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仁演得太好了！ 兼谈片中的配音

喜欢杨立仁，一个真真正正的男子汉，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孤胆英雄
《钗头凤》唱的是孤独和伤痛，这和杨立仁的结局很相似




里面杨父的配音是不是吳俊全配的？？？

话说这个演员黄志忠还演过海瑞（大明王朝1566）
真是正邪都能演绎啊！！！不可思议～～～～

黄志忠的表演戏剧味很浓郁，给人印象深刻
他演绎立仁的声音颇似陆揆

引用第2楼恋水莲于2009-6-13 21:55发表的  :
黄志忠的表演戏剧味很浓郁，给人印象深刻
他演绎立仁的声音颇似陆揆

嗯哪，这个演员我老早就看好了。他娶了俺四川姑娘，呵呵。

杨父就是吴俊全配音。还听到郭政建了。其余主要演员都是原音吧，孙红雷、黄志忠、柯蓝、瞿恩、瞿母。

张恒用的是配音？

主角 好像就是张恒和杨雪用了配音。

对，小昭姑娘， 张衡用的是配音，因为刚看过北京台刚演了她和姜武那部闹剧《我是老板》，本人声音很有个性啊，不明白那绯闻不断的摄影出身导演怎么想的？感觉是因为这人物综合了 宋家姐妹的个性和家境命运，看出那配音也极力往这方面贴，中间一部分也往张衡本人形象贴，仔细看完全剧的话，能听出她配音的明显差别。 这配音反正很熟，之前那部电视剧《倾城之恋》有过，但是没记住名字，肯定是北京这边的配音。
如果没听过张衡原音的肯定认可这声音，很大气豪迈。但是我看了她多部片子，感觉很别扭配音。像《潜伏》这类历史剧，又都是知名演员，用原声多好，一体化啊。学人国外，人日剧美剧都是原声，难道是这些大牌和配角们台词就不过关？ 跟那部批评到底的配音电视剧《四世同堂》一样，还说演员五湖四海的，连普通话台词都不过关，还演大戏？导演录音完审片级知道片子的命运了。
这部《人间正道》还可以接受，看跟谁比了。起码主要的，那些个性明显的都是自己后期重配的，您要是孙红雷都重配了，那这片就彻底山寨去吧。
不过里面俩兄弟打斗和吵架的激烈戏， 孙红雷和柯南那些亲热戏和拥抱吵架，明显配音太困难，还有大段喘息，都看出配音跟不上或多了声音，配的不好。
虽然这类大戏规模大，想同期录音不容易，但是您既然都是今年的精品剧了，剧本也很好，明星加盟，大钱都花了，还在乎同期声这种小瑕疵吗？ 反正咱对声音敏感的观众 就大打折扣了，没有那种身临其境了，，而且这片的录音也一般，有些声效混录的错误太多。

至于楼主说的黄志忠，那是孙红雷的大学哥，中戏92届（好像），孙红雷是94的，虽然岁数差不多，名气孙红雷 潜伏大火，毕竟孙红雷跳了多年霹雳舞才考学。但是俩人有私交，孙说上学时承蒙这些学哥照顾他这外行人。
演技自不必说，老黄多年的正面脸终于熬出头了，演什么他都行。不像孙老嬉皮笑脸，但也不是那种严肃古板的，可塑性比孙强。
都说他嘴皮子好使，个人感觉如果他再年轻5岁，演《奋斗》类似的年轻剧，一点不差，肯定比佟大为强。肯定火

发现这里面很多小角色都是曲敬国配的？

张恒的原声似乎比较粗，很早看过她演的几部剧。可能原声不太适合配国民党开明派女士。

给张恒配音的是张欣吗

看网上说黄志忠能在《无间道》里出演还是陈道明推荐的

配音统筹：曲敬国
张欣，唐烨，王磊，郭振建等人也参与配音

引用第7楼anfox于2009-6-13 23:36发表的  :
发现这里面很多小角色都是曲敬国配的？

张恒的原声似乎比较粗，很早看过她演的几部剧。可能原声不太适合配国民党开明派女士。

记得第一集里有个开打胎药的医生就是曲敬国配的。

孙红雷的形象都能演我党卧底以及高级将领了，开明派女士就不能是粗嗓了吗？

给杨雪配音的应该是薛白

黄志忠是自己配音的?听不出来。。。

引用第5楼anfox于2009-6-13 22:42发表的  :
主角 好像就是张恒和杨雪用了配音。

我怎么觉得，除了孙红雷是自己配的，其他都都是别人配的呀！？

引用第14楼秋水绿藤萝于2009-6-19 08:50发表的  :

我怎么觉得，除了孙红雷是自己配的，其他都都是别人配的呀！？

除了张恒和杨雪  其余主角基本都是自己配的。

众多小配角才是曲敬国班子配的

引用第14楼秋水绿藤萝于2009-6-19 08:50发表的  :

我怎么觉得，除了孙红雷是自己配的，其他都都是别人配的呀！？

这里面都是老戏骨了，吕中老师、孙淳、黄志忠、张志坚个个台词功底都很扎实。根本不需要请别人配音。

孙淳03年在《走向共和》演袁大头时，就领教到他深厚的台词功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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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主义


　　一部长达50集的电视连续剧，引发各种各样观众的反思、争议，其意义已经超越了这部电视剧本身。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端戏剧化的故事，两个家庭，承载了1/4世纪中国现代史那样复杂的两党尖锐对立，演绎出那样撕心裂肺的兄弟、师生、同学、恋人间的彼此痛不欲生。这样的极端戏剧化，赋予了这部辛酸史一种极端的感染力。感染力的原因在于，在那个1/4世纪里，这样的兄弟、师生、同学、恋人因为敌对，骨肉相煎，确实又是那样真实而典型。短暂和好，长久的厮杀，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表面看，都是因为救国之主义、理想之冲突。

