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译]今天文汇报发表了苏秀老师的文章《说说“译制导演”》

  说说“译制导演”
 
 
 

    ■苏秀

    最近有一部配音版电影受到普遍青睐，又促使我想谈谈“译制导演”的话题了。

    对于译制片来说，翻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平常说的“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没有一个好的译本，就不可能生产出一部好的译制片。然而，有了好本子，也不是就一定能生产出一部优秀的译制片。例如有的译制单位，用了我们上海译制厂的剧本，同样未能配出高水平的影片，就是个证明。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个说法，不但适合电影、话剧，也同样适合译制片。一部译制片的剧本，不但要求译文准确，而且还要一听就懂，因为电影是一遍过的，而且不能像小说那样加上注释。还有，台词必须是“人物”的语言，要注意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年龄以及他和他的谈话对手是什么关系等等。你不能让一个意大利的小偷，说英国绅士的语言。也不能让一个外交官，在卧室里和他妻子闲聊的谈话，和他在外交谈判桌上用的语言一样。此外，还要考虑影片的风格、样式、时代背景。如《虎口脱险》是个闹剧，台词都是相声。油漆匠说：“打死我，我也不说。”指挥接口说：“打死你，我也不说。”而像《尼罗河的惨案》这样的推理片，台词就必须严谨，而且必须注意前后呼应。所以，要当好一个合格的译制片翻译，决不单单是英文好就能胜任的。他还必须熟知各色人等的语言习惯，各个国家的社会风俗，还有起码的历史、地理知识。最好他还要懂戏。要找这样一个知识全面的翻译是很困难的。但是，翻译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可能产生一个优秀的翻译剧本。

    鉴于每个翻译个人的素养，很难达到上面的标准，上译厂决定采取集体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初对”制度。制度规定：甲翻译翻出的初稿，规定由乙翻译担任编辑。编辑不但要负责剧本的校对，还要负责对台词的修改，回答导演的提问。这样做，甲翻译为了不让编辑揪出更多的错，肯定会倾全力对待译稿。而编辑既不能把人家对的改错，又不能漏掉翻译翻错的地方，同时还要回答译制导演的各种问题，也必然会特别认真去研究原文剧本。一般总是水平较低的翻译翻的剧本，由水平较高的翻译做编辑。一些年轻翻译的剧本，常常就是老厂长陈叙一亲自做编辑。这样相互促进，不但保证了每个剧本都能达到较高的水准，而且每个翻译的业务能力也会迅速得以提高。

    而参加初对，更是每个译制导演必不可少的一道工作程序。当年，陈叙一要求导演：“不能借口不懂原文，放过戏中任何问题。你不懂，可以请教翻译嘛。”所以，初对过程，既是译制导演向翻译学习的过程，也是与翻译共同切磋，提高译制剧本质量的过程。

    译制导演在初对时，就应该把自己当成第一个观众。当口型员对着画面念出每句台词时，你是不是全听懂了？台词与人物的神态、动作是否符合？特别是你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千万不能轻易放过。

    我想，一个成功的译制片的翻译，肯定充分体验过这种与译制导演合作的酸甜苦辣。也许，你不断受到译制导演的“无端骚扰”(半夜还给你打电话，跟你推敲台词)，也曾叫苦不迭。可事后，你却会发现，竟然跟他们建立起了同甘共苦的战友情谊。也许你们有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可当你们终于找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方式时，那种成就感所带给你的快乐，恐怕也是一般情况下很难体味得到的。

    译制导演还要让自己扮演每一个角色，看看每句台词念起来，是不是上口，是不是便于演员表达感情。例如，在影片《我两岁》中，男主人公说：“孩子生下来，就像打雷，像火烧，不得休息。”但是原片演员的情绪是越说越激动，而“不得休息”是很难形成高潮的。所以我把它改成了“孩子生下来，就像打雷，像火烧，四面夹攻。”再如，《虎口脱险》中的接头暗号“鸳鸯茶”，原来翻译的是“情侣茶”，意思也不错，但是唱起来却有些绕口，不像“鸳鸯茶”这样上口、响亮。

