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原创]北广顾铁军老师给配音网的稿件（改定稿）

[这个贴子最后由mulan在 2004/01/03 11:05pm 第 1 次编辑]

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研究
顾铁军
摘要：
    电影译制是一种克服语言障碍，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交流行为。中国拥有庞大的电影传播体系，成熟的电影译制业是这套国际传播媒介体系的重要交接点。中国的电影译制事业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1949年至1966年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1976年以来的大发展时期。
ABSTRACT:
     Language translation for films is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activity by means of eliminating the language barrier.   With an extensive film distribution and exhibition network, the established film dubbing industry in China functions as an important joint linking China with the world. Film dubbing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1) 1949-1966, the period of inaugura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 (2) 1966-1976,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3) 1976- the present, the period of prosperity.

    电影是当代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电影以其便捷的传播方式和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在全世界普及，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同国家摄制的电影在国际间相互传播，栩栩如生的电影画面让距离遥远的人们看到了彼此不同的生活情景，世界因此变小了，人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了解不断加深。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国家都有了自己的电影业，有了自己发行放映的网络，又由于电影经常是跨国交流的，所以电影传播的网络是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国际网络。
    同是人类，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思想文化上的沟通是可以实现的，但由于不同民族操不同语言，语言上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阻挠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世界上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约有一百种，要让一个民族掌握多种语言是不可能，所以国际间的电影交流一直存在着语言隔膜的问题。实质上，电影的语言翻译就是克服文化障碍，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交流行为。为了克服观看外国电影的语言障碍，人们已经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如印发说明书、现场同声翻译、影片上加字幕等等。在我国，使用最普遍，效果最好的办法是为电影配音，也就是用汉语为电影中的人物配上与其表演同步的话音。
     经过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的努力，中国的电影配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得到广大电影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如今，电影译制已经是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译制片已经是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中国拥有庞大的电影发行放映网络，电影译制业实际上是中国电影网络同世界电影网络相互衔接的交接点，是整个传媒体系的关键。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电影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面临着新的挑战。要保证我国的电影译制事业在新的形势下健康顺利地发展，我们有必要对电影译制进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便掌握其基本规律，更加科学地引导和促进电影的译制生产。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和把握今天。所以，充分深入地了解我国电影译制事业发展的历史是我们进一步开展各方面研究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据有关史料记载，外国电影进入中国几乎就是在西方人发明电影的同时。1896年，也就是电影诞生的第二年，一种叫做“西洋影戏”的影像节目在上海的徐园上映，那就是最早进入我国的外国电影。自那时以后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半个世纪里，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一种技术，一种艺术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1934年，中国的电影院已经有三百余家，到1948年已多达六百余家。然而，那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正遭受外国的侵略，中国电影的生产和放映大多把持在外国公司的手里，影院里上映的多数是外国影片，中国民族电影工业只能在外国电影垄断的夹缝中奋力抗争，虽然成立了几家有一定实力的电影公司，如新亚影片公司、明星公司等等，后来也拍摄出了一些像《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杰作，但从规模和技术上都无法与外国电影抗衡。例如，1946年在上海所放映了383部故事片，其中美国片352部，占92%；英国片15部，占3.9%；苏联片3部，占不到1%，中国影片13部，仅占3.4%。 今天回顾那段外国电影涌入中国的历史，我们感到的是无奈和悲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由于当时进入中国的电影一般都是默片，不存在语言翻译的问题，后来有了一些有声片，一般都是原文放映。为了帮助观众理解这些有声片，当时的影院也想出了一些办法，如印发故事说明书、放映幻灯小字幕、由解说员解说等等，少数影院还有“译意风”，让翻译人员在电影放映现场进行口头翻译。但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也就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用中文配音的影片，是到解放前后才出现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了，国产片的生产和放映成了电影事业的主体，同时，我们也没有停止外国电影的引进，迄今为止，我国每年都进口一定数量的外国电影，以满足观众在文化娱乐上的需要。为了方便广大观众观看这些外国电影，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中国电影工作者对外国电影进行重新混合录音，配上了与画面同步的中文对白，受到了广大电影观众的欢迎，这无疑为外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有了对译制片大量的、持续的社会需求，我国出现了几家专门从事电影译制的单位，形成了电影产业当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在这些电影译制单位中，历史最长，产量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有三家，即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三家电影译制单位的发展代表了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是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缩影。在电影译制事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他们在译制片译制生产的导演、录音、配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造，使外国电影的配音制作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在中国文化艺术的百花园中又培育出了一朵奇葩。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译制片产业，有些国家的译制片制作水平也相当高，如我国周边的日本、韩国，他们将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国家的电影加工成有日语、韩语配音的影片，但无论在规模和艺术水平方面，中国是远远领先的。另外，电视译制与电影译制有许多相同之处 ，电影译制长期的艺术积累也为今天高质量的电视译制片的大量生产创造了条件。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是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文革”前1949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一、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
        
