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台湾光复后的国语推行运动和《国音标准汇编》

台湾光复后的国语推行运动和《国音标准汇编》


鲁国尧



提要    1945年日本投降，光复时的台湾，语言使用情况十分混乱。1946年4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领导推行国语的工作，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所编订的《国音标准汇编》作为地方政府的法令公布，是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广汉语通语运动的最重要的“物质遗产”，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珍贵文献。本文介绍台湾光复初期国语推行运动的简况，叙述《国音标准汇编》的内容梗概，以及魏建功先生等对国语运动的杰出贡献。不忘往史，缅怀先贤是本文的旨趣。考虑到若干文献或在大陆或在台湾都不经见，故本文对史料多直接征引。本文并对若干历史记载，或考订，或存疑。

关键词  台湾  国语  国语运动  国音标准汇编  魏建功  俞敏

 

一、台湾光复后推行国语的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五十一年，台湾光复后，推行国语有其特殊背景，特殊困难。在关键时刻，以魏建功先生为首的一群语言学家临“难”受命，在台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民到于今受其赐”。这对国家的统一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谓功昭史册。这样一次主动推行通语且有深远影响的语言运动至少在中国史上是罕见的。

惜乎大陆语言学界对这一运动的介绍和研究颇为欠缺，台湾语言学界近年亦然。笔者于2004年春夏游台，得见这一运动的最重要的物质遗产，故不揣谫陋，就我所读之若干文献（其中若干为稀见者），予以采擷、组织，而成此文，太史公曰“述往事，思来者”，良有以也。

要叙述台湾的国语运动及《国音标准汇编》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了解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北，被迫割让台湾。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成性，亡我之心不死，不断发动对华战争，1937年日军在芦沟桥发起进攻，历时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遂全面展开。至1945年日本投降，被占领了五十一年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1945年10月25日台湾正式回归中国。光复后的当务之急，不言而喻，必然是诸多军国重事，然而推行国语（笔者案，亦即汉语通语，五十年代后在大陆称为普通话）也列为台湾光复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受到特别重视。

只有了解当时台湾的语言状况，才能理解台湾光复后推行国语的意义。现知台湾最早的居民是说南岛语系语言的民族，其后裔，现在台湾称作“原住民”。明末福建的说闽南方言的民众开始迁入，尤其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带领了大批闽南人攻取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在清代二百多年中，更多的闽南人移民台湾，也有若干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的客家人迁入。简后聪《台湾史》：“清代至台的移民98％以上来自闽粤两省。其中45%来自泉州，35%来自漳州。”黄秀政、张胜彦、吴文星《台湾史》：在日治末年，闽粤系的台湾人占90%以上，日本人占6%。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在台湾，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是汉语，其中闽南方言为主，客家话为次，也有少量操其他方言的人。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日语在当时的台湾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主态语言”。[①]这是由于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不断强制推行日本语。现在将我所知道的文献资料引述如下:

简后聪《台湾史》：日本台湾总督小林跻造（1936年―1940年在职）“推行急速高压的‘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人做日本国民，向天皇献忠，严禁讲台语，抓到不说日语的就配挂惭愧羞耻的牌子（狗牌）。废除台湾服，砍烧人民家中的祖先牌位和神像，强制大家穿和服到神社参拜。要求台湾人改日本姓名，改姓名者给予较佳物资配给，就学就业明显优厚，据统计，至大战结束，约有两万人改姓名，如姓陈改为颍川，姓黄改为江夏。”“据统计，1937年日语普及率为37.8％，1940年为51％，1944年为71％。”黄秀政等《台湾史》:“1896－1897年在全台设国语传习所16所，分校18所，招募台人子弟入学，以教授日语为主。”（笔者案，日据时期的“国语”指日语。）“1930年起，总督府公布法令，正式在市、街、庄设立‘国语讲习所’，作为常设的简易日语教育设施。”“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动员朝鲜人投入侵略中国的战争，乃积极在朝鲜推动‘皇民化运动’。同样的，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台湾战略后方益形重要。为使台人亦具日本国民之爱国心和牺牲精神，台湾亦有‘皇民化运动’之提倡。换言之，总督府进而制定‘皇民化政策’，图使台人彻底同化成为‘皇国民’。在此一政策下，教育致力于将台人‘炼成皇国民’，废除报纸汉文版，推动常用日语运动，奖励‘常用国语者’、‘国语家庭’、‘国语模范部落’等，鼓励台人养成日式生活习惯，改从日姓及供奉日本神祇，参拜神社等。”“推广日语运动主要目的在于贯彻语言同化政策，亦即是希图以日语为工具，培养台人具备日本国民精神和性格，成为完全的日本国民。”

