于邱岳峰的超凡声音魅力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就音色而言，邱岳峰没有任何优势。邱岳峰的出色同行苏秀认为：“邱岳峰音色并不漂亮，甚至可以说不大好听。”4 陈丹青承认，邱岳峰的声音“瓮声瓮气，深沉锐利又带点沙哑。”严锋形容邱岳峰的声音是“鸭子一样沙沙的、扁扁的、暗暗的、没有光泽的声音。”这种不大好听的、瓮声瓮气的、沙哑阴郁的声音，陈丹青却说“性感透顶”，并且独具慧心地在音色之外概括出一种“邱岳峰语调”，严锋则认为达到了“人类声音魅力的极限”，“响起来，浑身便会如中魔法，一片酥麻。”其实“一片酥麻”与“性感透顶”是一回事——邱岳峰的声音或“语调”确实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欲仙欲死的审美高潮。然而究竟是什么“魔法”，导致毕克的外国英雄虽道高一尺，而邱岳峰的外国坏蛋却魔高一丈？
    我并不想以颂扬毕克的方式加入神话创作的擂台赛，我对创作神话的新版本毫无兴趣，只对神话的祛魅和解构有兴趣。新神话只能替代旧神话，却无助于解构旧神话。所以我只想问一些略显小儿科的简单问题：世界各国人民看电影时都喜欢英雄，为什么独有中国人民例外？为什么从普通观众到画家作家，几代中国人都对外国坏蛋如此着迷？为什么中国人民对外国坏蛋的痴迷又十分怪异地移情到配音演员邱岳峰身上？爱屋及乌固为人之常情，但爱屋及乌之后却爱乌更甚于爱屋，是否过于反常？这就是本文试图破解的内在于“邱岳峰神话”的“邱岳峰之谜”5 ——其实也就是中国之谜。
    拙文《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6 曾经探究了中国观众看当代中国电影时的反常价值取向，本文则希望进一步探究一下，这种反常价值取向为何一成不变地殃及外国电影。因此本文可视为上述拙文的续篇，一如电影的续集。
    中国观众看中国电影时喜欢坏蛋，看外国电影时同样喜欢坏蛋，表面看来顺理成章，其实却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因为在颠倒的年代里，英雄与坏蛋在中国电影乃至中国社会中是被颠倒的，所以在观看英雄与坏蛋并未颠倒的外国电影时，真正顺理成章的应该是喜欢英雄，而不是一如既往地喜欢坏蛋。
    在由权力意志统一配方的中国电影中，被拔高的英雄很乏味，被丑化的坏蛋还相对有趣些；但在市场意志自由舞蹈的外国电影中，英雄不仅不乏味，而且比坏蛋有趣得多。福尔摩斯、霍克尔·波洛、詹姆斯·邦德无条件地比他们的一切对手、一切罪犯有趣，以演正面人物为主的头号喜剧大师查里·卓别林无条件地比以演反派人物为主的第二号喜剧大师路易·德·菲耐斯7 有趣。因此虽然在看中国电影时，我像大多数中国观众一样喜欢坏蛋不喜欢英雄，但在看外国电影时，我却无条件喜欢毕克的英雄，而不喜欢邱岳峰的坏蛋。看日本电影《追捕》时，我喜欢的只能是毕克的杜丘而不可能是邱岳峰的堂塔。在无与伦比的配音盛宴、被严锋称为“译制片配音的顶峰”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毕克的赫克尔·波洛不仅比乔榛的赛蒙·道尔、刘广宁的杰基这两个罪犯有趣，也比李梓的林内特、丁建华的女仆、赵慎之的富孀、苏秀的黄色小说家、童自荣的马克思主义者等所有配角有趣，更比邱岳峰的雷斯上校有趣。虽然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比中国英雄和中国坏蛋都更有趣，但与毕克的外国英雄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当然真正无条件的喜欢外国英雄，应该不受配音影响，事实正是如此。看法、意合拍片《佐罗》时，我无条件喜欢英雄佐罗（童自荣配音），也无条件讨厌坏蛋维尔塔上校（邱岳峰配音）。可见我对外国英雄的痴迷与谁为外国英雄配音无关，与为外国英雄配音的毕克或童自荣的声音魅力无关，而仅仅是因为外国英雄具有外国坏蛋完全缺乏的魅力。
    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比中国英雄和中国坏蛋都更有趣，因此邱岳峰有如此多的发烧友很正常，然而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毕竟比毕克的外国英雄略逊一筹，因而邱岳峰有如此多的发烧友而毕克却被冷落又很反常。如果中国观众喜欢中国坏蛋的理由是坏蛋比英雄有趣，那么喜欢外国坏蛋的理由就不可能是坏蛋比英雄有趣，而一定别有理由。
1 陈丹青：《邱岳峰》，《多余的素材》，山东画报社2003。亦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 http://qiuyuefeng.netor.com/ ）纪念文选。
2 严锋：《好音》，《万象》杂志2001年第6期。亦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纪念文选。
3 “邱岳峰纪念馆”网站首页，赫然是北岛的名诗《一切》：“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末句可视为对以声音传世的邱岳峰的最佳注脚。
4 苏秀：《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纪念文选。
5 苏秀《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他到底为什么要死，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虽然苏秀认为邱岳峰的自杀是个谜，与我说的邱岳峰神话之谜似乎不同，但其实是同一个谜。
6 见《书屋》1998年第6期。收入拙著《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上海三联书店1999，珠海出版社2003。
7 路易·德·菲耐斯，法国反派喜剧大师，曾主演《虎口脱险》、《疯狂的贵族》等喜剧片，被公认为仅次于卓别林的有史以来第二号电影喜剧大师。

我并不想以颂扬毕克的方式加入神话创作的擂台赛，我对创作神话的新版本毫无兴趣，只对神话的祛魅和解构有兴趣。新神话只能替代旧神话，却无助于解构旧神话。
我想起了一句老话：一入侯门深似海。
在对一个演员艺术成就进行分析的时候，念念不忘的不是他的技巧和对角色的理解，以及那种衍变，而是他所塑造的角色成分如何，是英雄还是坏蛋。
我很高兴这样的人如此理解邱岳峰，否则将是邱岳峰迷的耻辱。
不过，我同样反感严峰的什么“当时的全国人民，也大抵如此吧。”喜欢一个人从来不是打群架，人多有什么意思。
评价邱岳峰先生拿《尼罗河惨案》出来，嗯，突然想到，罗切斯特这样的在这位先生眼里一定是不折不扣的坏蛋。

如果这是连载的第一篇的话，我会一直看下去，一直砍下去。

最近读到两篇怀念已故配音大师邱岳峰（1922-1980）的佳作。一是画家陈丹青的《邱岳峰》1 ，二是作家严锋的《好音》2 。陈丹青的文章正如标题所示，只写邱岳峰，对李梓、刘广宁、童自荣、毕克、尚华等人却一笔带过。严锋的文章虽然只给了邱岳峰一半篇幅，而把另一半篇幅留给了孙道临、毕克、李梓、刘广宁、丁建华、向隽殊等人，但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强调配音界一代豪杰如青藏高原般的世界屋脊性质，是为了烘托邱岳峰这座珠穆朗玛峰的至高无上。

其实这个“最近”才是真正令人感慨的地方，我不知道陈和严的文章首发于何时何地，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最近，如果最近的意思是超过半年的话。而最近，这样的文章也不过两篇，但哪怕是两篇，看来还是太多啦，因为他竟敢只写邱岳峰！
似乎这是年终分配奖金，谁给了他们这个权利把红包只给邱岳峰gg啊？
那么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在邱岳峰这个坏蛋身上，这个无疑到目前还在某些人心里被内控的人身上，处理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避重就轻，一定要删减适当，否则，就是：“越是不能掉以轻心。”
不能掉以轻心的是什么呢？舆论导向错误，黑云压城城欲催呢？
文革中很多人有这么种错觉：斗倒局长就能成为局长，斗倒部长就能成为部长。
要解构珠穆朗玛峰想干什么呢？
“英雄”，我看到这两个字已经迫不及待地探头探脑了：）

喜欢邱岳峰的理由，可不仅是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坏蛋啊。远山先生就没有听听《简爱》里的罗切斯特的呼唤吗？这题目如果是“颠倒众生的罗切斯特——略窥邱岳峰之颠峰之谜”可能要对味一些。

网上甚至有新一代邱迷开设的“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3 ，这是其他配音大师不可能得到的特殊待遇，他们只能在“中国配音网”上孵澡堂般济济一堂。
“邱岳峰纪念馆　邱岳峰之墓　毕克纪念馆　毕克之墓　”
这是论坛下端的标致，如果这位先生来过中国配音网的话，我可以教他，毕克这个名字不是什么很古奥复杂的字吧，如果他的确认识这两个字的话，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如果用“童自荣”和“邱岳峰”做关键词分别搜索帖子的话，数量是如何分配的不难得知。那么我是否也可以据此说，邱岳峰挤在童自荣的角落里瑟瑟发抖呢？

既然提到恶，我还是先把我曾回复在老房文章后面的先帖在这里：
 “低沉压抑，令人难以承受。听得时间长了，心中却反倒有一种奇特的非常温暖而安详的感觉，并不是恐怖。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描述，甚至不是一种痛苦，而是获得恒久安宁的解脱一般。在这里，声音中死亡所代表的形象并不是可怖的，而是极端的安详，沉静与忧郁。”
我从来不会给邱岳峰之外的配音击中，击中是什么，是摧毁，是刮腹洗肠。
不过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在阴暗的角落，在令人窒息的沉郁里，在被剥掉安全的壁障里，在颠簸的苍凉里，反而能够甜美地闭上眼睛，和这一切融为一体。
 
 
 “邱岳峰从来就不是胜者。面对痛苦与现实，他只能选择逃避，永远屈服。”
他不过想活得舒坦一点，可是他慢慢地只好把自己卷起来，再卷起来。
我心匪石，可其实石头怎么能和心比。
慢慢地卷起来，什么都卷起来。
 