　　救国确实是中国革命之基础。百年前，中国古代社会面临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革命者要面对的最紧要任务是于列强掠夺中救中国，富强的榜样就是那些来掠夺中国的现代国家，所以中国要富强，就必得走向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是当时政治革命的首要任务，也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孙中山在1906年的一篇文章里讲解说：“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作路人，也不会把路人当作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姓发生出来的。”那时他针对的是清王朝，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权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却没有一个思想酝酿、社会改造的从容过程。于是，外来自现代国家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各种主义必然一时骤至。

　　1919年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针对的就是这种主义成风，关于“主义”的缘起，他说：“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主义原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

　　主义作为政治主张，其实必然包含一套价值观的设定，以裁定社会的对错、好坏，包含着一套相关制度设计，不同制度设计指向不同的利益分配方案。主义产生后，自然就产生了排他性，由主义形成的阵营，就自然要发展出政治斗争。

　　三民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在当时是一个具本土化内容的主义，它要实行的民权主义“就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孙中山说这才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民生主义则牵涉一系列社会改造方案，尤其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他说，民生主义也是从发达国家来的，因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越是增加，贫富不均的问题越明显，所以民生主义是为解决贫富不均的弊病。孙中山设想了一个土地定价政策，他认为有了这个政策，“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他自认这个方案，“慢说中国从前所没有，就说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国”。

　　关于革命后的宪法，孙中山参考了英美宪法的三权分立，但他认为，“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所以“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三权之外，为除却盲从滥选或任人唯亲，要加一“考选权”，设立一个独立机构，对大小官吏做一个考试，考试合格了，或委任或选举而来的结果才得有效。还要加一“纠察权”，设一独立的“裁判官吏的机关”，不能像美国那样，纠察官吏的权力归议院掌握。孙中山说，“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并将其视为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在此基础上，才诞生了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者。

　　共产主义的纲领同样也是先来自西方，后有本土化改造。共产党人王稼祥曾有文专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孙中山同情劳苦群众，仇视压迫者与剥削者，看见西欧资本主义对工人及劳苦群众的压迫，便生成了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阶段的理想……一方面实行激进的土地纲领，一方面理想避免资本主义阶段，实际上激进的土地政纲只能消灭封建剥削，不能消灭于避免资本主义的剥削，相反的，正促进资本主义长足的发展。”这时候，共产党人显然已经清楚认识到，资产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在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背景下，根本无法调和。也就是说，在主义选择的后面，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这道路选择的最尖锐处，第一，未来之中国，是不是一个人人平等，所有贫苦大众都能够翻身做主人的中国？第二，未来之中国，能否真正摆脱外国侵略与奴役，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扬眉吐气？

　　在共产党人思考中国之命运的同时，应该说，是大革命带来的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推动蒋介石在革命天平上选择了代表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如果真顺着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扶助农工”政策，就会彻底动摇与牺牲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意味着几万万“泥腿子”真正当家做主，这正是所有既得利益者都需要捍卫的。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上，实际上又是站在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背后的外国列强的利益上。对当时的蒋介石而言，又要钱又要利，这无疑是一种实用主义选择，它显然必须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基本政治立场。

　　正是这样截然不同的选择，才导致了“四一二”屠杀。实用主义的蒋介石集团必须以速战速决，消灭浪漫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以阻止共产党人对最广泛民众的发动，因为一旦最广泛民众被发动，中国的政治格局就会被彻底改变。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正是以这个政治环境为背景，描述了在这场道路选择中，传统伦理道德所经历的撕裂与煎熬——不同人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场，共产党人为全民族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平等，往往需要背叛自己的家族、亲人，这是一种“家国”。国民党人要维护自己家族、亲人的利益，为不被劳苦大众夺去，不惜动用残杀亲人的手段，也认为此乃“家国”。一个是为民众甘愿牺牲个人，一个是为个人甘愿牺牲民众，电视剧中的立青与立仁各自秉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国”，不同利益驱使了牺牲自己与牺牲他人之间的你死我活。这也确属中国革命的特殊境遇之一——中国的政治革命发生在列强掠夺中国的紧迫危机中，社会格式则还处于中国传统中，情感方式往往还属原有社会格式的理解和感受方式：重家庭，认血亲，讲义气，尊师长，这导致中国最初的革命者其实都经验着双重的精神生活，他们的政治生活是现代主义的，社会生活却是传统的，从鲁迅、胡适、瞿秋白等不少人的生活经历中，都能看到这双重生活的折磨。

　　“一个丧失情感的人不能称之为人”，主义面前，情感不可能泯灭，情感面前，主义既然形成又不可能背叛，残酷于是更加深化。这种深化意味着：主义一定需要牺牲情感，这就是精神的磨砺；而实用主义也一定会被浪漫主义所战胜：一个站在大多数人利益之上的政党一定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这就是国共合作可以走向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可以以弱胜强，使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

　　这部电视连续剧中，作为精神气质象征的共产党人瞿恩代表了一种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崇高牺牲，正是无数他们的献身，才换来了中国真正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史。这样的主义里饱含的情感，显然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强自立最值得珍贵的财富。

　　我们通过采访这个剧组的主创人员，提出这样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极易混淆的主题，主旨就想吸引更多人，更深入地思考这段我们谁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更清楚有关情感与主义的真正涵义。■


http://news.sina.com.cn/c/cul/sd/2009-06-18/131118045763.shtml

孙淳：《正道》中的瞿恩唤起我们的向往


　　导演在广州见到的孙淳蓄起了小胡子，清瘦许多，这是他为哥哥孙周正在拍摄的电影换的造型。可是谈到《人间正道是沧桑》时，他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又回到了瞿恩身上。

