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纪念浩然中国首席大编剧肖尹宪追忆电影《金光大道》是如何诞生的

浩然的小说在70年代初红遍中国《艳阳天》、《金光大道》，都是当时小说连续广播节目N次播出的，尤其是写西沙海战的长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和《西沙儿女旗帜篇》，写的太好了，使我的童年充满对海洋的向往，也是因为这部小说，浩然也遭了大罪，以至于北影的电影《西沙儿女》中途流产，水华导演致死没有拍成，李秀明和朱时茂的西沙儿女上也没有看到，遗憾！我的一位文友曾经在哈尔滨国际旅行社当门童，他回忆到70年代初，一天风雪中走进个农民老大爷，很多服务员势力，不太礼貌，老大爷在登记时，引起轰动，名字——浩然！
在此转发中国首席大编剧 肖尹宪追忆人民作家浩然的文章，纪念曾经热情为人民和时代放歌的浩然
肖尹宪的杂志http://blog.sina.com.cn/xiaoyinxian
电影《金光大道》是如何搬上银幕的
          

   电影《金光大道》共有三集，却只拍了两集，何故？说起来话长。林林总总，值得记下来的故事和人物很多很多。

 

                         上集

   电影《金光大道》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未曾经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影片，轰动了全国。

    1974年初春，导演林农好不容易才应付完“四人帮”的爪牙们对电影《艳阳天》的胡折腾，便立即进入了创作电影《金光大道》的剧本准备工作。当时，我正在做别的剧本的责任编辑，时任长影总编室副主任的韦连城找我谈话，要我暂时先把它“放一放”，去跟林农导演学习，协助他搞《金光大道》的剧本，并且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我十分高兴。因为林农在我的心目中是位非常了不起的电影大师，能直接跟大师学艺，真是求之不得的美差。创作组由林农挂帅，成员有总编室的郑荃和我以及导演室的吕绍连（他后来任该剧的副导演）。

    据浩然介绍，小说《金光大道》塑造的高大泉的原型是北京郊区大白楼的支部书记王国福，当时报纸上也正在广泛宣传这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先进典型的模范事迹。浩然说，他是把自己关在大白楼的一位老乡家里，流着眼泪写的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写到悲伤的地方禁不住号啕大哭，久久不能自己，把邻居大娘都哭蒙了。经过《艳阳天》的改编，浩然跟林农的友谊十分深厚。他听说林农在1973年所谓的“基本路线教育”中挨了批，便关切地问：你是说过反对“三突出”的话么？林农说：我没说过。大伙瞎传。当时老说我拍的肖长春（影片《艳阳天》中的主人公）不够高大，我就挺恼火。怎么高大？长影的烟囱高不高，把英雄人物绑到大烟囱上左拍右拍就高大了？浩然笑了，说：你这么讲能不让人家抓住吗？现在这个时候说话得千万多加着小心。林农说：我小心什么？我没有错。林农不认为自己说的话是反对“四人帮”的“三突出创作原则”。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别人都把他说过的话当作他反“四人帮”的英勇事迹，他也绝不拔高自己，总是不屑地说：那会儿我没那个胆量，也没那个觉悟，我就是觉得不能那么拍。英雄人物再高大你还能把它拍得高到天上去？

    林农是个酒仙，饭可以不吃饭酒却绝对不能不喝。他的身边永远离不开三样东西，一个是酒瓶子，一个是特大号的茶缸子，再一个就是香烟。他很少吃饭，只是喝酒，而且他喝酒时还从来也不佐任何小菜，连杯子都不要，对着瓶嘴就灌。郑荃开玩笑说他：你都成酒曲子了，哪天酒喝完了都不用买，把你放到瓶子里灌上点水就能酿成酒。他听了只是嘿嘿一笑，说：酒是粮食的精华，你们吃的都是粮食的渣滓。那个时候白酒不好买，我们住的北京东方饭店的服务员知道他好这一口，便特地为他网开一面，保证供应。为了控制他的酒量，我们委托东方饭店食堂的一位服务员监督他，并戏称她为“酒司令”。讨论剧本的时候我坐在他身边的下风口，这下可糟了，天天闻他的酒味，起先我只是被熏得有点迷糊，到后来居然也沾上了酒。我戏诘道：老头，我中你的毒啦！他也回击说：你白闻了，还没给我酒钱呢！