  嘿嘿，嘿嘿，邱先生哪想有什么艺术成就。
秦火之后，我真心期望，这世间再也不要有邱岳峰，再也不要有炮制出邱岳峰的那种时代。
不过，阳光底下，何曾有过新事呢？
“恶”！？
恶啊！这难道就是千百年来人一直在逃避的恶吗？
我每次想起邱先生的这句台词，浑身就会颤抖，就会有种东西从身体里面破壳而出，缓慢而锋利地把自己的骨肉撕扯开来，无法回避。
邱岳峰是把自己煎熬成了茶，煎熬成了酒，煎熬成了水，一点点地煎熬。他根本不是在表演，他是在喘息，在哪得被自由呼吸的地方喘息。
你们有没有去过疯人院？
我知道，邱岳峰去过，而且从来就没再出来过。
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自三国时虞翻说出这句话以后，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
 
 

但在市场意志自由舞蹈的外国电影中，英雄不仅不乏味，而且比坏蛋有趣得多。福尔摩斯、霍克尔·波洛、詹姆斯·邦德无条件地比他们的一切对手、一切罪犯有趣，以演正面人物为主的头号喜剧大师查里·卓别林无条件地比以演反派人物为主的第二号喜剧大师路易·德·菲耐斯 有趣。
有观点，自然要有论据，如果仅仅是我喜欢，我就是这么觉得，那么我可以如是说：
福尔摩斯和莫里埃的教授究竟是谁可爱就像他们的能力实在不到最后一刻鹿死谁手很难说，至于詹姆斯·邦德这个花瓶可以说无条件地比他们的对手乏味。
比较有意思的是卓别林怎么成了“以演正面人物为主”？看来他是无法把英雄套上去了。可我们怎么第一个念头是流浪汉呢？嗯，流浪汉带着身份证，他也不叫孙志刚。不过，我不由想到，在可爱的城管手里，孙志刚是不是也被当作坏蛋呢？

看法、意合拍片《佐罗》时，我无条件喜欢英雄佐罗（童自荣配音），也无条件讨厌坏蛋维尔塔上校（邱岳峰配音）。
这个我就不反驳了，在配音网聊这个真有些捣乱了。不过有机会我很想亲口问问曾说过“怎么追赶上老艺术家的”童自荣先生，是否自己也认为佐罗在配音上……请注意，我们首先聊的是配音。

  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比中国英雄和中国坏蛋都更有趣，因此邱岳峰有如此多的发烧友很正常，然而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毕竟比毕克的外国英雄略逊一筹，因而邱岳峰有如此多的发烧友而毕克却被冷落又很反常。
幸亏邱岳峰是男的，否则是不是有人还会拿李梓，向隽舒，刘广宁来和邱岳峰比较一下？
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毕克和童自荣两个名字，鉴于童自荣先生在艺术人生里，面对他所服务的十几亿观众承认过邱岳峰是艺术家，我想大概不会反对艺术造诣方面，至少当年的他和当年的邱先生之间是有差距的。那么毕克先生呢？大家墓木已拱，我想还是做人厚道一点。
反正看来这位先生的兴趣在于好蛋还是坏蛋，那我就拭目以待接下来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啊，先生的忌日又快到了。

    哇！！中国之谜，中国有很多“谜”啊，破了邱岳峰之谜就能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看来只有邱岳峰之谜才是“万谜之谜”，这种说法真是前所未见。听这位先生的口气，他好像是才看到这两篇文章，这才匆匆记起一个已经快要忘记的名字。对他来说，毕克也好、邱岳峰也罢，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配音演员。如果没有爱好者记得并写一点关于他们的文章，日子再久一点恐怕早就飘散在记忆中啦。如果陈丹青写《童自荣》那么当然只能把邱岳峰、毕克一笔带过，要不然岂不成了主次颠倒、言不及义、牛头不对马嘴的跑题之作？依着这位先生的逻辑，那在邱岳峰纪念馆里献花祭奠的人似乎对“中国配音网”根本不屑一顾喽，这岂不是和他所驳斥的严锋一样说了“别扭话”！？可惜这话听了不舒服的恐怕就不止我一个人了，因为配音网经常去邱岳峰纪念馆的网友同样可以“孵澡堂般济济一堂”。作者想当然的以自己的价值取向创造了一个“体系”，因此文章所有的内容都围着这个“体系”打转，还自说自话套到所有观众的头上。有多少人看了邱岳峰就着了道？我看他比严锋先生自信一百倍！且有把邱岳峰“上纲上线”的嫌疑，作者毫无疑问仍然保持着“冷战”式思维，把邱岳峰本人都看作一个应该时刻“警惕”的“内控分子”，应该是一旦有所抬头就必须加以“引导”的“注意对象”！坦率地说，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道德的评判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根本就没有标准。强加给他们“坏蛋、好蛋”的概念是伦理家和道德家的工作。在受众的耳朵里，没有本质与否的东西，只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欣赏配音，是从中寻找自己“欣赏”的东西。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符合他们的就是最好的，就是大师的。况且从许多实际情况来看，邱岳峰真的拥有亿万影迷吗？我看，童自荣一个人影迷就足以超过其他所有配音演员的总和。至于是喜欢“英雄”还是喜欢“坏蛋”那更是取决于个人情感的体验了，新一代的配音迷中对陆揆配音的“咕噜姆”情有独钟，而对同样由他演绎的“阿拉贡”感觉一般的绝不在少数啊，那按照作者的看法，陆揆因为配地“坏蛋”太出彩，搅混了观众的是非观念，是不是以后就要“注意使用”呢？
    有趣，我倒要看看这位先生的谜要怎么解下去？

    房兄高见！偶最近正准备转向，搜罗素材， 写《中国电影界“我心目中十大坏蛋”》 发表在本网上，此文一出，偶得加紧构思了。

张先生其实似乎把迷归咎于这么几点：
其一：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关心邱岳峰，或者说只关心邱岳峰？
其二：邱岳峰有什么值得关心的，他的音色没有任何优势。
他的理由是
邱岳峰出名是由于他配的是坏蛋，而中国人就是喜欢坏蛋。
他的疑惑就此而来
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感觉到“英雄不仅不乏味，而且比坏蛋有趣得多。”
“如果中国观众喜欢中国坏蛋的理由是坏蛋比英雄有趣，那么喜欢外国坏蛋的理由就不可能是坏蛋比英雄有趣，而一定别有理由。”
我现在等着这个“别有理由。”

[这个贴子最后由FangZheNan在 2004/03/16 12:41pm 第 1 次编辑]

    那么接下来他大概就会说：“因为邱岳峰有白俄血统，所以配外国人有先天性优势，而我们国人的‘崇洋媚外’在这个时期就此扎根。这主要怪邱岳峰，当然译制片本身也要检讨。邱岳峰是个‘主犯’要从重处理，其他人是从犯，只要好好检查以后还可以‘拔高’嘛，不必负主要责任……”
    这都是我在胡说，很希望只有我一个人在胡说。不管怎么说，这位作者的讨论已经超出艺术讨论的范畴（连一句像样的分析也没有，全是诱惑性的心理状态揣摩。）而开始挖边角余料了。

看不懂。无法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意思。

[这个贴子最后由recanyan在 2004/03/16 06:04pm 第 2 次编辑]

今天工作忙，我都没细看这篇文章
刚才看了一下，才知道为什么老六老房频频出刀

我反思了一下自己，我必须澄清一点，无论我对毕克先生还是童自荣先生都是非常尊敬的，他们的艺术造诣有目共睹，只是顶楼的作家似乎很有把邱岳峰吊起来的味道，所以我笔一荡开，就收不住了。
顶楼的题目太大了，我觉得哪怕把邱岳峰先生煎皮拆骨似乎也对解决中国之谜于事无补，不过他的大前提从角色的好坏来区分实在非常费解，在文革已经过去那么多年的今天，难道还要阶级成分论吗？
其实我想就像当年很多人为什么关心童自荣和盖文源的不平遭遇，以及为什么人们对邱先生被排挤后不得不在艺术的殿堂里求得片刻温存表示支持，这倒的确是和配音不一定有关的。
坏蛋和好人在中国往往是被颠倒的，原作者既然知道这一点又为什么对邱先生配的角色成分如此耿耿于怀或者说津津乐道呢？

“因为不论少长，中国人民都无比热爱坏蛋。于是超级坏蛋邱岳峰成了万人迷，其信徒正在滚雪球般不断壮大。”
想必张先生弄笔到此，非常洋洋得意吧？！

虽然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比中国英雄和中国坏蛋都更有趣，但与毕克的外国英雄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当然真正无条件的喜欢外国英雄，应该不受配音影响，事实正是如此。
看法、意合拍片《佐罗》时，我无条件喜欢英雄佐罗（童自荣配音），也无条件讨厌坏蛋维尔塔上校（邱岳峰配音）。
可见我对外国英雄的痴迷与谁为外国英雄配音无关，与为外国英雄配音的毕克或童自荣的声音魅力无关，而仅仅是因为外国英雄具有外国坏蛋完全缺乏的魅力。
1.就有趣度而言，中国坏蛋<中国英雄<外国坏蛋<外国英雄。
2.喜欢外国英雄该无条件，和配音无关，和谁配无关。
3.就是因为外国英雄具有外国坏蛋完全缺乏的魅力，反过来“如果必须在配音演员中选一位大师中的大师，我认为只有毕克才当之无愧。因为邱岳峰专配坏蛋，毕克专配英雄，而我喜欢英雄，不喜欢坏蛋。”
——————————————》这样推出的观点是可怕的：
毕克是外国英雄，邱岳峰是外国坏蛋！

我想张先生唯一痛苦的是“如果必须在配音演员中选一位大师中的大师”，其实何必先生何必呢，不必挑选，配音演员都不是大师也无所谓的。奖章不是专家给的，是听众给的，专家可以在人民大会堂侃侃而谈，听众则会在心里奉上一瓣心香。
尔曹，呵呵，总有那么几个尔曹。

