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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文章节选自上影厂导演彭小莲撰写的《他们的岁月》一书，在文中详细回忆了她的父亲彭柏山和母亲朱微明（上译厂俄文翻译）在文革中的遭遇，并得知戴学庐是当时上译厂造反派头头。
你最恨的是什么？你最怕是什么？ 一天， 一位朋友的孩子，一个在读的中学生对我说，她最恨的是上学，最怕是考试。一到考试的日子就连着做恶梦，吓得她一身一身地出冷汗。不是梦见考卷上没有字，就是怎么也看不清考卷上的题目。四周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却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叭在桌子上，在那里"唰唰"地不停地写着；这时候，她又偏偏忍不住想上厕所，她真是恨透了自己。紧紧地抓着考卷想把它撕了，但是猛地感觉到，有人站在她的背后，是老师站在那里，一双眼睛在慢慢地爬上她的脊背，然后，一声不响地在那里冷嘲热讽地窥视着她，那对眼睛像是长在一条蛇的背上，一会穿过了她的身体，从她胸前爬了出来。眼睛趴在桌子上，直直的逼视着她，她吓坏了，感觉到小便已经滴在裤子上了，终于惊叫起来。这时，她被自己的恐惧惊醒了……她喘着粗气，张开眼睛，看着黑夜中的家。 她问我："彭小莲阿姨，你最恨的是什么？你最怕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因为我说什么她都不会明白的。仅仅是一代人的差别，仅仅三十年不到的间隔，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理解我们的仇恨和害怕了，他们甚至对于我们所经历的生活都没有任何想象力。但是，对于恐惧，我有着更深的体会。如果要问我，最恨的是什么？我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我恨的事情太多了，于是要说我最恨的是什么，我真的说不出来。但是，我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在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时候填表格。这份恐惧远远超出这个中学生的恶梦，只要一看见"家庭出身"这一栏，我就会浑身发冷，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走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恶梦之中。等我不得不把这一格小空栏填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把自己彻底地撕裂开，是我把自己这个形象扔进了众人的目光之下，所有的眼睛都可以在我们这样人的身上任意践踏，唾弃。在那里，甚至没有一块碎布片可以遮拦自己，因为我父亲是彭柏山--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是胡风分子、现行反革命。 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经历过那段日子之后，我却想说："反革命"家里的孩子早觉悟。 在那个年头，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样做人，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家里说的，出去不能说；真实的事情，只能放在心里想想，绝对不能说出来；带文字的东西，最好不要保留，特别是书信，看了要烧；搞任何政治运动，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落在我们头上，开口的时候，一定要拥护；不管什么组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都不要加入；心里想的，一定不能落在纸上；报纸上说的事情都不要去相信，但是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说报纸上所说的一切。 就这样，我们生存下去了。 我的家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五，最小。我的大姐姐彭小钧，1965年大学毕业，因为出身不好，分配到南京钢铁厂炼钢车间，做炉前工。哥哥彭晓岑，因为转移爸爸写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1968年春天，在大学里被打成反动学生，然后被抓了进去；出来以后，于1969年被送往甘肃天水县劳动。二姐姐彭小兰66年高中生。她是最幸运的，什么倒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在她那里，只是到1968年夏天，被分到上海远郊奉贤县"五四"农场。三姐彭小梅，1968年的春天（那时候，她才15岁，一个在上初中的孩子）被作为反动学生批斗，同年秋天到云南插队。1969年4月，我被分配到江西插队。这时，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关在隔离室有一年多了，我们几乎没有她的任何音信。我们的家，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没有任何告别，没有任何抗议，没有任何声音地涣散掉了。 看着我们这样破碎的家庭，就像看着一张伤痕累累的老脸，上面不仅布满了皱纹，而且有着深深的疤痕。这些疤痕将整张脸撕得支离破碎，已经认不出它本来的面目了，脸上的目光显得凄厉无神，嘴角丑陋地挂在边上，表情是固定不变的，最可恶的是，那张脸已经不会展现出笑容。就像是《巴黎圣母院》小说里，那个钟楼上的丑八怪，不堪入目。 现在我走在自己的脸上，开始把那些伤疤一点一点地重新撕裂，看着黑色的鲜血在那里慢慢地滴落，没有眼泪，没有感叹，甚至没有抱怨。在父亲死的时刻，我就越来越意识到"认命"这两个对于这些人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还想活下去，如果我们不想为难自己，我们就该早早地学会认命。 