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榛：语言艺术是他的宗教

                                                                                   

　　1970年乔榛被借到上海电影译制厂，配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红菱艳》。配的角色是影片中的一个舞蹈教练，是故事中芭蕾舞团的一个演小丑的演员。在那个年代为国外的影片配音，是作为绝密的政治任务来进行的，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透露。而这种特殊的政治任务却成就了乔榛的艺术道路。他回忆说那是第一次尝到了配音的甜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片文化荒漠中，能参与这样的艺术创作，是从天而降的福气，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乔榛被原片的艺术境界所感动，也为配音工作体现的语言魅力所吸引，这位刚刚踏入艺术殿堂的青年演员从此爱上了这项事业。其后，他又为《军阀》、《战争与人》等多部影片中的男主角配音。1975年乔榛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上海电影译制厂，从此他幻化为一个又一个银幕形象的灵魂，和这些优秀电影艺术形象融为一体，成为拥趸者心中永远的偶像。　　

　　从1970年代末开始，外国影片大量走进了中国的院线，编织了普通中国人文化生活中一道最为美丽的风景。这些影片曾经是中国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是陶冶人们情致和心灵的精神圣餐，更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特殊的时代凝固了特殊的品位，至今老电影依然是一代人集体怀旧中最为精彩而温馨的存盘，乔榛和他的同行们作为一段岁月的文化符号被镌刻在了人们的回忆之中。这一时期，译制片的成就和分量，译制片对人们精神世界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在中外电影史上，都是仅有的。有人说乔榛是上个世纪译制电影的缩影，这个比喻有一定的道理。不仅是因为他的艺术生涯贯穿了那个时代，更是由于他代表了那一批艺术家的品质和追求。他们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代人，尽管在他们身上不乏社会责任感，也不否认他们对艺术走向市场化所做的努力和探求。但视艺术为宗旨、为目标，将对艺术的追求推向极致，只有他们有机会做到。这是他们这代人区别于任何一代电影人的标志。因为在他们的艺术青春期，既没有上一辈人所遭遇的思想桎梏，也不像后来人从起步起就为经济压力所挟持。这就铸成了他们艺术价值观念上独有的精神贵族情结。艺术永远是他们衡量价值的首选标准。即便如《红色箴言》这样印着鲜明的政治印记的作品，他们也要塑造得优雅精深，也要尽善尽美。即便是只有十天半月制作期限的商业大片，他们也要坚持既定的程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为此他们宁可夜以继日地苦熬，宁可压缩本来就菲薄的收益。这种素质也难免造成了他们与现实生活或多或少的隔阂。虽然，他们已经用了很大的气力向生活妥协。乔榛是一种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乔榛给人们的感觉更像一位学者，也许是他天生儒雅的气质，也许是多年在中外优秀作品中穿梭所培养出来的职业素养。他的彬彬有礼，他的持重得体，都会让人联想到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已经离当下相当遥远的绅士风度。虽不刻意，却给人以距离感。这个大半生都在录音棚里潜心揣摩人的心灵的艺术家，这个在生死线上几经往返的人，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丰富的，他对人性及人的情感世界的体验也一定是深邃而独特的。只不过，这一切都被他的个性掩饰了。

　　乔榛是那种戏里戏外拎得很清的一类演员。即使是初次打交道，也能清晰地感觉出来，他不是艺术圈中常见的性情中人，为人处事讲分寸，说话要深思熟虑。然而，一旦进入艺术创作状态，只要谈起他的配音生涯、谈起他钟情的语言艺术，乔榛便即刻换了一个人，表现出浓浓的兴致。采访中他娓娓讲述《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的大彻大悟；绘声绘色地重现他在为《寅次郎的故事》中阿寅配音时，为拉近与角色的距离而做的种种反常行为；入情入理地分析《国家利益》中勒鲁瓦的心理依据；准确透彻地追索《斯巴达克斯》的宿敌克拉苏阴暗嫉妒的内心独白。可以看出，虽然很多年过去了，这些角色的魂魄依然还缠绕着他，艺术中的乔榛始终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是克拉苏，他是莫文，他是罗依，他是奥斯瓦尔多……乔榛说，为每一个形象配音，都是经历了一次新的人生。可见在灵魂深处，他已无数次超越，无数次轮回。上译厂的传统，强调真实，不能夸张，也不能不足，尤其生活化。尽管有各种流派，但是创作必须真诚在这一点上没有分歧。上译的前辈们在艺术实践中建立了一个科学的流程，他们认为不经过这些流程就不能打造一部真正的译制片。乔榛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这些年里，他坚守着这些流程，苦苦地坚守着。有人不理解，“干嘛那么艺术呢，简单点不快点吗，有些程序可以省掉嘛”，乔榛却说不行，他坚持规范，为的是向原片负责，向观众负责，也向自己的艺术良心负责。

