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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渐渐远去的艺术 作者：李 炜
每一种艺术都象一朵花，从悄悄萌芽到蓓蕾初开，再到肆意地绽放。随着沧海桑田的岁月变迁，也许会有几朵瑰丽的花朵凋零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并渐渐地走出人们的记忆。面对于此，我们也许没有太强烈的遗憾与惋惜，毕竟，这样的文化进程太漫长，离我们又太久远了。但当我们亲历了一种艺术的起源与辉煌，再亲眼目睹它正在渐渐远去，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所要说的，是中国的电影配音艺术。之所以要加定语“中国的”，是因为这一朵奇葩只有在中国才能感受到它的馥郁与芳华。也只有中国人，才能使这项几近于解说员的工作，上升华到艺术的高度。我们都不会忘记，在露天电影院或其它在那个年华所特有的简陋电影院里，我们津津有味地欣赏着的世界电影名著，那其中的对白，与电影本身浑然一体，那富于独特魅力的音色，饱满丰富的情感，长到哈姆雷特的大段独白，短到冉.阿让的一声轻叹， 都让我们忘记了这些人与我们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忽略了民族情感所固有的隔膜。我们甚至忘记了这些电影是“译制”的，是外国的。因为此，这些脍炙人口的电影才能在中国大地上流传，从学者到老农，都能感受到其中的艺术魅力；因为此，那一个个不朽的文学、银幕人物才得以让中国的老百姓所熟知；因为此，“我可不是来看你眼睛的，倒霉蛋”、“让列宁同志先走”、“你看多么蓝的天哪”等等这些电影台词竟然能够家喻户晓。不能不说，是中国的电影配音艺术家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不少外国的电影人为此惊叹，他们为中国电影配音艺术家的横溢才华和不懈追求而折服。 也只有在中国，精彩的电影对白竟然能够抛开银幕的束缚，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而不单纯是画面的配角。许多人至今难以忘记深夜时分守着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电影录音剪辑”时的如痴如醉，仅仅从声音就能使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栩栩如生，如历眼前。在物质较为贫乏的那些年代，就是这样的艺术形式，让寻常百姓领略了世界电影的风景。 直 到现在，仍有一些人对电影配音的精彩对白情有独钟。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大学的校园。在学子们的晚会中、舞台上，译制电影的对白片段成了必不可少的重头节目，《王子复仇记》、《奥赛罗》、《悲惨世界》、《叶赛尼亚》、《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每一部名片中的每一段台词，都被无数次地上演，也无数次地获得共鸣与喝彩。 于是，乔榛、邱岳峰、丁建华、毕克、尚华、李梓、童自荣、于鼎、刘广宁......这一个个各具魅力的艺术家的名字，被人们认识、熟悉、喜爱。人们喜爱这些精彩的对白，是因为它朴实无华而又淋漓酣畅，形式简单却更意境万千。人们喜爱这些艺术家，是因为他们不求张扬，执著追求，用自己的才华创造了译制电影的完美境界，他们用语言这样一种最平实、最朴素的形式为人们构筑了极为丰富的艺术空间。 但这一切似乎都属于离去的那一个年代了。当大学校园的舞台上，上演的重头节目常年没有更新的时候，当取代了半导体的组合音响里很难再听到“电影录音剪辑”的时候，当人们从现代化的家庭影院里、大屏幕彩电上看到的译制片越来越多但够水准的配音越来越少的时候，这种艺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配音大师邱岳峰过早地离开我们时，不少人为之叹息，而现在，整整那一代艺术家已经从青春勃发到了霜染两鬓，他们的新作已经越来越少，人们有没有为之叹息呢？同时我们还看到了这种艺术后继无人的悲凉。虽然当今的译制片数量与日俱增，周期越来越短，但充耳皆是苍白机械、毫无艺术美感的配音，千人一腔，粗糙生硬。一位留学归来的朋友说：在国外看原版电影多了，再回来看国内译制的版本简直就是受罪，人家对白的味道一点也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煞有介事和故作姿态。 原因在哪儿？大概是因为译制片的配音已经从艺术家的工作间移到了电视台、音像公司的流水线。现代节奏已无人乐意去为了配一句台词仔细揣摩，人们乐意做的是策划、包装和炒作。于是，配音演员们再也没有了前辈艺术家那种拿配音当艺术的认真，那种平和、真诚的心态，以及在这种心态中才能滋养出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才华。于是，中国观众只好强忍着聒噪观赏已大失原有水准的译制片。 一门艺术仅仅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就可能即将进入古典的行列，就已经渐渐地离我们远去。 也许远去的不是艺术，而是现代人纯真、质朴的心。我们在奔波，在忙碌，在钢筋水泥与玻璃幕墙间穿行。我们的心态已经与那些美好的艺术无法融合，甚至不再为它们所感动。 多年以后，当我们的耳朵已听习惯了那些“解说词”式的所谓电影配音之后，那些最具有魅力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译制电影作品，那最美和声音与情感，也许只会在博物馆里、拍卖会上才能见到、听到了。不管那时它是以胶片还是光盘保存下来的，对我们来说，都意味着永远的失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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