可是更多的时候，只要一想到父母，想到他们的一生，我的心里却会涌出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愤怒，而这一份不该是我这样年纪还会产生的激动，却依然存留在我的情绪之中。怎么可以、可以让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被侮辱被损害地走完了他们的生命？我无法再征得他们的同意，只跟大姐小钧说："我想写写爸爸妈妈的事情。" 小钧在长途电话里回答我说："写吧，有很多事情要写。还有，写写小舅舅，他就是因为爸爸的原因，在部队里被送上军事法庭，被打成了右派……" 对，还有小舅舅。那么我的大伯和二伯呢？ 太多太多了，何止是我们家的这些亲戚，还有爸爸妈妈的朋友和熟人……我不得不肆无忌惮地揭开了他们的生活，就像在阅读宣判死刑的公告。当我把这一张公告和着我父亲、母亲真实的面目一起出来的时候，不管他们是多么残酷，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也不管它还有多少价值，但是，我想，我毕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我在慢慢地学会说真话。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母亲朱微明，这个名字对于她来说，几乎成了多余，人们在称呼她的时候，总是习惯地听到人们管她叫"彭柏山的臭老婆"。 父亲不是上海最早的宣传部长，第一任宣传部部长是夏衍。1952年，爸爸从24军副政委的位置调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部长由复旦大学陈望道兼职，但是他不到任，由爸爸管理所有的事情，他是常务副部长。可是在上一辈人们的记忆中，在父亲朋友的记忆中，都误以为他是华东文化部长。1953年，当夏衍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爸爸调任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爸爸离开部队的时候，24军军长兼政委皮定均，爸爸最亲密的朋友、战友，当时不在部队，上北京开会去了。当他回来听说爸爸已经接受了调令时，拍着桌子说："这个柏山真是糊涂，他怎么可以去这种地方。他一个书生，哪里搞得过他们啊！ 在我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听见妈妈这么说过。而每一次听她说的时候，总能感觉到她刻骨铭心、痛心疾首的样子。直到最后的时刻，直到40年过去以后，直到妈妈病危在床上的时候，她还在说："要是皮司令在那里就好了，他是不会放你父亲走的。你父亲要是不离开部队，皮司令是一定会保他过关的，他就不会卷进去……"说着说着，她会蜷起已经变形的手，在那时拍打着床沿。"你父亲这个人，就是让皮司令说透了，他就是个书生，哪里会搞什么政治啊。我看是他自己不好，他还是想到地方上去。想去搞什么文化艺术。不去，就好了……不去，他就不会被他们弄死了，我们这个家，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走错这一步，爸爸永远不愿意再去回忆。他只是说："我和老皮是一起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只有他，是真正为我好。一辈子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是我最后的安慰。”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皮司令这样好的，一个真正的军人，也在"文革"中去世了。 只有一件事，我觉得妈妈说对了。她总是这样跟我们孩子说："政治是很可怕的，也是肮脏的。你们一定要学个本事生存，不要搞政治。我就是一直不要当官，这才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 解放后，妈妈几乎一直在上海电影译制厂任俄文翻译，没有任何官职。她翻译了七十多部苏联电影。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影片结束，在"译制职员"的字幕栏上，是看不见母亲的名字的，她是被划为另册的翻译。那一天她被拉到电影局，实在是去"陪斗"的，她已经算不上什么人物了，仅仅是一个反革命家属。我和小梅没有挤进电影局，那时木门只打开了一半，只看见一辆封闭的卡车开来，刚刚够卡车进电影局，紧接着木门就把所有看热闹的人都拦在淮海路上。 爸爸的朋友，包括妈妈都喜欢说："你父亲书生气十足。" 可我从爸爸朋友的谈吐和回忆中，越来越感觉到，父亲在政治上一点都没有书生气，一点都不天真，他的悲剧甚至在于，他太明白了。他的灾难也在于，他善良，正直。他不愿意在权利和名利场上，用出卖朋友来保持自己的位置，他不愿意玷污自己的灵魂求得生存，他也不愿意为了政治权利，弄脏自己的双手。那他怎么可能在政治运动中生存下来？ "是啊，绝对不可能。我们都不会这一套。"元化叔叔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们的家被彻底查抄了，当时，父亲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任职最高的。父亲被捕了，它再一次"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有纲领，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已经把自己的内线安插到党内来了。就在父亲被抓走以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又升级了，它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这是1955年的暮春。 父亲出事以后 1955年5月19日的凌晨，父亲被捕了。对于我们下一代，已经再也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我也是查看了妈妈留给我的记录，才确定了这个日子。但是，对于母亲，就是这一个早晨，把她后来四十年的生活全部毁灭了。刹那间，她变得苍老起来，脸颊也有点浮肿，眼睛开始往下低垂，以至于在马路上，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她都习惯不再抬起她的眼睛，不再朝任何人看去。