    最早开创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这个电影制片厂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就开始筹建了，原名为东北电影公司，厂址在长春，1946年10月1日正式命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人员主要由来自延安的电影工作者、日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的遗留人员、东北地区当地的一些电影工作者组成。解放战争东北战役期间，东北电影制片厂迁至黑龙江省北部的一个小城兴山，1949年全国解放后又搬迁回长春，第一任厂长是舒群。1946年，袁牧之从苏联学习归来，被任命为第二任厂长。1948年，当时地处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已建厂三年，初具规模，袁牧之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场，他提出了七种影片的生产计划，即新闻片、艺术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新闻照片，其中翻译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译制片 。
    袁牧之注意到，当时所放映的苏联电影都是原版的俄语电影，有些电影加上了一些中文字幕，但还是让观众难以理解，于是产生了要为这些电影配上与演员表演同步的汉语对白的想法。1948年7月的一天，他找到当时厂里编导、表演能力都很强的袁乃晨商量此事，他们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袁牧之就把创办电影译制的工作交给了袁乃晨，袁乃晨欣然接受，随即开展工作。袁乃晨是部队话剧演员出身，既有艺术才华又朴素干练，他只身来到哈尔滨南岗区的莫斯科电影院，找到苏联影片进出口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与他商洽翻译苏联影片的业务。此前，已经有一些苏联电影在上映之前进行了加文字幕等具有翻译性质的处理，大多是由香港和印度等地的电影公司制作的。起初，聂斯库伯不太相信东北电影制片厂能够做好苏联电影的翻译，几经周折，在袁牧之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袁乃晨终于与苏方签订了为苏联电影做翻译配音的合同，一个月后，他们拿到了第一份准备翻译的电影原本《马特络夫》。袁牧之和袁乃晨马上组织人员，安排设备，全力以赴地开始了译制工作。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一步步地摸索，一次次地试验，终于1949年5月完成了全部的译制工作。
    影片译制完成后，安排在厂里的小礼堂试映，请来了包括聂斯库伯在内的有关人员观摩，结果大获成功，放映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全厂职工欢呼雀跃，无比激动。聂斯库伯连声说好，同意以后所有的苏联电影的汉语翻译都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来做。此片正式定名为《一个普通的战士》，由袁乃晨导演，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张家克、高岛小二郎录音，主要配音演员有张玉昆、吴静等。1949年8月开始公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就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译制片的诞生过程，人们赞誉袁乃晨在开创我国译制片事业上的杰出贡献，称他为“中国译制片之父”。
《一个普通的战士》的译制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人员，他们毫不懈怠，一部又一部地译制新片，一发不可收拾，仅在1949年的下半年就接连完成了另外两部苏联电影的翻译，即《俄国问题》、《伟大的转折》。第二年的产量更令人咋舌，多达31部。东北电影制片厂生产的译制片不仅在北方上映，在南方也同样受到欢迎，尤其在具有中国民族电影光荣传统的上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些译制片令上海的观众耳目一新，更激发了那里的专业电影界同行开展电影译制的热情。
    上海电影译制厂是我国唯一一家专门从事电影译制的厂家，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11月16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1957年4月7日，翻译片组脱离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独立的电影生产单位，并命名为上海电影译制厂。1949年冬，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刚刚成立就接到中央电影局要求其在第二年完成10部电影翻译的任务，组长陈叙一随即带领周彦、寇嘉弼、陈锦荣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向那里的同行学习经验。陈叙一一行于年底返回上海，马上就开始准备第一部电影的翻译工作。1950年三月，《团的儿子》（即《小英雄》）的译制工作全面展开，担任翻译的是陈涓、杨范，导演是周彦、寇嘉弼，配音演员有姚念贻、张同凝、陈松筠、邱岳峰。他们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1951年1月成功地完成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历史上的第一部作品《小英雄》。不仅如此，到1951年年底，上海电影制片长翻译片组共完成11部电影的翻译，超额完成了中央电影局下达的任务。
    万事开头难。建国初期，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新中国的第一代电影译制工作者不畏艰难，白手起家，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电影译制事业的开创，一开始就大胆实践，艺术上精益求精，在艰苦的条件下，使用极为简陋的设备，生产出了高质量的艺术产品。为了符合译文的口语化和画面对口形的要求，《一个普通的战士》脚本的中文译稿几经修改。排练时，袁乃晨用秒表掌握时间，与孟广钧一起反复实验琢磨，逐个纠正拼音上的问题和不足。比如，配音演员说出的中文的口型的开合程度及其节奏必须与俄文一致，同时又不能顾此失彼，说出的中文不能过于僵硬，为此他们反复修改调整译文，直到满意为止。再比如，电影中马特落索夫在冲向敌人的碉堡时高呼：“乌拉！”俄文的意思是“万岁”，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他们就试着用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常用的字眼“冲啊！”，结果口型合适，听起来很自然，效果很好。
    电影艺术是声、光、电等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同戏剧表演艺术结合的产物，所以译制片的质量除了取决于导演、翻译、配音人员的艺术水平外，还取决于录音技术人员和录音技术设备的水平。在我国译制片产业诞生之初，各个译制单位的录音设备都是非常简陋的，器材都是东拼西凑，很不配套。但是我国第一代电影技术工作者一开始就大胆研究，努力探索，充分发掘当时现有设备的潜力，因陋就简，努力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他们也不断地进行设备的革新改造，大力提高录音效果。
    上海电影制片厂虽然在大都市，那时的条件也十分简陋。1949年6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本部搬迁至梵皇渡路，他们把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一个旧汽车棚改装成一个放映间，墙壁刷上白色后加上木框权当作银幕，录音间设在厂部三层楼的楼顶上，安装了一台放映机和一台苏联制造的小型单声道光学录音机，他们用麻袋片包上稻草覆盖在墙壁上当作隔音板，一段时间以后显得十分破旧，大家戏称这个录音间为“露音间”。他们冬天用棉被挡风，夏天弄来一些冰块降温，录音的环境很差。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制作出了《乡村女教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一大批制作精良的上乘之作，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译制片经典。
    195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在生产译制片时，由于翻译、配音、合成等多道工序中需要反复放映电影的某一个片段，由于设备功能的局限，工作人员不得不卸片、倒片、装片、放映循环重复地劳动，工作量繁重，效率很低，也影响译制人员的创作情绪。当年八、九月份，放映员张银生在没有任何参考材料的情况下细心琢磨，反复实验，终于设计制造了“循环放映盘”，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该设备十月份开始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当时一部译制片的生产时间从30天左右减少到20多天。这一设备后来经过一些小的改进，使用了很多年。1954年底，翻译片组又在国内率先使用磁性录音，以代替以前的光学录音，声音录制在磁性胶带，而不是感光胶带上了。由于磁带上的录音可以消除重录，减少了创作人员的心理压力，也节约了生产材料，是我国电影录音技术的一大进步。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技术人员又在磁性录音机上增加了循环录音功能，使之与放映画面同步循环录音，1963年，这套设备进一步完善，包括一套磁性循环录音系统和一套二路调音台，成为当时国内先进的定型设备，在我国当时和以后的译制片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我国的电影译制事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继而又迅速地、蓬勃地发展起来，实在是一个奇迹。1949年至1965年这十七年间，我国译制外国电影多达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每年观众数以亿计。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刚刚起步，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还相当低，文化娱乐生活的方式也很少，看电影成了当时最普及的也是最受欢迎的文化娱乐方式。在城市，电影院是最热闹的公共场所，人们或是举家扶老携幼，或是亲朋好友相约结伴，蜂拥而至，影院门口常常是熙熙攘攘，场内更是座无虚席。在农村，在厂矿，露天电影是人们的最爱，常常是当空挂起的一方银幕，黑压压的观众一眼望不到边际，他们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木凳上，有些人站在后边，还有人坐在远处的墙头上、大树上，成千上万的人凝神观看，全场鸦雀无声。那时候，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国电影倍受欢迎，外国电影让他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异国风情。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人人看得懂，另外，外国人说中国话显得很别致，使得译制片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时的电影就像今天的电视，引领着时尚的潮流，例如，银幕上苏联姑娘穿的布拉吉（一种连衣裙）让中国姑娘们好羡慕，一时间大街上到处流行布拉吉。人群拥挤时，会听到有人用电影上的“戏词”开玩笑，大声嚷：“让列宁同志先走！”
很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初期，我国在文化上是相当开放的，进口电影国家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时进口的完全是苏联电影，后来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诸国。选片只考虑影片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在乎出产国的国家制度。这种打破意识形态界限，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无疑是我国译制片事业在初创时期就得以大发展的前提。十七年时期，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个大洲，其中既有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数量上相对很少。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先进的有正义感的电影艺术家大有人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有着更切身的体会，他们的电影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更入木三分，如英国的《罪恶之家》、《抗暴记》，美国的《社会中坚》，法国的《红与黑》等等。
二、文革时期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纠结在这场运动当中，作为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部分，外国电影的译制也不可避免地融会在当时国家的政治大氛围里，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
    外国电影的引进与国家的外交有直接关系。建国初期，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两个阵营对垒，处于冷战状态。社会主义中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亚、非、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交往密切，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当然也没有什么文化上的交往，所以长时间以来，中国进口的电影大多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少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六、七十年代，中国和苏联发生意识形态分歧，甚至发生边界冲突，两国彻底断交，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很多原来与中国交往密切的社会主义国家随苏联一起孤立中国，使中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从那些国家大量进口电影，很多电影交流的大门就此关上了。
    另一方面，国际上对中国的孤立围困更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人们要“独立自主，奋发图强”。遗憾的是，“极左”思潮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走过了头，人们产生了敌视、蔑视、厌恶外国的心理，国内大批“洋奴哲学”，一边要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边要批判美帝国主义，似乎一切外国的东西都是坏东西，几乎所有与外国沾边的人和事都受到了怀疑、批判、冲击，人们不敢言外国，这样一来，中国对外交流的大门又被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关得更紧了，加剧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孤立状态。结果，能跟中国和得来的，既不亲美也不亲苏的国家不多了，中国身边只剩下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几个小兄弟，“文革”期间的译制片几乎全部来自这几个国家。文革后期情况稍有好转，个别电影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国内的政治气氛也有所松动，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电影多了起来。从内容上看，“文革”时期进口的电影一般都是历史片或由文学名著改变的电影，如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年译制的波兰故事片《哥白尼》，1972年译制的苏联电影《战争与和平》。来自西方国家的电影多数都是反映社会矛盾的影片，如1975年译制的美国电影《纽约奇谈》、英国的《送信人》等。尽管如此，这些电影在当时几乎没有公映，看到的人很少。
