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电影网“红人馆”独家专访“新中国译制片之父”袁乃晨

袁乃晨：电影融进了我的生命

——“电影红人馆”独家专访著名导演袁乃晨

嘉宾简介：

　　袁乃晨，电影导演，新中国译制片之父。

　　生于1918年，河北省雄县道务村人，原名高润才。1938年投身革命，1946年从晋西北八路军120师调到东北电影公司（东北电影制片厂前身），参与东影的初创工作，曾负责东影演员科。1947年冬，他在我国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中扮演营长。1948年春编写剧本并导演了我国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并成为我国第一部新闻片《民主东北》的第一个解说者。同年，他代表中国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与（前）苏联影片输出输入总公司驻中国的总代理聂斯库伯在哈尔滨的莫斯科电影院签订了翻版（前）苏联影片的合同，使华语片的翻版片能全都交给东影译制。随后他组建译制机构，并组织领导并亲任导演译制了我国第一部翻版片（现改叫译制片）《普通一兵》，《普通一兵》的成功，奠定了翻版片这一片种的基础，从此中国开始大量地译制国外影片，因此他被誉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1952年秋，他调入北京文化部电影局任翻译片组组长，主管全国翻译影片工作。1953年，他被邀任《英雄司机》副导演，从此开始了故事片的创作。1956年后，他拍摄了《马》、《悬崖》、《昆仑铁骑》、《两家人》、《战洪图》、《向阳院的故事》、《辕门斩子》、《蝶恋花》等多部影片。1983年他与任彦芳合作把孙梨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改编为电影剧本。

主要作品：

　　《留下他打老蒋》 1948年 短故事片 演员
　　《普通一兵》 1949年 译制片 导演
　　《俄国问题》 1949年 译制片 导演
　　《英雄司机》 1954年 故事片 副导演
　　《马》 1956年 故事片 导演
　　《悬崖》 1958年 故事片 导演
　　《昆仑铁骑》 1960年 故事片 导演
　　《两家人》 1963年 故事片 编剧/导演
　　《战洪图》 1973年 故事片 编剧/导演
　　《向阳院的故事》 1974年 故事片 编剧/导演
　　《辕门斩子》 1976年 戏曲片 导演
　　《蝶恋花》 1978年 舞剧 导演
　　《风云初记》 1983年 电影剧本 编剧

访谈实录

　　今年是长影译制片厂成立60周年之际，而距我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的诞生也近60年了，为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中国电影网记者对新中国译制片之父袁乃晨进行了专访。

　　中国电影网：袁老，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在我国电影史上抒写了四个“第一”：第一部新闻片《民主东北》的解说者；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营长的扮演者；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的编导；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的导演。对于这四个“第一”，您认为它们给予您最宝贵的是什么？

　　袁乃晨：最宝贵的是实践出真知。因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究竟怎么搞，自己定不了。比如《留下他打老蒋》，虽然这时我已经到了电影厂，抗日战争八年我是做话剧演员的，在拍摄时，比如说有个场景我有个很即兴的表演，把手臂扬了起来，摄影师就制止了我，说出画面了。我当时也没有感觉这是个近景，但近景就有近景的要求，电影表演和戏剧表演是不一样的。这在现在不是个问题，但在当时就会成为问题，至少在我身上发生了。你经过这个实践，就会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吧。好多东西都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无论是科教片还是故事片。在《普通一兵》中，翻译交出翻译剧本后，剩下的就是导演的事情了。演员配音的语言、字数的多少和画面上表现的是不是在时间上相吻合，字多了，就得减；字少了，就得添，意思还不能变，然后根据原片演员的表演，我再给配音的演员排戏，排戏可以了，就可以录音了。

　　中国电影网：有人说译制片就是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您如何看待“译制片”及它对我们生活的意义或影响的？