这一天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标志，早晨对于我们家来说，没有什么新鲜的记忆，它只意味着，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天边晨曦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要想想，怎样去面对它。 在爸爸的身后响起轻轻的"哐啷"一声。他小心翼翼地转过头去，因为脖子变得僵直了，每一次扭动都会引起疼痛。在他身后，监狱的门合上了。他被抓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窗上装有铁栅栏，一扇小小的窗子，一丝阴郁的光线从那里射进来。 那时候，母亲的形象对于我是模糊的，她一直在哭。在她下班以后，常常带我去黄逸峰伯伯家里。在那个年代，只有他敢于接待妈妈，跟妈妈说真话，告诉妈妈该怎么活下去。他原来是爸爸的上级，"联抗"的司令员，他们家离我们很近，就隔着几栋大楼。我跟在妈妈的身后，跑啊，跑啊，就跑去了。妈妈在里面讲话，我坐客厅里和他们家的大孩子玩。可是，更多的时候，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爸爸被捕以后，最艰巨的是妈妈必须写书面的揭发材料，去理解一个人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去仇恨一个自己的亲人，却似乎是很难做到的。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她就必须说自己的丈夫是坏人？但是领导教导她说："你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彭柏山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妈妈完全懵了，每次在接受教育之后，就像喝醉了酒似的往家走。 是因为实在走投无路，妈妈踏上了去黄逸峰伯伯的家里，她一边哭一边说："我怎么揭发啊，除了自杀，无路可走。" "你为什么要自杀？" "想不通，也受不了。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柏山是反革命，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我要是发现他是反革命，我还会跟他过下去吗？我确实揭发不了……" "你的处境可以理解，可是你不能死，柏山的问题正在审查，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你都不能死。你们有五个孩子，你要对孩子负责。" "可是我不揭发，我怎么向他们交账？" "柏山和胡风见面的时候，你也一起去的吗？" "每次都去了，当时警卫员陈大悦也一起去的。" "他们谈话，你在旁边吗？" "在旁边。谈的都是家常话。" "你认真想想，把他们的谈话详细写出来交上去，不就可以了吗？而且警卫员也可以作旁证嘛！" "好，这些我可以写。" "你写，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事实，也不要弄虚作假。" "那是一定的。" 最后黄逸峰伯伯还会叮嘱妈妈说："你要实事求是地写啊！……" 每次等妈妈从里屋出来的时候，我跟着她上厕所。坐在马桶上，看见她又在水池前哭泣。我还老是要问她："妈妈，你为什么老是哭啊？"妈妈就像做游戏似的，回答我说过的话，"妈妈的眼睛不好。"妈妈哭完以后，就站在那里洗脸，她会洗了一遍又一遍，这样，似乎可以把眼睛的红肿洗掉，可是末了，眼睛还是通红通红的，哭得连脸颊都肿了。有时，她会打开人家水池前的小壁橱，在那里拿出一点粉，往自己的脸上扑一扑。这样，那浮肿起来的脸颊，不再显得那么光亮光亮。 小兰说，有一天她下课回家，只看见妈妈的床单全是血，妈妈睡在上面。老保姆拿着一床小被子，垫在妈妈的身体底下，可是血还是不住地往外流。妈妈说，那时候，啊，真想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留恋。走了，不就是走了吗？只要还活着，就得装出很多样子，装得很快乐。可是，怎么装也装不好。看着母亲的面孔，小兰也害怕了，她实在是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害怕妈妈会死去。她在那里大哭起来，这时候，妈妈努力对孩子微笑着，笑着笑着，自己也哭了。妈妈，大血崩了一次，最后还是在老阿姨的搀扶下，送到医院抢救，活下来了。 这之后，是爸爸在监狱出事了。他不是像元化叔叔那样走向极端的兴奋，而是走向极端的抑郁。他从来都没有向我们描述过他在监狱里经历的事情，对于他监狱经历的了争，是我自己的记忆。但是，妈妈跟我说："你父亲这个人是很脆弱的，他在监狱里，又是试图自杀……"这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经历了"文革"，听妈妈说到这些，我开始对于"坚强"有了自己的认识，我不以为，坚强是什么了不起的品质。整个生命，如果对于父亲没有更多的意义的时候，坚强又有说明什么？死在哪里都没有任何区别。也许，死在自己沉默的真理里，还能找到一丝安慰。在外面不会再有希望，整个世界就没有真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答案都是一样的。 妈妈说，开始的时候爸爸还敢于跟他们争吵，他大声地说： "解放战争还只是几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我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和皮司令一起打淮海战役，打过长江。转眼这枪口怎么就已经转向我了。"在这最的珠叫喊里面，可以听出有多少忿怒，冤枉……可是，再下去，这些声音却越来越低沉，最后进入一片沉默。他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他渐渐地明白了，谁也救不了他。谁也不能说话，即使是粟裕，在这个时刻，也必须保持沉默。 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时候，胡风代鲁迅先生给爸爸写信，靠着那几张明信片，他捱过了拷打，捱过了漫长的黑暗；如今，胡风被捕了，父亲居然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的话，这又会是一幕什么样的景象呢？