　　乔榛、丁建华的组合，是大家公认的黄金组合，是业界的一个品牌。每每提到他们的合作，乔榛的珍惜之情都溢于言表。中国人素来讲“缘”，而乔榛与丁建华的“缘”就是他们对语言艺术共同的酷爱，对艺术共同的追求。在合作的三十年中，他们塑造了无数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在银幕上他们时而是情侣，时而是恋人，时而是战友，时而是兄妹，有时甚至是两个营垒里你死我活的对手。在现实中，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是配合默契的同事、是艺术创作的知音。他们珠联璧合的表演，不仅给观众带来审美的享受，也不断将他们的艺术境界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我们创作的意念是相同的。都是要真情体验。在表演中，她的质朴的情感，会激发我，而我的反馈也能够影响她。”乔榛说。这一对搭档对待艺术完美的追求几乎达到苛刻的程度。他们朗诵的内容篇幅大都是很长的，最长的达十几分钟，短的也要七八分钟、五六分钟。有的还很拗口、还很生僻。但每一次他们都会熟练地背诵下来。两个人除了自己背下来之外，演出之前要对，每一场演出都要对不下一百遍。一有空，不是丁建华对乔榛说我们对一遍吧，就是乔榛要求丁建华再对一遍吧。很多主办单位都说，两位老师你们太累了，你们就拿着念，也会念得很美很好，但是他们从来不接受这些好心的提议。在他们的概念中，拿着本子念，就不能将作品化为自己的东西，就不是向观众说自己的心里话。就会与观众产生隔阂。就不能很好将自己心里的感受传达给观众。于是他们几乎每一场演出都坚持背诵。尽管许多的演出往往是一次性的，演完就彻底结束了。但是他们还是要背下来。要把朗诵内容化为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从而将主题呈现出来。在天津的《红色箴言》朗诵会上，他们朗诵革命烈士的遗作，而在他们心里，自己已经与烈士融为一体。他们觉得自己说出来的就是烈士的心声。李大钊这样的胸怀，对中国社会前途的忧虑和抱负，方志敏的坚贞，都在他们灵魂深入扎下了根。这是一种高度的艺术追求，又不仅仅是艺术追求。

　　现在，从上海电影译制厂退休后的丁建华、乔榛组织了一个自己的公司，继续一同在语言艺术的王国里开疆拓土。多媒体音乐朗诵剧《红色箴言》，便是他们这个别具生面的艺术团体的第一个项目。我们的采访就从这个剧目开始。

　　■记者手记：

　　记者：《红色箴言》的创意是怎么来的？演过多少场了？

　　乔榛：演过五十场。这个节目是我与丁建华的一个创意，得到了上海市领导的支持。我们一直想在舞台上推出一个纯粹用语言艺术作为主体的剧种。

　　1993年时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推出一台大型交响咏诵剧，剧名叫《天作之合》，素材是古今中外经典名著的片断。将这些内容融合到四个篇章中去，以第二篇章为例，这一章的主题是《老人与海》，我们起的标题叫《孤独与奋斗》。用的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故事，把原作品编纂成不到二十分钟的一个章节。讲老人与大自然搏斗，讲人的精神不灭的故事。这个剧演出以后各界反响非常好。但是毕竟还粗，还打算精排，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办法排下去。

　　到2002年，我们还想实现这个愿望。组织了周围的一些有志之士，还邀请了著名的诗人西川，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谈了，他非常感动，说现在还有这样赤心追求艺术的组合，真想不到。他也非常高兴加入到这个团队里来。并接受我们的邀请创作一个剧本。一开始他茫茫然不知道怎么写，我们提出来一个主题，即反思两千年的历史，憧憬美好的未来。他反复琢磨写了一个本子，称为《大道行》，用了很多典故，包括山海经里面的故事。对历史、对社会、对战争、对和平进行反思，对今后美好的生活进行憧憬。写得非常好，写得很深，但是很多人看后觉得曲高和寡，对一旦投入市场，能不能被认可没底。但是我们又不甘心，总想通过在舞台上表达，表述一个健康的主题，当时正好开展先进性教育，于是我们就结合这个形势，进行构思。目的就是把灵魂净化一下，对现在现实中有些不健康的东西进行抨击，也让大家反思。缅怀一下我们的先辈们是如何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不惜牺牲自己的头颅和鲜血。我们自身是受这样的教育成长的，在人生道路上，烈士们的精神始终伴随和激励着我们。所以我们很想把这个表述出来，通过我们的感动，来感染我们的观众。这样一个想法，马上就得到了领导上的支持。我们的老领导龚学平向宣传部推荐了这个创意。宣传部便与我们合作，就是这样搞起来了。与宣传部谈的时候，我们的剧本已经出来了，通过几百篇的革命烈士遗作、诗抄中选出来了这些篇目。

　　这次我们来演的结尾部分有所改变。以往演出的结尾，是引用了《可爱的中国》里面最后的一段。上海市委一位领导看后建议结尾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觉得这个提议好，就做了改动。让演员作为烈士的英灵，跟现在的人说话，与现实呼应起来。在天津第一次这样演。