    “文革”期间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所谓的“内参片”现象。“四人帮”打着研究批判的旗号搜集并安排译制了很多外国影片，这些影片不许向普通观众公开放映，只限于某些范围的人员观看，作为“内部的参考”。其实这些影片大多都是普通的外国影片，没有什么特别反动之处。“四人帮”出于他们阴谋政治的需要在社会上大搞文字狱，为了宣扬自己而排斥其它一切，当时的文艺形式和文艺作品都少得可怜，使得普通观众只能观看那几出“样板戏”。而“四人帮”他们自己则以“内参”为名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还用这些“内参片”作为特别的赏赐来拉拢亲信，所以各地都有“内参片”放映。这样一来，普通的影迷们如果想一饱眼福，就只能挖空心思，通过各种渠道去“内参”一下了。
    总的来说，“文革”期间面向广大普通观众正式引进译制的影片很少，片源国家的数量也很有限。以长春电影制片厂为例，产量大的年份只译制十部左右，少的年份只有两部，平均每年五部左右，是文革前的八分之一。1966年到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了50部电影，其中朝鲜电影26部，越南电影6部，罗马尼亚电影5部，阿尔巴尼亚电影6部，此外，苏联电影2部，英国、美国、法国、西德、波兰电影各1部。对于当时电影的千篇一律，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又搂又抱。”
    “文革”时期的译制片，同当时产量很少的国产故事片一样，是“文革”文化荒漠上的几株沙棘树，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倔强的性格保持着生命的力量，给动荡岁月中的人们带来了难得的精神慰藉和美的享受，一些思想深刻的优秀影片也给人们以启迪和教育。当时深受观众欢迎，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译制片有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阿尔巴尼亚的《伏击战》，罗马尼亚的《宁死不屈》等等。那些在“文革”期间还坚持译制片创作生产的电影工作者们令人尊敬，尤其是那些敢于从敏感国家进口敏感电影的人更令人敬佩，因为在那种“极左”的政治气氛中，他们要负担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冒着被批被整的风险进行工作，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有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
三、改革开放大发展时期
    “文革”结束，中国电影迎来了新的春天。突然间，从前禁止放映的和人们不敢放映的译制片重新搬上了银幕，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老一代观众觉得惊喜，新一代观众感到惊奇。 “文革”期间长大的青少年没想到还有这样好看的“老电影”。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恢复了对外国电影的需要，急需译制厂译制出更多、更新、更好的外国影片，广大电影译制工作者则扔下了思想包袱，放开了手脚，开始了新电影的译制工作，电影译制的产量逐步恢复。1977年，我国译制了13部外国电影，其中，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6部，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5部，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2部，进入80年代，我国译制片产量稳定在35部左右，后期又有增加的趋势。2000年，我国译制片产量为42部，其中，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28部，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7部，八一电影制片厂译制7部。近三十年，尤其我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电影译制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译制影片的数量上，更体现在影片译制的质量上。另外，我国电影译制在近些年来有了一个新动向，那就是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发展，在电视上播放译制片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多影片是为了在电视上播映而译制的。
    1985年以前，我国管理电影事业的政府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1985年，电影事业管理局全建制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与广播、电视事业一起归口管理。“文革”以后，我国的电影事业同其它行业一样，逐步恢复正轨并迅速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促进译制片生产和发行工作，电影事业管理局采取了很多措施，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在管理和指导外国电影的引进、译制生产以及发行、放映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为了推动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鼓励各电影译制单位不断提高译制水平，生产出更高质量的艺术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于1979年在政府优秀电影评奖的项目中增加设立了外国影片优秀配音奖。电影事业管理局转到广播电影电视部以后，该奖项更名为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译制片奖。1979年以来，多部译制片获得这个荣誉，如《追捕》、《舞台生涯》、《永恒的爱情》、《苔丝》、《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等。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评选的中国电影金鸡奖中也设立了最佳译制片奖，译制片《阿甘正传》等曾获此殊荣。
    近三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力大增，电影科技也随之突飞猛进，我国早期译制片的录音效果已经不能与今天的同日而语，如今的译制片录音已从单声道模拟立体声发展到立体声，再从立体声发展到数字立体声。也就是说，我国的译制片生产一直紧随科技的最新发展，总是让观众听到当时的科学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佳的声音效果。当然，这个结果不是轻易得来的，它饱含着一代又一代电影译制科技工作者的探索和努力。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科技人员依靠当地科技优势及自身的努力一直走在电影译制录音科技的前列。197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录音师与其它单位的同行合作，设计建造了强吸音录音棚，可以多话筒、多声道录音，可以采用人工混响、延迟混响手段对录制的对白和背景音乐等进行加工润色。1979年，他们又在这套设备中增加了上海生产的三声道磁性录音机和六路调音台，使录制的声音更加清晰纯正、自然优美，于同年获得文化部科技进步奖。为了使译制片录音技术与国内外电影摄制录音技术同步，满足当时译制外国使用高技术手段摄制的影片的需要，上海电影译制厂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引进一套国外的先进录音设备，成立了由彭志超、何祖康、俞嘉年、扬培德四人组成的工艺改革试验小组，对进口设备进行分析研究，制定了符合本厂实际的布置方案，成功地进行了安装、检测和调试。这套设备吸收和利用了电视音像先进技术，发挥了电视音像技术中电子技术含量高、操作灵活的特点，采用时间码同步控制技术，通过十二路调音台在录像磁带上进行译制录音，既提高了录音质量，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从此告别了多年来使用的影片分段循环放映的老办法，又一次实现了电影译制录音的技术的飞跃。目前，我国主要的电影译制单位都使用了当代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完全能够满足国际电影市场对电影译制的需要，如我国电影译制的后起之秀八一电影制片厂就可以译制SR·D和DTS双制式的电影录音，他们还率先使用计算机硬盘作为录音信号的储存器进行录音。
    经过多年的实践，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电影译制工作者们总结出了一套条理分明，行之有效的配音的工作程序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即看全片、初对、复对、排戏、实录、鉴定、补戏、混录这八个阶段 ，这其实就是译制一部影片所必需的八个环节、八道工序，它们之间既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每道工序都要完成一项核心的、关键性的工作，有些工序还在技术或艺术上有很高的要求，需要有掌握了相应专门技术的专业人员来完成。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制作程序和方法，他们紧紧抓住台本翻译、配音这两个核心环节，通过导演、演员和录音师在制作过程中的紧密配合，争取得到最佳的配音效果。他们由单个演员单独配音，分轨道录音的方式很有特色。由此可见，我国电影译制工作者已经掌握了电影译制的基本规律，而且在大量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满足电影译制生产各种需要的生产方法和工艺手段，从而使我国电影译制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健全的、专业性很强的一个专门行业。
    支撑起这个成熟行业的中坚力量是掌握了各项专业技术的专门人才队伍，即电影台本翻译、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录音师、录音设备技师等。由于电影译制生产内容的特殊性，这些专业人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翻译、导演、演员、录音师，他们要掌握有电影译制专业特点的特殊技艺。如电影剧本的翻译就有别于其它类型的翻译，因为电影对白语言具有电影艺术的特殊性，是生活化的、口语话的语言，是银幕人物形象的语言。电影翻译还必须考虑到对口型的问题，业内人士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把对白装进去”。所以，电影翻译必须熟悉电影艺术规律，保证译文具有电影艺术性，能够满足配音的特殊需要。几十年来，在我国电影译制事业中涌现出很多艺术成就卓著的电影翻译家，他们长期从事电影翻译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翻译了大量的电影剧本，为中国电影译制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刘迟、黎歌，吴戴尧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陈叙一、朱晓婷。
    电影剧本翻译完成后，译制进入排演、录音阶段，这时需要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录音师配合工作。当代先进的电子、声学科技，丰富的国外影片资源为当代电影译制人搭建了一个展现艺术才华的大舞台，新时期的电影译制的导演、录音师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的技艺和优良作风，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在新时期的电影译制事业中创造了新的辉煌。他们肩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充分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广开艺术思路，以全新的艺术观念制作出了一大批有时代特征的译制片精品，把电影译制的制作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我们将近些年来译制的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等等与过去的相比，我们会发现，新译制的影片在配音效果上的进步是巨大的。在这些影片的很多场面里，虽然多个人物的对白、背景音乐、枪炮声等交织在一起，我们不会觉得很混乱，相反，这些声音的层次非常分明，同时又和谐统一。再比如，现在译制片中的爆炸声极具震撼力但又并不刺耳，这是因为爆炸声后留下了一段静音的结果，虽然爆炸声本身的分贝数并不高，但由于有后面一段时间静音的衬托，让人觉得已经震耳欲聋了。所有这些进步都是导演、录音师们不断学习、揣摩、探索和实践的结果。三十年来，有很多优秀的译制片导演和录音师脱颖而出，令人瞩目，如导演武经纬、林白、彭河等，录音师何祖康、张磊、董保胜等等。
    所有电影译制工作者都是幕后英雄，他们的一切努力和艺术追求都只能通过配音演员的话音传达给观众，所以相比之下，配音演员是最幸运的，他们能以自己的配音与观众见面，与观众的距离更近一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责任也就特别重大。作为全体译制工作人员与观众之间的桥梁，配音演员表演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部译制片制作水平的高低。令人欣喜的是，我国译制片配音演员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在文化艺术修养和配音技巧方面都有了极大提高。在新时期的译制片中，配音演员的语言是标准纯正的汉语普通话，已经克服了早期译制片中存在的配音演员受地方方言影响而产生的读音问题和语调问题。配音演员尤其注意避免读错字，这在以前的译制片中是很多的，如译制片《王子复仇记》中将“玷污”说成“zhān wū”，将“失恋”说成“shí liàn”等等 。配音演员们在语言的表现力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根据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把握自己声音的音色、腔调，表现出适当的情绪。此外，以往配音演员为了让自己的配音有一点外国人的特点，常常故意拿腔做调，显得很不自然，又由于大多数配音演员都是话剧演员出身，他们不自觉地从话剧表演那里沿袭来了“话剧腔”，这些问题都已经引起了译制人员的注意。近些年，人们对译制片配音的审美更倾向于朴素自然，经过艺术家们不懈努力，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译制片对白的语言越来越自然优美了，色彩也越来越丰富了。
    我国目前主要有四个电影译制片生产单位，即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译制中心。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我国电影译制的龙头老大，是开创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先驱，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其产量和质量上都是领先的，半个多世纪来译制了大量外国电影，不乏经典杰作。上海电影译制厂是我国唯一的一家专门从事电影译制的电影厂家，它紧随长春电影制片厂，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则后来者居上，产量超过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质量也是一流的，这个势头一直保持到今天，成为我国生产译制片最多的厂家，也是成就最高的厂家。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一家以摄制生产军事影片为主的部队电影单位，从1954年就开始翻译一些主要是前苏联的军事教育片、记录片，1969年开始译制故事片，多数是战争片。1994年以来，八一电影制片厂异军突起，他们所译制的进口大片令人瞩目，上乘的配音质量和突出的音响效果受到广泛的好评，他们的译制片作品连连荣获大奖。八一电影制片厂近年译制《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U-571》等译制片深受观众的欢迎。
    电影译制到目前已经是我国的一个传统产业了，在当今国际国内风云多变的新环境下，它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让中国的电影译制单位健康发展，在艺术成就和经济效益上双赢，这是摆在广大电影译制行业人员的重大课题。总的说来，我国电影译制事业发展的态势是很好的，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外交流的进一步增多，电影的进出口会更加活跃，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老一代电影译制工作者的优秀传统，大胆探索实践，艺术上精益求精，在即将到来的国际文化交流的新的高潮中会创造出新的喜人业绩。