    有一天我们正讨论到啃节上，江青忽然把浩然找去，要他与张永枚代表她到广州军区给刚刚取得西沙保卫战胜利的部队送“批林批孔”的书去。浩然刚从江青那里回来便把这件事悄悄地告诉了我们。当时他也住在东方饭店，赶写《金光大道》小说的第二部。他这一走，我们怎么办？浩然说：我不想去，可一想江青是谁呀？我敢吗？林农说：你要不去，明儿就得成反革命！搁我，我也得去。跟你说，你去了千万别到处讲话，啥也别说就啥事儿也没有。浩然忐忑不安的去了西沙。我们仍旧按着既定的程序进行着改编工作。没有多久，浩然便从南方回来了，人也晒得很黑。他说：这次我啥也没说，欢迎大会上广州军区的政委赵紫阳硬拉着让我说两句，我都没讲。林农说：这就对了。本来我们都以为没有什么事了，谁知过了两天江青又把浩然召去，非让他写关于西沙之战的小说不可。浩然愁得不行，嘴上都急出了几个大泡，吃不下饭去。他说：我根本不懂打仗，到西沙也只是蜻蜓点水似的遛了趟弯儿，这咋写呀？不写，没法儿向江青交差。你们说我咋办呐？没法活了我都！我们都说：你不写还真不行，谁叫你摊上了呢。没过多久，张永枚的长诗便写出来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占了几乎整整一版的篇幅。这给浩然的压力更大了。有一天，他忽然跑到我们的房间说，他有个好办法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决定用散文诗的体裁处理这篇小说。很快，他把小说《西沙儿女》的草稿拿给我们看。我们一看都说：这哪是你浩然写的东西呀？他说：没法儿，硬憋的。不管咋着，好歹算是应付完了，赶快写我们的《金光大道》吧。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到西沙送书这件事后来竟然成了浩然的一大罪状。

    改编的时候，我们对小说中描写的朱铁汉挥锹铲除“发家致富”的口号曾经专门进行了十分认真的讨论。浩然介绍了他这么写的因由，说：建国初期农村的墙上到处都用白灰刷着“要发家，种棉花”、“劳动发家”等等标语，那会儿的政策是号召翻身农民“劳动发家”。高大泉和朱铁汉他们反对的是冯少怀和张金发他们那种“马不吃夜草不肥”、“不杀穷人不富”式的“发家致富”。那种“发家致富”的路不能走。我说：我们家有一对棕毛箱子，上面就编着“劳动发家，发家光荣”八个字。认识统一了，朱铁汉铲字这埸戏也就写出来了。林农说：拍的时候，从各种角度拍，让它跟冯少怀和张金发惊呆的脸色剪到一起，跟铲冯少怀、张金发的脸似的，造成一种强烈的冲击。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想的：要想发家不但必须靠诚实的劳动，而且还必须得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从历史的真实情况看，刚刚翻身的农民缺乏基本的生产工具，一头毛驴几户分的情况并不少见，所以才有王国藩的“三条驴腿的故事”。如果谁家要是再有个病有个灾什么的，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翻身果实。他们只有插犋换工、互助合作，才能设法种上刚刚分到手的地，谁还有钱像漏网富农冯少怀那样去买骡子买马的去“发呀”？！