后来爸爸和他的警卫员被抓进了日本人的宪兵队监狱，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说："让我们看一看自己的天空吧。"那现在呢，天空再也不属于他们这些人了，他该归属于哪种人呢？生命在黑夜里消失，在晃动着残光的幻景里变得模糊不清，在以后等待着的生活中，一切依然会是残酷的。夜里，爸爸躲在被窝里，一直在那里蠕动着，一直动着。看守不断地在里边观察，不明白父亲在干什么。他还是在那里动着……突然，看守乘他翻身过去，背对着监视的小窗口的时候，猛地开门冲进了监狱，掀开爸爸的被子，一把抓住他的手。只看见他把自己的衬衣撕碎了，撕成一条一条，把它们编结成绳子，结扎在一起。他似乎是下了决心，想清楚了……为了防止父亲自杀，看守搬进屋子和他同住。 妈妈回忆说："在父亲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你叫小孩子都忘记我吧，你也忘记我吧。'……"母亲突然不说话了，"我们不要再谈了好吗？我怎么是个傻瓜，怎么一点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不再渴望活下去了……" 爸爸知道连死都不能选择的时候，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生。爸爸向监狱提出，希望和王一平部长谈一次话。监狱答应了，王一平部长亲自到监狱去看望爸爸，他什么都说不出，只希望王部长能为他照顾一下这个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他这样的环境里，活下去是比死更加痛苦，更加艰难，更加残酷。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去支撑。他跟王部长讲，多想看一眼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他推着自己往现实中走，他一定要逼迫自己看一眼这冷酷的生活，看一眼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他必须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他必须为自己活下去找到理由……这一次，不是在监狱和大家一起搞什么绝食斗争，争取"读书读报的自由"了。轰轰烈烈的岁月已经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在他身后追赶着他的死神。他要用一切办法让自己再做一次选择，要么接受死亡，要么逃离死亡--活下去。他是在和自己作斗争。 父亲释放归来 中央给父亲的案子做了决定：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宣传部同时交给母亲一个任务，按期和部里汇报父亲的所有言论以及行动。 背着这么残酷的任务，扮演这么恶劣的角色，我不知道母亲怎么能带着我们五个孩子活下来。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人想出这些主意的，有多么可怕。摘下了自己所有的眼睛，把它们安放在亲人向丰。于是，这一双双眼睛，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沾在父亲和母亲的背上。这成了一个游戏，我们都迷失在这游戏之中，我们谁都没有掌握游戏的规则，于是被陷害了。我们还一直弄不明白，失误在哪里，依然拼了命地往里钻，越钻越深。最后，当屠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的时候，依然全无所知。妈妈却还在那里考虑着"党的原则"。 轮到她去宣传部汇报的日子了，她向组织上说："我不愿意和彭柏说话，因为他是反革命。我在考虑和他离婚。所以，他什么都不和我说。实在汇报不出任何东西。" 最终，妈妈打算离婚的消息传到爸爸耳朵里。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母亲，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感情上，他是不是又一次被摧毁了？谁都不知道，连妈妈这么好的人，现在都有跟他离婚的想法了，都不再相信他了。他感慨地把这最坏的消息告诉元化叔叔。没有回答……元化叔叔又能说什么？他最多庆幸自己的妻子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四十多年过去了，爸爸已经压根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可是我们还是在那里说啊说的，说不完地说。似乎总觉得说了，就能把这些窝囊和伤害说清楚似的，但是怎么说，都说不清楚。我们；实在是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输尽了。一次一次的谎言、假装都不行。最后，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诺言。妈妈最善良的行为，把自己和父亲都害了。 生活中的最后寄托 1965年秋天。 夜里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家了。那天既不是假日，也不是出差，可是父亲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回来了。我光着脚就往门口跑，妈妈站在那里等待着，显然她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爸爸妈妈见面了，显得很冷静，他们互相看了看，停顿了一会儿，妈妈才问爸爸："还好吗？" 爸爸说："还好。" "这么快啊。" "是啊，连鉴定都没有做，就让我动身了。" "东西呢？" "没有多少东西，都托运了。" 我大叫着："爸爸，你在家里住几天啊？" 母亲回头看着我，恶狠狠地说："回去睡觉，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老是在那里打听。回去。" 我快快地看着母亲，心里充满了仇恨。我母亲不会像小说里或者是电影里的形像，她总是那样焦虑不安，像一团火，烧得那么旺盛，马上就要蔓延开来。但是，不知在什么时候，她就被人死死地抑制在那里，那火也被扑灭了，在灰烬中，她跟我们说话，既不耐烦也不明确，除了训斥，就没有其他什么可说了，在她那里，我丧失了自信你总是跟人家说，我的这一辈子就是生活在母亲的阴影底下，什么希望都没有，时时刻刻地看着她的脸色。