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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梓老师的“半生缘”我和李梓老师的“半生缘”
12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配音与我》的文章，详细讲述了我与李梓老师如何相识、相知的过程。文章在中国配音网上发布以后，有人在讨论区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假。之后我去李梓老师家时告诉了她这件事，她说：“那他们打电话核实嘛（纯真的艺术家性格，粉丝们谁会有李梓老师的电话号码呀）。”这篇文章发布后，我和李梓老师之间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所以有必要重新写一篇文章，来回顾我与李梓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 1979年至1989年 认识李梓老师 我第一次接触配音方面的知识大约在1979年前后，当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介绍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专题片，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为我们所欣赏和喜爱的外国影片做着幕后加工工作。在这之前，我本来就是个影迷，在看到这些电影人后非常欣喜。当时电视台专门向观众介绍了毕克、李梓、刘广宁，我那一时刻就对李梓老师特别地感兴趣，心里想着：原来《简·爱》《巴黎圣母院》《叶塞尼娅》都是她配的啊，因为我对这几个人物印象非常深刻。在了解到有这样一些电影人之后，我就非常留心媒体对他们的报道或介绍。后来在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里，我又听到了对他们的采访录音，当时的采访我记得介绍了邱岳峰、李梓和赵慎之。又有李梓老师！这一次又加深了我对她的印象。 在随后的几年中，上译厂的这些明星确实是观众的宠儿，各媒体经常出现对他们的报道，我印象中的还有如下几个报道： 1980年或是1981年，在一个晚会上，李梓和杨成纯表演了几个电影片断，我记得是《叶塞尼娅》和《居里夫人》；1982年，在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播出之前，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专题片，内容是翻译家草樱与上译厂演职人员座谈对《安》作品的理解，又见到了心目中日益爱戴的几位配音演员，李梓、毕克、刘广宁、童自荣、乔榛等，我心情非常激动。那个时候，我已对这几位配音演员非常非常地喜爱了，总想在电视里看到他们的身影；1983年，在资深主持人沈力主播的《为您服务》里，她采访了观众最熟识的几位配音演员（一期一人），当时我每周都急切地盼望着节目的播出，还反复阅读电视报上对每期节目的介绍。 另外，我记得，1980年英国电视连续剧《居里夫人》播出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紧接着预告当晚的电视节目时，特意提到《居里夫人》由著名配音演员李梓配音。从中可见当年对配音演员的重视及他们受欢迎的程度。 那几年我对李梓老师痴迷死了，每天都心焦如焚，天天琢磨着怎么能认识她。已经上中学的我，回忆起读小学一年级时的李老师，我分析她的长相，幻想着她是不是李梓老师的亲戚；1987年暑假，我在烟台旅游，住宿的宾馆有一个慈眉善目、颇有气质、姓李的老人，我每天都在大堂里等着看她，我又幻想她也许是李梓老师吧；还有一次深夜，我从郊区坐车返回市区，我心里巴望着在漆黑的夜里，也许我能在路边偶遇李梓老师呢。 1980年代初，我从报上得知李梓老师在北京开会，这是我感到离她最近的一次，但无从知道她在哪里开会、又下榻哪个宾馆。当然除了相遇，最可行的就是写信了（我从来不屑诸如要张签名照、现场尖叫之类的追星行为），当时好像总是想给李梓老师写信。1983年，这一年我在银幕上怎么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多年后才知道她患癌病休了一年），我心里那样着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使得我坚定了给她写信的决心，可信发出去后仿佛石沉大海。我又给苏秀老师写信，希望从她那里知道一点儿信息，可也是杳无音信。后来，在1984年，我在银幕上再次听到了李梓老师的声音，那是她为法国电影《女侦探》配音。时间又过去了几年，1987年，仍不死心的我再次提笔给李梓老师写信，而且连续两封。这回终于有了回音，我激动得简直要跳楼。李梓老师在信中写到：“看到了你那热情而洋溢的信，使我非常感动……将来我有机会到北京去的话一定去看望你们（我父母）。”