张博宇《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史料》：1895年6月17日“举行台湾总督始政典礼，当天成立学务部，学务部长伊泽修二给桦山总督提出台湾教育意见书，其中有一段：‘台湾的教育，第一使新领土的人民，从速学习日本语。’”方祖燊《国语运动简史》：“日本占领台湾后，派遣伊泽修二来台北，在芝山岩惠济宫，设立学务部，强迫台湾同胞学日语日文，用高压手段来推行文化侵略。后来所有学校都用日语教学，广设‘日语讲习所’，招收十二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少年，传授日语。又规定报刊书籍全用日文，大小机关全说日语。到一九三七年发动侵略我国战争之后，更加强日语，全讲日语的家庭，可以享受特别配给。可以说用尽方法来消灭我国的语文与文化，想使台湾同胞忘记他们是来自福建、广东地区的中国人，忘记他们大多是明末随郑成功来台民族义士的后裔。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光复了。这时，台湾同胞三十岁以下的人，不但不会说国语，不会认汉字，甚至讲台湾话（闽南话、客家话），也没有说日本话那么的方便。”田珏《台湾史纲要》：日本“在全岛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在普通学校中，台籍教师一律穿和服，讲日语；学生在学校和在家里必须讲日语。甚至在偏远村庄都设立了日语讲习所……就连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婆也被强迫去上课”。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台湾初归祖国，因受日本人五十年的文化压制，年轻一辈的人，只知有日语、日文，而不知有祖国语文；六七十岁的老人，虽然会说闽南话及用“孔子白”读书，但仍多不了解方言与国语的关系。”“现在台湾省的情形是：自政府机关、学校，以至一般社会，还多是用日本话。”许极燉《寻找台湾新座标》述及台湾光复时“在城市里交谈的语言多是日本话”，“通信也用日文”。[②]

在台湾，语言使用情况如此混乱，一旦回归中国，语言问题不能不是棘手的问题。台湾光复前夕，语言学者、推行国语的专家以及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这种语言的严重态势都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早作布置。

在叙述台湾这段历史时，我们必须记住赴台推行国语的第一功臣魏建功先生。曹达《魏建功年谱》载：1942年5月，魏建功“返四川白沙，任‘国立西南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院长谢循初”。1944年“年底，抗战胜利在望，重庆方面开始考虑战后接收台湾问题。‘教育部’赵迺传（笔者案，此人在台湾光复后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通过女师学院院长谢循初约魏去台主持推行国语，魏接受了此项邀请”。1945年上半年，“重庆方面开始着手准备接受台湾的具体工作，在‘中训团’开设‘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魏建功应邀与王玉川同去重庆为该班‘教育组’（即后来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工作人员讲授国语课”。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魏建功）以‘国语会常委’资格，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借调’去台湾推行国语，一同被借调者还有‘驻会委员’何容、干事王炬。女师学院国语专修科师生，以自愿为原则，报名前往，亦有多人去台。十月，（魏建功）赴重庆候机”。1946年1月，“到上海候机赴台”。2月，“农历年前到达台北，立即着手组建‘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工作” 。