爸爸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崽，快去睡觉，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等到父亲把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又感觉到一种无法解释的委屈，什么"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似乎又是一种什么暗示，是什么呢？我太小了，说不清楚。甚至是今天，我都说不清楚这一份痛楚的感觉。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会感觉到什么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直到大了，我才理解到，从父亲的那一句话里，我重新嗅出了离别气息，是对于离别的一份恐惧。对于这份恐惧，我们是太熟悉了，所以即便是那么小的年纪，我们都会体验到它。我在那里哭起来，哭得有点突然，母亲更加生气。 "怎么你父亲一回来，就变得这么娇气，演戏给谁看啊？回去睡觉。你父亲对你怎么了啦，哭什么啊。" 那一次是爸爸突然接到中央教育部的命令：调彭柏山去郑州河南农学院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调令一到，父亲在三天之内就动身了，他只拍了电报给妈妈，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实在是太小了，根本不知道体谅母亲。那时候，在我们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但是，其余的人除了说"热爱"和"万岁"之外，是什么都不能说的。我们就生活在"其余"的人中间。我们好像还是非常快乐，不管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我们都要表现出他给了我们幸福。 这里的条件比青海师范学院还要差，爸爸什么都不说了。这时候，他已56岁，他写信给妈妈的时候说，他再等四年就退休了，他会带着我们两个小的，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他自己来教我们读书，就这样打发晚年吧。妈妈说："你这个父亲，就是想入非非，跟着他跑到湖南那么个穷地方还会有什么出息，当农民去？" 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文字，在我们的生活中，变成一个累赘和惧怕。触摸到它的时候，就像触摸到了杀人的武器。在去河南之前，爸爸似乎想把所有的这些"武器"都扔掉。他的预感一定是坏透了，不然，他不会烧掉这些东西的。那是1965年的秋天，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似乎他闻到了什么气息。他已经无法预测自己的明天，他只是想完成他战争年代就念及的"写作"梦--最后一个梦想了。他要完成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 为了《战争与人民》，妈妈被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造反派抓走了。 1968年的3月2日，妈妈出去以后，就没有回来。已经是深夜了，还是没有得到母亲的任何消息。我和小梅、小兰都不敢猜测，也不也到"上海电影译制厂"去打听，实在是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明明是大早出门的，当时什么都没有说。不该会有什么事情吧？我们互相看着，谁也不说话，因为一开口，似乎就会把恶运带来。突然，门开了，晓岑被译制厂的造反派押着走进了屋子。造反派站了满满一屋子，只有晓岭一个人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我们愣在那里，就那么张望着。戴学庐走来向我们宣布："叛徒朱微明从今天开始，接受革命群众的隔离审查。她已经交代出一部分的反革命罪行，其中就有，她把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反党小说《战争与人民》让彭晓岑窝赃起来的叛徒。她还做过汉奸，甚至要做伪警察局长的小老婆。你们要站到革命队伍中来，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黑暗中，我们站在那里，低着头。已经记不清是到底还说了什么，只听见，晓岑突然说道："我想起来了，小说放到青浦一个朋友那里了。"接着两个造反派押着晓岑走了。另外一些留下来，开始在匀家抄家，许多带文字的东西都拿走了，书橱贴上了封条，直到深夜两点才结束了抄家。可是隔日，他们又来了，一切又重新开始。家具也被拿得不剩什么，我们开着门，随便他们自由地走进走出，也没有什么条子之类的东西，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吧。我和小兰的同学干脆在空屋子的中间拉上一根绳子，在那里打板球。我们不完全是在那里装出一份快乐，真的是有点习惯了。这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人还活着，还有最后的一份希望。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一份不安，晓岑跟他们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再也没有回家。 为了这本书，元化叔叔也被牵连进去了。河南农学院的造反派冲到了上海作协，非常野蛮地要元化叔叔交代。 1998年的夏天，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热、最焦灼的一个夏天。爸爸去世的这一段，动笔写着，改写，再试着动笔，都无法把它写出来，不知道怎么加速，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残酷的一段岁月。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在小钧描述的那个过程中，我一直扭曲着自己的脸，全部的勇气都消失了。至今不敢再去面对和回忆他。