　　瞿恩的戏并没有贯穿始终，但他的灵魂却仿佛仍然飘散在整个戏里。

　　“我理解瞿恩的纯粹。”孙淳说。在他看来，瞿恩代表的是信仰的坚定者，从布道走向殉道，唤起了人们对久已遗失的一种纯粹精神的向往。

　　主笔◎李菁

　　“静”的瞿恩

　　去年3月的一天，孙淳接到导演张黎的电话。孙淳说他第一次看完剧本，就彻头彻尾被“瞿恩”所征服：“这个人周身散发着一种令人着迷的气质，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他！”当看到瞿恩牺牲的描写时，性情的孙淳甚至哭得一塌糊涂。

　　不过，孙淳也很坦率地承认，虽然在情感上毫无保留地接纳了瞿恩，但从一个演员的角度，他当初更想演杨立仁或董建昌，“因为剧本给这两个人物设置的沟沟坎坎、起起伏伏太多了，结构上非常完满”。

　　“你可以演杨立仁、董建昌，可是，谁来演瞿恩？”孙淳说张黎把他问住了。他告诉孙淳，思来想去，他们找不到再合适的演员来诠释这一角色。在导演组眼里，最接近他们理想中的瞿恩，是上一代老演员冯——阳刚又儒雅。“冯在我眼里可是大演员，我看了他很多作品，从《羊城暗哨》、《南征北战》到《桃花扇》，他把握角色的能力特别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张黎这一类比，我都蒙了：这角色有那么好吗？”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瞿恩。

　　孙淳与张黎此前在《走向共和》里合作过，那部戏里，成功塑造了袁世凯这一历史人物的孙淳完成了对自己颇有意义的蜕变。“《走向共和》里，我恶补了清史一直到民国史。张黎对我说：淳子，从民国再向北伐、迈向共和国，把这段历史走一遍。没想到几年后这个心愿还真完成了。”

　　除了导演与演员的关系之外，张黎也是孙淳生活中非常好的朋友。“他对我的性情非常了解，我不复杂，很干净，也简单，跟人打交道时也从不拐弯抹角，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孙淳觉得自己的这一点符合剧中对瞿恩“透明的人”的定位。

　　真正到开拍时，孙淳又陷入塑造这个人物的困惑里。“这个人物太好了，但真是‘抓’不住。”整部戏里，孙红雷扮演的杨立青是主线，戏里勾画了他从顽劣青年到坚定革命者的全过程，而瞿恩，一开场就是以近乎完美的精神偶像的姿态出现的，“没有起承转合，没有勾画他因为什么，才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人，该怎么演？”对于瞿恩，孙淳打了一个比方：“他出现在不同场景里，像一粒零落的珍珠，把不同的场景连接起来，就是一串精美的珍珠项链。对于瞿恩，剧本提供的是一种氛围和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如何通过我这个载体传递出去？”

　　孙淳曾经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是想找编剧江奇涛谈一谈“瞿恩”：“我想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瞿恩突然在某场戏冒出来，是为什么，想突出他哪一方面的性格？这就省劲了。”因为某些原因，孙淳的想法没实现，只能通过看书，慢慢琢磨。“我在瞿恩身上下的工夫，比袁世凯大得多。为了揣摩这个人物，我写了这么厚的一撂笔记。”孙淳用手比画着。

　　一个为信仰而存在的智者与勇者，必然看淡名利与生死。孙淳在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静”的瞿恩。“他总是静静的，非常淡。这也非常符合剧本第一次给我的感觉。”

　　“拍戏的时候，我会非常静地看立青，动都不动。孙红雷说：我参加你们的党吧！其实内心是咯噔一声，但表面上依旧沉静如水。”包括林娥向他表白内心情感的时候，孙淳依旧是一副淡定的神情。孙淳的妻子傅丽莉说：“从拍戏一开始，他就总在家里唠叨这个人得静、静。有时他静得让张黎都慌了。”

　　因为改动的一些原因，孙淳毫不讳言在整个创作期间情绪起伏多变，这让妻子傅丽莉一度非常担心。这种担心一直延续到看到成片的前10集，“我一直捏着一把汗，觉得这个人物能立起来吗？”直到“中山舰事件”被抓的那一场戏，被扣押的瞿恩表现出一种淡定自若、以柔克刚的风格，让傅丽莉彻底忘了那是孙淳。电视剧播出后，傅丽莉又追着看，作为一个同行，她的评价是：“他控制得非常好，浑然天成。”

　　戏开拍不久，就拍牺牲的瞿恩和妹妹瞿霞超越时空在狱中相遇那场戏。光打在白白的衬衫上，透过镜片，后面是依旧平和淡定的眼神，那一瞬间，安静的瞿恩仿佛具有一种穿透世间万物的力量。孙淳说，拍戏的时候，柯蓝就对他说：“哥，我看见你背后有一层光环！”电视剧播出后，看到这一幕，柯蓝又打电话给孙淳两口子，用她特有的表达方式说：“我哭得跟王八蛋似的！”

　　布道者

　　1924年，当杨立青来到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广州时，他同时面对两个人生指导者：董建昌和瞿恩，他们不仅代表着两个党派，更是两种人生态度。“编剧给立青找了两个教父：一是国民党的教父董建昌，他是功利而现实的；另一位是共产党的教父瞿恩，他是理想而浪漫的。每个观众在衡量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立青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选择。”孙淳说。

　　在杨立青选择主义的道路上，瞿恩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为理想而坚守的那份纯粹深深感染着立青，在立青眼里，瞿恩“代表着真理和方向”，他告诉瞿恩，自己要加入共产党的初衷，“就是想成为瞿教官你那样的人”。或许也可以这样说：立青是先选择了瞿恩，再选择瞿恩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瞿恩这样的人物塑造也并不夸张，当年，不少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都是在周恩来等革命者的人格魅力影响下，选择的共产主义。我们在很多历史资料中，都能找到瞿恩与立青这种关系的真实对应。