上引《魏建功年谱》的一段文字中，需要加注释的是：

一、“女师学院国语专修科”。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1944年“‘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召开常年大会，同时举行专门委员会拟制‘析音符号’；‘中国语言文字学会’也恰好在那个时候，举行成立大会。这么一来，原来分散在西南、西北‘后方’各地的语文学家和教育专家，像马衡、傅斯年、黎东方、沈兼士、李方桂、罗常培、王力、刘季洪、卢前、顾毓琇、徐炳昶、张世禄、何容等人，都不约而同的聚集在重庆。那时候，有人主张设置一个机构，专门从事培植国语师资，很多人都赞成其说，[③]于是就由‘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呈请教育部，设置国语专修科。教育部乃于同年五月，命令在甘肃兰州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四川白沙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四川壁山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都增设‘国语专修科’，并命令国语推行委员会从旁协助。”张博宇《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史料》：“各学院即于三十三学年度招生。三十五学年度暑假，国语专修科第一届学生毕业，大部分派赴光复后的台湾担任推行国语工作。”[④]

二、因为魏建功先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对他这一段时间的行踪需仔细考证。魏建功先生受命赴台北推行国语，如此急务，竟何以“姗姗来迟”?请看，1945年10月“赴重庆候机”，翌年1月，方“到上海候机赴台”，2月农历年（案，农历丙戌年元旦是西历1946年2月2日）前始到达目的地。[⑤]读方师铎的书，“行路难”问题可以冰释:“复员工作繁忙，交通工具不足所造成的困难，使得由重庆应约来台的人员，费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先后分作三批，来到台湾。”这三批人，除魏建功先生外，尚有何容、王炬等，共8人。

 

二、1946年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



    1945年10月，在台湾，语言的主角“换班”，日语的“国语”必须退出，登场的应该是汉语的“国语”。可是光复之初的情况如何呢？方祖燊《国语运动简史》：“当台湾光复的时节，台湾的同胞心喜回到祖国的怀抱，但见到从大陆来的同胞，却说不出话来，无法用同一语言沟通感情，表达意见。这是多么不便，多么痛苦的事！一时学校、机关、社会还都没有办法不说日语；虽然如此，那时台胞都急着要回复祖国的语文，要说国语，要认汉字，于是对国语的学习，就狂热地展开了！于是有一些旧日的私塾恢复了，一些战争期间教日本人中国话的通译，也被请来传授国语。也有一些人就在市场的屋檐墙角，挂一面小黑板，收一些学费，对四面拢来的人，教几句国语。学校中，本省的教师也是边学边教，都非常热心。国语的书籍，也纷纷上市。当日的国语，南腔北调，没有标准。”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那时候，出版的国语书籍，真是千奇百怪，什么样儿的都有；有文言的，有白话的，有用‘老国音’的，有用日本‘假名’的；有通的，也有不通的；有中国人编的，也有日本人编的……优劣杂陈，漫无标准。”“台湾省光复之初台省同胞激于爱国的热情，急起学习国语。但推行国语的机构尚未成立，自然谈不到全盘计划和国音标准，以及一切技术问题；只由各方面的热心人士，各就所知担任传习，以应付这种急切的需要。当时传习的情形、颇为分歧复杂：1有把日本人编的华语课本，改头换面，用来教学的。2有把国音老调，依旧“五声”，附带“尖音”，用来教学的。3有用东北方言，把平舌叶“ㄗㄘㄙ”并入“ㄓㄔㄕ”的。4，有用南方官话，复把“ㄓㄔㄕ”并入“ㄗㄘㄙ”的。5，有用所谓“蓝青官话”，漫无依据的贸然教学的。”“是己非人，先入为主，传讹遗误，障碍尤大。”致使台胞怀疑国语有多少种？有无标准？

魏建功先生等人到达台湾以后，当务之急是筹建机构。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其组成人员如下：主任委员魏建功，副主任委员何容，常务委员方师铎、李剑南、齐铁恨、孙培良、王玉川，委员：马学良、黎锦熙、林绍贤、龚书炽、萧家霖、徐叙贤、周辨明、张同光、朱兆祥、沈仲章、曾德培、叶桐、严学宭、吴守礼、王洁宇、王炬（笔者案，黎锦熙、马学良、严学宭、周辨明皆魏建功先生的老友或学生，当系魏先生所推荐，然未至，以后另聘他人）。随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1947年6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改组，何容任主委。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此后一般简称“台湾国语会”）成立前后，主委魏建功先生和委员们发表了许多文章，编印了国语书刊，做了大量宣传工作。《魏建功文集》第四卷收入19篇文章，如《“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国语运动纲领》、《国语的德行》、《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谈注音符号教学方法》等等。推行国语的急务是树立国语标准，《“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云：“国语是用北平话做标准的。北平话的标准也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北平社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日常应用的话，并不是北平话一概算做国语。”该文指出：“（日本统治者）在他们处心积虑之下侵略我国，强夺本省去统治了五十一年，硬要本省父老昆弟诸姑姊妹用他们的东京话做国语，是绝对要不得的！”“台湾光复了以后，推行国语的唯一的意义是‘恢复台湾同胞应用祖国语言声音和组织的自由’！”