我嵊处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1968年4月3日，爸爸去世了。 1979年的秋天，似乎看不见金色的秋天，我沿着北京的街道走着。迎面刮来的大风，裹着尘土和灰沙向我扑来。我皱着眉头，歪着脸顶风向前走去。那时候，"文革"前的原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托人带话给妈妈，说是"彭柏山的问题，有可能平反"。听到这个消息，妈妈连夜给我写信，我似乎都能从信纸闻到她泪水的气味，那份向往，那份激动都可以把我简陋的宿舍摧毁。我难受得直想哭，不是为了这个消息，是为了妈妈的形象，这么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就足以把母亲，把母亲一生的愿望满足，妈妈的生活目标是在什么时候改变的？于是，几乎像是去试探一样，妈妈把爸爸厚厚的《战争与人民》的手抄本挂号寄到我们学校。信上她跟我说："你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找周扬，问他能不能帮助出版发表你父亲的小说。 我去了，沿着北京的街道，那街道的尽头一直通到中组部的招待所。这条大街每每在大风里，就显的很荒凉，不见人迹。风越刮越大，几乎要把我刮跑。下了车，我拔脚就逃，顺着风往前跑去，就像有人在身后追赶我，即使是白天，我依然感觉到一种惧怕。我拿着父亲的小说，有一种见不得人的感觉，还是像要找个地方把它"窝赃"起来似的。一直到有人一把拉住了我，才从慌乱中清醒过来。中组部招待所看门的拦住我，恶狠狠地问道："干什么的？""找人。""找谁？""周扬伯伯。""你是什么人？""我是彭柏山的女儿。" 说完以后，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几乎是在这一辈子，在我整整26年的生命中，第一次这样大声地向人们宣称父亲的名字，宣称我是他的女儿。这对我来说，是很不自在的一份快乐，一种沦落在灾难中的快乐，我对自己感到一份忿怒。我敌意地注视着看门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彭柏山"是谁。他让我站在风里，往里面打电话，等他转身出来的时候，态度和悦多了。他给我指路，告诉我周扬住在哪一栋小楼里。 走到那里的时候，周扬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等我了。 周扬第一句话问我："你父亲还好吗？" 我说："1968年4月3日，爸爸被打死在河南农学院。" 可以看出周扬惊讶的神情，他停顿一会儿，掉过头，回避了我的目光，他说："我，我不知道……他……已经……" 然后，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里，周扬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可是看着眼前的他，神态稍显得呆滞。他望着墙壁，似乎不愿意和我把话题继续下去。也许他把我看成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我的声音是微弱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打破了这么难堪的沉默。停顿了有那么一会儿，周扬又问我："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慎重地拿出爸爸书稿的手抄本："这是爸爸的小说《战争与人民》，妈妈说您过去读过。 周扬诚恳地抬头看着我，慢慢地说道："我记不得了。" "妈妈问您，能不能帮助爸公把书出版了。" "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但是，告诉你妈妈，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话虽不多，但是难以相信的是，我竟然被感动了，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里，虽然是那么无力，我却听见了一份内疚和一份真诚。我也开始像母亲似的，傻乎乎地燃起了希望。原来。我们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打发，也很容易被满足的。后来，我们还说了什么，都记不清了，周扬已经答应帮助出书，这足以让我把快乐传达给妈妈，我甚至能想象出她的那份神情，她会快乐得睡不着觉，她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别人面前夸奖我的能干。总之，一份可能到达彼岸的快乐。 不久，像周扬自己说发那样，他把书推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向韦君宜社长推荐了爸爸的小说。 有再多的快乐，记忆中的北京，还是灰蒙蒙的。即使在过年的时候，厚厚的爆竹的纸屑在昏黄的路灯下飘舞。1981后的除夕，我朝胡风伯伯家走去。像走在我自己的梦里，当一个一个人都死去以后，我竟然能沿着一条路，踏上去他们家的道路。我从来不敢想象，我甚至从来不知道，胡风这个名字，有一天也能像爸爸的名字一样，是可以张口说出来的。没有。从来没有敢这么去想象。我没有去过他们家，可是当我一脚踏进屋子的进修，我竟是走在自己遥遥的归途之中。连同他们的家具，都和我们家的一样，散发出一阵阵的霉味，墙角、板壁的缝隙中落满了灰尘。这些存家具是刚刚从公安部拿回来的。梅志阿姨接待了我，她对她的儿子老三--张晓山说："带小莲去看看。" 我没有太明白"去看看"什么意思，去看什么呢？我和晓山经过漆黑的过道，慢慢地推开了一扇门。"吱咯"一声，门开了，晓山脚步轻轻地走向一个非常苍老的人，那些意是胡风伯伯，我从来没有见过胡风伯伯。在我的记忆中，只看见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个高大骄傲的人，可是刹那间，在我面前坐着一个迟钝的人。这，是他吗？ 晓山几乎是贴着胡风伯伯的耳朵在说什么。我站在他的身后，努力听着，但是就是听不见。接着，晓山拉了拉我的衣角，让我过去。旧窗帘把窗子封得严严实实的，什么光线都泄不进来。胡风伯伯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胡风伯伯，您好。"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是那么挺直着腰板坐着，两眼像瞳孔放大一样地凝视着我。他像个巨大的雕像，苍白的脸。