    还有的时候，如按原文直译，中国观众根本无法理解。如《卡桑德拉大桥》中，卖打火机的波兰老头吆喝的是一种打火机的牌子，可中国人没人知道。因此，老陈把它改成了“一打就着”。这种对剧本的加工、润色见仁见智，是无止境的。它不断地挑战你的想象力、创造力，它也会带给你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快乐。

    对译制片来说，译制导演才是一部影片质量的保证。他会和翻译一起推敲台词，使译本更加通顺流畅，与人物更加贴切。他会组成一个人各有貌、层次鲜明的配音班子，如最近这部译制片的导演就大胆启用了王肖兵来为影片中难度最大的爵士配音。肖兵还不是一个专业配音演员，但是导演看到了他的潜力，他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录音现场，导演要帮助每个演员进入角色的状态，这也是他最主要的职责。译制导演之一狄菲菲，为了使演员更加清晰地了解这部影片的人物关系和剧情走向，还特意画了一张图。很多演员在录音过程中得到了导演的启发、帮助，使自己的业务得到了突破性的提高。这再一次印证了译制导演在工作中的决定性地位。

    一个称职的译制片导演，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表演技能，以及各方面的知识，这都是需要一辈子去努力追求的。
 
http://wenhui.news365.com.cn/bh/t20060621_984934.htm

以下是苏老师的原稿：



　　最近由于《达芬奇密码》配音版受到普遍地青睐，又促使我想谈谈“译制导演才是译制片质量的保证”这个话题。

　　对于译制片来说，翻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平常说的“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没有一个好的译本，就不可能生产出一部好的译制片。然而，有了好本子，也不是就一定能生产出一部优秀的译制片。例如有的译制单位，用了我们厂的剧本，同样未能配出高水平的影片，就是个证明。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这个说法，不但适合电影、话剧，也同样适合译制片。一部译制片的剧本，不但要求译文准确，而且还要一听就懂，因为电影是一遍过的，而且不能像小说那样加上注释。还有，台词必须是“人物”的语言，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年龄以及他和他的谈话对手是什么关系等等。你不能让一个意大利的小偷，说英国绅士的语言。也不能让一个外交官，在卧室里和他妻子闲聊的谈话，和他在外交谈判桌上用的语言一样。此外，还要考虑影片的风格、样式，时代背景。如《虎口脱险》是个闹剧，台词都是相声。油漆匠说“打死我，我也不说。”指挥接口说“打死你，我也不说。”而像《尼罗河的惨案》这样的推理片。台词则必须严谨，而且必须注意前后呼应。……所以，要当好一个合格的译制片翻译，决不单单是英文好就能胜任的。他还必须熟知各色人等的语言习惯、各该国家的社会风俗，和起码的历史、地理知识。最好他还要懂戏。要找这样一个知识全面的翻译是很困难的。但是，翻译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可能产生一个优秀的翻译剧本。



　　鉴于每个翻译个人的素养，很难达到上面的标准，上译厂决定采取集体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初对”制度。制度规定：甲翻译翻出的初稿，规定由乙翻译担任编辑。编辑不但要负责剧本的校对；还要负责对台词的修改；回答导演的提问。这样做，甲翻译为了不让编辑揪出更多的错，肯定会倾全力对待译稿。而编辑既不能把人家对的改错；又不能漏掉翻译翻错的地方；同时还要回答译制导演的各种问题，也必然会特别认真去研究原文剧本。一般总是水平较低的翻译翻的剧本，由水平较高的翻译做编辑。一些年轻翻译的剧本，常常就是老厂长陈叙一亲自做编辑。这样相互促进，不但保证了每个剧本都能达到较高的水准，而且每个翻译的业务能力也会迅速得以提高。

　　而参加初对，更是每个译制导演必不可少的一道工作程序。当年，老陈要求导演：“不能借口不懂原文，放过戏中任何问题。你不懂，可以请教翻译嘛。”所以，初对过程，既是译制导演向翻译学习的过程，也是与翻译共同切磋，提高译制剧本质量的过程。

