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整理][转帖]忆我国早期的译制片生产

                         忆我国早期的译制片生产
                               琥　岩
                        (影视技术，2003/7)
    在新中国电影百花园中,译制片是个新片种,它犹如一株鲜艳夺目的奇葩,在电影园丁的辛勤栽培下,早在人民电影事业的初创时期,就破土而出、吐蕊绽放了。我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是于1949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长春电影制片厂)完成的;而上海电影制片厂建立后,在1950年初就译制出《小英雄》(原名《团的儿子》),两部都是卫国战争题材的苏联故事片。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产实践,我国以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和上海电影译制厂为代表的译制片制作单位,以其卓越精湛的艺术造诣与技术工艺,一向为世界影坛所瞩目,造就了人材辈出的译制艺术家、技术家,涌现出大量优秀(更有些堪称经典)的译制影片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实践雄辩地证明,译制片的创作生产,符合中国的国情,也适应我国电影市场的需要,在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和多民族的我国,是不可或缺的。把影片中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民族语也同),重新进行配音复制,可使不懂原影片语言的观众,直接听懂和充分了解影片内容。这是为大多数观众着想的便捷而有效的手段。此外,也可采取“片上字幕”的方法,但后者远不及前者。常言道“一心不可二用”,观众在观赏电影的过程中,既要关注画面上情节的演进,又要顾及出现的字幕,就不免有生怕“顾此失彼”,从而带来紧张心理,乃至不能悠然自得、从容尽情地观赏。不意,近年来有一种论调甚嚣尘上,说什么只有观赏原版片才是“原汁原味”。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本想摆事实、讲道理,与其说理辩析一番,不过限于本文篇幅不便展开。当然,根据电影市场及多层次消费的需要,笔者也不反对某些影院排映原版片,无论有无“片上字幕”均可,只是不要为了抬高原版片,而恶意贬低译制片。一切有良知的人,不该肆意亵渎艺术,不该对勤奋于艺术创作的人们无礼失敬!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调转笔端回眸我国早期译制片创作生产的一些史实。首先,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译制片创作生产,以译制苏联影片为大宗;而其中以故事片的译制居多。最早中苏双方商定的供求与合作关系现在回想起来颇为特殊,不免带上那个时代的烙印。现我如实记叙下来,也许可供后人研究电影史作参考。
早在全国解放前,苏联在北京、上海设有名为“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华总代表处”的机构,从事苏联影片(主要是俄语原版片及部分由苏方自己译制的“山东腔”华语对白影片)在华的发行业务。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领导全国电影事业职能机构的电影局,从原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划归到文化部建制,而我国译制片创作生产的启动,就是由国家电影局与北京的“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华总代表处”(驻华总代表邬克文,据说这个中文名字是他到京就任后,在一次会晤电影局局长袁牧之时,由袁给他取的)商定的。须知,当时我国电影生产刚刚恢复,而且年产量也很有限,需要有较多的影片节目(包括译制片)供应市场。
    笔者于1950年2月,作为大学生统一分配,有幸被安排到电影局工作,具体任职于该局制作处(处长罗静予)的鉴定科(科长杨霁明)。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负责与该“苏联影片输出公司”进行业务联系,主要是根据长春、上海两个制片厂译制片的生产进度,催促相关影片素材、胶片材料等。当然,确定合作事宜是在我到电影局任职之前,具体怎样谈判及达成协议的情况,我当然无从知晓。但在我接手负责与该公司联系后,也对此便多少有所了解。我当时所接触到的关于苏联故事片的译制合作事宜,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供中国译制的苏联故事片,片目一概都由苏方确定后提供。也就是说,苏方提供什么影片,我国就据以译制,我方未曾提出选片的要求。
    二、对苏方确定提供的片目,由电影局作具体安排,即确定将某一部影片交由长春或上海译制。我们将此通知苏方,便于他们将影片素材等直接发运到承制单位
    三、对每一部需要译制的影片,由苏方负责供应该片的素材,包括:俄文分镜头剧本,画面翻底片,音乐与音响效果声带,以及原版发行拷贝等。同时,译制所需胶片(当时还是黑白胶片),按分别用于对白录音、混合录音、字幕拍摄、拷贝制作等所需的耗片比,也由苏方悉数供应声片、正片等胶片材料。此外,还由苏方支付每部影片的译制费,但具体如何结算,笔者不甚清楚。这样,我方承担此项译制片任务,用现在的话来说,无异于承接“来料加工”任务。
    四、译制完成的这些影片,版权属于苏方所有;其在中国的发行收入,扣除中国各地影片经理公司“代理费”外,也全部归苏方所得。