作家简介
--------------------------------------------------------------------------------
　　张远山（其他笔名有妙斋、三朴堂、柯桥、张子昂、卜周山、海客等），1963年生于上海，父母略识之无，仅能读报，家中无书。祖籍绍兴柯桥。幼年在绍兴乡下度过。
　　生性好静不好动。不喜童稚之戏，而又无书可读，只有整日枯坐。日复一日坐着一动不动，被长辈目为痴儿。
　　69年回沪读幼儿园，从此迷上绘画。70年春入小学，小学期间始终热衷绘画、书法。
　　也酷爱音乐，是校合唱队员。曾被音乐老师指定学弹三弦，因不喜此乐器，遂放弃，专心绘画。因绘画内容皆为指定的政治性漫画，美术兴趣被导向世俗政治，无意中成为政治宣传工具，但也因此被引向阅读马恩著作。
　　76年春入中学，成为区、市红卫兵组织成员，被目为宣传奇才，有“黑板报大师”之誉。旋即文革结束，有茫然失措之感，不知何去何从。78年否定文革，内幕多有披露，始知被愚弄，全部理想立刻幻灭。于是立意远离政治，美术兴趣也被殃及，乃以解几何题破闷。然而解完找得到的全部几何难题，仍然不能排遣精神迷惘，遂于临高考前决定弃理从文，钻研哲学以破除人生大疑。因当时大学哲学系（时名政教系）只学官方哲学，因此不考哲学系而考文学系。
　　整个中小学期间，我只反复读过两种文学作品，一是供批判用的《水浒传》，二是偷偷借来抄录的《唐宋词一百首》，其他一切当时的读物，从红色经典《金光大道》到黄色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虽然过目极多且有人热烈推荐，但对我都毫无吸引力。当时的所有“文学”都让我倒胃。总之，我进大学文学系前，是个打算从事哲学的文学白丁。
　　80年秋考入文学系，开始废寝忘食的阅读，而以读哲学书为主，其他文理经典为辅。
　　设中外文化史经典为ABC……XYZ和abc……xyz，我的计划是从Aa读到Zz，再辞职自由著述。由于战线拉得太长，所以日读18小时而“历史”推进极慢。上了半年课，发现大学课程纯属浪费时间，于是开始全程旷课，为此受处分两次，并以开除相威胁，然不为所动。女友也里应外合，刺刺不休劝我妥协，遂至分手。
　　84年大学毕业，仍与公元前中外诸子纠缠不休，耶稣尚未降生。预计读书进程，尚需十年。于是一边教书，一边按计划继续读书。86年结婚，前妻因失望于我不肯立刻写作，遂至离异。从80年到93年，14年间日读不辍，不看电视、不读报纸、不闻文坛聒噪，唯以桥牌围棋略作调剂。其间除80－90年写诗100多首、90年著长篇小说《通天塔》外，完全不写作。
　　93年底购置电脑，94年初按计划正式开始写作，当年发表文章近百篇，此后大抵每年如此。95年得到女友大力支持而按计划离职，96年初与女友结婚。吾妻解除我全部经济压力，确保了我的写作质量，至今已写作300余万字。99年4月出版第一部著作《寓言的密码》（先秦思想札记），年内另有三部著作将陆续出版。目前正与多家出版社洽谈其他著作的出版。今后除《书屋》的专栏“万千说法”外，将基本不为报刊写作，而专心著书。
　　已完成的部分作品：
　　一、《独自打坐》（短诗集，未出版）
　　二、《虚拟语气》（长诗集，未出版）
　　三、《通天塔》（长篇小说，未出版）
　　四、《寓言的密码》（先秦思想札记，岳麓书社1999年4月出版）
　　五、《人文动物园》（动物寓言集，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出）
　　六、《人类素描》（人文寓言集，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出）
　　七、《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中国文化评论集，上海三联书店即出）
　　八、《人与墙》（哲学寓言集，即将出版）
　　九、《汉语的奇迹》（现代诗解读集，即将出版）
　　十、《故事的事故》（讽刺寓言集，即将出版）
　　（张远山1999年6月24日于沪北三朴堂）
--------------------------------------------------------------------------------
祖籍竟然和我还是同乡，郁闷。

    顶楼的先生显然用了“归谬法”，把邱老前辈推到一个专配“坏蛋”的极端，他正像跟帖的本网几位说的，丝毫不去提及罗切斯特，因为在他的“形象思维”中，邱老就是那《珊瑚岛上的死光》中“苏修头目”的模样，影响了他的“抽象思维”。彼老兄肯定是个聪明人，文笔也流畅；和咱网的“芸芸众生”的愚拙的单纯的“一根筋”（像老谋子电影里的笨丫头）的帖子比，他的“文眼”就是来个颠覆，把尔等的偶像击碎，然后就迷迷糊糊循着他的思路走，“不要往两边看”，“一直往前走”，最后融化在他所营造的“蓝天里”。这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以邱克邱”的好法子——再次赞叹：聪明！
    照其“阶级分析”，《红菱艳》里的莱蒙托夫、《简爱》里的爱德华（片末简对他的昵称），肯定是破坏青年向往自由的伪君子、违反“婚姻法”犯重婚罪的恶棍喽！《悲惨世界》里的德纳第至少是破落小业主，阶级异己分子——拉出去批斗！
    不对呀，《尼罗河——》的波洛也不是英雄呀，分明是资本家雇佣的、为维护剥削阶级利益而奔走的“乏走狗”么！按“世界革命和民族独立”的理论，维尔塔上校倒真是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英雄嘞！佐罗的屁股又坐到殖民主义板凳上啦，还好最后他认为奥登西娅被糟蹋过了，负气而走；否则坐上真总督的宝座，南美革命风暴起来，造反派不给他来个“喷气式”才怪呢！——庆幸佐罗，庆幸童老师。
    老六：怎么样？俺的革命斗志没有减退吧？

“颠倒众生的外国坏蛋”其实题目倒是很对我胃口的。
呵呵，早晚会有象我这样的坏蛋来上这么一篇，说说我那么迷醉的坏蛋——邱岳峰！
早晚^_^
感谢弋老板，姜还是老的辣啊。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之弦在 2004/03/17 05:25pm 第 2 次编辑]

没想到几位老朋友反应这么强烈！说明一点：这位作者大概谈不上是配音爱好者，邱岳峰只是此文的一个由头，他想说的是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就是他题目当中的“中国之谜”。做个连载无意吊大家胃口，只因文章比较长，估计不会有人有耐心一下子看完；而且刚刚发表，还是要顾及一些杂志的面子。

千不该万不该从这样的角度写我们的邱先生，尤其又是在三月，邱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早上看到这个文章的题目就转到小飞那里（不好意思，给穆阑告个罪），根本没看内容，因为想着一定是纪念邱先生的文章。结果今天一天都忙得要命，几次匆匆上来扫一眼，看到的都是老六的飞刀，把我还搞糊涂了。后来才得了个机会看了看原文。呵呵，跟老六一起发飞刀！！

嗯，一个由头。
残烟也没猜错，这的确是纪念邱先生的文章。不过这样的纪念，愿宽恕我不能“无动于衷。”我的刀见到这种大侠，见一个，砍一个，不会给丝毫面子！

一、心理学的消极理由：逆反心理的条件反射
    中国观众喜欢坏蛋不喜欢英雄、认同坏蛋不认同英雄的逆反心理，确实是在观看中国电影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中国观众对中国坏蛋产生角色认同，起初很少是自觉的，而是被迫的，最后却成为一种必然。
    表面看来，中国坏蛋的主要罪恶是反抗，然而中国电影所宣扬的乌托邦式道德高标，使中国观众恍然大悟：这些中国坏蛋的根本罪恶并非反抗，而是具有人之为人的正常欲望。要命的是，观众恍然大悟之后继之以大惊失色：坏蛋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中国电影高亢激昂的道德说教锋芒所指，就这样把每一个中国人都逼入了“有罪推定”的道德陷阱。按这种乌托邦式道德高标，不仅每个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都是潜在的候补坏蛋，连被册封为“特殊材料”其实并不特殊的每个人，都成了“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一旦国内外“大好形势”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凑足正选坏蛋的名额时，不必另找罪证，抓你没商量，你也不觉得是冤案，只认为是罪行早就记录在案的东窗事发。因此“觉悟很高”的亿万革命观众，即使原本不认同坏蛋，更谈不上与坏蛋有什么精神共鸣，也只能被迫与电影里的坏蛋产生角色认同，个个心怀鬼胎，惶惶不可终日，以待罪之身，怀侥幸之心。每个中国观众看一场中国电影，等于是参加一场以自己为批斗对象的批斗会——这正是中国电影令人厌恶且必然催生集体性逆反心理的根本原因。
    中国观众与中国坏蛋的唯一区别是：坏蛋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正常欲望，而观众有同样正常的欲望且渴望满足却不敢像坏蛋那样付诸行动。所以观众在被迫承认自己与坏蛋一样有欲望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罪，起码灵魂有罪。观众当然希望为自己具有欲望且渴望满足加以辩护，但电影中的中国坏蛋虽然敢于把满足欲望的冲动付诸行动，却不仅不能为自己，也不能为认同坏蛋的观众辩护，而是无一例外地像观众一样承认自己有罪，一边自打嘴巴，一边大叫“我该死”，在没有欲望的英雄面前乖乖地低头认罪了。何况全体中国坏蛋在满足欲望的行动中，都心虚胆怯且技艺拙劣，根本无法与没有欲望的中国英雄对垒，完全不堪一击。中国电影千篇一律的坏蛋必败且惨败结局，对全体中国观众的“教育意义”即洗脑作用真是非同小可。为了逃避真实人生的必败和惨败，中国观众虽然不得不认同坏蛋，却不敢像坏蛋那样反抗。因此与中国坏蛋的角色认同，使不幸的中国观众更加痛苦——自觉认同近乎自虐，被迫认同则近乎对强暴不加抵抗，不得不处于欲望与行动、感性与理性的双重人格分裂中：感性好恶上，认同甚至喜欢略有真性情的中国坏蛋；但在理性选择上，却不愿意在实际生活中成为这种受侮辱受损害的角色；感性好恶上，不认同更不喜欢毫无真性情的中国英雄，但在理性选择上，却非常愿意在实际生活中成为这种既风光又有特权的中国英雄。既然在实际生活中做英雄没机会，做坏蛋没胆量，他们的唯一选择是伪装成没有正常欲望，伪装成完全失去了人性。
    认同一切坏蛋而不认同一切英雄，就这样成了中国观众观看中国电影时养成的根深蒂固的逆反心理，逆反心理的心理惯性，导致他们在观看外国电影时必然会条件反射地认同外国坏蛋。而且心理认同之外还要加上身份认同，既然大部分中国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都是小人物，那么认同也被视为“小人物”的外国坏蛋就是最为自然的事情，而认同被视为“大人物”的英雄倒显得僭越。
    虽然认同中国坏蛋非常痛苦，但认同外国坏蛋却没有丝毫痛苦，只是有点价值混乱和善恶颠倒。按外国电影所宣扬的“资产阶级道德”，外国坏蛋的根本罪恶并非具有人之为人的正常欲望，而是满足欲望的方式触犯了法律，伤害了他人，因而外国坏蛋对自己具有正常欲望且渴望满足十分理直气壮，决不心虚胆怯，满足欲望的方式也花样翻新无所不至，奇技淫巧层出不穷。外国坏蛋与外国英雄周旋时更是武器先进身手不凡，声光化电争奇斗妍，即使最终失败，也从容镇定不失尊严。外国英雄同样具有人之为人的正常欲望，只是其满足欲望的方式不触犯法律。这种“无罪推定”的法治文明，对全体中国观众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
    然而严酷的中国现实使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或者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敢接受这种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所以这种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几乎没有即时的明显意义，仅在潜意识里增大了压抑的强度并为日后的觉醒积聚着能量。这正是因为，具有惯性的逆反心理一旦进入简单机械的条件反射阶段，就必定没有特别的精神内涵和主体意识。长期的条件反射，使中国观众只能从审丑中产生审美快感，正如性变态者、性倒错者只能通过受虐或被施暴抵达性高潮，一切正常的性爱方式已经不能引起他们的快感。即使施虐者已经消失（何况并未消失），即使施暴者已被正法（何况并未正法），受害者也很难恢复正常。超过临界点的严重精神创伤，不仅使直接受害的上一代难以康复，还会无孔不入地遗传给未受直接伤害的新一代。经历重大精神创伤之后，中国文化不可能在无菌室里从头起步，经历政治浩劫之后，再伟大的设计师也不可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文化只能带菌复兴，中国社会只能带着严重的精神后遗症缓慢复归健康，过去的心理病菌不仅今天存在，明天存在，将来还会长期存在。尽管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康复，这种心理病菌会日益稀薄，但决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一朝除尽。