　　“你能理解瞿恩吗？”面对这个问题，孙淳毫不犹豫地点头承认。“瞿恩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他为了信仰而活着，像一个布道者。当一个人为了他所信仰的东西决意付出一切时，肉体本身就是一个皮囊。”在孙淳的理解中，从某种意义上的瞿恩，“像上帝那么纯净”。

　　剧里有这样一场戏：已被错误路线排挤的瞿恩不能随红军长征，警卫员忍不住发几句牢骚。瞿恩说了：“在大的历史变革面前，个人已经不重要了。”而当立青得知后也为他鸣不平时，瞿恩又说：“立青，你要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就像大海，有自我调节和净化的能力。”

　　“在创作这一人物的过程中，我经常被这段话所激励，我想，这是什么人啊？设想我们处在那样的历史当下，有几个人能有那样的境界？所以瞿恩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早期革命者为了信仰而坚守的那份纯粹。”扮演瞿恩的过程，也是孙淳内省的过程，他经常反躬自问：“我有这么纯粹吗？遇到同样情形，我的胸怀有这么宽广吗？”他时而否定自己，时而又觉得在精神上与遥远的瞿恩有了共鸣之处。“我作为一个职业演员，对演戏的投入、热爱和执著也是一种纯粹，虽然历尽艰辛但仍痴心不改。确立了这一点，我突然明白张黎为什么找我来演。因为我能闻到瞿恩的味道。”孙淳经常提醒自己，“这个角色不能‘演’，我只能用我的心去靠近他。当我从心里接受他时，我才会不自觉地散发出那种特质。”

　　理解那些革命者并不难，远到书里的那些历史人物，近到自己的父亲——孙淳的父亲14岁便参加革命，解放后曾派驻国外，“他还亲历了布拉格事件，当时他是使馆代办，每人发了一把枪”。那种精神气质都能感觉得到，难的是如何将它们表现出来，“理想化的人物都不亲切，我一定要让他亲切。让这个理想化的人物伸出很多小手，来触摸观众的心”。

　　在表演上孙淳花了很多心思，让瞿恩更人性化。“我想起小时候看的红色经典，一张国字脸，站在高坡上，仰望天空，攥紧双拳，慷慨激昂。未必信仰坚定者必须有坚强的体魄，他的内在也许柔弱，但他的内心极其强大与坚韧。我一定要找到反差。”


　　在孙淳看来，瞿恩这一形象之所以有打动人的力量，是因为编剧在塑造他时，不单赋予其人性光辉，也毫不避讳其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弱点，这也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可信。

　　“中山舰事件”后，瞿恩等共产党员被抓，在立青的枪下，瞿恩有大段的心理流露。原来的台词是这样的：“立青，如果我知道有今天晚上，如果蒋介石这次阴谋得逞的话，我应该对你姐姐再好一些。”“你看，死到临头时，他突然追溯自己往日的情感，有些深深的遗憾：我可能今天晚上就要死了，我还没有接受一个女孩子。多人性啊！”但这段台词最终没有出现在观众面前。而下面这一句，在孙淳坚持下保留了下来：“立青，我谢谢你还听我的话，我也需要倾诉的对象。”在孙淳看来，在死亡即将降临前，他用倾诉来抚平自己麻乱的心理，更符合人性。

　　电视剧播出后，孙淳注意到网上一些年轻人对他塑造的瞿恩的评价，一个网友评论说：我以往对电视剧里的共产党人很反感，瞿恩给我开启了一扇窗户，让我知道早期的共产党员是这么纯粹，为了心中的理想真的可以抛弃许多。这让孙淳倍感欣慰。“有个级别相当高的老干部，我不便于透露他的名字，特别爱看这部剧，家里人为了不让他情绪过于激动，每天只让他看3集。看完之后，他长久地在院子里散步几小时，以平息自己的心情。”孙淳说，瞿恩这个人物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让我们这一代人意识到，今天我们这个政权最初的起点，就是那样一批纯粹的人。

　　“打开了一扇窗”

　　在拍戏之前，为了更贴近那个年代的人物和氛围，剧组把早期国共两党的一些人物的画像都挂满了化妆间、导演的工作室，一大面墙全都是。

　　“电影是什么，是物质现实的复原。看看我们墙上贴的那时候的人物，像董必武等等，哪一个不是瘦到撮腮，哪有像我这样胖的，不能忍受！虽然大家对这个没有过多挑剔，但我懊丧死了。”在采访中，孙淳也很坦率地吐露了内心深处的一个遗憾。

　　此前，孙淳刚刚拍了一个现代戏《祈望》，在里面饰演一个庸常的居家男人。为了削弱自己身上那种酷酷的劲儿，他拼命增肥以使自己更平民化。《祈望》杀青的第二天，他就进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剧组。

　　“我也是全身心扑在(《祈望》)那个角色上，拼命让自己胖起来；我也知道瞿恩需要一副清瘦的样子，但我不是风箱啊，可以随便伸缩。”孙淳又开始了《走向共和》曾经历的减肥过程，但总有一个过程，等到他慢慢减下来之后，瞿恩的戏也结束了，这成了孙淳最大的心病。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孙淳并不属于大红大紫的演员，尽管他很早就在陈凯歌的《大阅兵》里扮演男一号。“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拍，但是没有找到一个载体释放自己的能量。在这一点上我感谢张黎，他是可以释放演员梦想的人。”

