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怎样的普通话才算标准？

怎样的普通话才算标准？从语言纯净心理探讨汉语标准语
──学院定义与大众认知的隔阂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 李文肇 原著
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 林婉瑜 中译

1引言
语言会随时间改变，而大众对某种语言呈现方式的认知与评价也会因时代演变而有所不同。汉语标准语（普通话/国语）从1920年代定型至今已有八十余年，八十年间尽管在定义与考试规范方面稍有修正，然而修正幅度远不及社会语言学文献中对当代使用情形的描述，更落后于流行媒体中所反应的语言使用现况。
反观英语、西班牙语等分布广度与中文相当的世界性语言，则都能打破一时一地的局限，而将八十年来的子元音变及多元标准观融入现代语言认知之中，使标准语规范反映实际语用状态。中西这两种语言认知的差异根源何在？是崇古心理、菁英心态，还是对方言及外来影响的抗拒？本文将从语言纯净理论 (language purism) 出发，为其寻求合理解释。
除了上述语言随时间的自然流变之外，汉语标准语在二十世纪更因人口结构改变及外来文化渗入两大因素冲击而加速蜕变，使官定标准与使用者语感渐行渐远。所谓人口结构改变，指的是过去八十年来以普通话为母语者的迅速增加：1920年代母语接近普通话标准音者主要分布于北京及东北，人口约一亿一千八百万；八十年后的今天，华北、华中、华南各地的十二亿人口多半都以普通话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据周有光 (1999: 3) 指出，大中华地区的都市人口约有百分之八十以普通话为主要沟通工具。短短不到一个世纪，语言使用人口迅速增加数倍，无可避免地这些新增加的使用者将把各地独特的语言呈现及表达方式带入标准语之中，使标准语发生实质改变（见【图一】）。
【图一】 普通话使用人口的改变
19202002
母语人士分布
北京及东北各省大中华地区
(中国大陆 + 台湾 + 香港)
母语人士数量
1亿1千8百20万12亿4千6百万
[80％的城市人口 (见周有光 1999: 3)]

欧洲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传至拉丁美洲即是一例：起初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将母语散播至中南美，然而演变至今，中、南美洲的拉丁语系国家反而以优势人口反过来影响发源地的语言。英语自英国传至美国时也发生了同样的状况：拥有人口优势及强势文化的美国逐渐摆脱英式英语的规范，不再唯英国是从，最后反而是英式英语处处受美式用法 (Americanisms) 的牵制。如同美国史学家孟庚 (Mencken 1936: 609) 所说：「人口一亿两千五百万的央央大国中多数人的说法，何必屈就于人口仅四千五百万的小国中的少数人的用法？太阳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可见发源地的说法或最初的标准未必永远都被奉行，而人口结构的改变正是造成语言势力消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口因素之外，外来文化的渗入对于语言标准的变迁也有催化作用。对近代中国而言，所谓外来文化渗入，最明显的就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社会的快速西化与现代化。西化对标准语的影响有两个层面：一是西方外来语的大量流入以及欧语句型牵制中文书面语──顾百里 (Kubler 1985a, 1985b)、李振清 (Li 1985)、谢耀基 (Xie 2001) 等学者对此已多所探讨，在此不复赘述；本文所将侧重的则是社会西化、外来文化引入的一个附带演变，亦即西方文化进入大中华地区的门户──沪、港、台等西化较深的中国城市──语言地位的迅速提升。台北、香港、上海等繁华都市向来予人先进、时髦、富裕的印象，时尚语言自然为人效法；加上新一代的台北、上海年轻人多半从小说普通话，自然认为标准语没有必要向北京学习──这种发源地与新兴都会的价值观落差，将是普通话重心转移、走向多元化标准的动力之一。
旅美上海学者端木三 (Duanmu 2000: 5) 即做出了以下观察：
标准普通话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比较高。对一般中国人而言，普通话只是一种沟通工具，而不是社会地位的指标。也因此，很多人学普通话时只求让人听得懂，而并不在乎念出的是什么腔调。上至学者、政府官员，下至普通老百姓，抱持的都是这样的态度。
香港学者丁乙 (1998: 14) 也引述海外华语教学人士的观点，认为「台湾播音员说的国语比大陆播音员说的普通话好听」，原因在于「规范普通话对许多人来说显得有些『侉味』」。
以上两段引语显示普通话的标准并非唯一，而一般民众也未必认同官定标准，特别是在普通话普及之后，多数民众似乎不是向政治中心和教科书标准看齐，而是向经济、文化都会看齐。汉语标准语的演变方向，势将成为一场政治力与文化经济趋势的南北角力，而沪、港、台等华人文化重镇在西方文化的助阵下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见【图二】）。
【图二】 西化趋势之下华人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语言角力
西方    大中华地区