    剧本写出来之后，我们回到厂里。驻厂军代表、革委会主任戚某某看过剧本之后，说：这哪行啊？高大泉那么先进，连身边的弟弟高二林都教育不好，他怎么教育别人？这不是给一号人物脸上抹黑么？于彦夫他们的《创业》就存在这个问题，这你们可得改，不改不行。这条意见让我们哭笑不得。林农十分恼火地说：这不是唯心主义吗？！主人公是好人，他一家子就都得是好人呐？林彪是个大坏蛋，他哥就是咱们党的烈士，不要以为他们是工、军宣传队，就什么都对！鉴于林农在《艳阳天》的拍摄中有“反对”“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前科，必须防止他出现反复，因此厂“革委会”决定发动群众参与创作。于是，工人、解放军驻长影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便从厂内各个部门抽调了二百多人，对《金光大道》进行“剧本大会战”。那个埸面真是亘古少见：我和林农被包围在二百人的中间，老老实实地倾听革命群众发出的声音：此处必须得这样改、彼处必须得那样改等等。阿弥陀佛，还好，没有人给我们扣帽子打棍子。可是每次这么“集体创作”下来，林农都怒火中烧：这哪是创作呀，简直是胡折腾！骂归骂，表面上还得忍着。就这样，剧本从头到尾前后一共写了十五稿，历时一年之久。累积起来达九十多万字，累得我常常彻底不眠，到后来，不得不靠剪刀加浆糊来解决没完没了的修改。到我们实在写不下去，不知道戏该怎么往下编的时候，时任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苏云便会适时的来到我们身边。听完了我们的苦恼，他就会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么笨呐？这个样子编嘛。接着他便一五一十的出起主意来。有意思的是，他的主意往往使我们茅塞顿开。那个时候，长影各个剧组都住在小白楼门前的两排平房里，小白楼的主楼让给从全国各地请来的作家们住。苏云从我们这个组的房间出来，便到另一个房间去关心别的组的剧本进展。所以我们大伙都戏称苏云是“长影总编剧”。在那个年代，长影出品的每一部影片，像《创业》、《青松岭》、《艳阳天》《车轮滚滚》等等影片，都渗透着他的心血。

    剧本好不容易通过投拍。林农要求演员的气质必须得像农民。选来扮演刘祥和刘万的演员由于形象显得太“土”了，竟然被门卫挡住不让他们进厂门，还是剧组派人前去交涉才领进来的。剧组很快便拉到选好的外景地天津市蓟县去拍摄。厂里亦将刚结束《钢铁巨人》摄制任务的孙羽调来与林农联合导演。

    电影《金光大道》上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一次上银幕并饰演吕瑞芬的演员王馥荔被观众尊称为“天下第一嫂子”。她自此从京剧演员改行走上了电影演员的道路，成为国内著名的影星。

                          中集
 
    片子还没有上映，我们便又出发到北京去找浩然。这次，剧本创作组成员发生了一点变化，郑荃调出，孙羽加入。此时已经是1975年的年未了。

    那时，浩然的这部小说仅仅出版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三部还处于手稿阶段。为了赶进度，必须把他的手稿抄下来，以备我们改编之用。苏云特地从厂里抽调了在上集做埸记的宋江波、以及总编室的王驰涛、高艳茹等几个刚进厂的年青人到北京抄写小说。“抄小说”几乎成了这以后《金光大道》剧组必备的程序，因为从电影的总体结构和容量出发，我们只能把两部小说合在一起改编为一集剧本，以免拖得太长。浩然让我们“逼”得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写，以至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电影摄制比小说出书出的还快。经过上集的改编，我们与浩然也处得相当熟了，孙羽便调侃地诘问：你这部小说里的人名有些概念化，不象你以前的作品，你看，范克明就是“反革命”的谐音；谷新民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简化谐音；钱彩凤是“前踩凤”的意思，以喻示她以前结过婚，是个被人踩过的凤，是不是啊？浩然乐了：那是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一时没马上编出人名来，现抓来代替的，写着写着顺手了，就这么叫下去了。