此后，我们又互通了几封信，我还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没想到后来李梓老师竟然给我打了电话。 那是在1989年6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李梓老师的电话，她在电话中说：“我在北京，你有空来找我吧。”她当时住在北影，正在为《红楼梦》（刘晓庆电影版）中的贾宝玉配音。我当时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我终于见到了我日夜思念、一生中我最想见到的人。初次见面，李梓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是：话不多，但感情细腻、真挚。虽是第一次见面，她就给我留下她家的住址，说有机会到上海找她。 1993年至2013年 亲密交往 1993年，我母亲去上海出差，我就让我母亲去拜会李梓老师，李梓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母亲。因谈话中提到李梓老师的爱人（任伯伯）是《新民晚报》的副总编，正好我母亲有朋友在这个报社，李梓老师就问我母亲：“需要我陪你去找他/她吗？”李梓老师初识我母亲，就提出这样的帮助，真是可亲可敬的人。 1996年，我也终于有了去上海出差的机会。在上海因打不通电话，我就直接从住地去了李梓老师家，途中单程就花了两个小时。去的时候，李梓老师不在家，我就想：今天一定要在这儿等候，不管多晚，太晚了就在附近住宿一天。还好，不一会儿，李梓老师从外面买菜回来，也很高兴见到我，我们在一起聊了天，她说，她刚从东南亚旅游回来，并给我谈了她对那里的观感。 在以后的一、二十年里，我多次利用去上海出差的机会，去李梓老师家看望她和家人。她也会利用来北京的机会和我见面。那是2004年3月的一天，我母亲突然打电话对我说：“李梓来北京了，联系不上你，就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当时可能因我的手机号变更或其他原因，李梓老师找不到我，没想到她又使用1989年曾打过的号码打到了我母亲家。幸亏我母亲家30年没变更过电话号码，否则将失去这次与李梓老师在北京见面的机会。 见面那天，我高兴地与母亲、配音网的两个网友Shadowy和芦中人来到李梓老师在北京的驻地，在场的还有任伯伯和李梓老师在北京的弟弟、弟媳。那天当然幸福极了，特别是幸福还可以与同样爱好的人分享（网友）。那是个家庭聚会，更显得亲切而温馨，特别是李梓老师的祝酒话，“希望以后多聚会”，更让人受到震撼。像李梓老师这么有名望的人，还这么重视与我们这些人的聚会，真是个难得可敬的人。总之，那天的情景让人终生难忘！ 2006年，李梓老师和苏秀、刘广宁、童自荣、曹雷来北京录制《艺术人生》和《黄金岁月》节目，节目录制完毕的第二天，几位艺术家下午就要离京回沪。我利用中午前的短短时间到他们下榻的宾馆去见李梓老师。那几天，李梓老师与曹雷住在一个房间。我跟李梓老师聊起两天来录制现场的情况，我对她说：“您说错了几句话，下面的观众都笑。一句是，您说‘把脚放到了洗脸盆里’，应该是‘洗脚盆’；还有您说‘粉丝小童’，应该是‘小童’的粉丝。”在说这些话时，因李梓老师有的地方没听明白，旁边的曹雷老师还帮我解释。 在不少人眼里，李梓老师谨言慎行，甚至还有点严肃。可是在我看来，李梓老师却异常简单平易、和蔼可亲，和她在一起，我可以随意说话。2008年，李梓老师来北京录制《夫妻剧场》节目，之后我去上海看望她。关于这个节目，我说：“您那段现场配音，调子都上不去了（声音老）。”李梓老师回答说：“是啊，我以后不录这些了。”自那以后，李梓老师还真的没再录制节目。 有一次在李梓老师家，我对任伯伯说：“您年轻时找对象真有眼光，知道李梓阿姨有发展前途。”李梓老师听到我这话、充满慈爱地咯咯一笑，她从来话不多。还有一次，我说：“人和人交往有个圈子的问题，我周围没有谁直接结交名人、有间接认识的，就像卖白菜的不会认识教授一样。”李梓老师听我这话后说道：“瞧你说的。”聊了一会儿后，李梓老师说道：“撒切尔夫人还买菜呢”。看来李梓老师买菜一事给人印象深刻。有一回李梓老师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新邻居对任重（李梓老师长孙、非影视明星任重）说，昨天电视上出来的是你家奶奶吧，我们家人还说那不就是每天去买菜的老太婆吗？ 从刘广宁的配音中，可以感觉到她本人天性善良。李梓老师配的人物干练、刚强、富有个性，同时又十分性感，所以我无法判断李梓老师本人心地如何。认识她多年后，在一次与她和任伯伯的交谈中，我感慨到：“我没想到李梓阿姨这么好。”…… 李梓老师后来说了一句：“青岛的两个影迷也很诚恳。”李梓老师的这句话，影射了相关几个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2012年也是我与李梓老师交往中令人难忘的一年。这年7月我到上海出差，像往常一样，我一到上海就给李梓老师家挂电话。