文化中心      政治中心
  
  香港
  台湾   北京
 (上海)

在以下的章节中，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普通话的演变，民众对标准语的认知及其与官定标准的落差，以及造成此种落差的原因。本文第二节将先介绍语言纯净心理，特别是纯净心理在欧美的相关研究及学者从中所导出的理论架构。第三节将介绍标准语日益普及、普通话人口暴增所产生的「大众普通话」运动─探讨此一运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所提出的各种理由，及其论证的出发点。第四节将进一步追溯教学界反对「大众普通话」的主因之一：对于言语不通的畏惧，及对于「语言」与「方言」观念的混淆。第五节则以当下流行媒体和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偏好为例证，大胆为现代汉语的演变方向做出预测。
2语言纯净心理
本文将以 Thomas (1991) 的语言纯净心理 (language purism) 为出发点，为汉语标准语论战中的不同立场寻求合理解释，并与法语 (Ager 1999, 2001)和西班牙语 (Lipski 1994) 发展史中的相关讨论做比较。
Thomas (1991: 12) 对于语言纯净心理的定义如下：
当某族群（或族群中部分人士）希望语言能够保留在初始状态，不受到外来因素或其它不良影响的牵制（所谓「不良」影响包括方言及其它社会阶层的用语），这种心态叫做「语言纯净心理」。
Thomas (1991: 36) 并且指出，「语言纯净心理」有四大前提。这四大前提源自于民俗信仰，而并没有学理根据：
1.语言中有好的成分与坏的成分。
2.好的成分又称为「纯正」的成分；坏的成分又称为「不纯正」的成分。
3.「不纯正」的成分越少，语言本身就越「纯正」。
4.当权者有义务以公权力保卫语言的「纯正」，防止语言受到「不纯正」成分的污染。
Thomas 在探索「语言纯净心理」时清楚指出，四大前提没有一项是有语言学根据的；若要推其来源，则属民俗心理中人们习惯把「纯洁」、「纯正」与「完好如初」、「洁白无污」、「均匀同质」、「正确无误」、「统一完整」等正面概念作联想所致。Axmanova (1966; 见 Thomas 1991: 11)解释说：「语言纯净心理是一种反对新词语，反对外来语，反对国际用语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完全于科学无据。」Thomas 又进一步指出，此种心理往往与民族主义挂勾，而民族主义者常假借「拯救母语」、「规范标准语」、「促进族群沟通」、「保卫本土文化」等号召为语言纯净心理寻找合理化的借口。然而语言学家却指出，这种由外行人煽动民族情绪而干预语言正常发展的作法，短期内不但对语言有害，而且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Hall 1974: 188)。
在比较了中欧和东欧各国所见语言纯净心理之后，Thomas (1991: 76-81) 为语言纯净心理做出了以下的分类：
1.崇古式 (archaising purism)：仅尊过去黄金时期的用法，认为古代文人的语句、词汇才是最正确的，一切以文学名著与书面语为依归，重视文字传统，反对新潮流行语，对于变革采取保守态度。
2.归真式 (ethnographic purism)；认为未受都市及现代生活污染的农村或偏僻乡间用语才是最「纯朴」、「纯正」的；越是远离尘嚣，语言越接近初始的完美状态。
3.菁英式 (elitist purism)：认为上流社会、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才是正确的；中下阶层和地方人士的用语不值得效法；坚信当局必须果断捍卫语言的「正确」用法，防止语言流于通俗。
4.改革式 (reformist purism)：反对一切源自于旧社会的语言传统，认为那是过时的、封建的，而只有新规划的现代语言政策才值得采用。往往强调沟通与规范的重要性。
5.排外式 (xenophobic purism)：反对外来语和外来影响渗入母语，认为外来用法必须杜绝或以本土用语取而代之。
以上五种心理又可依时间、社会阶层、及内外观点三方面作分析。在时间的层面上可分辨「向往过去」（崇古式）与「可望未来」（改革式）两种对立心态；在社会的层面上可分辨都会贵族（菁英式）与纯朴乡民（归真式）两种极端的向往标准；最后，在观点的层面上又可把标准语所要排挤的成分分为外来成分﹝排外式﹞和本土成分（崇古式、归真式、菁英式、改革式）。【图三】为此五种语言纯净心理依时间、社会阶层及内外观点三大主轴所排列出的阶梯图。
【图三】： 五大语言纯净心态依时间、社会阶层、内外观点三大主轴分类
 内外观点