　　袁乃晨：关于“译制片”的叫法，我觉得“翻版片”更恰当、准确些。我们从（前）苏联引进时叫翻版片，后改叫翻译片，现在又改叫译制片，这里面就有它内容的不同了。“翻版片”只是语言变了，而“版”没有变，而“译制片”字面理解仅仅是译制不包括版。所谓的版是原来影片的版，只是我们把原影片所说的语言变成中国话了，它的语言的长短在镜头的时间上、画面上必须是一致的。另外，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他的语气呀、停顿的地方呀、换气的地方呀、标点的地方呀，都没有变，都是原片演员所要说的那些表现，那么，翻版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要符合原来的镜头，那么这个片子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只是一条音带，我们还要把这个音带按照人家原来的版套进去，把它那条声音的音带拿掉了，换成我们的。还是按照人家原来的底版，这样印出来的片子，就叫翻版片了。我举个例子，一篇国外的小说，我国的两个人翻译后绝对不会完全一样。那么你再印刷出版的话，你就用中国的版了，不是原小说的版了，你是用中国语言的版印中国的小说的。可是翻版片呢，印的版还是人家原来的版，人家原来的演员、音乐，只是话语这条音带是中国的。现在为什么有盗版呢，盗版还是人家原著的版，它偷着拷贝过来后，少拿捐税，多赚钱，但版还是人家原来的，所以叫盗版。但是现在有人为何又把它改叫“翻译片”、“译制片”了呢，也许有人觉得叫“翻版片”这个词有些俗了吧，改叫“译制片”是否才更雅一些，可是我说，雅是雅了，可是“翻版片”这个片种，它里面共有的特点叫做“译制片”就没有了， 所以叫译制片就有失之毫厘……所以当初把这个片种叫“翻版片”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对于它的意义或影响，我比较认同你的问题中所阐述的观点。


    中国电影网：作为第一代电影译制工作者，当时条件的简陋和艰苦不言而喻，而在《普通一兵》成功的第二年，译制片的产量就达31部，令人惊叹，你们是如何高效率地生产出高质量的艺术产品的？

　　袁乃晨：为什么有31部，它是有个历史背景的，当年咱们国产影片很少，49年到50年一年也就出一两部，全国刚解放，那时咱们自己几乎没有片子，尤其在南方的电影市场，放映的是英美的影片，当年咱们还把那些影片看成帝国主义的影片，人们所看到的大多为西方的电影，这时我们恰恰把（前）苏联的片子签过来了，我们翻版后，能变成我们中国人听得懂的自己的语言了，那我们就大量地译制（前）苏联影片去占领这个市场，因为第一部我们试验成功了，厂里面就交给我任务，翻版片这个片种，要我把把它这个生产整起来。然后我就开始组织机构，到处招兵买马，在北京、吉林、长春、哈尔滨各地都招回来一批，我选择演员的标准就是要声音不要形象，文化程度我不太考虑，但至少小学程度还是有的。半年期间我就招了100多人，俄文、日文、英文翻译都招来了，然后分为4个摄制组同时进行翻版片的工作。同时我又办了两个班，一个是语音班，训练普通话，矫正他们的地方话；一个俄文班，提高他们的俄文水平，增加他们对原片的理解。当然，想想在那个年代，招来的演员、录音、导演那能不拼命的干呢，我们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现在我已经是为我自己的祖国工作了，而且是艺术，是电影。一个摄制组大概一个多月能生产一部片子。所以第二年产量达到31部。这样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把南方的电影市场占领了。当时主要是（前）苏联的，还有东欧的，而后扩大到西方的国家，凡是有电影厂的国家的影片，咱们厂都翻译过。

　　中国电影网：在译制片导演之后，您又导演了多部故事片，如《马》、《昆仑铁骑》、《两家人》、《战洪图》等，译制片导演的成功经验对您导演故事片有何启迪和帮助？

　　袁乃晨：我搞电影是从译制片开始的，我搞译制片就等于把一部影片拆解开来弄，然后再把它重新装配起来。这个过程我了解了，而演员的这个部门，我之前曾做过。至于导演这方面的问题——影片的构成是由导演完成的。就像一个建筑物，我把它的结构搞清楚，这样这个建筑物我就明白它的构成了。而拍故事片，我也是把它分解后再组装上。我弄了《普通一兵》，把它一个一个镜头拆开了，我又把它合起来，看它是怎么拍的，我解刨一下，然后我也就会结构了。开始总是从模仿开始的，照葫芦画瓢吗！