然而这次一反“常态”，李梓老师不在家，她住进了上海中山医院。第二天我赶到医院，直奔李梓老师病房。走进病房，令我吃惊不已。李梓老师竟然住在一间七、八个床位的病房，她旁边床位的病号显然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像小保姆似的人。我了解李梓老师是一个简简单单、十分朴素的人，但这个场景仍然使我感慨良多。像我们普通人，都愿意花上几百元钱住个单间，可是李梓老师这么有名的人却毫不在意这个。 李梓老师病重以来，脑子时常混乱，也不认识人。当天陪同李梓老师的小儿媳指着我、问李梓老师：“你知道她是谁吗？”李梓老师回答说：“知道，我有那么傻吗？” 这天李梓老师状态十分好，与我谈东谈西的，讲她在北京的读书经历。临走时，我与李梓老师依依惜别（听家里人说，李梓老师近年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每次只要我来，她的状态就会好起来），我安慰她说：“9月任重婚礼时我再来看您。” 2012年9月21日，任重大喜的日子来临。当晚我赶到锦江饭店，我径直走到李梓老师的座位。本来安排我和李梓老师的儿女们同桌，由于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因感冒没来，我就坐在李梓老师旁边了。与我们同桌的还有李梓老师的好姐妹赵慎之（《望乡》中阿崎婆的配音者。因这篇文章的读者并非都是配音爱好者，故作此说明）、李凌云等（吕其明夫人）。 这是我和赵老师头一回见面，由于她对我有些好奇，所以她总是提及“忘年交”一词。我当时比较懵，一直打听这桌谁年轻，我问任伯伯“‘李凌云’年轻吗？”任伯伯说：“她都80岁了”。直到婚礼结束若干日子后，我才反应过来，赵老师说的“忘年交”当然是指我了，因为同桌的都是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只有我年轻。由于我与李梓老师相差38岁，她又一直把我当亲人看待，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差一辈的亲人关系”，不是什么“忘年”的“朋友之交”，因此才闹出了我“不明所以”的笑话。 2013年李梓老师已重病缠身，3月我来上海看望她时，她正昏睡、没能与我交流。然而第二天她的小儿媳做东请我用餐时，李梓老师竟然被家人连背带抬出现在餐厅。仅仅只是见我，她就不顾重病在身（之后不到一年李梓老师就病逝了）在外就餐。整个用餐时间，她都没有清醒着。这不能不令我万分感动。 2014年李梓老师逝世以后 2014年1月5日，李梓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李梓老师生前我到过她家20多次。虽然李梓老师离开了，但我仍然每年几次去上海看望她的儿孙们。之所以“人走茶不凉”，是因为李梓老师生前视我如家人。几乎每次我到上海都是周六日、甚至周五的晚上，而李梓夫妇的子女都单独生活、周末有各自的安排，但是我每次去李梓老师家时，任伯伯都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叫孩子们回来，以便我能与一家人团聚。李梓老师生病以后特别不爱说话，任伯伯就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加深了我与哥哥、嫂子们（我称呼李梓老师的儿子、儿媳为哥哥、嫂子）的关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我并不熟悉的、李梓老师的弟弟李念叔叔和他的爱人杨阿姨，在李梓老师去世后，我和李叔叔一家越走越近，他们也同样视我如家人。近日我搬家时，李叔叔还提出帮忙，杨阿姨也曾提出到我父母家包饺子（因我父母都是南方人，不擅长、也从不做面食）。当然，我不会劳驾两位老人，但心意领了。 李叔叔和杨阿姨虽然都在首钢工作，但他们俩人都曾一只脚跨入了艺术大门。“她（李梓）弟弟要考电影学校，她委托我替她辅导。（后来，他果真考取了，但那时他是首钢工人，工厂不放。）”（摘自苏秀《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李叔叔要上电影学校就得辞职，在1960年代，如果辞职、任何单位都不会接收此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李梓老师（家中排行老大）没有同意弟弟上电影学校。如果李叔叔读了电影学校，那就与达式常是同学了。 关于杨阿姨从艺一事，也颇有戏剧性。她曾被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看中，除了外貌，他们认为杨阿姨拥有不会变形的身材（如今七、八十岁的杨阿姨果真依然苗条）。然而杨阿姨母亲反对女儿从事文艺工作，有一次儿艺工作人员家访，正好目睹杨阿姨母亲追打着女儿（反对她从艺）。看到这架势，儿艺工作人员只好作罢。 关于李梓老师身边的影迷 前前后后，我与李梓老师及她的家人交往长达30年。