[这个贴子最后由edva11在 2004/03/17 11:15am 第 3 次编辑]

      篮子姐这是什么？张先生文章的后半截？心理学大讨论啊
      
      鄙人对心理学没研究，所以也不敢多嘴。但是，从文章角度来讲，咱们先不说论点正确与否，他的引子和论证方法显然有点问题。
      
      似乎，邱先生的配音和陈、严两位先生的文章只是张老兄用来引出全文的引子，这位不是来谈配音的。他不在乎邱先生的配音功力、不在乎他的技巧、只对他的嗓音和角色津津乐道。他也不在乎陈严两位的文章的其他部分，只看中他们对他的推崇。
      按说，要怎样写文章是言论自由，犯不着我说什么。但是这位的引子有点缺德，

     “严锋则顺便引全国人民为同道：“我个人唯一的偶像是邱岳峰，我周围的同学也同我差不多，当时的全国人民，也大抵如此吧。”
   作为“当时的全国人民”之一，严锋的话真是令我怎么听怎么别扭：“当时的全国人民”的唯一偶像只能是毛泽东，怎么会是邱岳峰呢？莫非毛泽东是一个公开版本的神话，而邱岳峰是一个隐秘版本的神话？四十年的身体经验告诉我，按照中国逻辑，公开版本的新闻联播往往没有隐秘版本的小道消息准确；五千年的心灵经验告诉我，公开版本的正史往往没有隐秘版本的野史真实。我的中国经验告诉我，公开版本只是身体史，隐秘版本才是心灵史；我的中国心告诉我，严锋的话越是听着别扭，越是不能掉以轻心。”

      好逻辑！好警觉！
   他生生让邱先生和毛主席站在了一起，以此来论证严的“偶像”之说有多么的错误吗？如果真的是想做学术讨论，何必这么上纲上线呢？又何必这么打击同类呢？

      这让我想起有一次同事聚会的餐桌上，一个同志为了活跃气氛，讲起了笑话：说一个武汉人到了地狱，阎王判他下油锅，这位武汉人笑道，没问题，我是从武汉来的，这点儿热算什么？结果旁边偏有人较真：武汉多热，顶多四十来度吧，油锅多热超过一百度。武汉怎么可能比油锅热？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嘎！
      当时，我心里边反反复复就是一个谜语：远看一座庙，近看不是庙，一位老翁数当票，哭不像哭，笑不像笑。
      在美味杂陈的餐桌上想起这个谜底是“厕所”的谜语，实在是倒胃口，但是满桌子人跟着那位认真的“哭不像哭，笑不像笑”
      现在，我又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就好像有人非得给你讲清楚，武侠里的轻功是如何不符合物理学原理！
      真是见鬼！
      不过张先生和我同事的区别在于，我的同事是认真到古板，这位张先生则是故意曲解！他为了耸人听闻作得过火。我原谅前者，因为他是真心；我鄙视后者，因为他明知道不是，却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一套！
      
      再来看他的论证方法，我们之所以喜欢邱岳峰，是因为喜欢坏蛋，中国人民喜欢坏蛋，又是因为长期禁欲的情况下不敢正视自己的正常要求。
      说中国人长期禁欲，这话放在八十年代合适，怎么拿到现在来说？新一代和老一代一样的禁欲，谁信哪？
       据说，文革造反派整程之时候说：“你把坏人演得那么坏，你自己肯定也不是好人！”
      
       现在只要改几个字，就是张先生的意思。因为我们没胆子当坏蛋，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改为喜欢坏蛋，反正我们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
       真像圣经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

       好一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大儒！好一位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
      
       他不喜欢邱先生是我的运气，否则与这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人为伍我倒要难过了
              
       他的心理学著作，我拜读了，好坏我不是专业人士不敢说。他的论述方法太卑鄙，我也已经批驳过了。
      狗咬人，我不会和狗对咬，免得自低身份，但是我会拿棍子打狗。并且打几下就完，免得赏了他脸！
      
      文字：“当时的全国人民”的唯一偶像只能是毛泽东，怎么会是邱岳峰呢？莫非毛泽东是一个公开版本的神话，而邱岳峰是一个隐秘版本的神话？

[这个贴子最后由FangZheNan在 2004/03/17 11:04am 第 1 次编辑]

    
    云里
    雾里
    出来
    进去
    说东
    道西
    有些鲜红
    有些惨绿
    看那梦中云
    似那雾中梦
    是洋白菜的滴翠？
    是西红柿的擦痕？
    糖葫芦？
    羊杂碎？
    是谜语？
    没谜底？
    猜不着，
    干生气……
    唉唉……这位作家先生许是患了“朦胧诗返潮症”，不治将恐深……
    特仿写一段，以作比较：
    心理学从自我出发的形式观念，造成了一种共时变化的形式聚类与生成性的增强，对自我意识的逆反心理，以及人类自卑感的反向性格，产生了公式性的变化，达到自我精神的通变体升华，并及内心现象。对外在形象价值的尊重，诸如甫洛论撒的灵感的系统癌变，视觉旋律的偏向归位，取得可变上升状的心意型律动。三维状态下思考的浅朦胧反馈以及实体动态地进取，显然必将也同时留下意念地阶越，并最终表达出一个多元的、自主意识强烈的、信息态恍惚的、反差的————————世界。

[这个贴子最后由edva11在 2004/03/17 11:06am 第 1 次编辑]

        房哥、六哥、烟儿，众位爷，您圣明！
      这位张先生虚张声势，配音底子发潮，且文德不高，他的这篇文章，高手如各位，自然是指哪儿打哪儿，刀刀见红。
     但是不知道各位爷，看过邓友梅的《那五》没有？
     那五买了篇稿子，上了《紫罗兰》小报儿，惦记着给自己露把脸，结果登出来没几天，有人骂！
     五爷慌了，赶紧找业内人士打听，这位高人笑道：说你雏儿了不是，我登稿子时，还雇人骂我呢！你登稿子，一天见一回报，有人骂你，至少一天见五回报，一来儿去，想不红都不行！
     嘎！
     前清的招儿啊诸位！说句俏皮话儿：吃月饼掉一地渣儿－－全是我玩儿剩下的，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儿！
     建议法兰、木兰，两个篮子大姐，采取上译门期间的方式，拒绝其他栏目、杂志转载坛子里的文章和资料，诸位大虾，在咱们坛子里骂完就完，别到别的坛子里去骂，也尽量别在别的坛子里贴这位张先生的文章。减小影响，也是对邱先生的一种保护。
      一不留神再给那小子作了免费广告！
     想逗我陪你玩儿，大爷还不赏你那份儿脸呢！

[这个贴子最后由edva11在 2004/03/17 12:33pm 第 1 次编辑]

        转贴刘心武先生的文章－－《话堵话》，没别的意思，大家对照张先生的作品，看完一乐！


    “我爱每一片绿叶……”
    “怎么？！每一片你都爱？！有一种绿叶，有剧毒，不但人吃了要死，就是不小心，皮肤沾上了，那也会很快溃烂！你也爱这样的毒叶？！”
  
      “我爱每一片无毒的绿叶……”
     “你为什么只爱绿叶？你难道不知道，‘霜叶红于二月花’吗？革命领袖有专门赞颂红叶的诗句，小学课本里就有，他们从小就受到那种革命情操的熏陶，你为什么排斥具有非常积极的象征意义的红叶？！”
  
        “我爱每一片无毒无害的叶子，无论是绿的、红的、还是金黄的……”
          “你为什么只爱叶子？你为什么不爱花朵？”
  
        
       “我当然也爱花朵……不过，我没有爱毒花，比如说爱罂粟花的意思……我自然了
爱花谢后结出的果实，不过，这意思里也不包括毒果……”
      “没有根须默默无闻地深扎于土地里，又哪儿来的枝叶、花朵和果实？！”
  
 
        “我爱每一条根须……”
       “根须从哪里汲取营养？！光有根须就能有所收吗？！”

        “当然，我爱给予根须营养的沃土……还有空气、水分和阳光……这一切我都爱！”
        “好一个泛爱主义！可是你的知识结构怎么这样落后？你怎么连无土栽培都没听说过？！难道你希望我们国家的栽培技术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我爱每一种先进的技术……”
        “每一种？！”
          “当然，只包括那些用来造福于人类的先进技术，不包括那些造祸于人类的先进技
术……”
       “什么？！造祸于人类的技术，你也称之为先进？！”
        