参考文献：
《影片目录·汉语译制片（1949－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编印；
《世界艺术史·电影卷，》纪令仪，东方出版社，北京，2003年2月第一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方鼎电子有限公司制作；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1979年9月第一版；
《世界电影经典》，里尔编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译制片探讨与研究》，赵化勇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2000年8月第一版；
中国配音网： http://www.peiyin.com
（穆阑按：原文还有一些注释，因为是doc格式的，所以没能copy过来，等全文更新上主页时会依定稿原样发布。本文已发表于《亚洲传媒研究》2003年刊，参与作者：麻争旗、刘笑盈，执笔作者：顾铁军。）

中国译制片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制作译制片，有些国家的译制片制作水平也相当高，如我国周边的日本、韩国，他们将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国家的电影加工成有日语、韩语配音的影片。我最近在有线电视上看到了一部用日语翻译配音的美国电影，对白很自然，口形对得也相当完美。
    在生产规模和艺术水平方面，中国译制片配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经过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的努力，中国的电影配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得到广大电影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如今，中国电影译制已经是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译制片已经是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中国拥有庞大的电影发行放映网络，电影译制业实际上是中国电影网络同世界电影网络相互衔接的交接点，电影译制实际上是电影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行为。
    我国目前主要有四个电影译制片生产单位，即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译制中心。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我国电影译制的龙头老大，是开创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先驱，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其产量和质量上都是领先的，半个多世纪来译制了大量外国电影，不乏经典杰作。上海电影译制厂是我国唯一的一家专门从事电影译制的电影厂家，它紧随长春电影制片厂，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则后来者居上，产量超过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质量也是一流的，这个势头一直保持到今天，成为我国生产译制片最多的厂家，也是成就最高的厂家。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一家以摄制生产军事影片为主的部队电影单位，从1954年就开始翻译一些主要是前苏联的军事教育片、记录片，1969年开始译制故事片，多数是战争片。1994年以来，八一电影制片厂异军突起，他们所译制的进口大片令人瞩目，上乘的配音质量和突出的音响效果受到广泛的好评，他们的译制片作品连连荣获大奖。