    林农是位戏痴。只要他进入创作状态，无论是走路、睡觉、如厕，都不停嘴的叨叨咕咕。不知道的，以为他得了魔症，其实那是他在推敲人物的对话。他对剧本熟悉到上现埸拍戏根本不用带分镜头台本的程度，一切都了然在胸。转年到了1月8日，早上我还没有醒，便听到从隔壁传来恸哭声。我以为林农老头出了什么事，便赶紧爬起来冲到他的房间里去，只见浩然也在。原来，他们听了早间新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逝了。浩然悲伤地说：周总理走了，往后谁能管好这个国家呀？说完便号啕大哭起来。这一天，我们没有工作，都陷入了无限的悲痛和忧虑之中。当天晚上，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埸，凝望着“人民英雄纪碑”上周总理题写的碑文，含着热泪深深地鞠了一躬又一躬，心痛得久久不愿离去。

    因为北京市“革委会”要在我们住的东方饭店召开会议，饭店方面要求客人立即转移。浩然只好回家，我们则移师到位于地安门锥把胡同的华北驻京办事处。这里是一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抄完书，其他几个年青人都回去了，为了培养年青人，韦连城此时又把王驰涛派到组里来学习。高大泉的扮演者张国民也住了进来。经过上集的合作，加之上集上映后反响非常热烈，组里的演员们都希望这一集早点拍摄，于是冯少怀的扮演者许忠全、张金发的扮演者马精武便经常前来，有时也参加我们的剧本讨论。兴许是大家相处得很熟了，于是有人便生发了一个主意，抓阉分担饭费，出去打牙祭。那种方式类似于现在流行的AA制，不过每个阉上写的钱数多少各不相同。有一天，组里的演员来得比较多，大家便又抓起阉来并且商定到位于后海附近的“烤肉宛”去。没想到我们刚到便被热心的观众发现了。于是几百人包围在饭店门口，惊天动地地呼喊着高大泉和张金发的名字。这俩个人物的扮演者马精武和张国民不得不到阳台上去跟大家见面。谁知见了面他们也不走，没完没了的呼喊着。这引起了在隔壁吃饭的一个日本代表团的注意，他们问外面的人在干什么？饭店的服务员告诉他们，旁边的房间有电影演员在吃饭。日本人十分惊讶，他们奇怪在当时“革命”得发狂的中国竟然也有人“追星”。因为外面的人越聚越多，我们根本离不开，这顿饭吃了三个多小时。后来饭店特地打开后门让我们偷偷溜走。不料消息走漏。张国民和马精武他们在追逐的群众包围下挣扎了好久才逃回招待所。

    一天，中国煤矿文工团有人到我们的驻地来串联，说4月5号清明节那天要在天安门广埸祭奠周总理。当天晚上，王驰涛对我说了许多关于江青、张春桥等人值得可疑的一些问题，并问我，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他那时已是党员，我正在争取入党，便说：我跟党走呗，大不了跟毛主席上山去打游击。第二天，北京市委的《通告》便下发了，不许群众到天安门广埸去，宾馆也开始对外来的客人进行登记并要求我们迅速离开，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剧组的党支部立即开会，经请示厂里，得到的指示是立即返厂。于是我们便购买了回程的车票。出发之前，我们都不约而同的到天安门广埸去看了一眼，只见那里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演讲的人群，声讨“四人帮”的朗诵声此起彼伏。回到长春的第三天，从广播里传来了天安门广埸群众悼念活动被镇压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消息，震惊得我们哑口无言，顿时觉得空前的恐怖。

    偏偏在这时厂里又决定把林农调出《金光大道》剧组，去搞《伐木人》。那是一部描写林业工人的戏。林农与他的新剧组要到伊春去搞剧本。我们怎么办？北京不能去了，厂里又接到命令进行清查。为了完整地贯彻林农对这一集的全部艺术设想，我们决定跟着他们《伐木人》创作组一起到伊春去接着把剧本搞完。当时，伊春那个招待所的条件很差，下榻的头一天便遇到了停电。我们只好点着腊烛进行讨论。在上集里，我们已经把范克明给抢毙了，可是在浩然写的小说里他还活着，并且很深地纠葛在矛盾里。这可怎么办？苦思瞑想了好几天，我们才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让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再死而复生。