        “我的意思是，即使那种技术手段相对来说比较地高、精、尖，可是如果用来危害
人类，也不可取，也应反对……”
       “光反对技术就行啦？！技术是由人发明，由人掌握的！”
          
         “当然，我爱所有以先进技术造福于人类的人们……”
        “你置我们国家人数众多的尚不能使用先进技术的劳动人民于何地位？！”
            “我也爱他们啊……”
         “你什么都爱，谁都爱，等于什么都不爱，谁都不爱！”

             “那你究竟要我怎么个爱法呢？”
             “你为什么只热衰于爱，而丝毫不提恨字？！”

            “既有爱，当然也就意味着有恨……不过，我不能，也没有必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场合，面对任何人，都全面地开列出我所有的爱和恨呀……”
        “你怎么这么滑头？！”
           “我这怎么是滑头呢？我记得很清楚，我不过是说了一句‘我爱每一片绿叶’……”

           “难道这句话没有某种针对性吗？！”
          “也许，确实隐含着某种针对性─针对那些可恨的枯木朽株，它们不仅自己丧失了生命和创造力，还起着羁绊活泼的生命前行发展的恶劣作用……”


        “你这是在影射谁？！！！！！！！！！”
  
 
          “具体的，比如说你！！！！
          
         是的，现在请你听清楚：我爱每一片绿叶，我恨你这样的思维方式与罗致人罪的行径！”
 
  

             哈哈哈！！！！！！！
      
          太阳底下无新事啊！！！！！！！！

下面引用由edva11在 2004/03/17 10:59am 发表的内容：
    建议法兰、木兰，两个篮子大姐，采取上译门期间的方式，拒绝其他栏目、杂志转载坛子里的文章和资料，诸位大虾，在咱们坛子里骂完就完，别到别的坛子里去骂，也尽量别在别的坛子贴这位张先生的文章。减小影响，也是对邱先生的一种保护

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显然不是在作配音分析，在配音问题上的外行话尽可一笑了之的。其实是个很严肃的话题，他想谈的是关于人在特殊语境下的思想自由的重大主题。可惜挑了个不合时宜的时间，选了个不甚明智的切入口，而且资料的局限性太大，话题又铺得太开，所以难免南辕北辙。

下面引用由FangZheNan在 2004/03/17 10:48am 发表的内容：
唉唉……这位作家先生许是患了“朦胧诗返潮症”，不治将恐深……
...

　　To：老房：
　　“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下面引用由edva11在 2004/03/17 10:59am 发表的内容：
 一不留神再给那小子作了免费广告！
   ...

To：edva11
　　我觉得要说这位作家炒作那是冤枉人家了，倒不是他没这个居心，而是他实在不会看得起配音这个因素有什么好炒作的，邱岳峰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写作材料，或者说也就是个佐料。象人家这么“见”惯满汉全席的人怎么会琢磨一把盐呢？

（鉴于新语丝正在连载此文，故本站加快连载速度，并修改版权声明。）
二、美学的积极理由：抗拒改造的感性直觉
    虽然一部分中国观众对外国坏蛋的认同仅有消极的心理学理由，但是另一部分中国观众除了消极的心理学理由，确有一项远为积极的美学理由：外国坏蛋不仅比中国坏蛋有趣，而且有中国坏蛋完全没有的美。正是美学的理由，使这些中国观众对外国坏蛋的认同和喜欢达到了狂热痴迷的崇拜程度。这一美学理由，甚至导致喜欢中国英雄不喜欢中国坏蛋的中国观众也喜欢上了外国坏蛋，因为外国坏蛋身上的美，在中国英雄身上也是完全不存在的。
    “邱岳峰之所以是邱岳峰，乃因在他的语调深处无不散发着另一种浓郁的气质，一种被我们五十年来的文化排除尽净的气质，是的，我愿将这气质称之为‘颓废’。”（陈丹青）
    “他总是能把邪恶用从容优雅的方式道来，把恶提升为一种令我们心醉神迷的美。”（严锋）。
    陈丹青的“颓废”说与严锋的“优雅”说，命名虽不同，其为美学特征则一。
    由于中国坏蛋被导演过度丑化，中国电影的一切细节刻画都使中国观众感到，认同和喜欢中国坏蛋不仅需要克服难以克服的伦理障碍和道德焦虑，更是不折不扣的人格自贬和精神堕落。所以中国观众认同甚至喜欢中国坏蛋仅仅是出于简单粗糙的逆反心理，却无法为自己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价值取向找到足够的美学说服力。由于缺乏美学说服力，中国观众对中国坏蛋的认同大多仅止于认同，所谓喜欢也极为勉强，充其量只是被迫认同之后的自爱投射，而且在被迫认同和勉强喜欢之后，依然拒绝在自己与坏蛋之间划等号。
    然而外国电影对坏蛋的一切细节刻画却让中国观众感到，外国坏蛋具有中国坏蛋（更不用说乏味的中国英雄）极其缺乏的丰富人性、优雅风度和人格尊严，更具有全体中国英雄、中国坏蛋、中国好人都没有的精彩人生。这些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就不仅是逆反心理的心理惯性使然，更是出于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求真之心使他产生了人格自卑，迁善之心使他产生了道德自卑，爱美之心使他产生了美学自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使他感到了最深重的存在自卑。这些中国观众感到，那个优雅、丰富、高贵、自由的外国坏蛋比自己这个粗俗、贫乏、卑贱、屈辱的中国好人，在精神品级和文化等第上都远为优越，更配得上“人”这个称号。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既无须克服伦理障碍和道德焦虑，更不是精神自贬和人格堕落，而是纯粹的精神升华和极大的人格超拔。因此中国观众不仅在感性好恶上非常愿意自己就是那个外国坏蛋，而且理性选择上也非常愿意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就是那个外国坏蛋；不仅角色上主动认同外国坏蛋，而且精神共鸣极为强烈，身心愉快得欲仙欲死——尽管并非亲历，只是可怜的意淫。
    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不仅使这些中国观众意识到占人口极少数的中国坏蛋的冤案之“冤”，更明白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中国好人的人生之“冤”。中国坏蛋当然很冤，他们犯的那些无害于人的事，只有在中国才算犯事，在外国决不算犯事，压根儿没有东窗事发不事发这一说。外国坏蛋之所以是坏蛋，是因为犯了有害于人的罪，决不是因为犯了无害于人的事。所以中国好人看了外国电影后，觉得自己比中国坏蛋还冤，真是冤沉海底，悲愤难诉。因为那些中国坏蛋毕竟东窗有事可发，然而自己这个中国好人却东窗无事可发，还无事也惊心，心事难对人言地担惊受怕了一辈子。于是巨大的人生失落感从心底涌起：我这一辈子，到底算怎么回事？没事！屁大点的事也没有！白活了！
    中国坏蛋的冤案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冤案，中国好人的冤案则是存在意义上的冤案。究竟是有期徒刑的法律冤案更深重，还是无期徒刑的存在冤案更悲苦？法律意义的冤案毕竟有案卷可查，尚有伸冤平反之望；但存在意义的冤案因为无案卷可查，永无伸冤平反之日。虽然法律意义的冤案平反可以把“中国坏蛋”改判为“中国好人”，但也不过是重返中国好人的存在冤案而已。中国特色的存在冤案似乎天网恢恢，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这些中国观众认为，与其做中国好人，还不如做外国坏蛋。做中国坏蛋当然很够呛，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以人民的名义判处死刑”了，但做中国好人也不咋的，即使一生平安，却被以存在的名义判处死刑了，活着如同行尸走肉。外国好人的好日子不必说了，电影上也不常见，但外国坏蛋的好日子却亲眼所见。即使好日子终有结束之时，但外国英雄逮捕外国坏蛋时居然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开审理过程中，早已昭然若揭的罪行不仅要经过不厌其烦的取证、举证、听证、论证，外国坏蛋还可以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欲望和满足方式进行辩护，更有口才奇佳的外国律师为外国坏蛋帮腔开脱，最后竟然还常常因为证据不足而将坏蛋“无罪”释放，这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因被告发的恐惧而人人自危的中国观众完全无法想象的。为了知道自己“有权”，为了知道“欲望无罪”，这些中国观众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个外国坏蛋，以便自己临死前可以吐出一句：“这辈子不冤。”
    高度反常的当代中国社会，继承了古已有之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发展成于今为烈的“不许乱说乱动”；继承了古已有之的“汗不敢出”，发展成于今为烈的“不许放屁”。人们不敢流露正常欲望，谨言慎行还动辄得咎，一旦不幸被权力意志按计划有指标地划定为“坏蛋”——地、富、反、坏、右等，就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只要能“幸免”（鲁迅语）被打成坏蛋，就必须为自己已经被彻底改造成没有“资产阶级人性”的“社会主义新人”而每天幸福得热泪盈眶；只要能“幸免”被打成坏蛋，就必须为自己成了“领导阶级”而每天感到强烈的“翻身感”；只要能“幸免”被打成坏蛋，就必须每天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主人翁精神”和“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主观能动性”。在这“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庄子语）的现实背景下，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以其巨大的美学感染力，唤醒了中国观众沉睡千年的存在自觉：外国坏蛋光芒四射的人性之美，彻底冲垮了中国好人黯淡无光的奴性之善。而外国电影在服装、道具、音乐、灯光等一切细节上无所不用其极的美轮美奂，更为外国坏蛋的别样人生平添一层奇异的色彩。就这样，实实在在的美学盛宴粉碎了空空洞洞的价值焦虑，稀松平常的好莱坞快餐成了中国人饮鸩止渴的玉液琼浆。真是“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活得精彩而恣肆的外国坏蛋。
    然而全体中国观众毕竟只是全体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的旁观者，在亿万中国人的汪洋大海中，居然有一个幸运儿不是这种精彩人生的旁观者，而是这种精彩人生的参与者。所有中国观众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和精神共鸣，毕竟是隐秘的，略有犯罪感的，只有这个幸运儿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和精神共鸣，不仅是公开的，而且无须有犯罪感，他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程度越高，精神共鸣越强，越是对革命工作的无比忠诚。这个在革命年代唯一合法的反动派，就是让外国坏蛋开口说中国话的配音演员邱岳峰。由于一种特殊职业的掩护，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成为有执照的外国坏蛋，可以有恃无恐地优雅，肆无忌惮地颓废，全中国人民不敢说的话，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全中国人民不敢干的事，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尽管只是过过嘴瘾，比意淫好不到哪里去。
    惟在他那儿才能听到别样的语调：温柔、尊贵、慵懒、缠绵、狡黠、玩世不恭、出言不逊！……听众也是“角色”，并在倾听时“进入角色”：倘若听众各自的内心均曾满蓄难以声张的沮丧、憎恶、心有不甘、尊严折损、恶意的怯喜、疯狂的本能，凡此种种，忽然，都被邱岳峰的语音霍然唤醒，骤然舒解，在潜意识里畅饮那颓废的甘洌。……我们想要如何而不能如何，种种快感需求长年压抑，而颓废也正是邱岳峰语音的快感源泉：是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还嘴、嘲骂、耍赖、调戏，在出于常态的语音发作中（好一位夸张的天才），是他的声调引我们作虚拟的自我作践、自我扩张，便是我们日常话语中的虚伪造作也因他而获至声调之美，我们假借邱岳峰语调的变态、狂态、丑态获得自我治疗，异化为“外国人”，释放自己，在倾听中人我错置，想入非非。……在全中国无产阶级大合唱的共振与杂音中，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竟被允许颓废，竟至于肆无忌惮倾泻着颓废而没有人意识到那就是颓废。……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的声音全然是非政治化的：在政治年代，是配音专业为颓废气质提供了合法的出口，尽情蒸发，淋漓尽致。（陈丹青）8
    于是这些中国观众发生了双重的角色认同和双重的精神共鸣：既认同、羡慕和崇拜外国坏蛋，更认同、羡慕和崇拜邱岳峰；认同、羡慕和崇拜邱岳峰的程度，还远远超过了对外国坏蛋的认同、羡慕和崇拜——这些中国观众恨不得自己就是邱岳峰。这就是爱屋及乌之后，爱乌更甚于爱屋的原因所在。更何况，中国观众与那个人人向往的极乐世界原本隔着弱水三千，若没有邱岳峰这个无可替代的天使长、独一无二的接引人、人生真理的大先知，那些“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外国话不可能变成“人间哪得几回闻”的纶音仙乐，因此除了认同、羡慕和崇拜，中国观众对邱岳峰还有对那些外国坏蛋没有的无限感恩。就这样，与“毛泽东神话”对称的“邱岳峰神话”产生了。
    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邱岳峰却是全世界反动派的中国化身。毛泽东号召全中国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公无私”、“斗私批修”，邱岳峰却唤醒激活了全中国人民贪图享受的私心杂念、好逸恶劳的小资情调、声色犬马的人性欲望。所以全中国人民理性上都热爱革命领袖毛泽东，感性上却热爱外国坏蛋邱岳峰——邱岳峰已经成了全体外国坏蛋共有的中国名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预言，全中国人民在“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之后，“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两个飞跃”的乌托邦狂想，连第一个飞跃也未能完成，就被外国坏蛋的中国总代表邱岳峰毁于一旦。
    即此可以发现，善恶观更多地诉诸理性，美丑观更多地诉诸感性。理性更容易被外力强奸和自我欺骗，但感性却难以受骗和自欺。通过两代人之久的强力洗脑，中国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确实大面积退化了，中国人的基本善恶观确实大面积颠倒了。然而虽经两代人之久的强力洗脑，中国人的感性却依然葆有敏锐的天赋直觉。理性及其善恶观是人造的，强有力的皇帝可以“重新改造”，对不愿“自觉改造”者，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加以强制性的“劳动改造”或“再教育”；但感性及其直觉是上帝造的，人中最强有力的皇帝也莫奈它何，所以中国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乃至美丑直觉能够比理性善恶观更有效地抗拒改造。正是有效地抗拒了外力改造的感性直觉，为中国人的人性复苏和中国社会的理性复归埋下了契机。许多中国人被强奸的理性得以恢复，被颠倒的价值观得以重新颠倒过来，正是从观看外国电影并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及其中国化身邱岳峰开始的。而中国社会的理性复归，正是从美学开始的。1980年代初，一部《美学历程》风靡全国，掀开了思想解放的第一页。
8 请原谅我的大段引用。这是陈丹青的文字迄今为止达到的最高水准，此文足以进入中国散文史。我认为是邱岳峰激发了他的全部文学才华，促成了这次超水平发挥。