译制片录音——从伴音到音响的转变
    最早的电影是没有声音的默片，也就是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的哑剧电影。那时候，人们头脑中关于电影的概念就是没有声音的动画，所以当有人想让电影出声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怪异，甚至有人认为是荒唐的。虽然有保守观念的阻碍，方式方法上也经历了很多挫折，有声电影还是出现了，而且很快就被人们接受了，美国电影《雨中曲》就很诙谐地表现了这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有声电影还不是真正的有声电影，因为那时电影的画面和声音是分开的，这边电影放映机放映影像，那边留声机发出事先灌制在唱片上的声音，弄不好，画面和声音就不同步，结果常常是驴唇不对马嘴，让观众哭笑不得。后来技术进步了，声音录制在电影胶片上，彻底解决了声画不同步的问题。
    然而，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是无限的，电影录音技术也是如此。当初的电影录音是单声道的，也就是所有的声音都同时混合录制在一起，电影放映时通过放置在银幕附近的一个扬声器播放出来，这样的电影声音听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层次感。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周围的声响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的听觉能够判断出声音来源的方位。艺术模仿生活，让电影伴音有立体感、逼真感一直是电影录音艺术追求的目标。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影录音科技的进步，当代电影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很多现代化的电影院都有了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可以放映立体声效果的电影。
在技术上，逼真的、有立体感效果的电影声音是如何实现的呢？秘密主要在于多声道的录音方式和多声道的声音输出方。也就是说，逼真的立体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各个声音之间的强弱高低等的明显对比，二是扬声器放置的位置。现在，一部电影的录音可以说是个系统工程，录音师首先要将各种声音分门别类，分别录制在不同的声音轨道上，记录声音的轨道可多达到二十几个。接下来要对这些轨道上的声音进行加工，就是所谓的“进工作站”，亦即在专业的音响处理设备上，根据整体效果的需要对已经录制的声音再作进一步处理，如增强或削弱某些声音，使某些声音变形（如制作鬼怪说话的声音）等等。再接下来就是将所有声音分门别类，根据播放制式的需要合并在相应的几个声道上。为了获得逼真的效果，录音师要使所有声音相互呼应，相互配合，既对比鲜明又浑然一体。这就像大型交响乐队所演奏的多声部音乐，各声部彼此不同而又和谐地推进。最后，将录音复制在电影胶片上，整个录音过程就完成了。
    译制片的录音不必从头做起，因为原版电影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录音，译制录音所要做的就是用中文的语言录音去置换原来的语言录音，其它声道上的声音保持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译制片的语言录音与其它声音无关，相反，录音师要保证新录制的语言声音与其他声音的配合呼应，只不过是在处理声音时只能改变自己的新录音，而不改变原版电影语言声道以外的其他声音。例如，如果一个军官在炮火声中发号施令，他必须大声呼喊了，语言的录音要有一定的音量，否则就会被背景音响淹没了。如果一对恋人在寂静的旷野中切切私语，声音就要录制得比较微弱，否则就会与舒缓的背景音乐相矛盾，显得突兀，破坏了清幽的声画氛围。
    在过去，电影声音作为电影艺术的一个组成要素，它的美感主要来自于他的内容方面，即语言词句的美、音乐曲调的美、自然声音的真实美等等。而当今电影声音的美感则更多地来源于声音的形式方面了，即声音的强度、层次、色彩等等。也就是说当代电影录音的魅力不再仅仅是以内容取胜，而更多的是以电影的视听效果取胜，这一倾向在商业片上显得尤为突出。今天，家家都有电视，人们为什么去电影院看电影？如果只为了看故事情节，那么在自己家里看电视同到电影院看电影没有多大区别，还省去了赶路的麻烦。可如果你想看到宽银幕上浩大的画面，听到撼人心魄的环绕立体声音响，你就只好去电影院了，因为你自己用电视和几个小音箱搭建起来的家庭影院所能达到的视听效果是永远不能同现代化的电影院里的视听效果相比的。
    看看这几年的所谓“大片”，它们大在什么地方？大在令人感动的故事吗？《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模式简直老掉了牙，《黑客帝国》不过是个“网络版”的黑社会枪战片，就情节而言远不及《教父》。为什么没有像《蝴蝶梦》、《魂断蓝桥》、《飘》那样情节跌宕，情感细腻的电影了？因为那样的电影虽然动人，但已经不够“好听”，不够“好看”了。现在的美国大片，故事要么发生在大海上，要么发生在天空中，而且大多是战争片。因为这样的电影便于将画面的冲击力和音响的冲击力发挥到极致，在电影院里，足以让你目瞪口呆，震耳欲聋。大海和天空可以展现空间的广阔，隆隆的炮声、汹涌的浪涛声可以凸显声音的震撼。《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怒海争锋》都属此类。还有些故事即不发生在大海，也不在天上，地上，但一定发生在“魔界”，因为那类电影的画面和音响就更可以发挥当代计算机绘画和拟声的技术去任意创造了，《哈利波特》、《指环王》就属此类。由此可见，美国大片大就大在电视所无法企及的大画面和大音效。有了这大画面和大音效，电影就将自己同电视分开了，从而摆脱了电视的追逐和纠缠，再次将观众召回到电影院。同时，以视听效果见长的电影也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盗版，这样的电影很难在家用设备上放出音响效果来。
    由此看来，如今与电影画面相配合的声音与其说是电影配音不如说是电影音响了。以往，电影配音主要是为电影叙事服务的，以人物的语言对话为主，现在，电影艺术家在注意发挥语言对话叙事作用的同时，更注重挖掘声音本身的美感，也就是声音的物理学属性，如音高、音强、音色，以及多种声音的组合、对比等所带来的感受，声音本身成了电影重要的审美对象，物理学意义上的“声音”的地位被极大地提高了。由于电子科技为声音的录制播放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为音响创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艺术家们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创造性，调动各种声学手段，创作出具有独特艺术感染力的电影音响。
                                    （作者：顾铁军 北京广播学院影视译制教研室讲师）