　　译制导演在初对时，就应该把自己当成第一个观众。当口型员对着画面念出每句台词时，你是不是全听懂了？台词与人物的神态、动作是否符合？特别是你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千万不能轻易放过。

　　我想这次顾奇勇先生在翻译《达芬奇密码》的时候。肯定会充分体验到了这种与译制导演合作的酸甜苦辣。也许，当你不断受到译制导演的“无端骚扰”（半夜还给你打电话，跟你推敲台词），也曾叫苦不迭。可事后，你却发现，竟然跟他们建立起了同甘共苦的战友情谊。也许你们有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可当你们终于找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方式时，那种成就感所带给你的快乐，恐怕也是一般情况下很难体味得到的。

　　译制导演还要让自己扮演每一个角色。看看每句台词念起来，是不是上口？是不是便于演员表达感情？例如，在影片《我两岁》中，男主人公说：“孩子生下来，就像打雷，像火烧，不得休息。”但是原片演员的情绪是越说越激动，而“不得休息”是很难形成高潮的。所以我把它改成了“孩子生下来，就像打雷，像火烧，四面夹攻。”再如，《虎口脱险》中的接头暗号“鸳鸯茶”，原来翻译的是“情侣茶”意思也不错。但是唱起来却有些饶口，不象“鸳鸯茶”这样上口、响亮。

　　还有的时候，如按原文直译，中国观众根本无法理解。如《卡桑德拉大桥》中，卖打火机的波兰老头吆喝的是一种打火机的牌子，可中国人没人知道。因此，老陈把它改成了“一打就着”。这种对剧本的加工、润色见仁见智，是无止境的。它不断地挑战你的想象力、创造力，它也会带给你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快乐。



　　对译制片来说， 译制导演才是一部影片质量的保证。他会和翻译一起推敲台词，使译本更加通顺流畅，与人物更加贴切。他会组成一个人各有貌，层次鲜明的配音班子，例如这次《达芬奇密码》的导演就大胆启用了王肖兵来为影片中难度最大的提彬爵士配音。肖兵还不是一个专业配音演员，但是导演看到了他的潜力，他果然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在录音现场，他要帮助每个演员进入角色的状态，这也是导演最主要的职责。译制导演之一狄菲菲，为了使演员更加清晰的了解这部影片的人物关系和剧情走向，还特意画了一张图。这次《达芬奇密码》的很多演员都谈到了，在录音过程中得到了导演的启发、帮助，使自己的业务得到了突破性的提高。《达芬奇密码》配音的成功，再一次印证了译制导演在工作中的决定性地位。

　　要做一个称职的译制片导演，他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表演技能、以及各方面的知识，这都是需要他一辈子去努力追求的。

感谢楼主转发，认真拜读中……

最喜欢看别人怎么修改台词，往往能从中碰撞出一些很有创意的灵感火花！

王肖兵老师还不是专业配音演员？？好意外啊，他老早就达到专业水平了……不知道他的本职是什么？？

因为某些“敏感”原因，一张普通的报纸做出“遵命”的抉择，确实是做媒体人的悲哀。

    报纸“公映版”删去了苏老师文章的许多内容和涉及影片的名字，使“文脉”失落了连贯性的“气场”，会使普通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知道苏老师的文章价值不仅在于“怀旧”，更重要的价值是“促新”；《达》片译制过程中后辈向她的请教，使这部影片也融入了她的心血和对重振译制片的期望。若剪去了她对新事物的真知灼见和参与感，此文章的观念放在二十年前也差不多同样适合。

    我想报纸编辑无奈地“动剪刀”时的心情也跟不久前另一位电视剪辑师“肝肠寸断”的感受相似 ；所不同的是：后者剪辑主要是限于电视片播出时间上的苛刻，前者就难以在报纸版面局促上找理由了——深切同情！

    前不久看过的一则电视专题片里，狄菲菲老师的面容里透着疲惫和憔悴，很是心疼。一位醉心于艺术追求的人本所不该承担那么多“社会因素”的苛求，在此特表达我们对译制组成员的诚挚感谢和慰问！也感激苏老师对译制片付出一往情深的心血，祝老人家健康长寿，辅佐新一辈多出精品！
     