三、美学理由的社会学缺损：对英雄的审美冷感
    中国观众喜欢外国坏蛋的美学理由固然是积极的，却有一项致命不足，即中国观众的美学趣味是不健全的，有一个集体性的审美盲区：对英雄的崇高和壮美的审美冷感。
论有趣指数和美学指数，中外电影的英雄与坏蛋可分别排列如下：
    中国英雄（最无趣）↗中国坏蛋（稍有趣）↗外国坏蛋（很有趣）↗外国英雄（最有趣）
    中国坏蛋（最丑）↗中国英雄（稍美）↗外国坏蛋（很美）↗外国英雄（最美）
    比较两个指数序列可知，第一第二项有变化，第三第四项不变：中国英雄最无趣而稍美，中国坏蛋最丑而稍有趣，外国坏蛋很有趣也很美，外国英雄最有趣也最美。
    单论中国电影，中国观众会因为有趣而喜欢坏蛋，也会因为美而喜欢英雄。一旦与外国电影比较，中国观众必然会抛弃中国坏蛋和中国英雄，迷上更美更有趣的外国坏蛋，但为什么中国观众却对最美最有趣的外国英雄视而不见呢？
    中国人自古以来像所有民族一样喜欢英雄，其感性审美观一向很健全（尽管理性价值观从未健全过），但在高度反常的当代中国社会，由于生活和电影中充斥着假英雄，而少见真英雄，因此中国观众原本健全的审美观产生了集体性的审美偏执：认同和喜欢坏蛋，怀疑甚至反感英雄——不管英雄是真是假，是美是丑。
    中国观众不认同不喜欢外国英雄，首先是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必然逻辑延伸，同时又是反感和厌恶中国假英雄的必然逻辑延伸。既然中国观众与外国坏蛋产生了高度的角色认同和强烈的精神共鸣，那么外国英雄战胜外国坏蛋就是中国观众不愿看到的结局，他们不愿看到在想象的天地中，作为自己之想象性替身的外国坏蛋同样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更愿意看到那些外国坏蛋被“无罪释放”或“胜利大逃亡”，外国导演为了不落俗套或为了拍续片而故意留下“战斗正未有穷期”的情节悬念和商业噱头，常常郢书燕悦地成了中国观众的莫大快慰——他们把外国真坏蛋的有罪而被“无罪释放”，转译为中国假坏蛋的莫须有冤案的平反。不过即使外国真坏蛋最终受到法律的公正惩罚，中国观众也不后悔自己对外国真坏蛋的角色认同，而能够坦然接受这种有尊严的失败，他们愿意自己“过把瘾就死”，像个失败的英雄——虽然英雄与坏蛋的性质模糊了，身份互换了，价值混乱了，善恶颠倒了，但中国观众不是浑然不觉，就是不以为意。
    “过把瘾就死”出自198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痞子作家王朔，我认为这句经典的坏蛋式名言正是王朔当年观看外国电影时痴迷外国坏蛋的内心独白。这句滞后总结的个人独白，同样适用于回溯性地概括当年中国观众痴迷外国坏蛋却反感外国英雄的自我合理化，所以这句坏蛋式名言一经发表，立刻赢得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极大精神共鸣，而且至今常被正面引用，成了王朔留给时代的最大遗产。与此相似的另一句坏蛋式名言“躲避崇高”，出自新时期首席官方代表作家、曾出任文化部长的王蒙之口。这两句坏蛋式名言不仅能充分说明当年中国观众的集体性价值混乱，还进一步说明在集体性价值混乱之后必然出现的集体性价值真空，这正是集体性精神创伤必然留下的集体性精神后遗症。但由于“躲避崇高”与正面价值的冲突更直接更明显，远不如“过把瘾就死”与正面价值的冲突那样间接而隐晦，因而在传播学上较为失败，缺乏生命力。
    1990年代以后层出不穷的中国痞子，无一不是刻意装坏的假坏蛋，而刻意装坏的唯一目的，就是刻意嘲讽假英雄。当代文学中刻意装坏的假坏蛋，当然以痞子作家王朔为代表；当代影视中痞气十足的假坏蛋，则以葛优、赵本山等“丑星”为代表。痞子作家和影视“丑星”虽然暂时赢得了读者和观众的一些廉价笑声，与之认同不仅不痛苦，还有一种病态的痛快感，但依然缺乏真正的审美愉悦。以陈丹青和严锋的标准来看，这些中国痞子既不颓废更不优雅，与被丑化的中国坏蛋一样，依然毫无美学光彩。中国痞子与外国坏蛋的根本区别是：外国坏蛋虽然是真坏蛋，但是极有尊严，非常高贵，中国痞子虽然是假坏蛋，却完全没有尊严，更与高贵无缘。9 反感、厌恶和嘲笑假英雄，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影视中蔚然成风。痞风劲吹之下，并非痞子作家的王小波也痞气十足，虽然王小波喜欢崇高壮美也喜欢外国英雄，但他更厌恶假崇高、假正经的中国假英雄，为了抨击假崇高和假正经，他刻意装出了一种毫无正经的做派。王小波这个假痞子与真痞子的区别是，中国痞子是外国坏蛋在中国生活中的拙劣仿制品，而王小波的痞气只是厌恶中国式假英雄后的自觉反拨和矫枉过正——这从反面证明了精神后遗症的无所不在。真痞子对自己没有尊严和毫不高贵并不在意，但王小波极有尊严也非常高贵，声讨中国社会对人固有的高贵与尊严的严酷剥夺，正是其全部作品的根本主题——正因为比同时代其他作家更关注这一主题，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虽然中国观众厌恶中国假英雄必然会殃及外国英雄，但外国英雄毕竟不是中国假英雄，外国英雄毕竟没有容易引起厌恶的品质，所以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的更深刻态度既非反感，更不是厌恶，而是怀疑其真实性。之所以怀疑外国英雄的真实性，是因为信息被高度屏蔽和过滤，导致中国观众不仅对自由社会和自由人的精神世界完全无知，而且只有“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错误印象。
    中国电影中的假英雄，在高度反常的当代中国社会比比皆是，不仅充斥于报纸媒体，而且每个单位都有。大部分中国观众在实际生活中被权力意志垂青、成为假英雄的概率固然很小，但身边到处有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些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的英雄事迹模范事迹先进事迹是如何炮制出来的，所以中国观众对假英雄既痛恨又妒忌，感情非常复杂——但感情复杂依然是感情。由于做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有种种现实利益，大部分中国观众都极其渴望这种机会降临，只不过很难如愿，这一颇为无奈的现实处境倒有利于他们保留基本正义感——一旦有机会成为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其正义感必然大为丧失。没机会做假英雄的普通人的自我安慰是：“宁做假坏蛋，不做假英雄。”——这是中国古训“宁为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现代版。实际上这些人既不是巨奸大恶的假英雄伪君子，也不是坏蛋和小人，而是被剥夺了尊严和高贵的中国好人、中国顺民，充其量是略有一点小奸小坏的普通人或刻意装坏的痞子。
    中国观众只是不相信中国英雄的“英雄”实质，却丝毫不怀疑这些假英雄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存在，但中国观众不仅怀疑外国英雄的“英雄”实质，而且怀疑外国英雄在外国社会中的实际存在。由于丰富饱满、智勇双全的外国英雄形象比空洞虚假、有胆无脑的中国英雄形象离中国观众的实际生活更远，他们甚至认定外国英雄比中国英雄更假，因为外国英雄比中国英雄更完美，显得更高大全，不够完美的中国英雄尚且是假的，更完美的外国英雄当然更假。如果外国生活中确实有这种英雄存在，那会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世界啊！所以中国观众不仅难以相信自由社会真有银幕上那种集真善美于一身的英雄，甚至不相信这种英雄的存在可能性。一个人，既不可能得到什么实际好处，也没有上级命令他必须这么干，更没有人用枪逼着他干，仅仅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这在中国语境中长期遭到官方批判），他为什么要如此犯傻地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中国观众无法理解那些外国英雄的行为动机，只能对超越利益动机的英雄行为存疑。
    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宗教虔信，对“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有一个主持正义、赏善罚恶、清算一切的上帝存在，因此即使他们不怀疑外国英雄的动机，也会怀疑外国电影乃至外国社会中英雄最终战胜坏蛋的结局，认定外国英雄的胜利结局是外国导演一厢情愿的虚构，认定这是对历史缺乏深刻认识的浅薄美国人编造出来的“好莱坞神话”。
    无论是不自觉的反感还是自觉的怀疑，总之，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既不能痛恨或热爱，也谈不上妒忌或羡慕，只是感情缺位，感觉全无，既无法角色认同，也缺乏精神共鸣，更没有审美快感，只当其不存在。因此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身上所体现的最高的美产生了心理抗体和审美缺损，这种心理抗体和审美缺损最终使中国观众对无论真假的一切崇高和壮美产生了集体性的审美麻木和审美冷感。
9 唯一可在美学意蕴上与外国坏蛋一较短长的中国坏蛋，是1980年在上海首播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但这种高贵而有尊严的中国坏蛋，既不可能出现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现实生活中，也不可能出现在文学影视中。