    显然,这样的“合作”很难说是公允的,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我国独立自主地行使电影发行权益。所以,随着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于1951年成立后,国家又颁布了有关法令,明确外国电影发行机构应予撤离,苏联影片输出公司才停止其业务,该驻华总代表处及分设在上海的代表处于1955年8月1日前全部撤离。
    这里,值得记叙的还有两点:一是当时译制片投放市场后,广大观众很惊奇,说苏联影片怎么会说中国话?电影局发行处宣传科叫我写了一篇科普小品,介绍译制片的制作工艺过程,登在该科编辑出版的《新电影》杂志上,以释广大观众的悬念。二是当时许多苏联影片的片名,不一定适合市场营销,常有需要更改片名的。具体程序是,当译制片完成送电影局审查时,由我将译制单位撰写的影片内容梗概(有时也附有厂方对更改片名的建议)报送给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蔡楚生,由他确定在我国上映的片名,然后再由我拟文正式下达译制单位,在印制发行拷贝时实施。具体的例子,如:《古班哥萨克》改名为《幸福的生活》,《真正的人》改名为《无脚飞将军》等。
    译制片的生产工艺的确是有一个过程的,当时是一个新片种,是要经过一段摸索,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通过技术革新来改进工艺过程,最终走上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技术先进的、规范化生产的道路。而其迈出第一步,是从突破“瓶颈”研制“放映循环盘”开始的。原来,每部译制片在配音实录前,须作分段对口型排练,要事先将影片分成若干段落(一般,一部影片要分成60大段);而在逐段排练时,要将这段影片装到放映机投映于银幕上,演员根据画面作声情并茂的配音排练;为了提供演员反复的排练,就得将这段影片反复地进行拆片、倒片、再装片的繁琐操作,不但放映员要付出极大的劳动,而且工作效率不高。尤其是不断地中途停顿工作,也会严重影响配音演员的情绪,更有损于配音艺术质量的提高。而对这种“卡脖子”困难,上影放映员张银生挺身而出,凭借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爱动脑筋的性格,在既无参考资料和图样借鉴的情况下,通过反复摸索、摆弄与试验,终于研制成功“放映循环盘”。借助这个部件,当一段影片(接成循环圈)装上放映机后,便能周而复始地连续映出,不需再反复地进行拆片、倒片、再装片的繁琐操作,配音演员也无须停顿与等待了。须知,这是在1950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初建译制片组刚“上戏”时,就取得的技术成果,并成为上影系统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开拓进取与技术创新的开路先锋!……有趣的是,几年后外国专家来华安装机器带来同样的产品,竟然原理、结构基本上一模一样,只是我们的稍土一点,而他们的外观漂亮一些而已。当时,对如此重大的技术革新项目,限于尚无对技术成果的奖励条例,所以仅报经主管部门通报表彰并组织推广。然而,这位技术革新能手张银生不幸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直到粉碎“四人邦”后才得平反昭雪!
    随着50年代后期上影率先全面推行磁性录音于电影生产,上海电影译制厂进而也应用了循环磁性录音工艺,不但使配音演员消除过去在感光录音工艺下工作的心理负担,更因在“不知不觉”中被录下声音,而使配音创作更为自然舒展!进入80年代后,该厂又跟上了国际上电影技术发展的步伐,将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开发了“电子循环录音系统”。运用这套新系统于译制片生产,不需再“分段”处理,可以将整本影片装上机器,进行对口型排练、录音与修改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从此在整个译制片生产过程中,由视频影像代替了胶片影像,由整卷无孔磁带录音代替分段有孔磁片录音,由时间码微机计算代替了网电同步,由电子编辑代替了人工剪辑。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采用的传统电影生产工艺。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该厂迁建新址,进一步改善了生产技术设施,预示着译制片生产将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上述这些尘封已久的片段回忆,可谓是“影事烟云过眼录”的一鳞半爪,以笔者日趋衰退的记忆力,恐怕失实与谬误在所难免。好在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史志办编辑的《上海电影史料》总第7辑载有全面介绍上海电影译制厂50多年来发展历程的文章;还有正式出版的《上海电影志》也有相关的载录。因此,在读了拙文如还有兴趣,不妨将这些史料找来一读,也许更有不少收获与启迪!

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史志办编辑的《上海电影史料》总第7辑载有全面介绍上海电影译制厂50多年来发展历程的文章
这个值得注意。

其实不少苏联影片在中国放映时被剪掉不少，比如《攻克柏林》和《难忘的1919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删剪，这是“老大哥”干的，还是我们的“配音前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