　　最初孙淳对历史剧是排斥的，排斥背后是对曾经弥漫于历史教育中的某些虚假的东西的反感。为此，他丧失了很多机会，包括后来大红的《雍正王朝》里唐国强的角色。“我觉得现代人演什么历史戏呢？在学校里京剧那些水袖我学都不学，三分及格就够了，我对历史也不感兴趣，也许以前那种虚假的题材看得太多，伤着了。”

　　在《走向共和》正式开拍前，张黎还是想用一个脑满肠肥的人来演我们头脑中已经定格的袁世凯。“演员也找好了，开机前的一刹那，他突然后悔了。他要做的是推翻一个脸谱化的袁世凯，这时候他找到了我，讨论这种可能性。”孙淳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开玩笑，“我对袁世凯的印象就是窃国大盗，我们家丽莉收藏古钱币，‘袁大头’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让我演这么一位人物，我觉得是笑谈”。孙淳还对制片人说：“你们胆子太大了，你们用我演袁世凯，也不怕砸！”

　　对孙淳而言，《走向共和》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变了他对历史剧的看法，而且也改变了他对历史的看法。“他们对我说：‘你是全组最后一个加入的，现在开始看书吧！’一扇窗户突然在我面前打开了——历史真是太迷人了！”孙淳用略带夸张的口吻形容自己的感受，“演历史剧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扮演哪一位历史人物，而在于为了演这位历史人物而翻阅大量的历史书籍。”

　　“阅读史料的过程，是在寻找现实和历史交接的坐标，在这个过程中，你和你的角色在对话，晚上睡觉前也会在琢磨，后人评价他的某句话，反映了他性格的哪个侧面。你会觉得，这个人活灵活现就出现在你面前了。”历史画卷打开后，每个人不再是教科书上那些生硬而干巴巴的名字，而都变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个体和生命。这种感觉让孙淳每每提起来，都是一副无比陶醉的神情。

　　历史

　　瞿恩在剧里出现的前半部，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黄埔时期的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到“中山舰事件”后走向分裂、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运动、南昌起义一直到苏区反围剿失败转而长征，瞿恩的角色几乎串联起中共早期的发展历程。

　　当立青第一次与瞿恩见面时，他也间接了解到了瞿家的故事：瞿恩带着裹小脚的母亲与妹妹一起去法国留学，在那里深受革命思潮影响，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这个情节设置与历史上中共早期著名的革命者蔡和森非常相似。

　　蔡和森出生于湖南湘乡县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蔡和森，便以才学出众而著称。1918年，他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当时便有人评价说：“林彬(蔡和森)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

　　“现在网上总在考证瞿恩的原型是谁，我觉得这没有意义，‘瞿恩’是那个年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化身，集大成者。”孙淳说。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那场戏中，穿西装戴眼镜在硝烟中指挥战斗的瞿恩显得悲壮而无力，“从这一幕中看到了早期的革命热情澎湃，却也是幼稚至极。我们的执政党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壮大的”。

　　尽管这部戏已经结束了一年多，但现在的孙淳仍然张口就能背下瞿恩“原版”的遗书：“我最亲爱的儿子，你从未谋面的生身父亲在给你写信，此时窗外月白风清、万籁俱寂，只有哨兵传来的脚步声，我知道这将是我在这世界上给你留下的最后的文字，虽然沉重，但并不多余……我想告诉你，我亲爱的儿子，你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又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一个人。”虽然在正式播出时，瞿恩的遗书只用字幕形式保留了最后一句。但这一部分还是让人想起瞿秋白。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后身份暴露，在漫长的劝降过程无果后，蒋介石发来密电，要求“就地枪决”。

　　1935年6月18日上午，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的瞿秋白，神态自若地走向位于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小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走向刑场，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100多名士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手持香烟，顾盼自如。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年仅36岁。

　　作为职业革命家，瞿秋白身上却有中共早期领导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20年代，在上海大学任社会系主任的瞿秋白，与学生杨之华互生情愫。此前，杨之华与富家子弟沈剑龙已婚并育有一女独伊，但感情濒于破裂。瞿秋白暑假时找到了陷入矛盾的杨之华，并与沈剑龙有一次长谈。不料，瞿秋白竟与沈剑龙一见如故。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从而成为一段佳话。瞿秋白也视独伊为自己的亲生女儿。

　　当年，给瞿秋白执行枪刑的正是毕业于黄埔的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解放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还找到宋希濂，含泪记下了父亲临刑前的一举一动。

　　戏里的瞿恩之死，引得很多观众掬一把热泪。戏里瞿恩静静地看着儿子的照片，轻轻笑了一下。“我当时拿着照片就拍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我后来看片子看到这儿，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这么爱的一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怎么现实生活中这么多恶人还活着，我想现实生活中如果这样的人多一些，生活会多美好。”孙淳说，那一刻，他也分不清自己是在为历史上的这样一个人物哀悼，还是替现实生活中的有理想色彩的人哀悼。

　　情感

　　“瞿恩究竟爱谁，立华还是林娥？”电视剧播出后，孙淳接到了很多记者的采访电话，孙淳的回答是：“其实瞿恩最终选择了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结果中看到了瞿恩的成长。”

　　从整部戏强调的结果，瞿恩与立华彼此真心相爱，他们的感情纯真而浓烈，以至于立华在戴上瞿恩送他的耳坠之后，“就再也摘不下来”；在得知费明是瞿恩的遗孤时，她没有任何犹豫便决意收养他。用杨立青的话来形容，他们之间感情之深厚，“世上没有第二对”，但是两个人之间隔着国共两党这道巨大的鸿沟。

　　在剧里，瞿恩几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我和立华只是精神上的交往。”按照孙淳的理解，瞿恩与立华是在懵懵懂懂时相识的，“涉世未深的立华遇到了两个男人——瞿恩与董建昌。瞿恩是不把事情理清楚之前，不会在身体上与立华发生任何关系，而董建昌则毫不犹豫地占为己有”。

