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整理】万事开头难——袁乃晨同志谈第一部翻译片的诞生（《电影世界 》1984年第4期）

作者：帅贞


        建国以来，长影译制了700多部外国影片，这对活跃我国广大观众的文化生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追本溯源，我们很想了解第一部翻译片是怎样产生的，为此，我们走访了刚刚离休的、长影翻译片的开拓者袁乃晨同志。
        袁乃晨同志充满激情地说：党中央一贯重视宣传、舆论工作。解放战争初期，咱们长影（那咱是①“东北电影制片厂”）撤到了解放区——黑龙江省的小城镇兴山（现在的鹤岗）。党组织把我们从四面八方调来从事电影工作，大家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边学边干，努力摄制了一些纪录片、美术片、故事片，此外，为了更好地欣赏、理解、学习外国进步电影（那时只有苏联电影），决定制作翻译片。
        1948年，正当塞北冰雪融化、鲜花遍地的春夏之际，党组织让我来负责主持翻译片的工作。我那时刚刚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对电影工作不熟悉，对搞译制片更是外行。但我们都有一个信条：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就一定把它干好。具体怎么搞法呢?我心里还真没底。我首先去哈尔滨，找到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东北的总经理聂斯库伯，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他一方面表示支持，一方面又怀疑我们是否能搞成。他交给我们一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歌颂苏联红军革命英雄主义的故事片《普通一兵》，他说如果我们能译制成功，今后他们就将所有苏联影片译成华语的任务全都交给我们中国。否则，他们便打算让印度或香港译制。
        我将影片带回兴山后，便着手译制工作。当时处在战争环境，条件相当艰苦，我们需要攻克许多艺术和技术难关。
        首先是台词翻译关：翻译是由孟广钧、许立群和刘迟三同志担任。他们将影片中的台词译成中文，我们发现中文台词太多、太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采用卡秒表的办法：孟广钧说一句影片中的人物台词，我说一句汉语，一看秒表，说汉语的时间还是比俄语的时间长，这样不仅对不准“口型”，也无法顾及人物的思想感情、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等．于是我们便决心删节台词，琢磨人物的情绪，语气和抑扬顿挫，对准口型……我们一遍遍地练，一遍遍地改，最后小孟（那时我们都这样称呼孟广钧同志）把影片的原台词倒背如流，我也将译成的汉语台词背得烂熟，我们的语言、情感、口型，终于吻合协调了。这时，将影片的声带去掉，只放画面，由我再对口型，翻译在一旁听，个别地方再加以纠正，直到他们感到满意。这样，台词的翻译过程才算基本完成。
        第二，演员关：翻译的任务完成后，我们便开始找演员。那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只能在解放区找演员。我们从北安军大文工团找了一些演员，他（她）们只能利用演出的空隙时间来配音。那时这些同志都很年轻，是文艺战线的新兵，有的甚至连电影都没看过。一切都从零开始。为《普通一兵》男女主角配音的是张玉昆和吴静同志。一开始，他们很紧张，当他们知道这项工作的意义：通过自己的配音，能使千百万观众直接欣赏外国电影，从中吸取教益……便积极努力地投入了工作。
        排戏时，由我一句句教，他们起早贪黑地练，他们将台词全部背熟后，又努力练自己的感情，使表情、语气、口型全部吻合协调。
        过了演员关以后，这时长春已解放，我们便又回到长春录音和进行其他后期工作。第一部翻译片终于完成了！
        我带着这部译制完成的《普通一兵》影片又到了哈尔滨，请苏联总经理聂斯库伯看片，他看后十分惊讶，情不自禁地翘起大拇指对我说：“ （好）！”②他当即和我签订合同，他代表苏联，我代表中国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规定，今后所有苏联影片的华语对白版，全部交由我们中国译制。
        从此，我们开始大量译制苏联及其他各国进步影片。通过译制工作的实践，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翻译、导演、演员、录音等艺术、技术人才。三十六年来译制片的艺术和技术质量也在逐年提高，为建设我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起到了积极作用。

①原文如此，似乎“那时咱们是”或“那时是”更通顺。
②“（好）”前有一俄文单词，我实在看不清，故未录入。

为中国译制片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