以魏建功先生为主委的台湾国语会的标志性贡献是编订《国音标准汇编》，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1946年5月30日公布，作为地方政府法令施行。

又在电台作标准国音的读音示范广播。方祖燊《国语运动简史》说：从1946年5月1日起，齐铁恨先生 “每日在清晨7时，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各种课本，供学国语的人收听，匡正语音”。当时的学校教师现听现学现教，使广大的学生也能及时学到国语，学习标准的国音。

在各县市成立国语推行所，设立国语讲习班，举办讲习会，大量训练国语师资。
    1948年春教育部接受台湾教育界的建议，决定创办注音日报，嘱由当时的“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台委员魏建功（时任台湾省政府参议）、何容（时任台湾省国语员会主委）筹备。[⑥]此即国语日报，魏建功任社长，副社长王寿康，总编辑梁容若，经理方师铎。1948年10月25日创刊号正式发行。此报坚持出版，影响深远。

台湾光复后的推行国语的运动，取得极为显著的成效，那时的六百万人都说国语，如今二千三百万人都说国语。

 

三、《国音标准汇编》简介



    《国音标准汇编》是台湾省光复后推行国语的最重要的“物质遗产”，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该书32开本，140页，2插页。[⑦]其内容简介如下。

封面：书名横行“国音标准汇编（包括其上的注音符号）”及其下的“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编印（包括其上的注音符号）”均为魏建功先生亲自题写。

    首页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告”，背面为“总目”。

    “总目”，见书影。请特别注意：其下的第一栏是“公告”。

    封三前一页是印刷记事，四行：“国音标准汇编/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初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编印/开明书店台湾分店寄售”张博宇《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史料》云：此书编成，“由台湾开明书店印刷，当时未能及时出版，乃交上海开明书店代印，到三十六年一月才出版。”  

这是初版书，弥足珍贵。为何？2004年春台北的书店有此书出售，但与1947年版有异，不同之处在：1、卷首无“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告”，2、“总目”下的“公告”二字亦被删去，3、封三为正式的版权页，此版权页所载主要为：1952年6月台一版发行，1997年7月台45版发行，编辑者：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印刷者：台湾开明书店。
    兹将初版才有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告”抄录于下：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告    署教字第5942号

查推行国语必先统一读音、读音统一端赖确立标准。我政府自民国元年，召开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以后，对于国语的统一和推行、历年逐渐实施、如公布注音字母，通令全国各小学一律教习国音国语、改正‘注音字母’的名称为‘注音符号’、采用北平地方现代音系为国音标准、编行《国音常用字汇》，刊布《中华新韵》等各在案。历时已久、事成故常、正值本省沦陷，尚未通行、现在既经光复、亟宜播布。本署接收之初、即著手组设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负本省推行国语之任务。现据该会送呈所编《国音标准汇编》一书前来、经教育处审查、凡关于注音符号的体式及发音方法、国音的声韵及拼法、声调及韵呼，卷舌韵的分析、常用字的标准读法等都已经编录在内、适合学习及检查国音之用；在本省国音推行上、可借以收到标准化的效果、嗣后关于一切注音读物、悉应以此书为准。合亟公告周知。[⑧]                          
                     行政长官   陈仪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这是当时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发布的公告。据此可知，《国音标准汇编》是中国地方政府在国土收复后，为铲除旧日殖民者的影响，统一语言而发布的法令。删去此公告，则使后人不晓此书之编纂、出版的背景，不明此书的性质、作用。