　　记者：演出这五十多场，各界的人看了，你觉得从感情上呼应最强烈的是哪些人？

　　乔榛：各个阶层都很强烈，比如老同志们、老干部们激动得很。我们在上海演出有一个做法，就是在大厅里面设一个大幅的留言墙，有几米长宽。每一次看完演出，观众都争先恐后地拿起笔写下留言、感受。写下的话感人至深。有人写道：感谢你们为我们做了如此震撼的演出。你们这样倾情投入，我们觉得你们就是烈士，你们所说的话就是我们想象的，我们记忆中的，我们书上看到的，活在我们脑海里的烈士的形象。你们在舞台上就是烈士，我们真想上台来和你们一起朗诵。因为老同志对那些诗篇、那些作品太熟悉了，而且他们有亲身的经历。我们也给上小学的孩子们演过，孩子们流着眼泪看完。年轻人也是如此。我们很想多演一点，真想有一个红色之旅，到几个革命老区，到烈士们出生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牺牲的地方，去走走，去好好地演几场。

　　记者：上世纪８０年代是中国译制片的一个黄金时代，曾经出现了现代非常有名气的演员，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今后中国的译制片业还会有这样的风光吗？还会出现这样优秀的译制演员吗？

　　乔榛：前几年我在双奖颁奖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译制艺术是永恒的。为什么我会说这样的话，我认为译制创作不仅是起一个桥梁作用，不仅是把国外的影视创作精髓之处引进介绍到我们国家来，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弘扬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祖国的语言是如此的优美，如此的博大，我们要为弘扬汉语艺术做更多的工作。现在对语言艺术事业，我真是有点担忧，包括对译制片，也包括朗诵。译制片的传播范围比较广，我们应该把这项事业做好，让大家喜欢看译制片，让大家喜欢译制片里的语言，让人们体味出我们民族语言的优美，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这是近几年我们悟到的，以前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传递的使者，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现在看来当初的想法过于单一。我与丁建华都酷爱语言艺术，译制片是语言艺术的一部分，朗诵也是语言艺术的一部分。这几年，我们就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在网上很多人将你们二位朗诵的《长恨歌》做成音频。我听到了很多次。也看了很多帖子，反响很好。

　　乔榛：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朗读古诗，也同样是创作。我们觉得不管是什么题材什么体裁的作品，都要真情投入。要把自己所感受的东西非常真实地体现出来。比如《长恨歌》就要通过我们的朗诵把这样一个旷古的爱情悲剧表现出来。我们在真情地述说一个故事，而不是所谓的拖腔拉调地去朗读。这些年来我们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很多好的传统，要坚持，要不断发扬，可以说是苦苦地守望，苦苦地坚持。

　　对待译制片也是同样，我们配音的作品，如果对原片的损伤太大了，扭曲了，怎么对得起我们的观众啊。我们要让观众看到原汁原味的东西，也要让观众看到原作品的精湛之笔。我们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剧本的编辑，我们称为初对，翻译好本子之后我们还要经过这道程序，即把每一个角色的每一句台词都要编辑得非常工整，工整就是精确。节奏，停顿，语速，字数，这些最基本因素都要进行深加工。还要看翻译所用的词汇是不是到位，是不是吻合这个角色的个性。因为同样的意思，你可以有不同的语汇表达出来，关键是你用的语汇有没有个性的色彩。也包括一些很细微的气息节奏的变化，都要把握处理得精确，才能够投产。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是不是口语化，是不是像说话。否则，文字上再好，都是书面语言，尽管意思很准确，但是不像说话，不自然，也反映不出人物的气质。我们往往为一个词憋半天，但我们一定坚持找到最合适的词。

　　以前大片的译制，如《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等，中影公司给我们的时候要求的期限很紧，只有十几天，翻译剧本就要占去一个多礼拜，甚至十天，才到我们手里。我们还要进行编辑，编辑花的精力时间是最多的。我们要逐字逐句，字斟句酌地推敲。必须按时地交拷贝，就得倒计时，什么时候交拷贝，什么时候混录，什么时候把对白录成，倒计时必需的时间，只留一点给你编辑剧本的时间，我们为了能够及时进棚录音，常常通宵工作，要考虑许多因素，要花很多心血。

　　记者：你们下面还有什么打算？

　　乔榛：还要把那个《大道行》的本子演出来，尽管它比较深奥，我还是很喜欢，深邃、有韵味。能展现我们语言文化的魅力。

　　■乔榛简介 ：

　　配音演员、译制片导演。　

　　1965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同年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1975年任上海电影译制厂演员、导演。两度任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

　　曾担任《魂断蓝桥》、《叶塞尼娅》 、《美人计》、《生死恋》、《红衣主教》、《寅次郎的故事》、《安娜·卡列尼娜》等二百余部译制片的主要配音演员，并任《坎贝尔王国》、 《罗宾汉》、《湖畔奏鸣曲》、《三十九级台阶》、《爱有天意》等十余部译制片导演。

　　其中《追捕》、《苔丝》、《国家利益》、《爱有天意》分别获1979、1982、1983、2004年文化部优秀外国译制片奖。1980年后曾主演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R4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