占据了他脸部一半的是他的额头。他不说话，空气变得紧张起来，他的瞳孔开始发亮像被火点着似的。我想说什么，又是觉得自己被掐住了嗓子眼，干涩得难以开口。晓山峰着，大声地跟父亲说："爸爸，他是彭柏山伯伯，朱微明阿姨的女儿啊！" 突然，胡风伯伯摇晃起来，那么艰难，像有千百个人在那里推动着他，他努力着要站起来，一下又一下，可是他太大太沉，最后学是跌坐在沙发里，我伸出手，不知该不该去搀扶他一下。霎那间，他拉住了我的手，毫不犹豫地紧紧地握着，我却放松下来，我触摸到宽大的手掌，有力，坚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他手上温暖的体温。像父亲一样的一份温暖，那么具体和真切。 "胡风伯伯，您好！"我又大声地叫了一遍。他似乎耳朵不大好。 他看着我，不断地摇头，他好像对笑了笑。但是在那微笑里，好两只眼睛变得木然起来，他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妈妈，我有罪，是我的罪啊……对不起你们，让你们都为我吃苦了。对不起你爸爸……"他的手松开了，眼睛变得通红通红，布满了血丝。泪水在一点一点涌了上来，他低下头，似乎想缩进那只破沙发里，他显得那么歉疚，充满了罪恶感。但是他太大太高，依旧是直挺地端坐在那里，但是他还在喃喃低语着，"对不起你爸爸啊……回去跟你妈妈说……" 我哽咽得连话也说不出，我多想大声地哭出来啊。仅仅是为了这一份无力的善良，仅仅是为了这一份真诚，还有这一份透明的正直……当我早就把这些品质都忘却的时候，怎么还是有人这么活着？为了这么小小的一点品质，他被监禁、被关押了整整24个年头。几乎和我的生命一样漫长。不是嘛，当时我来这个世界上只有23个月，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就开始了。 突然，胡风伯伯变得灵活起来，他一把拉过晓山，啵声却非常清晰地说道："你知道后楼梯在哪里吗？"他坚定地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趁他们还没有来之前，你赶快，快走！"他焦急地暗示着我，"听见吗？快走！"他急了，几乎要狂叫起来，两眼拧在一起，疯狂地催促着我赶快走，有人要来抓我了。 至今我都记得那间小屋，记得那个情形。多像在我小的时候，一个夏天的日子，爸爸从厦门回来的时候。屋子是漆黑一团，厚厚的窗帘上落满补钉，爸爸也是这样端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爸爸显得那么瘦小，他根本不抬头，只是用他细长、神经质的手指在捻着沙发上的毛边。他知道我站在那里，也不理睬我。过了一会儿才说："崽，听话，出去玩。"我没有动，用眼角死死地看着他，他的手还在那里扭动着。黑暗中，他像一张白纸，薄薄地飘在风里，半天，他跟我说："出去玩，没有什么。你大伯伯死了。"爸爸似乎随着他的语言一起消失在那张破沙发里，那纸变形地卷缩起来，沙沙作响。"是我害的……他们把他打成坏分子……他那么老实的人，能干什么坏事啊。一直让他劳动改造……你大伯伯太老实了，没怨过我……我对不起他啊……" 多么深的恶梦，我对爸爸、对胡风伯伯也感到了一份对不起。深深地对不起，是太对不起了，生活竟然把他们折磨成这样。他们永远也走不出这个恶梦了。 妈妈说："人都想象不到，爸爸的老家，湖南茶陵县秩堂乡彭家祠村，也掀起了反胡风运动的狂澜。" 我不敢接话，但是听到这些荒诞到极点的事情，几乎要笑起来，这些不识字的农民怎么批判胡风？他知道胡风是怎么一个人吗？……但是运动不仅能在精神上压迫人，也能在肉体上消灭人，事情说着说着，就觉得说不下去了。我从来也不是什么看破红尘的人，我是一个农民的后代，爸爸家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当长工的雇农，安平知命的庄稼人。结果大伯伯彭开斋却爸爸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劳改。爸爸接到大伯伯死讯的时候，正是三年饥荒时期，磊伯因为家里没有吃的，活活饿死了，至死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二伯伯彭象斋更是不由分说，爸爸的事情一出，立刻被开除党籍。撤销了乡长的职务。也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全家人受尽欺凌和侮辱。即使这样，和胡风伯伯家相比，我们家的这点经历还是不算什么。 我还有一个家，还有一个母亲，她把我们拉扯长大。他们家呢，除了公安部现在还来的这些破家具，连一片纸屑都没有残存下来，1966年的时候，胡风伯伯从秦城监狱解押出来不久，又和梅志阿姨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往劳改地。看着晓山，我更没有什么可说，他在内蒙古草原上整整呆了十二年。直到77年重新开始恢复高考时，他才有一次机会，他的成绩考得非常优秀。即使这样，上面还下了头文件，胡风的儿子不能进京，不能学文。 晓山不是这样理解的，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活得不错的，无望的不是我们这些人。" "那还有谁会比我们活得更糟糕的？" "我们家最近经常收到公安部转来的一些信件，有的写信人，你别说不认识，就是他信上写的那个地方，我们在地图上都查不到。不知道在哪个偏僻的角落里的一个大队会计或者是什么小镇上的干事之类的人，就因为在报纸看了我父亲的一首诗，说了一声'好'，于是也给戴上一个'胡风分子'的帽子，你说在那么一个地方，谁还想着上管这些人的平反问题？人，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我木呆呆地张着嘴，脑子都空白了。 "那，那……你爸爸是怎么会发疯的？" "你知道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关在里面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以为就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二十四年的监狱生活就能挺过来。给他最致命的打击，是他出来以后，第一次看见了中央关于'胡风案件'处理问题的文件，那里列出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以及被逼疯、打死的人的具体数字。这样大的一个数目，竟然都是和他牵连在一起的。