现在介绍《国音标准汇编》初版的“公告”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国字旁注之注音符号印刷体式表（初学之书写体式标准）”。1934年11月，当时的“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39次常务委员会，议决通过黎锦熙委员所提“汉字注音铜模应由国家铸造推行案”，1935年6月14日教育部根据“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提案，于1935年6月14日公布了“注音符号印刷体式”，分两项：一、汉字旁注之注音符号印刷体式办法，二、独立用之注音符号印刷体式办法，下附一表。如今《国音标准汇编》取之以为第一则，但是在标题加上“（初学之书写体式标准）”，这就为在台湾省推行注音符号时规范了它的印刷形式兼书写形式。

此表之背面是“注音符号发音表”，标题下注“民国三十一年五月重订”，这是第二部份。

《国音标准汇编》的第三部份是“国音概说”，附“中华新韵韵目”、“中华新韵韵略表”、“国音‘儿’化韵表”，全部转录自《中华新韵》。这里有必要介绍《中华新韵》，我中华有一传统，即国颁韵书，如宋之《大宋重修广韵》，明之《洪武正韵》，民国国民政府于1941年10月10日国庆之时明令公布了《中华新韵》。教育部10月2日的布告云：“查审音正韵，代有官书；成文声歌，取资统一。民元以来，未遑制定。惟自七年公布注音符号，用代反切，工具渐精；二十一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悉循平音，标准确立。本部特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召集“国语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推定：黎锦熙、卢前、魏建功三委员，准照国音，编订《中华新韵》。分部十八，各别四声；斟酌古今，权衡文质。”

    《国音标准汇编》的第四部份即主要部份是《国音常用字汇》（含附录）。《国音常用字汇》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2年5月7日公布的，其前身为1920年的《国音字典》，经几次修改，于1928年再次修订。至1929年，又根据教育专家统计所得的“常用字汇”，并酌收若干字，定一范围较广的常用字标准，由钱玄同主稿，黎锦熙、白涤洲、萧家霖合编，赵元任、汪怡参订，完成《国音常用字汇》的初稿。1930年经过三次修订，方由教育部正式公布。此书有“说明”26条，乃钱玄同先生所撰。[⑨]其第3条说道：“国音就是普通所谓‘官音’。这种‘官音’本是北平音……它靠着文学与政治的力量，向各地推行，六百年来早已成为全国的标准音了……本书所定的音，是以现代的北平音为标准的。”第25条说：“现在国音字母已经制定，标准读音已经规定，而国语统一与识字普及之运动，已在积极进行之途中，则国民之能识普通文字且能知其标准读音者，从此必日见其多。”全书共收9920字。

台湾省国语会将《国音常用字汇》收入《国音标准汇编》，是在当时语言使用混乱的情况下的及时而有力的措施，目的在推行标准国音。《国音标准汇编》初版本是台湾光复后大力推行国语的物质的纪功碑。                                  



四、魏建功先生、俞敏先生和杨藻清女士



    《国音标准汇编》应该得到高度的评价，饮水思源，我们缅怀先贤，首先是当时的台湾省国语会主委魏建功先生。魏先生是《国音标准汇编》的编者，张清源等《纪念魏建功先生》和魏乃等《魏建功先生传略》均如此记载，当为可信。当时的台湾省国语会的组成人员中，副主任何容先生是语法学家，赴台的委员中只有主任魏建功先生是音韵学家。《国音标准汇编》的第三部份“国音简说”及所附的“中华新韵韵目”、“中华新韵韵略表”、“国音‘儿’化韵表”，都是采择自《中华新韵》的，而《中华新韵》就是魏先生主编的。[⑩]而且当时的台湾省国语会的在台委员中，惟有魏先生是国语运动的“老人”。