    对这一集剧本我一直不大满意，觉得它在份量上与上集无法相比，成了哑铃中间的柄。于是，在厂务会议上讨论剧本的时候，我提出来不拍这一集，待到浩然后边的小说写出来以后，把它与后面的内容揉在一起再改编出一部份量重一些的下集来。苏云说：你这个编剧真奇怪，别的人都巴不得自己的剧本通过，赶紧投拍，你反倒主张不拍。不行不行，这个戏得拍。林农十分仗义，他找到苏云说：这个戏的编剧必须署上肖聋子的名字，什么“集体改编”呐？再集体也得有个人执笔把它写出来，上集就是他执笔的，这集还是，再不上他的名字就太不讲理了。就这样，从这一集开始，署上了“集体改编，执笔肖尹宪”。不过，对此也有人心里不服，写了一首打油诗，曰：两根竹竿一般高，为何竿头倒挂筲。我看到后明白那意思，一笑而过。

    摄制组成立后，江苏京剧团却以演出为由拒绝放王馥荔到剧组拍这一集戏。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王馥荔提出建议让她的姐姐代替她出演吕瑞芬。孙羽坚决不同意，说：你们姐俩长得再像，观众也不接受，不是那么回事儿！情急之中马精武亲自出马，到南京去向京剧团恳切地请求他们放人。不知道他使用了何种神通广大的招数，团里终于同意放人。这算是开拍前遇到的最有惊无险的一件事了。全组人马拉到了上集的外景地，影片顺利开拍。谁也没想到，在戏快拍完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厂里只有这么一个剧组在震区。这吓坏了苏云，命令有关部门立即打电话与剧组取得联系，询问他们的安全情况，叮嘱他们立即设法返回长春。摄制组的全体成员在经历了惊天动地的大灾难之后，风尘扑扑地绕道承德返回长春。后来，在厂里补拍了一些内景，这个戏杀青。考虑到后边还要接着搞，便定为“中集”。

    中集的完成片我当时没有看到，因为此时我已经接受新的任务，到刚刚发生大地震的唐山参加救灾和创作材新的剧本去了。
 
 

                           下集

    《金光大道》下集剧本完成的时候已经是1977年5月。

    相对来说，下集剧本搞得比较顺利。顺利的原因是浩然的小说终于全部写完了，再加上经过几年的合作，我和孙羽合作也非常顺手，配合也十分默契。创作组一成立便拉到了位于左家镇的“吉林省特产研究所”的招待所，这一次王驰涛调出，韦连城又派来王霆钧进组学习。我们曾经笑谈，说《金光大道》剧组成了总编室培养新人的学习班。下集剧本我们一直编写到人民公社成立，比浩然的小说前进了一大步。他只写到高级社。

    粉碎“四人帮”之后，“揭批”形势发展得很快。不久，从广州方面发出了一篇署名“李厚冰”的战斗檄文，矛头直指浩然，说他是“四人帮”在文学界的黑爪牙，是“大革文化命”的十年里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作家，他还代表江青到西沙群岛送过“批林批孔”的书，他的《金光大道》也是实践“四人帮”“三突出创作原则”的代表作，是“高、大、全”式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典型等等。随后，北京文学界也不断升腾起批判他的炮火硝烟。紧接着，在当年召开的北京市“人代会”上，浩然被撤消了人民代表的资格。消息传来，我们都很担心浩然会吃不消，可是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敏感关口又不敢与他联系以示我们的安慰。正当《金光大道》下集摄制组买好了车票，并且当晚就要乘车出发去外景地之际，厂里突然把孙羽和我找去参加厂务会议，会上宣布《金光大道》下集“缓拍”，理由是浩然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矛盾。在那个形势下，“缓拍”几乎就等于停拍。孙羽坚决反对停，我则认为这对浩然来说几乎等于落井下石。我们当时都很激动，孙羽还流下了眼泪，表示如果这个戏停拍的话，自己今后就不拍片子了。他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也没有改变厂里的决定。回到小白楼，孙羽一直不能平静。我说：不拍戏不行。国外的导演一生能拍几十部甚至上百部影片，中国的导演一生才拍几部？你都多大岁数了，跟谁呕气呀？他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不久便接拍了总编室责任编辑吕文玉组织来的剧本《丫丫》。