　　中国电影网：故事片《向阳院的故事》也堪称经典，影片上映后，各地纷纷效仿成立“向阳院”，可见影片风靡的程度，您认为这部影片对现今社会的教育意义是什么？

　　袁乃晨：这个片子，你如果从它的主题来看呢，那就是儿童怎么样很好地成为接班人。从小要热爱劳动、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党，为人民服务，用现在的话来说，咱们现在不是有《八荣八耻》吗，实际上就是要求“八荣”中的一些精神，很好地做一个新时代的接班人。虽然这部片子拍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时期，但是除去它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色彩，这部儿童片的主题现在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

　　中国电影网：1958年您在拍摄《悬崖》时，恰巧毛泽东主席视察长影厂，而今年也是其50周年纪念，那次的毛主席视察给您留下最深刻的是什么？

　　袁乃晨：当年呀，中国还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数量，那个年代哪有电视呀，人们娱乐的渠道顶多是从影院看电影，看电影偶尔能看到天安门、主席像或者毛主席检阅的场景，剩下的很少有渠道见到他本人。那么58年，他亲自到长影来视察，当时两个摄制组在厂内拍内景，一个《红孩子》，一个《悬崖》，当然了，能够看到毛主席本人，在那个年代也是很不容易的，内心是非常激动、欢快和感到幸运的。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中国电影网：您导演的影片，有多部是由小说改编的，改编一部成功的小说对于电影导演来说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很容易吃力不讨好，您认为小说改编成电影，需要掌握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

　　袁乃晨：首先是最喜欢的。不是有个喜欢的就改编，不是的。比如说我，我真正从思想上、心底里最喜欢的，当时非改不可的有两个，一个是孙梨的小说《风云初记》，一个是舒群的小说《崔毅》，而参与改编并拍摄成影片的有《两家人》、《向阳院的故事》。只有最喜欢，梦寐以求的，才会在脑海中形成场面、镜头，把它的形式改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电影，喜欢了有情感了，才会把它完美地再现。当然不仅喜欢还要有教育意义，并且能产生共鸣，只有感动自己了，才会感动别人，有价值才会产生社会效果，影响更多的人。对小说投入深厚的感情，才会有创作的冲动、有创作的欲望，并通过银幕也扩大了它的影响。

　　中国电影网：您认为一个出色的电影译制工作者最需要具备什么品质？配音的灵魂是什么？

　　袁乃晨：认真负责的态度是最需要具备的品质。没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你就发现不出问题。因此说交给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一丝不苟。尤其是搞艺术创作的，一点错误出来，在观众面前都会被发现。如果说一个人有成就那他一定是呕心沥血的。他没有如醉如痴的这样一种精神他是搞不好事业的。对任何一项事业想要做出点成就来，或者说出色地完成任务，你没有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没有一点一滴的努力是不能有所成就的。我在分镜头的时候，我自己把主场戏主要角色的戏，都要演它一遍、两遍、三遍。想象的东西先自己兑现了，再和演员取得了共同的理解之后，才开始拍摄。再比如《普通一兵》的工作，这中间如果遇到了与口型不吻合的字，我和孟广钧（《普通一兵》翻译）费尽了心思，有时憋得头都痛，但没想出来，就不能放过，晚上睡觉在想，当时我俩还在一个房间，半夜我俩都在相互询问结果，第二天早上仍没结果再继续冥思苦想。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口型，当然这都是比较明显的地方，我是坚决不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当兵出身，我就想当年打仗的时候，上级交给你一个任务，这个阵地你给我守住，好，你就必须把它守住。我觉得，虽然这不是打仗，但这是个任务，我肩膀上担着写有“中国”这两个字的担，这个担子可不轻。我虽然其貌不扬，还是个普通的小干部，我肩上的这个担子我可知道它的分量。所以一丝一毫的我也不敢出差错。非要百分百完成，我才能放过。我为何要有如此严肃的态度呢？如果说我这个任务要完不成，整个这个片子（前）苏联就不交给中国了，就要给香港、印度去制作了。这笔帐我交得了吗？这个《普通一兵》就是反反复复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终于把它弄成功了。配音的灵魂是你真正的热爱这项事业才会把它做好。说起来表述很简单了，可是你真正热爱这项工作，一丝不苟地把它做好，作为一个终身的职业，而且要做得出色，那你可不知要流出多少汗水、多少的心血！