　　在孙淳的理解中，立华与瞿恩的一场对谈寓意颇深。因为戒严回不去家的瞿恩借住在立华家里，两人隔着一段距离对话。立华告诉瞿恩说，男女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美好，“充其量不过是一场手忙脚乱而已”，实际上在暗示瞿恩她的情感经历，而瞿恩只是草草应付一句便打发而去。现在想起来，孙淳对自己的表演有些遗憾：“如果我能这样处理一下，比方说，我听到她的话时，已经闭上的眼睛突然猛地张开：这个女人已经不属于我了……那就能传达很多内心情绪了，很多类似的小细节轻轻放过了，有些可惜。”

　　尽管孙淳没有回答瞿恩究竟爱谁的问题，但他还是用自己的表演间接表达了理解。

　　面对主动追求自己的林娥，瞿恩并未拒绝，只是宽厚地拥抱了她。孙淳在演这场戏时，轻轻地闭上了眼睛，他想传递的是：“林娥的拥抱让瞿恩久已关闭的那扇心门猛然打开，那一瞬间，瞿恩在想：如果是立华有多好啊！也是瞿恩在内心深处，与立华做最后的告别。如果有人理解这一层，可能会触动一下。”

　　孙淳的理解中，戏中的立华与瞿霞身上都有中国妇女传统道德的影子，尽管在那个年代两人都是中国女性走向自身解放的代表。“立华觉得自己已经不干净了，而瞿恩还是那么干净，所以她和瞿恩是不可能再发展那种感情的；瞿霞对立青也是如此，她不愿意让立青看到遍体鳞伤、破碎的自己。”孙淳说，这和现代人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但在柔石等人的作品里，这样的女性比比皆是。

　　“我们今天再拍这个戏、观众重新看这个戏，它的现实意义在哪儿？”孙淳反问，也是在自问，“读史可以明志，我希望年轻人能知道，执政党走到今天，经过了哪些血雨腥风，而我们的共和国走到今天这一步，它的过程是怎样的。”

　　“物质化的今天，信仰真的那么重要吗？生活在现实社会里，完善的人格，一定要让观众想一想，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建设，物质来衡量，精神家园荒芜了。人应该怎么面对物质和精神，应该反思这些东西。是，我们太穷了，我们穷怕了。当金钱来的时候，你就幸福了吗？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精神家园的建设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要时常想想精神家园建得怎么样了。”

　　“瞿恩这个人物的现实意义在哪儿？人活着要有信仰。很多人迷茫，是因为失去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标杆。”如今我们面临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不需要为了自己的选择付出更多代价，信仰二字似乎变得遥远而模糊。但在孙淳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和情操，还应该是我们今天所不能缺失的精神营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我们每天行色匆匆往这些目标迈进，迈进的过程中，还阅读吗？还思考吗？”

　　耐人寻味的是，在戏里瞿恩的命运没董建昌好，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观众还是选择了董建昌。傅丽莉很留心看观众对这部戏的反应。“网上很多小孩子说，放在这个年代都选择董建昌，又罩着家人又讲义气，还混得开。”

　　“看到网友的这些议论，我痛心极了！真正一个纯粹的人，树立在你面前，别人发生怀疑，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些什么？对我有用的就拿过来，所以欣赏董建昌，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无论在政、在商还是做人。迷失了道德底线，所以人们才有利己主义的选择。”

黄志忠人生曾有低潮期 感慨细节也决定命运




　　“杨立仁出场一定是极端的，是颠覆以往形象的。他的神经质、行路节奏，包括看人的眼神、身体抽动，都是人为设计的，为什么？我宁肯牺牲人物背景。了解我的人说，志忠这个戏‘起早了、使劲了’，不了解我的人说‘这个戏怎么这样啊？怪怪的’，我觉得正中下怀。我就是这么设计的，我把戏给你。朋友！优点是共性的，缺点才是个性的，是人物气质，我先把人物缺点给你，让你批判，你看了之后，我再给你慢慢道来这个人的成长，整个圆画出来是很圆的。”

　　记者◎孟静

　　黄志忠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且敏感。劈头第一句话他说：“我见过你。”三四年前，在湖南举办的《大明王朝1566》发布会上，黄志忠作为海瑞的扮演者列席，我是台下的众记者之一。我没有采访过他，也没有提问，以前我从未见过主席台就座的人能记得下面那些黑压压的群众，他显然是特例。

　　“如果没有几个突破的角色，50岁我就离开表演。”曾是天津男篮职业运动员的黄志忠起步就比他人晚，28岁，他才从中戏毕业。据师弟孙红雷说，黄志忠有过极其坎坷的个人经历，是什么，他不肯说。“有些东西还是埋在我心里算了。但我不怕等，我越来越感觉我只是在戏剧学院学会了一定的方法，对我有益的是我的人生经历。为什么有的人就成功了，有的人一辈子都成功不了，那就是每个人选择的道路问题了，对世界的认识问题。”黄志忠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我，他坚信不仅性格决定命运，细节也能决定命运。

　　他的人生低潮期就在刚毕业那个阶段。“一个月126块钱工资，我住在半地下室里，5平方米两个人住，我没有理想，能解决温饱就不错，温饱就是我当时的理想。当时对于事业，我也没有追求，能有部戏找我拍能赚着钱我已经很高兴了，你先把自己落停儿再谈理想吧，你连饭都吃不饱你还谈理想？谁也别骗谁。人生存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安全感，当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安全感来自于几个方面，生命，其中物质基础是很重要的一面，很多经过磨难到最后成功的人士，我相信他们都经历过这个。我现在还没成功，才刚刚开始，我现在40岁觉得刚刚开始起跑，我的路还很宽还很长。这10年是我最黄金的10年了，是男演员最重要的年龄段，而且我特别享受我现在这种生活，所以这个安全感特别重要。”