    孙羽到西藏拍戏去了。郑荃、南吕（曾参与〈艳阳天〉剧本的“集体创作”）两位总编室的老同志都觉得浩然的问题不似批判文章上讲得那样严重。于是，便悄悄商量了一下，把浩然请到长春来避避风头。在长影招待所里，我们见到了神情憔悴的浩然。他的确想不通。仅就《金光大道》而言，他认为也不是反党作品：“组织起来”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的号召，这总没有错吧？难道像张金发和冯少怀他们那样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只顾个人发家，甚至“不杀穷人不富”的思想就对？那个时候，我们谁也说不清，《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到底错在哪儿；关于代表江青到西沙送信的事儿，上纲上线有情可原，我们都知道浩然当时的真实态度，认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劝他不要上火；至于“全国唯一的作家”之类的批判言词也不必太认真看待，那个时候全国的作家都在挨批，的确是只剩下了你一个嘛，别人有气还不兴让别人撒一撒？既然是请他来散心的，那么就轮流请他到我们各自的家里作客，再带着他逛长春的伪满遗址吧。不久，他回到北京，参加了文化部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会上，他有个发言，说自己这些年写的作品都是政策宣传品，政策一变连编选集也挑不出合适的作品了。我看到报刊上发表的他这个发言的摘要，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文学永远是时代的文学，作家不是超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过去的作品存在的问题，是时代的产物，我们不能总是用今天的政策去否定过去的作品，要是那样的话，就永远也不会有一部作品适应今天和以后的需要了，因为时代总是在前进的，政策肯定也是不断在调整的。他很同意我的意见。后来，我又跑到北京，到他在通县的女儿家里去看望他。他高兴极了，觉得长影的人真讲友情。他的爱人杨普桥说，头些年我上街买菜，人家都说你们家浩然写什么写什么了，跟我要书，现在也没人搭理了。我回来问他，咋没人儿理我了，他也不说，就脸对着书架坐在那儿一本一本的把这本捣腾到这儿再把那本捣腾到这儿，一句话也没有。你说让人着急不？杨普桥是浩然的父母给他包办的媳妇，比他岁数大好几岁不说还一个大字不识。我们都戏称浩然“孔夫子家里有文盲”，可是浩然却跟她恩恩爱爱的过了一生。说起《金光大道》的故事，杨普桥说：他写的那可都是俺们村儿里的真事儿啊，俺们就是那么过来的呀。

    下集一“缓”就缓成了无期。

    过了许多年之后，大约是接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浩然的作品由某家出版社结集出版，《金光大道》赫然在内。由于浩然在“出版前言”里说了一些在某些人听起来似乎冥顽不化的话，便又掀起了一股争议的浪潮，许多报刊卷入其内，有的文章说他是“贼心不死”，甚至说他“吹嘘”的“组织起来”并不是什么“金光大道”，而是把农民搞得穷困潦倒、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精光大道”，罪该当诛……云云，热闹程度不减当年。当时，已经担任《电影文学》主编的吕文玉给我送来几篇这样的文章，说：你跟浩然那么好，又合作了那么多部戏（此后还改编了浩然的小说《山水情》，影片名为《花开花落》），你总该写一点什么吧？于是我便遵命交给他一篇短文，文题《戏诘浩然》，我引用那些文章中的语言用反讽的笔法为浩然说了几句公道话：“你歌颂的什么‘共同富裕’、‘统购统销’，是把‘广大农村变成了人斗人的角力埸’的‘精光大道’，你没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到也罢了，还说什么你‘代表农民’，你好意思啊？你得学会‘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用今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去否定互助组、合作社，管它什么‘关于建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一切你才叫与过去划清界线呢！不然的话，能跟你有完吗？……”兴许吕文玉觉得我这篇短文写得太呛某些争议者的肺管子了，压下没有发。