我们要在这里叙述一下魏建功先生参加国语运动的历史。魏先生1946年1月27日在上海候机赴台时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其中写道：“我以民国十七年受先生命追随做国语统一的运动，一直到现在。”钱玄同先生是一位大学者，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语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曹达《魏建功年谱》载：1923年，魏建功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开始与恩师钱玄同先生往来，成为钱氏之入室弟子”。1925年1月，“钱玄同、黎锦熙创办《国语周刊》……魏建功参与了编辑工作，并为主要撰稿人之一”。1928年12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电约钱玄同、黎锦熙等筹办‘国语统一筹备会’……魏建功经钱玄同动员参加该会工作，被推为常委，分工编审工作，编辑《国语旬刊》……。从此，语文运动成为他终身所从事的事业。”且看1928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名单：蔡元培、张一麐、吴敬恒、李煜瀛、李书华、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胡适、刘复、周作人、李步青、沈颐、陆基、朱文熊、魏建功、曾彝进、孙世庆、方毅、沈兼士、黎锦晖、赵元任、许地山、白镇瀛、林语堂、任鸿隽、马体乾、钱稻孙、马裕藻、萧家霖。多数是魏先生的前辈或老师，其中有大老多人，魏先生时年仅27岁。此后魏先生在1935年、1940年、1945年的“国语推行委员会”中皆任常务委员。1946年1月底赴台，4月2日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1948年12月离开台湾，始终领导台湾光复后的推行国语的工作，为国家统一立下了大功，证明了他不愧是钱玄同先生的传衣人。

魏建功先生还主持台大的国语专修科。1947年12月，教育部命令台湾大学在文学院内附设二年制国语专修科，令文云：“该科师资，可即就近聘请魏建功、何容、王玉川等主持。”[⑪]

由于国内战争的迅速发展，在台湾光复后推行国语的多数人留在台湾，但有少数人回到大陆。《魏建功文集》夏德仪序：“1948年冬建功因其夫人归宁北平，未归，而往迎之。”[⑫]此后魏先生遂留母校北京大学任教，直至1980年逝世。

魏建功先生曾经对台湾推行国语的运动做过简要的叙述。周有光先生回忆道：“关于推普，他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是国语运动的老前辈，又是台湾推广国语的创办人。谁的经验也没有他丰富。他曾告诉我，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原来以日语为行政和教育语言，光复后不能继续使用日语，台湾变成语言的空白区，推广国语成为首要工作。台湾人民学习国语非常努力，当局推行国语非常认真，上下同心同力是成功的保证。”

在台湾光复后从事国语推行工作，而回到大陆的语言学家尚有俞敏先生。俞敏先生年轻时先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读书，后从日寇占领下的北京南奔，在山东滕县教中学。因闻魏建功先生将率白沙女师学院师生赴台推行国语，主动请缨，遂于1946年夏到台北，先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方言调查研究组组长，后兼任编辑审查组组长。[⑬]他作实地调查，在台湾《新生报》的《国语周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最近出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谓俞敏先生担任过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与史实不符。[⑭]

1992年魏建功先生哲嗣魏至将其父的《独后来堂十年诗存》手迹装裱成册，遍请魏先生生前友好及学生题咏，俞敏先生写了一段话，这则史料颇不易见，兹将其中涉及在台湾推行国语的部分抄如下：“三十年代后半，国语运动主将多集北平，赵元任在中央研究院，黎锦熙在师大，钱玄同则兼职师大、北大，时已患病。主讲音韵之学，由其弟子天行魏师任之，余从受业焉。四五年胜利后，魏师受台湾长官公署聘任国语会主委。大计初拟，众说不无异同。师为之决：普赖广播，以齐铁恨语音为准，效果良佳。而后叹学有定见，一意行之之功在齐民。北大复校，师返京任教，通经致用，兼而有之。余亲从任事年许，未尝不叹其感人之深也……内子杨与余为先后同门，颇有同感。书成此记，以志不忘。九四年春俞敏、杨藻清书。”

当时的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辑审查组干事杨藻清女士在《俞敏，我的心中仍然充满了你》一文中，回忆她去台湾的经过：“我是湖南人，1946年和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语专修科的老师及同学追随教授魏建功先生，接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征调，从重庆出发，到台北市国语推行委员会去做国语推行工作，那时候我刚虚岁20岁。”“国语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内地，离开家乡来到台湾，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推行国语而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工作上互相合作，感情很融洽。说深刻了，那时我们所干的工作是抗日斗争的继续。当时的台湾如果不推行国语，那就只有让日本话永远通行。”“俞敏经常到桃园、新竹一带去作客家方言调查。他曾制作过不少台湾省方言地图……。他还编过学习‘客家话’和‘闽南话’的教材，他认为一个国语推行工作者只有掌握对方的语言，才能真正做好这项工作。他自己身体力行，在台湾一年，他能很流利地说客家话，或者闽南话。他编这些教材，目的是要教会所有从内地去的国语推行工作者都能作到这一点。在这项工作上，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曾经是他的学生，受到他的教益。”俞敏先生和杨藻清女士就是在台湾国语会认识的，1947年6月1日喜结连理。是年秋，二人先后离开台湾。