　　可以说，直到“杨立仁”出现前，他的安全感都没有完全确立起来。运气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2006年的《大明王朝1566》，鸿篇巨制、新历史观，黄志忠担纲男主角海瑞，可收视率却不佳。“它的播出不像‘央视’这个播出平台，还和那年整体的古装戏市场有关，因为那年大的古装戏太多了，投资几千万元的太多了，你想5个手指头劲大还是一个拳头劲大？关注点分散了。但我依然相信这是个经典，你10年以后拿来看，它从制作上，从表演形态上，依然是在前列的。”

　　这次的《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主创们又经历了一个从巅峰到谷底再回到平地的心情过山车。“人处在风口浪尖上你一定是有话题的，实际上，话题不就是你价值的体现吗？你说这个戏命运多舛到现在才播，它就适合在这时候播。杨立仁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我最幸福、最冲动、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让黄志忠用运动来比喻运气，他告诉我：“你说一毕业，就扛着一个大竹竿子出来了，上来选择的项目是撑竿跳，一下就5米多高了，一步就奠定你的位置。但更多的人练的是中长跑和马拉松，从头一点点来，不管你在学校多优秀，没有用，你对社会没有价值。你的价值是什么？演员的存在价值就是角色，演员通过一个一个成功角色的展现来实现你的社会价值。所以说，我这10年就是在建立价值的过程，而且我现在依然没有建立，可能到我死的那天我才建立。”

　　与黄志忠合作过3次的导演张黎很喜欢用他，原因就在于他刻苦，冷着、饿着，想的也是角色。杨立仁就是一个让他忘记冷和饿的角色。“在读剧本过程中，这种形象已经在我脑海里建立起来了。看了5遍剧本，我边看边在脑海里演，实际上这个人物在我心中已经立起来了，看完剧本我已经演完了。”他开始读国民党大人物的自传：陈氏兄弟、戴笠，《蓝衣社碎片》，国民党特务的历史……“那时的人真的是有理想、有抱负，不惜牺牲自己的家庭，义无反顾，来换取对民众的思考。”

　　从事过竞技体育的人必然争强好胜，黄志忠就是这种人。“我骨子里有暴力倾向，这种暴力倾向是一种强势心态，因为我是运动员出身。我8岁练体育，竞技体育必须得分出个你赢我输，所以就注定了骨子里的这种争强好胜。我感谢从事体育工作的这么些年，心里有股劲，我觉得这劲特别重要。可能到50岁的时候我这劲就没了。”

　　他的“较劲”明显到会有人觉得“过了”。“我也试图找杨立仁的可爱，但是我没有这个空间，他有幽默的一面、冷酷的一面、坚定的一面、睿智的一面，我想把各种元素往他身上添，但这个戏里我拼不过杨立青。为什么呢？不给我篇幅，不给我情节的设置。我也清纯过啊，在黄埔军校看见瞿霞的时候，我腆着脸上去跟她搭讪啊，我有过，我也有过这种献媚，但就让你点到为止，不给你延续。这种可爱是点状出现，不是线性的延续，所以我拼不过，干脆舍弃，只能把那几个元素发挥到浓郁和极致。所以杨立仁出场一定是极端的，是颠覆以往形象的。他的神经质、行路节奏，包括看人的眼神、身体抽动，都是人为设计的，为什么？我宁肯牺牲人物背景，因为50集，我通过一层层人物关系、对白，慢慢把背景钩回来。我先让你看我。了解我的人说，志忠这个戏‘起早了、使劲了’，不了解我的人说‘这个戏怎么这样啊？怪怪的’，我觉得正中下怀。我就是这么设计的，我把戏给你，朋友！优点是共性的，缺点才是个性的，缺点是人物气质，我先把人物缺点给你，让你批判，我就达到目的了，我把观众的眼球抓过来了。你看了之后，我再给你慢慢道来这个人的成长，整个圆画出来是很圆的。”

　　电视连续剧开头，杨立仁准备刺杀三省巡阅使，面对同党的质问：“你父亲也在其中，他的性命你不要了么？”此时他的态度坚定：“父亲打小教我，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义无反顾，义无反顾。”“实际上我在说‘义无反顾’的时候，眼神有个游离。这个眼神是设计的，观众能读到就读到，读不到之后再找机会交流。”

　　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开场，也许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个开场了。在未修改的原作中，他的职业是教师，得知将去赴死，他教学生们朗读文天祥的《正气歌》：“……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黄志忠从不认为杨立仁是个反面角色。“我一定要坚持而且一定要让它融在自己血里头，我才能把杨立仁解读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本身对人物有怀疑，从批判的角度去演，我就不会演。片子的宣传语说‘超越了阶级对立，上升到人性的思考’，我觉得特别准确。他身上不像以往写国共两党作品那种脸谱化的痕迹，这个人物就像一把锋利的剑，割伤了自己。他所追寻的理想道路内在的瓦解、分崩离析把他自己割伤了，实际上人最痛苦的不是肉体的灭亡，是这种精神、理想的破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追求，到最后退缩到了孤独的小岛，这不是他心里追求的目标。”

　　在电视连续剧里，杨立仁到黄埔军校，踏进校长办公室，看见中山先生遗像。“我觉得那时候他建立了目标：他要走哪条路？三民主义。而且坚定地要走国民革命的道路。前一集他的那种出现，谁没有热血过？他那时年轻啊，20岁的人谁能有深邃的理想？我不相信，我觉得更多是凭热情来做事。立仁肯定是A型血，坚定，而且属于多血质内心敏锐的人。”