是系列文章吗？感觉文章内容有点没扣上题，只讲了译制导演的一个方面。

期待下文～  

不是系列文章。是给报纸写的，所以不可能写很长。

有没有搞错啊，只不过不让放了而已，又不是黄赌毒，连名字都不许提了。

真不厚道的报纸。苏老师的文章应该开专版连载。

是啊，连名字都不提了，这不是掩耳盗铃么

可是不了解的读者可能就不知道是在说《达芬奇密码》了

响应恋水莲朋友“毕业设计答辩完了还得重做”后的“答辩”。  

    ——猛烈地诅咒这破“决策层”！

    真正应了“韩乔”解说的那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

乍一读，我还纳闷儿苏老师怎么没提电影名字呢。原来是编辑给删了。真是，至于吗？  
不过，苏老师的这句比喻非常精彩：“译制导演也是三军统帅。”    

下面是引用穆阑于2006-6-21 08:19发表的:
以下是苏老师的原稿：

译制导演也是三军统帅

　　最近由于《达芬奇密码》配音版受到普遍地青睐，又促使我想谈谈“译制导演才是译制片质量的保证”这个话题。
.......

我看过《达芬奇密码》的配音版后.感觉上译的春天有回来了.

弋舟及诸网友：
 我这篇关于《达芬奇》的文章，9号以前没有发表，我以为已经死定了。没想到编辑让它“隐姓埋名”还是发了出来，真可以说挖空心思了。
 上命不可违，我们厂的一些活动不也取消了吗？
 我写这篇稿子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达芬奇》剧组，支持菲菲。只要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会明白是指哪部电影，这就够了。

下面是引用suxiu于2006-6-23 19:44发表的:
弋舟及诸网友：
 我这篇关于《达芬奇》的文章，9号以前没有发表，我以为已经死定了。没想到编辑让它“隐姓埋名”还是发了出来，真可以说挖空心思了。
 上命不可违，我们厂的一些活动不也取消了吗？
 我写这篇稿子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达芬奇》剧组，支持菲菲。只要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会明白是指哪部电影，这就够了。

苏老师好！

下面是引用suxiu于2006-6-23 19:44发表的:
弋舟及诸网友：
 我这篇关于《达芬奇》的文章，9号以前没有发表，我以为已经死定了。没想到编辑让它“隐姓埋名”还是发了出来，真可以说挖空心思了。
 上命不可违，我们厂的一些活动不也取消了吗？
 我写这篇稿子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达芬奇》剧组，支持菲菲。只要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会明白是指哪部电影，这就够了。

向苏老师致敬！！（下周就在南京的节目现场直接见您了，呵呵）

我想只要是看过这片子的肯定都体会得出菲菲老师和整个译制组的心血，您的文章也一定能达到目的

顶

看懂了苏秀老师跟帖里的心思。对报社同志“曲线救文章”的行为表示同情和理解，也让大家明了某些层面的现状。“发还是不发，这是个问题。”
    …………
     多少年后，也许会有人将以上两篇文章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对比例证，也好！

也让我们学了如何改好文章这一招啊。

楼上阿萍朋友的话很有趣味——“如何改好文章”确实是“一招”。
    “如何改-好文章”与“如何改好-文章”之间学问很深——有做编辑的“学问”，有做写作者朋友的“学问”，有做“被审批人”的“学问”，有做读者朋友的“学问”。好的编辑能点石成金，扶助文学新苗的破土而出，如当年的鲁迅，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至八十年代中期的《萌芽》、《收获》、《当代》、《十月》的主编们。上述的该时期是文学复兴的黄金期，现在的中生代作家基本萌芽于那块“绿地”。
    如今虽然写作题材开放了，但作品和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有的作品如“怪味豆”，如“迷宫”，需要读者具备“符号学博士”的专业技能，掌握“序列号”来破解密码，才能读懂文字夹层里的含义。
    希望《笔会》的编辑把苏秀老师的“译制导演”的真功夫真正学到手，在刊发精彩文章的同时附上“导引”文字，让文学在大众的普及方面引导读者有所提高和进步。
 

果不出所料，被弋舟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