天哪，这不就有专业人士给我们带来精品文章了吗？

   在八一厂两次遇到顾老师，当时就听说他在写译制片史，今天终于看到了，先收藏～～～～～～～～～

不过，以下这几句话我坚决不同意
“此外，以往配音演员为了让自己的配音有一点外国人的特点，常常故意拿腔做调，显得很不自然，又由于大多数配音演员都是话剧演员出身，他们不自觉地从话剧表演那里沿袭来了“话剧腔”，这些问题都已经引起了译制人员的注意。近些年，人们对译制片配音的审美更倾向于朴素自然，经过艺术家们不懈努力，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译制片对白的语言越来越自然优美了，色彩也越来越丰富了。”
恰恰相反，近些年的配音越加平淡，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那要看从哪种角度说了。习惯过去配音方式的人肯定觉得现在配的平淡。风格问题。“平淡”用褒义讲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自然？
   当然，希望配音能让影片锦上添花对现在来说也比较困难了，但也不能说没有。

下面引用由x-ray在 2004/01/03 05:56pm 发表的内容：
那要看从哪种角度说了。习惯过去配音方式的人肯定觉得现在配的平淡。风格问题。“平淡”用褒义讲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自然？
   当然，希望配音能让影片锦上添花对现在来说也比较困难了，但也不能说没有。

有

下面引用由x-ray在 2004/01/03 05:56pm 发表的内容：
那要看从哪种角度说了。习惯过去配音方式的人肯定觉得现在配的平淡。风格问题。“平淡”用褒义讲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自然？
   当然，希望配音能让影片锦上添花对现在来说也比较困难了，但也不能说没有。

是不是越来越象长春的风格了，就是普通话标准的越来越没有个性了。

个性！个性！
我要烈酒
不要凉白开！

平淡怎么能等同于自然呢
自然就是看似平和，其中饱有内涵
平淡，嘿嘿，平淡的配音让我昏昏欲睡，立马换台！

影片译制完成后，安排在厂里的小礼堂试映，请来了包括聂斯库伯在内的有关人员观摩，结果大获成功，放映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全厂职工欢呼雀跃，无比激动。聂斯库伯连声说好，同意以后所有的苏联电影的华语翻译都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来做。此片正式定名为《一个普通的战士》，由袁乃晨导演，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张家克、高岛小二郎录音，主要配音演员有张玉昆、吴静等。1949年8月开始公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就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译制片的诞生过程，人们赞誉袁乃晨在开创我国译制片事业上的杰出贡献，称他为“中国译制片之父”。

我记得这片子一般是译作《普通一兵》吧。

下面引用由recanyan在 2004/01/03 08:02pm 发表的内容：
平淡怎么能等同于自然呢
自然就是看似平和，其中饱有内涵
平淡，嘿嘿，平淡的配音让我昏昏欲睡，立马换台！