　　他终身未婚。不是没有心动过，瞿霞，“我几乎爱上她了”，但她是弟弟恋着的人，必须放弃。林娥，“败给瞿恩这样的人，不丢人”，每一个心动的对象都有强大的理由令他熄灭爱火。并且，他要把心爱的女人亲手送进监狱而绝不犹豫。“因为她曾经是国家的敌人。这就是国家、家国，大爱与小爱的关系。这句台词是我后来加进去的，有一场聚会，杨立青说：‘想想你对瞿霞做的一切，你是刽子手。’我说：“我不是，因为她曾经是国家的敌人。”我站在国民党立场上，你就是国家的敌人。这是这个人物的特点，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情感是情感，利益归利益。”

　　但杨立仁并不是一个冰冷的杀人机器，剧中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相反，他对家庭的关注超过他的弟妹。家人不大喜欢他，因为别人的心是九孔，他有十孔。“立华去上海给国民党筹钱，立仁主动去找一些工商大户。北伐之后，他和立华说，我去你就不要让立青去了，杨家总要留一棵苗吧。他去前沿阵地把他所有装备都留给立青的长官后说，不要告诉他，说我来看他了，他会不高兴。立青在火车站整装备的时候，他对立华说，咱们这个地方最怕的就是他的亲人出现，点点滴滴。包括立青新婚，军统那边派特务盯梢，他一直给弟弟守夜，他说，如果我不在这儿，那结果不堪设想。”黄志忠举起杨立仁“爱家”的例子滔滔不绝。

　　每当在家国、主义与情感之间面临抉择时，无论杨立仁，或是他的对立面瞿恩，都会选择大爱与大家，当然，这其中免不了矛盾挣扎。瞿恩被捕后，杨立仁拿着瞿恩儿子的照片给他看，希望他为了从未谋面的儿子保全生命。瞿恩拒绝了，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把照片留下来多看一会儿。”“杨立仁决心去刺杀三省巡阅使，准备赴死前与父亲谈话，那时立仁的眼神是温柔的，和父亲在聊自己的弟妹，实际准备那场戏的时候，我是在跟父亲说临终遗言，我是那么演的。杨立仁是不受家里人待见的，谁都觉得他九曲回肠，别人一个心眼儿，他十个。实际他接受的是孔孟哲学，他手里有士大夫的赴死精神。”

　　有一场戏，国共谈判，兄弟俩各为其主。这时立青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父亲要见他最心爱的小儿子，立仁劝立青“回家看看”。立青回答：“常见未必热心，不见未必冷血。”立仁说：“立青你记着，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你都有个家。”立青说：“你怎么就是我哥呢？”“我说那没办法，爹妈生出来的次序，我就是你哥。后来说声保重，就走了。走的时候立仁那种流泪难受，心痛啊，亲兄弟，又是那么对立。这场戏演完，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哭了。”

　　所以，表面上不待见杨立仁的父亲也不是完全偏向小儿子，他对梅姨说：“家里一个卖伞的，一个卖鞋的，你说我是盼天晴还是盼下雨？”

　　一个有信仰但信仰之路越走越窄的人，痛苦会尤其深刻。杨立仁并不是一味愚忠，当理想破灭时，他也有反思。“国民党在大陆后期面临崩溃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种彷徨。我相信每个人在选择这条道路上一定是艰辛的，你想一个政权的交替，会相应带出多少故事？应该有一个戏就专门写这个。1949年最后两个月，国民党要从大陆撤到小岛上，那时候各个层面的人太有意思了，觉得这是人生中一种大煎熬，一种打碎与重新建立的煎熬，不管你投诚也好，跟着走也好，或者到第三世界也好，流亡海外也好，我觉得每个人选择一条道路都不是轻易下决心的，我觉得那时候人的心理过程太有意思了。”

　　奉老蒋之命，要把金库搬到台湾。黄志忠告诉导演张黎：“杨立仁得仰天长啸，大哭一场，要不然这个人物画不了句号，打不了点。黎叔就说‘好’，然后再加一句台词，杨立仁跟身边的人说：‘痛定思痛啊！’”

　　据说这句话是老蒋到台湾之后哭着跟所有人说的，之前还有一句台词，国民党把钱全拿台湾去了，杨立仁说：“这些钱能建立一个国家么！”

　　“实际上，中国所有的钱全拿走了，但是人心破碎了，人的痛苦莫大于理想破碎。理想是看得见的，是有阶段性的，理想破碎比肉体破碎更……杨立仁是个极端为理想付出一生的人，我想他应该仰天大喊。”为了让这个镜头能再长一点，黄志忠说他反复和剪辑刘淼淼磨，又去找张黎，“再给我3秒钟，我觉得人物信息全部传递出来了。张黎说，够啦，留得够多了，你的信息量对手都在帮你演。我说，您再给我留点儿，再给我留点儿……”

　　结果，有一天黎叔给他打电话：“给你多留出了三五秒钟啊。”“哎呀，高兴。所以到第49、50集你会看到片头里那个场面，仰天长啸‘啊——’像狼一样叫。”说到这里，黄志忠突然立起身，仰头长啸，狼一样的嚎声回响在逼仄的采访间里，长达十几秒。■

　　(实习记者魏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孙红雷是否同期声多些？

引用第19楼wlmtbcj于2009-6-20 17:02发表的  :
孙红雷是否同期声多些？

貌似都是后期配音吧～～～～    

像美剧日剧，估计也是后期声
同期声大多用在肥皂剧里吧

结局太主旋律了，又回到怪圈的一部片，本来想把之前错过了一些哥俩对戏看看，挺演技有新意，，但是这恶俗结局，，，，让我兴趣大打折扣

结局一定要主旋律啊，毕竟是献礼片60周年。
而且首播在央视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