    中国电影网：在您的电影生涯中，最令您难忘或感触最深的是哪一次？

　　袁乃晨：还是《普通一兵》。那时接到任务时，没有任何有关如何做译制片的经验，全都是我们摸索着来。比如拿了片子，翻译先翻译了剧本，导演面对的是所有剩下的问题。后面的每个人物语言的长短？影片镜头和这些语言的长度是否一致？长了，要缩短语句，取消一些字，另外还要加感情，这又涉及语音的长短。意思不动，删字还比较好办，换几个句式就解决了。这关过去之后还有一关，解决时间、感情后，我要表演一遍，因为我是演员出身，这时不需要我这个导演了，这里主要就是在语言上下功夫，口型——人家开着口，我们就不能是闭的口型，我们是边做边发现这个问题的，这处人家是张嘴的，我们就得改成开口字，不能人家说“啊”，咱们说“嗯”， 意思虽然没错，但口型对不上。比如《普通一兵》中，马特洛索夫冲向敌人的碉堡时高喊着：乌拉！俄文的意思是万岁！如果按照原文配，一是口型不对，二是也不合中国人的习惯。我上过战场，战士们冲锋时喊的是：冲啊！为什么不可以把“乌拉”译成“冲啊”呢？“乌拉”和“冲啊”口型相近，又符合剧情，配起来一试，果然效果很好，口型也对，中国人听了也觉得顺耳。还有比如说录音时的规定，如和话筒的距离等与日本专家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我们双方都是在不断改进和磨合中逐渐成型的。这个过程记忆犹新呀！

　　中国电影网：“电影”与您结缘时您还不满30岁，有人说，是历史把您推到一个时代的电影先行者之列，让您去接触一个关于“遗憾”的艺术——电影，而今回首看它，它对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袁乃晨：历史把我推到一个时代的电影先行者之列，这是个表面的现象。你比如说解说的问题，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的第一个解说者，当时在兴山的那个年代，也有演员，选我解说，有偶然的因素，但也是必然的结果。这个解说仅仅是看图识字的话，那样的话解说者好选定，而选我也和时代有关，《民主东北》反映的是最惨烈的战争，是由冲锋陷阵、慷慨悲歌的场面组成的，所以解说就不仅是看图识字能胜任的。首先解说能不能达到影片所要求达到的气氛和感情，而我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那种经历对我来说并不是生疏的，当然我看到这些场面我也会回忆起我的生活，这样的经历让我解说时感情是自发和真实的。而说最大的改变——一个偶然的机会走上这条道路，改变了我的人生，而电影也融进了我的生命。

　　中国电影网：今年是长译厂建厂60周年，您对长译厂的未来有什么希望和建议？

　　袁乃晨：今天译制片该怎么做，应该是我们深思的。不妨我们的眼界开阔一些嘛，把它打出去吗，现在经济的往来很自由了，他们可以到我国建厂，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也可以到他们的国家建厂。我这个厂译制的就不仅仅把你的话译制成我的话带回国内放映，也可以把我们国产电影译制成你们国家的话语拿到你们国家放映，我们也可以到外国建立译制厂，到柏林、到巴黎、到好莱坞……建立我们的译制厂，让我们国家的电影通过这个译制的花朵开遍全世界。

　　最后，我再说几句，翻版片和（前）苏联签订合同至今已整整60个年头了。当初的那一批同志和战友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的日以继夜的一天24个小时，吃在录音室、喝在录音室、睡在录音室，随叫随到，废寝忘食，流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终于把翻版片这座大厦的基础打得牢牢固固、结结实实的，60年过去了，他们中间很多同志先后已经长眠于地下，他们终生为之奋斗的翻版片这个花朵已经开遍了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含笑九泉。（中国电影网长春记者站／红蜻蜓）

来源：中国电影网（www.chinafil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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