  
    那么你看译制片完全是为了听配音吗？如果把配音和情节完全孤立开，倒不如索性去听广播剧来得痛快，因为在现在的译制片中恐怕真找不到能让你清醒地看完的了。
    躲在老上译的经典盘堆中回顾往昔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小心不要犯过去大清国的错误，一直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知清醒，总以为老祖宗留下来的最好，看不到国外的发展，最后只能被时代抛弃。
  
     也许比喻过头了呵呵。
    我早想说，也许现在很多作品已经不如以前经典了，人心也浮躁了，但如果不发展地看这个行业，看到以后的希望，那么我们将永远成为一个守旧者，在历史中徘徊。这样为已逝的事物摇旗呐喊有什么意义呢？回不去了！
     在评论现在的配音时请暂时放下过去的那份回忆吧，否则永远无法做到客观。
     既然厨房里没给你做满汉全席的材料，一份认真做的鸡蛋炒饭也有它独到的味道。当然，这两者有没有可比性，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配音，达不到过去的水平，是配音业内人士的耻辱，还在自我陶醉的那些人，醒醒吧。配音要是再按现在这个路走下去，就完了。

x-ray,怎么说呢，风格是没有优劣之分的，但是水平是高下之别的。
配音的最初目的当然是首先叫观众听懂外语的台词，明白剧情。（附带说一句，我觉得当初没有字幕片，很大程度因为识字率低，而早期译制片又大多是国外的革命题材，要达到宣传大众的目的）但是，从实践中逐渐成熟的艺术水平，让优秀的配音成为了观众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看点。现在我们为什么还看译制片？不是为了看懂，是为了欣赏。不是每个看电影的人都会在乎配音，没关系，但是配音爱好者就不一样啊。
另外，我想说，如果真是做到了自然，那没问题，但是，就我个人感觉，现在大部分译制片从翻译到配制，尚达不到“自然”，遑论“精彩”。央视8套译制片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翻译拖泥带水，造成对口型工作困难，配音演员常常要加快语速赶上口型，加上分轨录音，情绪不连贯，在视觉上音画分离情况很严重，事实上很不“自然”。这是实话。而同样是央视配音的国产电影电视剧，这种问题不会或很少发生，因为一种语言口型好对。
 “自然”其实是很高的难度，越要自然，越得精雕细刻，下大量的幕后案头功夫啊。

如果把给译制片配音比作造桥帮观众过河，那么不管什么配音风格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要顺利的把观众送达彼岸。但老上译追求的其实不仅仅是送观众过河，很多情况下，到达彼岸的观众回过头来，会由衷地感叹：“啊，这是多美的一座桥啊。”当然，副作用一就是有时桥修得太美了，以至部分观众留恋于桥上，不愿过河，这就冲击了主要目的；副作用二就是有时把桥的精美放在第一位，这桥就修得未必结实，观众可能就过不去了。而现在流行的风格似乎就是不管桥修成什么样，只要把你送过去就行。当然，部分高明的设计师如老许、王明军似乎也留下过不错的桥，但并非其本意的首要追求。这样的好处自然是保证你过河的成功率尽可能高，但似乎“造桥艺术”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普通一兵》也译成《一个普通战士》。新中国首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的译制过程的描述，以前曾经读过。
  “阿尔巴尼亚电影又搂又抱”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建议用罗马尼亚电影代替。
  “罗马尼亚的《宁死不屈》等等”，有笔误。应改为阿尔巴尼亚电影。
  
  
  
  
    
      
  

   谢谢张帆和monlight，你们的想法我很赞成。
   我并没有认为现在的配音水平要比老上译高，应该说，远远不如。我也同样欣赏那时的配音。
   就像张帆说的，现在的造桥艺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想强调的是，之所以艺术性会降低，是有它客观的社会原因的，现在的水平不高就把责任全推到配音演员的身上吗？咱们中间要是有人去体验一下这个职业的艰辛，也许他就不会骂得那么轻松了。
要骂，最好先从中国的市场经济政策骂起。
   我想劝一些守旧派对现实宽容一些，现在的配音是不行，在现在的高速运作体制下想再培养几个毕克邱岳峰也越来越难，难的是一种敬业精神，一种甘于寂寞的品质。的确，在几十年前的中国，这种品格到处都是，那时家家还夜不闭户呢，我们想回去吗？能回去吗？
  
   既然事已如此，我们能做的，就是把目光放到现在的年轻一代上，利用这里，监督他们，批评鼓励他们，他们也许永远也达不到以前那个水平，但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差，因为有我们在！
   怎么监督？怎么批评鼓励？为过去的时代烧纸钱吗？对他们说：“你们看看你们的前辈，你们还有什么脸配音？根本没法听！”吗？
   如果你有孩子，你会这么教训他？有用吗？我想合格的家长一定会耐心帮他分析自己的弱点，找到自己的优势，给他信心和前进的希望。
   配音网存在的意义之一应该是对当今的配音界起理性的指导作用，如果斑竹还没有重视到这点，我希望加上它！

[这个贴子最后由green在 2004/01/04 00:35am 第 1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zhangfan在 2004/01/03 11:37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把给译制片配音比作造桥帮观众过河，那么不管什么配音风格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要顺利的把观众送达彼岸。但老上译追求的其实不仅仅是送观众过河，很多情况下，到达彼岸的观众回过头来，会由衷地感叹：“啊 ...

严重不同意张帆
不管什么桥，只要别塌了，人过去后都是一样的。不可能过桥之前是个美人，过了以后就容颜有损。
可是，翻译和配音就不一样了，如果非要比喻，我觉得不妨比作给人画像，首先能看出是张三李四本人，然后高明的画师还要传神，要通过细腻笔触表现出人物的精神来。画完了像，挂在墙上，当然可以用来给人认识张三李四长什么模样，但是也可以叫大家欣赏画像本身的技巧和艺术。而且，谁也不能说看见过真人，有真人在此，画像就没价值了，对吧。
后来，有人看着老是画像怪烦的，觉得既落伍还费事，决定改成拍照片。相片真实自然吧。可是发现想照好照片，要花钱买一大堆设备，还要找灵感下功夫，一点不比画像省钱省事。于是决定，一律象影楼批发婚纱照一样，大批生产，拍出来的照片，甭管人长得好不好看，就那千篇一律的做作姿态就让你懒得看了。

下面引用由x-ray在 2004/01/04 00:00a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张帆和monlight，你们的想法我很赞成。
   我并没有认为现在的配音水平要比老上译高，应该说，远远不如。我也同样欣赏那时的配音。
   就像张帆说的，现在的造桥艺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想强调的是，之所以 ...