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这还不包括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小人物。突然，他崩溃了，他怎么也受不了这一份内疚，这一份犯罪感。完全受不了了。于是出现了精神错乱。 …… 外面响起了"噼噼啪啪"的声音，不知是在放爆竹还是下雨。哪响声像抽打在墙上的鞭子，每一下都打得那么响，听来觉得触目惊心。我多不愿意去回忆这些事情。做一个中国人是不容易的。 终于结束了 妈妈说，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后就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从现在开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时翻译小说了。她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好，再不用为父亲的问题奔波了。她在自己的1992年9月28日77岁的生日。为自己写道： 写照 我的人生是坎坷的， 风刀霜剑，蛇蝎挡路。 我的生活是： 焦首朝朝还暮暮， 煎心日日从年年。 但我：临危不惧，临辱不惊。 像烧尽的木炭， 耗尽热能是我的义务。 生命对于她始终像一个不祥的预言，当她开始充满希望的时候，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即将发生。当她还来不及翻译什么东西，当她还没有耗尽她的热能的时候，她的类风湿关节火急性发作，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好过。她病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拿一块手绢的能力都丧失了。她全身的关节变形，叫喊着，疼痛难忍，她瘫痪了。 有一次她跟我说："我备了很多安眠药，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这疼痛的时候，我就把它吃了。我跟你说了，你会理解我的。不要阻拦我，活着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在这里等死。"她看着我 ，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粗暴地叫了起来："不许你胡思乱想。"看着母亲，紧锁的眉头把五官扭歪了。她让我头晕目眩。怎么会不知道她依然在服役呢？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都要走到那条跑上去的，但是就不能说出口。在我们前面，已经有许多人走去，我跟在后面看着，觉得自己像一条影子，歪歪扭扭，驮着背，看得昏昏沉沉。 抢救车的大轱辘"哐啦哐啦"又在大理石地上响起来了，医生、护士都赶来了。回头望去，心电图指针从280、240、220、160、120、95……"刷"地一下子指向零。一根平平的直线停留在仪器上。"妈妈……"再敢没有回答了……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心针，直线依然不动，医生准备注射第三针的时候，我说："不要打了，让她睡吧……"我说不下去，真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眼泪把力气全部消耗尽了，我整个人在那里发抖。当然，我最终还是把这几个字结结巴巴说完了。 1996年12月13日凌晨，停尸间的车推来的时候，小梅和晓岑已经赶到了。工人和晓岑把妈妈抬了上去。我弯下腰，用美国式的方式，紧紧地拥抱着妈妈。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还能感受她身上的体温，可是霎那间，她竟成为一个回忆，成为一个梦，成为一个永远永远过去的故事……那个跟着大脚母亲上当铺的女孩子；那个充满了理想渴望上延安的女学生；还有大声叫喊着"我抗日无罪"的新四军战地记者；这些漂亮的形象还在眼前转动的时候，她却开始为爸爸、为我们五个孩子驮上了十字架；最后是那个被打得眼底出血的母亲，那个满脸红肿，生满冻疮的离休老干部在门房间里用俄文向大家说了一声"再见"……怎么就在那里说"再见"了呢？我还是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停尸间到了。没有想到它离病房这么近，才一个转弯就到了。工人熟练地拉开了一格抽屉，让我们在后面抬起担架，"刷"地一下就把妈妈推了进去。工人关上了格子门，摘下牌子跟我说："明天大早，拿着这个来办理死亡证书。" 爸爸、妈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岁月，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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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发布于：2006-02-12 16:09
今天去看了《他们的岁月》，除了他们在解放以前的革命经历略去外，其余的都该没有遗漏地通读了。
读了该书，使我对戴学庐老师有一种耿耿于怀的感觉。相当初，出于对翻译片的爱好，既而对配音艺术家们也一并顶礼膜拜了——看来这是不对的——也的确不对。伍经纬老师在书中倒没怎么细说。还有一个李凌云——应该是个录音师——给我的感觉是俗气的。再就是一个叫高峰的人，整朱微明老师，还无中生有，上纲上线，栽赃诬陷，他最后抛弃了乡下的妻子跟译制厂的一个上海女人结婚了。 潘我源老师是个好人，在下放时无意踩死一只雏鸡，挨了斗（朱老师当然得陪斗），还跟朱微明老师耳语，说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 朱微明老师也是被运动整乖了，57年向党提意见时，上译厂党支部要她第一个提，支部书记柯岗保证不抓辫子，不秋后算帐等，朱微明老师无奈地提了3个不痛不痒的“建议”，过了关。问题是书上的说法很让我寒了心，说朱微明老师知道这群王八蛋要害她。 哎，运动呀，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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