俞师母杨藻清女士健在，她的回忆文章将刊于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主编的《南大语言学》年刊第二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

五十九年前，在台湾推行国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人很多，他们的功绩永留国史，他们的事迹应该记述和研究。但是我认识的只有以上三位。我年轻时在北京求学九年，魏先生对我这个学生兼乡后辈诲导、关爱有加，我跟先生交谈达数百次之多，南归江海后方知魏师到过台湾。2004年春夏，我受聘至台湾授课，得拜瞻先师手泽，复读若干文献，因思撰文以记《国音标准汇编》，述先师功德，兼表俞、杨两位前辈。而当年在台湾努力推行国语的何容、齐铁恨、王玉川、方师铎等先生的事功，祈治史者垂意焉。

 

五、结语



    台湾光复后推行国语的运动成效卓著，意义非凡：有其政治意义，学术意义；有其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国音标准汇编》是台湾光复后推行国语运动的纪功碑，是最重要的物质遗产。
    舒乙先生是老舍先生哲嗣，老舍是魏建功、何容、齐铁恨诸先生的好友。本文最后摘引舒乙先生的《乡音灌耳》中的话作结：

            普通话，在台湾仍然按老习惯叫“国语”，反正是一码子事。都是以北京音为基础。台湾人居然一口北京话！
     而且全  岛由北到南，由西到东，由大人到小孩，由外乡人到原住民，全会！

全岛2000万人全说北京音的“国语”，真是一个奇迹。

转了几个城市，发现一个秘密，每个城市都有《国语日报》分社，总社设在台北，还有“国语日报出版社”，每日出报出书，专司普及“国语”之事，坚持了几十年，始终不懈，雷打不动，每个字都用拼音一注到底，十分认真和执著。

原来，有一批由大陆过去的语言学家，早在抗战胜利之后就到了台湾，抱成一团，拼死拼活地干，硬是用“国语”把台湾的语音彻底地人工地改造了，把日本语的影响由根儿上加以铲除，实现了语言上的大统一。

语言，在这儿，出人意外地，成了海峡两岸统一的坚强的纽带；而语言学家则是祖国统一这一伟大实践的天然的先行者。

这群杰出语言学家的领袖一开始是魏建功和何容先生，稍后则是何容和齐铁恨先生。

……，我则大大地为台湾推广“国语”的成就感慨了一番，称他们（笔者案，指何容、齐铁恨先生的子女）的父辈为伟大的功臣，是全民族都尊敬的英雄。

 

附注：

不错！
但不知楼主资料来源何处？

同问，麻烦楼主告知~   谢啦。

文章发表于《语文研究》2004年第4期
鲁国尧教授简介：鲁国尧教授1960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64年于北大中文系
获硕士学位、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王力、周祖谟先生的入室弟子。是继王、周之后
大陆语言学界最有成就的汉语史家之一。1965年起执教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现为中国
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博士生
导师。先后历任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兼职教授、研究员、博导。
曾在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任研究员或访问学者。）

　　最近，有一本台湾出版的《学庸论语》让我录音，都是熟极的文字，但我却发现台湾的发音和大陆很多都不同。己经是我按照台湾注音版文字校对过的录音，让台湾的编辑一听，仍然几乎每页都能挑问题。（折算到录音里，也许可以说每两分钟读错一个字）。
　　我对读音标准的问题真的是有些困惑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听听“正蒙版”的声音文件，看看你习惯不习惯：http://www.verycd.com/groups/datum/350174.topic

好，好  ，好  

台湾人说话都能听懂的吧

全岛2000万人全说北京音的“国语”，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