1980年代，李梓老师是当红艺术家，不仅收到观众一包包的来信，还时常收到毛头小子冒然的“求爱信”，我的信淹没其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事隔多年，李梓老师感慨到：“我们有缘分，我只是在许多来信中挑了几封回。”这是主观原因，客观上1987年李梓老师离休，基本不再配音，这使她有精力与我交往，但没想到这一交往就是30年。李梓老师还说：“当时有一些观众和我有来往，但慢慢失去了联系，现在与我关系密切的只有几个人。” 当年我经常听她提起在青岛的两个影迷。2004年，我利用单位组织去青岛旅游的机会，终于见到这两位影迷了。她们那时已是60岁的老人，她俩本身是朋友，先是吴阿姨通过写信认识了李梓老师，后又介绍刘阿姨认识了李梓老师。吴阿姨从小就是个影迷，1970年代末，随着外国译制片的逐步公映，她对李梓老师的着迷也日渐加深，于是提笔写信，由此拉开了与李梓老师交往几十年的序幕。 吴阿姨小时候是“老太太专业户”扮演者——王玉梅的粉丝，有一次王玉梅演话剧，演出结束后，吴阿姨跑到后台结识了王玉梅。因吴阿姨的牵线，后来李梓老师与王玉梅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更有缘的是，李梓老师的大儿媳还成了王玉梅的干女儿。 早年，吴阿姨、刘阿姨与李梓老师交往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刘阿姨因退休前是列车员，去上海的机会比较多，到了上海她就住在李梓老师家里。后来由于吴阿姨、刘阿姨孙子辈的出生、需要照看，她们就多年没有去上海了。好在2013年5月左右，刘阿姨终于得空去了趟上海，可这时李梓老师已经很难认出人了（她最后终于记起刘阿姨，便紧拉着她的手不放），生活更是无法自理，刘阿姨就帮助李梓老师如厕等。刘阿姨回到青岛后，把李梓老师的情况告诉了吴阿姨，吴阿姨10月赶来看望李梓老师。这时李梓老师更是认不出吴阿姨，可是当吴阿姨给她念电影对白时，李梓老师却能对答如流。 我最后一次看望李梓老师是在2013年9月2日。这时的她不仅认不出我（她以为我是孙媳妇小张的同学），而且她说话、我也听不懂，这是因为她晚年交流少等原因出现的语言退化现象。李梓老师不仅配音传神，而且以吐字清晰为业界称赞，可如今却无法让人听懂她的话。在配《恶梦》《迷人之星》等影片时，为了符合原片人物，李梓老师故意使用十分刺耳、沙哑的音色。然而这一天我临走时，李梓老师因病痛发出的声音，却是我听到的她最不入耳的音调。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心痛、心酸。 为李梓老师出书准备资料 李梓老师生前，儿女们曾商议为李梓老师出书的事。这个愿望在李梓老师生前没能实现。李梓老师逝世后，这个念头始终在我脑中挥之不去。2014年春节前后，我专门去了一趟我姨妈（她此前专写名人传记）家，向她了解如何写传记。她说：“你别设想一下子就写成书，可以先写一些文章，慢慢积累就形成一本书。”为此，2014年末至2015年初，为了搜集资料，我专门走访了李梓老师年少时在北京读书的中、小学同学以及李念叔叔。 虽然从1996年起我每年去李梓老师家，但当时没有写随笔或日记的习惯，很多谈话内容都忘了。直到2010年3月那次去李梓老师家，当天的情景对我触动很大，所以就记录了下来。自那以后至李梓老师去世，我将每次在李梓老师家发生的事作了文字叙述。在把这些文章发到中国配音网上之后，产生了影响。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在《北京晚报》发表的悼念李梓老师的文章中，引用了我三篇文章里的内容。2016年4月，我与任重的当时从澳大利亚回来度假的小姨一同用餐，她说：“你写的文章，我们都传着看了。”听后，我再次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结束语 1979年前后，我从媒体上知道了李梓老师（也就是说我生命中只有头10年没有李梓老师的存在），自那以后，我和李梓老师的缘分一直持续至今，并将在我生命中继续延续。这样说来，我和李梓老师的缘分并非“半生缘”，而将成为“一生情缘”。 在认识李梓老师之前，我总是想像能认识她该有多好。即使我漫无边际地幻想，我也不会想到今后将与李梓老师拥有这情深如海的一世情缘。直至今日，有时我也不能相信这是现实。也许这位与我交往一生的人并不是李梓老师，我必须用心回忆交往时她说话的声音、语气和语调，才能确定真的是李梓老师本人。 唐 煜 写于2017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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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发布于：2019-08-06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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