四、哲学的根本理由：循序渐进的理性目标
    一部分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心理学理由是纯然消极的，一部分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美学理由固然属于积极理由，但却包含着致命的审美缺损和可悲的善恶颠倒，因此上文只是初步解释了绝大多数中国观众为何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却没有解释中国社会中极少数精神健全者（比如画家陈丹青和作家严锋）为何也对外国坏蛋一往情深。只有找到中国社会中极少数精神健全者喜欢外国坏蛋的根本理由，才能真正解答“邱岳峰之谜”并彻底解构“邱岳峰神话”。
    谁也没有理由完全灰色地认定，精神健全者在中国社会中彻底不存在。这些精神健全者既不会受逆反心理的心理惯性支配，也不会因片面的美学理由而颠倒价值观，更不会因审美缺损而对英雄身上的崇高和壮美产生审美冷感，信息屏蔽和过滤也不影响他们对自由社会的基本了解，他们对英雄在自由世界的真实存在也没有丝毫的怀疑，那么为何他们依然如此痴迷地喜欢外国坏蛋以及为之配音的邱岳峰？
    中国社会的精神健全者固然理性上更认同外国英雄，但感性上却更喜欢外国坏蛋，其根本理由是：在自由全面缺席的中国，全体公民都处于非自由状态，那些外国坏蛋所享有的消极自由，是从英雄到坏蛋、从大人物到小人物、从国家主席到普通人的全体中国人都尚未享有的；然而外国坏蛋享有的消极自由决非自由社会中个别人的特权，而是自由社会中人皆有之的基本人权和天赋自由。因此让每个中国人先享有连外国坏蛋都享有的消极自由和基本人权，理应成为中国社会最切近的目标。外国英雄所追求的积极自由和崇高境界，中国人固然应该向往，但按照循序渐进原则，暂时还是不急之务。
    只有先从非自由状态抵达初级自由阶段，才能从初级自由阶段向高级自由阶段努力；只有先从非自由状态抵达消极自由阶段，才能从消极自由阶段向积极自由阶段努力。只有既得陇，才可能复望蜀，不可能未得陇，先望蜀。要求中国人在未获得一己的消极自由之前，就以积极自由去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乃是与夏虫语冰，毋乃太早计乎？
    既然已经享有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对外国观众当然已失去吸引力，他们当然向往英雄的积极自由，因为英雄的积极自由捍卫了他们的消极自由。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作为一种大众神话，表达的正是外国公众的这一集体精神向往。由于尚未享有消极自由，中国观众当然向往坏蛋的消极自由。一旦已经享有坏蛋的消极自由，中国观众必然也会向往英雄的积极自由。
    从美学角度来看，外国坏蛋身上的颓废和优雅，正是消极自由的美学特征，外国英雄身上的崇高和壮美，正是积极自由的美学特征。由于中国观众尚未享有消极自由，所以他们向往颓废和优雅，一旦中国观众已经享有消极自由，已经能够优雅和颓废，他们就会向往积极自由，也向往崇高和壮美。
    热爱外国坏蛋而冷淡外国英雄，固然是普通中国观众的价值混乱和善恶颠倒，也是非自由社会对自由社会的必有误读，纯属“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把坏蛋视为“小人物”，把英雄视为“大人物”，正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转译所产生的经典误读，正如中国人不知道“宁为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中国古训其实不足为训。
    君子与小人是不平等文化的伦理预设，在这一预设下，君子与小人、英雄与坏蛋、大人物与小人物在人格上是完全不平等的。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预设中，君子与小人、英雄与坏蛋、大人物与小人物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大多数中国观众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这种人人平等的伦理预设，于是他们用中国逻辑转译了西方逻辑：英雄都是大人物，坏蛋都是小人物——然后主动与被视为小人物的坏蛋产生身份认同、角色认同乃至价值观认同。然而大部分中国观众不知道，这一中国逻辑并不包含在外国生活和外国电影中。在外国生活和外国电影中，英雄未必是大人物，坏蛋也未必是小人物。如果一定要借用中国话语，只能很不确切地说，外国英雄常常是“小人物”，比如卓别林演的大部分角色；外国坏蛋却常常是“大人物”，比如路易·德·菲耐斯演的大部分角色。但是用自由话语来对外国英雄和外国坏蛋下定义无疑更为确切：所谓英雄，就是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所谓坏蛋，就是以积极自由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在侵犯和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时都很消极，消极自由永远是防守性的。积极自由在侵犯和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时都很积极，积极自由永远是进攻性的。积极自由仅在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时才是自由的救星，只有这种积极自由才崇高而壮美；当积极自由被滥用于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时则是自由的灾星，这种积极自由只不过是粗暴和专制。防守性的消极自由即使不受限制，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不可能有害于人，顶多是有害于己；而进攻性的积极自由一旦不受限制，就一定会为所欲为，一定会害人害己。因此中外道德金律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新约·马太福音》）10 这两句话的共同要义，正是尊重消极自由，但警惕积极自由。
    所以自由社会决不会把自由的保障寄托在个别英雄的偶发冲动上，而是把自由的保障建立在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上。只有非自由社会才会把虚幻的自由寄托在个别超级英雄身上，并把个别超级英雄视为整个社会的大救星。现代民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用法律限制统治者的积极自由越界妄为，而限制统治者的积极自由越界妄为的唯一目的，则是捍卫全体公民的消极自由。由于积极自由主要为英雄与坏蛋所动用，因此现代民主制度既是为了防止统治者成为为所欲为的坏蛋，也是为了防止统治者成为无法无天的英雄。一旦对统治者的英雄欲不加限制，那么不受监督的统治者即使具有良好的行为动机（动机不良更勿论），也必定是好心干坏事，从英雄冲动始，至坏蛋结局终；从崇高壮美始，至粗暴专制终。
    坏蛋属于法律范畴，英雄属于道德范畴——所以只有英雄主义，没有坏蛋主义。可以动用法律手段和国家机器强迫每一个公民不成为坏蛋，但不能动用法律手段和国家机器强迫任何一个公民成为英雄。文明社会的价值伦理固然褒扬英雄，但成为英雄是每个自由人追求崇高和壮美的自律性道德诉求，而不是他律性法律强制。文明社会的合理控制程度是，它有权要求每一个公民不做侵犯他人消极自由的坏蛋，谁胆敢铤而走险必将受到法律的公正惩罚，但它无权强迫任何一个公民成为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消极自由的英雄，更无权因为一个公民不是英雄而惩罚他。文明社会之所以不同于野蛮丛林，正在于英雄行为通常不再是个人的偶然冲动，而是行使合法暴力的职业警察、职业军人的日常工作。人类之所以按契约组成社会，就是希望改变“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原始丛林状态，由国家机器的合法暴力保护和捍卫公民自由不受非法暴力的威胁和侵犯，个人在通常情况下无须充当英雄。只有在国家机器的合法暴力不能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自由的偶然情况下，个人才需要表现出捍卫自身及他人自由的英雄气概。一个经常需要公民自发抵抗非法暴力否则只能听任非法暴力肆意侵犯的社会，其国家机器必已严重瘫痪。如果国家机器的合法暴力成了公民自由的最大威胁，那么这个社会的国家组织就彻底失去了合法性。
    消极自由是先天赋予的自然权利，是私人生活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人为约定的社会权利，是公共生活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全部自由的唯一基石——当“自由”一词不加上“消极”、“积极”的限定语时，总是指消极自由，而非积极自由。因为人首先是自然人，然后才是社会人，人的社会属性不能违背人的自然属性。用中国哲学术语来说，消极自由是“天”，积极自由是“人”；消极自由是“体”，积极自由是“用”。只有顺乎“天”，才能应乎“人”；只有立于“体”，才能观于“用”。有无“用”之“体”，但没有无“体”之“用”。没有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乃至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前半句的“自由”，可视为“消极自由”，后半句的“枷锁”，可视为“积极自由”。自然属性的消极自由是真正的“自由”，社会属性的积极自由却是消极自由的“枷锁”。枷锁之用，只能加于自由人之体，没有自由人之体，枷锁就无所用——对不自由的奴隶来说，枷锁是不必要的，他被精神枷锁即奴隶道德锁着。因此，消极自由是积极自由的无条件的绝对前提，消极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唯一基石。消极自由是先天的权利，积极自由是后天的义务。人类越是文明，人的自然属性就越被充分社会化，因而文明人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也就是说，任何权利都有一定的义务。但即便如此，权利在逻辑上先于义务，义务在逻辑上后于权利；可以有无义务的权利，但不可能有无权利的义务。消极自由在逻辑上先于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后于消极自由；可以有无积极自由的消极自由，但不可能有无消极自由的积极自由。