同意x-ray！我想我跟x-ray应该是同龄人了，说实话，我是非常喜欢上译的。但是我们应该向前看，给后辈们一些机会。而后辈应该以上译为榜样，努力学习他们当年的精神，尤其是在艺术创作上，不要再是跟赶场子似的。应该说希望还是有的。再说，上译要发展也是需要年轻人来发展，不是老上译老演员可以真正复苏的。而上译的老演员我想可以当一下译制导演什么的来辅导帮助年轻人。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过去曾经说过，现在的配音完全从属于影片，靠情节本身吸引观众。这样的话，配不配音又有什么意义，真不如看原版片。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大量爱好配音的人流失，宁可去看原声片的真正原因。

说到底，这是对配音艺术审美观的分歧和冲突
过去上译追求的是还原角色的神
现在的配音追求的是还原角色的台词
当然，我不否认徐涛等人的实力
但是，他们就是缺一个“神”
其实他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好象他们不在乎追求这个跨越

粗陋≠自然。
现在很多的配音就是粗陋。
就象地摊上买来的几元一件的棉布衬衫和设计师精心设计的风格洗练的棉布衬衫绝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以前我们语文老师评介作文，说有的人写文章词汇贫乏，枯燥乏味。称这叫简洁自然，其实丰富过后的简洁才叫真正的简洁，华丽过后的自然才是真正的自然。简洁是把精华提炼出来的简洁，从来没有丰富过的话，哪有精华可以提炼？

难的是一种敬业精神，一种甘于寂寞的品质。
这话好象是在说以童自荣先生，至于那些被称做“棚虫”的，他们倒是在充分利用目前的情势，只是敬业和寂寞恐怕谈不上。

[这个贴子最后由镇关西在 2004/01/04 05:13pm 第 1 次编辑]

不知道我们探讨这个话题有没有意义。
反正童自荣们依旧骑着自行车清贫并快乐着。
棚虫们依旧开着车忙碌并快乐着。
喜欢吃麦当劳必胜客，快速方便省事卫生，吃完走人，该干嘛干嘛。
喜欢吃阿一鲍鱼葱烧海参，色香味义形五毒俱全，吃完回味悠长。
麦当劳不能说自己就代表着民主进步，说阿一就是前清的遗老遗少。
两种生活方式而已。
存在自有道理，消失自有原因。
只是现在回味悠长的传统菜太少了，必胜客们大行其道，才让我们这些保皇派无比怀念过去好事光。

好象更应该是业内人士探讨的话题吧。

    也不能完全说现在的配音不如以前好了。因为这也是要和它们各自的时代特点联系起来，当时的中国配音，正是在期间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
    而那个年代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制片，大都是一些积极向上或者是名著改编过来的电影，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一些知识青年，大都是喜欢接受国外优秀的影视作品，而这个时候它们的引进，无疑给看惯了中国电影中国人带来了新的艺术享受。
    而中国家庭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电视机这样普及，所以要看电影的话就只能进电影院，这也是促进当时中国电影配音的一个关键要素。从外国人的口中讲出一口流利的汉语，也是使那个时候看译制电影的人感到新奇的，这批观众也正是新中国第一代配音迷。那时译制电影的种类和数量虽然不及现在这么多，但是质量却是一流的，这以在实践当中得到了证实。而配音演员们也是对他们的工作尽心尽职，表现了我们的配音界老前辈们的优良品质，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新生代配音演员应该好好学习的地方，当然老前辈们的精湛配音也很好的回报了支持他们的热心观众。而他们成为了这些观众心目中的偶像，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那些诸如《佐罗》、《叶塞尼亚》、《茜茜公主》等，这些经典配音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一直谈论到现在永不衰老的原因了。
    现在中国的电影电视事业比起20年前，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质的发展和飞跃，胶片质量的提高，让现在的电影观众，在最基本的视觉享受上提高了很多，而引进的片源地和质量确是良莠不齐，我们看到现在活跃在银幕上的片子，不只局限于前苏联，欧洲等地，现在只要五大洲的电影电视被源源不断的引进，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但是我们却在看片的同时发现少了一点什么。我也在不停的问自己，但是答案却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也不是我一个业外人士所能够评论的。我只能这样看，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欣赏水平提高了，而目前国内的盗版影堞猖獗，使人们在自己的家里就能欣赏到，画面和品质都一流的电影了；还有一点就是现代人工作、生活节奏加快，难得能抽出时间走进电影院看电影；而近年来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正在赶超甚至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电影放映，中央6套有一句包装广告词说的好“打开电视看电影”，刚好验证了这一点，这就使非法盗版影碟市场得以蔓延滋生，就我本人来说是比较痛恨盗版的，所以为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我呼吁配音网上的各位，为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良性发展，还是远离盗版吧，还电影业一个清净之地。而观众不肯走进电影院，也是困扰各大电影放映公司和电影院一个比较头痛的难题，这在短时间是很难解决的。我们也看到了有些电影院在让观众重回电影院，所采取的积极的一面，如对电影硬件的整体装修和两元票价，虽然在一段时间里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一时成为新闻话题，但是却不是长远之计。要想让电影市场沿着良性的发展轨道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尤有关方面的单位和领导，加强对这方面的宏观调空。而电影电视和配音的关系就犹如“鱼和水”，电影事业发展了，配音也自然就发展了，正所谓“如鱼得水”。显然中国的电影业和配音走到了今天这步，是我们每个爱好配音的朋友都不喜欢看到的，也不是怪罪几个人或者几家单位就能解决的，我们只能对此保持一种克制和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它，多多给正在陷入低谷的配音一点支持和鼓励吧！

:)

我觉得还是尚华老说得好：配音不是还原，而是传神。

   金田一009说得好！

多谢X-ray的夸奖，我只是说了一下我的真实感受而已。

    不管怎样，在配音圈中配音演员的水平也是有高有低的，可能一部我们以期待了好久电影，被配的没有达到我们的我们的心理所预期的效果。
    但是只要他们用心去配了，那么我们还是可以接受并尊敬他们的配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