    2002年6月，导演林农仙逝。消息传来，我号啕大哭，挥泪以他一生导演的十二部作品中的十部片子名称拟了一副挽联，上联是：“《党的女儿》高举《闯王旗》点燃《边寨烽火》《兵临城下》，为祖国解放戎马江山，迎来《艳阳天》”，下联是：“《甲午风云》开拓《金光大道》《小姑贤》喜逢《奇异的婚配》，为影坛繁荣呕心沥血，共涉《大渡河》”，横批是“英雄林农”。几天之内，《金光大道》剧组的主要演员和主创人员几乎全部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向这位电影艺术大师和自己的恩师告别。一位导演在身后能够把二十多年前的一部片子的整个剧组的主创成员凝聚到一起，这种情况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凤毛麟角。难得的团圆会上，大家觉得应该把《金光大道》续下去，写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高大泉和张金发等芳草地的人们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故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制片人东方闻樱介绍说，蓟县有人已经写出了个20集的电视连续剧的剧本，主张我看一看。转年的春天，我利用到北京开会的功夫见到了这位作者，据他说浩然对写改革开放以后的芳草地很感兴趣，并且为这部20集的电视剧题写了片名。可是，当我看了剧本后却很不敢苟同。因为他写的已经不是人们所熟悉的人物。我认为，要续《金光大道》在新时期的故事，就必须刻画高大泉、朱铁汉、张金发和冯少怀以及秦富等等人物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遇到的、以及他们之间必然要碰撞出来的新的火花，表现他们“与时俱进”奔小康的精神风貌，否则就没有必要写。张国民和东方闻樱把这个事交给我来做，因为很多很多的客观原因，我至今也没有践约。

    2003年，浩然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得到消息后我特地捧着一束鲜花赶往北京，到他住的同仁医院去看望。那时，他已经昏迷了好几个月，艰难地挣扎着，似乎尚有意识。我在他的耳边大声喊道：浩然，你听出我是谁了吗？要是听出来了，就动一下手指头。喊完了，只见他的手指头剧烈地动了一下，泪水立刻迷糊住了我的眼睛。著名作家浩然辞世
曾经出版70余种著作

　　本报讯（宗欣）著名作家浩然昨晨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据浩然家人透露，浩然在北京方庄东方医院第12层的干部病房里已经卧病五年多，昨晨2点左右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病逝。此前媒体报道称，脑血栓、老年痴呆症等综合病症把他变成了个植物人。
　　浩然本名梁金广。祖籍河北宝坻，1932年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1964年先后在《河北日报》、《友好报》(俄文)和红旗杂志社任新闻记者、编辑。先后任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作协理事，全委会名誉委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三河市文联主席及《北京文学》、《大平原》和《苍生文学》杂志主编。
　　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70余种著作。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著作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小说连播节目及连环画册，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在日本、法国等国翻译出版。《大肚子蝈蝈》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
　　下周，浩然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真实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个令人尊敬的、永远不能忘怀的、真正的农民作家！

伟大的人民艺术家永垂不朽！  

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人民作家！

充满谎言的垃圾阶级斗争小说，竟还有人捧场，可见受过教育的人一样可能在不少方面很弱智！我小时候就是读这些书长大的，今天开来，都是在喝狼奶。我不想跟你们争辩，只想说，当代只有御用文人，没有农民作家！

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资料看看即可。

我们几十年电影，有真正的好片吗？

不要太偏激，要客观，《早春2月》、《舞台姐妹》、《阿诗玛》《刘3姐》《大闹天宫》不是好片吗

对死者不存在诽谤，忘了是那部电影的台词了

浩然是有良心的人民作家。

有情有义长影人！！！

浩然是真正的人民作家。

不加评论
浩然的书都看过

小说都看过，感受颇多！

优秀的作家

好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