    当积极自由被视为义务时，“权利”就仅指消极自由；当积极自由也被视为权利时，“权利”就同时包括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权利的消极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无前提的，作为义务的积极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前提的。如果把“义务”视为绝对的、无条件的、无前提的，就不是自由人的道德，而是奴隶的道德。
    奴隶把相对的义务绝对化，没有权利也履行义务；自由人则要求在履行义务前，必须得到应有的权利。奴隶又把绝对的权利相对化，视为主人的恩赐，随时可以被剥夺；但自由人把权利视为天赐，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所以自由人是有尊严的，高贵的，在消极自由的范围内，他神圣不可侵犯，甚至誓死捍卫。奴隶是没有尊严的，不高贵的，即使在消极自由的范围内，他也无限退缩，拱手放弃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屈服和顺从于非法暴力和合法暴力。一切奴隶道德都是精神变态的道德自虐，因而是不道德的伪道德。自由人的道德一定可以普遍化，因而可以真正地法律化，真正的法律施于一切人，包括统治者；奴隶的道德一定不能普遍化，因而不能真正地法律化，即使有了形式上的成文法，也一定不会施于一切人，尤其不会施于统治者。统治者永远欢迎任何形式的奴隶道德，要求一切被统治者遵守奴隶道德，唯有自己例外；如果奴隶道德已经被统治者法律化，统治者就会要求奴隶遵纪守法，自己却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英雄道德固然不同于奴隶道德，但英雄道德与奴隶道德的共同之处就是也不能普遍化，道学家式的道德狂热分子往往强求英雄道德的普遍化，从而把只能用于自律的英雄道德变成对他人的强制，不接受这种道德强制者就被视为坏蛋。然而任何接受英雄道德之强制的人，就成了这种英雄道德的精神奴隶。所以自律的英雄道德是自由人的高尚道德，而强制的英雄道德是奴隶道德的特殊变种。自由人的道德永远符合道德金律，而奴隶的道德永远违反道德金律。
    非自由社会中那些丧失了消极自由也不知消极自由为何物的人们，即使主观动机想当积极自由的英雄，客观效果却必是为所欲为的坏蛋。只有自身也享有消极自由同时深知消极自由是自由基石的人，才有可能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并成为真正的自由英雄——外国电影里的英雄，正是这样的自由英雄。
    在法理上不承认消极自由是全体公民的天赋人权的非自由社会中，这种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消极自由的自由英雄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只会出现以积极自由侵犯他人消极自由的坏蛋——但这样的坏蛋不仅不被视为坏蛋，反而被权力意志嘉奖为道德英雄，中国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英雄正是这样的假英雄。在非自由社会中，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消极自由的自由英雄固然不可能出现，但勇于捍卫自身消极自由的人还是有的，然而仅仅捍卫自身消极自由就会被权力意志打成坏蛋，中国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坏蛋正是这样的假坏蛋。在自由社会中，维护和捍卫自身的消极自由不可能被视为坏蛋，一般也不会被视为英雄，只有当维护和捍卫自身消极自由必须付出重大代价依然不屈不挠才被视为英雄。
    为了避免被打成假坏蛋，非自由社会的大多数公民即使被剥夺了消极自由和基本人权也不敢反抗，只能成为顺民。如果顺民向往消极自由，那么他的奴隶身体里就跃动着自由的心灵；如果顺民进一步放弃心灵自由以换取身体特权，就从身体奴隶变成了精神奴才。奴才通过主动放弃心灵自由获得了其他顺民没有的身体特权，为了保持身体特权并谋求更大的身体特权，奴才必定积极帮助主人侵犯、践踏、剥夺他人的消极自由。
    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决不是渴望像外国坏蛋那样犯罪，而恰恰是渴望外国坏蛋除犯罪以外的一切消极自由。因此陈丹青只讴歌颓废但决不讴歌犯罪，严锋只称许优雅但决不称许犯罪。颓废和优雅无疑属于消极自由，然而颓废和优雅等一切“消极自由”在中国均不被承认为“自由”，而仅被乌托邦式道德高标判为“消极”，任何一个不想在实际生活中被打成坏蛋的中国人根本不敢流露这些“消极情绪”。决非巧合的是，当代汉语中“积极”、“消极”两词的用法，与鼓励“积极自由”并贬斥“消极自由”的道德狂热关系极大。比如“浪漫主义”就被判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种，后者当然被打入另册。
    由于乌托邦式道德高标全面鼓励积极自由而竭力挤压消极自由，全体中国人都装出无限热爱“火热的生活”的样子，人人争当“积极分子”。要成为“积极分子”，就必须比不积极的人们更全面更彻底地放弃自己的消极自由，更坚决更无情地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但这种被道德高压逼出来的积极一定是伪装的，即使这种伪装已经自欺欺人到了不自知的地步，依然是伪装的，因为它彻底违反了人性。因此不很积极但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非常正确地把这种伪装的积极分子称为“假积极”。但每个“小人物”都知道，成为“假积极”是从顺民通往假先进、假模范、假英雄、“大人物”的第一个阶梯，也是从奴隶变成奴才的必由之路。
    要求全体公民成为道德英雄的乌托邦式道德高标，一定会逼出许多假英雄，也会逼出许多假坏蛋和真坏蛋，但更多的人会被逼成卑怯的顺民，这样的社会使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英雄与坏蛋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进行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但独缺既非英雄也非坏蛋的常态类型——自由人。
    如果说成为追求积极自由的完美英雄是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正当理想，那么成为享受消极自由的强大坏蛋就是非自由社会中的非自由人的病态幻想。在非自由社会中，一个普通公民不铤而走险、不违法乱纪就不能享有本该享有的消极自由，因此在非自由社会中有许多人从追求自由始，至打成“坏蛋”终。但这决非“坏蛋”的自控能力不够强、道德水准不够高或意志过于薄弱，而是因为这个社会过于病态和野蛮，这个社会的国家机器控制能力太强，权力意志过于膨胀，一直膨胀到了以人灭天、戕灭人性的地步。这种高度反常的非自由社会，不仅会把维护天赋人权和追求消极自由的人打成假坏蛋，甚至会把追求消极自由的人逼成真坏蛋——不惜因维护一己的天赋人权和追求一己的消极自由而侵犯他人的天赋人权和消极自由。
    在皇权专制历史最长的中国，自古以来不承认人的大部分消极自由，为皇权专制辩护的儒家学说竭力宣扬“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人皆可以为禹”（荀子）、“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11 的伪道德高调，一方面鼓励官方权力无限膨胀，把臣民的天赋权利都视为“皇恩浩荡”，一方面主张个人权利无限压缩，把臣民的有条件义务都视为无条件义务，因此除了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任何人都不是有尊严的自由人，以积极自由捍卫消极自由的自由英雄也从未出现过，那些“以武犯禁”的中国英雄——侠客，也根本不知消极自由为何物。但在没有自由英雄的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英雄崇拜，与所有的非自由社会一样，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有一个也只能有一个全民公认的人神合一的超级英雄。在专制时代，这个超级英雄就是被称为“当今圣上”的皇帝；而在当代中国，这个超级英雄非毛泽东莫属。
10 孔子与耶稣的表述似为一反一正。其实孔子也有正面表述，只不过没有反面表述那样著名：“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论语·雍也》）我认为反面表述优于正面表述，因为己所欲立、己所欲达，未必是人所欲立、人所欲达。反面表述更尊重消极自由，而正面表述很容易成为滥用积极自由的借口，变成己之所欲，滥施于人；己之所欲，强加于人。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第24章《反道德的道德高标——子贡赎人》，岳麓书社1999第1版，岳麓书社2001第2版，台湾好读出版社2002版。
11 实为王阳明弟子王艮语。《传习录》：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
（还有第五部分和结语，明天再说吧。）

这篇文章不能完全从配音的角度来看。
作者并不是否定邱岳峰的，我觉得他极为崇拜邱岳峰。
作者确实触及了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好人—坏人。
好人，还是坏人？这是一个问题。
在我的小时候，确实对电影里的坏人有好感，甚至很同情，不过都是中国坏人：特务，国民党匪兵，张军长，松井大队长，等等。

[这个贴子最后由mulan在 2004/03/18 10:46am 第 1 次编辑]

这片文章全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由头可不是为了纪念邱岳峰的，是为了纪念某人诞辰多少多少周年，后面写到天赋人权等等，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这文章只不过拿邱岳峰做药引子而已，不必这么口诛笔伐了吧？太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