排外式 排内式

                            
时间面              社会面

   崇古式      改革式   菁英式     归真式
(Thomas 1991: 82)
语言纯净心理除了可依不同向往标准及排挤成分做分类外，亦可根据当局推行语言纯化的程度而做出排比。英国、美国等英语系国家对标准语多半采取放任态度，并不执意将语言导往某一特定发展模式，而是由社会自行判断语言好坏。与其相反的则是法国：法国政府在捍卫「纯正」法语方面不遗余力，积极成立国家语言规划部门，致力于排除外来语和外来影响。西班牙语系国家的做法则介于两者之间，政府虽有语言规划部门，但角色并不突出。
【图四】 语言计划中的语言纯净主义
控制 -----------------------------------------------------开放
法语                西班牙语                   英语
﹝7千2百万﹞      ﹝3亿2千2 百万﹞        ﹝3亿3千2百万﹞
虽然在语言使用人口方面，华语和西班牙语、英语的人数相仿，但中国大陆语言政策执行面的中央集权倾向却类似法国。和法国相同，中国希望以首都的用法为准，严格规范标准语的形式。在Thomas (1991)、Ager (1999) 等学者的眼里，这种急于控制的心态乃出自于自身安全感的缺乏，以及对于丧失民族形象、丧失民族认同感的畏惧：法国和中国都同样有光荣的过去，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如今国际地位却远不及英、美；眼看英语成为世界语言，且一点一滴以外来语形式入侵本国语，自然觉得有失民族颜面，有损国家形象，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纯正」的本国语，以防民族特色消失殆尽。
法国和中国对于标准语受威胁所做出的反应十分相似。法语新闻界哀叹「纯正」法语式微，法语低俗化，法国人口中时时夹杂英语。法国政府于是通过法律加强推动标准法语：1994年的Toubon 法案就规定，法国人在教育、求职、媒体、商业、和公众集会等领域必须使用纯正法语 (Ager 1999: 116, 132-135)。
同样地，中国政府也试图以立法来抵挡方言、外来语对标准语的侵蚀，尤其在防止内地语言受到西化较深的港、台华语影响方面甚为用心：
中共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最近发出通报，禁止各省电视台播放低级庸俗和肉麻的性话题节目，也不准节目主持人学说「不伦不类的港台腔」；悖于上述要求者，广电总局将可采取停播及撤销其节目的处分。（「中共箝制广电媒体，不伦不类港台腔禁播」，【中国时报2002.01.24】）
「珠江三角洲、语文港台化：粤将依新法整顿滥用外来语」 【世界日报2000.11.18】
在反对外来词入侵方面，知名中国语言学家吕淑湘的观点应可算是排外式与改革式语言纯净心里的融合：
「滥用英语不仅是语言不健康、不纯洁的表现，而且是殖民地思想藉改革开放之机复活的表现，会让人想起解放前有些人藉洋泾帮英语吓唬和欺骗中国老百姓的情形」
（见吕冀平2000：272）
法国政府为提倡法语而努力压抑巴斯克语、法兰德斯语等地方语言，其中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随着地方语言衰微，方言腔的法语却大行其道，甚至有冲淡标准法语的趋势。在华语地区也有相同的演变：普通话普及之后，地方腔的方言普通话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引起学界有关推广「大众普通话」的辩论。下一节将深入探讨区域性的「大众普通话」及其对于汉语标准语的影响。

3人口压力与「大众普通话」
标准语的地理分布范围扩大之后，必将产生地方性差异：目前世界分布最广的英语、西班牙语如此，中文也不例外。对于这些地方性差异该接纳还是该规范？英语、西班牙语的作法是任其自由发展，采取多元标准观 (pluricentric view)；于是英语有美式英语、英式英语、澳洲英语、爱尔兰英语，而彼此之间并不去争谁对谁错，而是互相尊重，分庭抗礼。普通话普及之后，带有地方口音或地方色彩的普通话也必然随之兴起，而标准语对于这些影响是否应当接纳、容忍──这便是「大众普通话」系列辩论的焦点。
「大众普通话」一名词起于姚怀德在1998年刊登于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的「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一文，文章刊出后引起广泛的讨论，至今仍有来自华人学术界不同角落的各种支持与反对的声音。
然而早在姚文之前即有学者注意到标准语规范与大众认知之间的隔阂。刘勋宁在「再论汉语北方话的分区」(1995: 453) 中便写道：
说到普通话，教科书和一般人的概念是有距离的。教科书描写的是北京话──即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一般人说的普通话则比较广泛，带有地方口音，采用通用词语折合成的北京话都算普通话。
林允富在「规范化、标准化、大众普通话」(2000: 10) 一文中更清楚地定义出「大众普通话」是一种「方言普通话」，或是「地方普通话」，
其声、韵、调诸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地方特色（这是在语音方面，其实在词汇、语法方面也一样），只是人们凭借「耳才」能够听得懂就是了。
「大众普通话」的支持者为「大众普通话」的接纳与推广提出了各种理由，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便是「大众普通话」的使用人口占华人世界的绝大多数。李友仁 (1999: 15) 在「也谈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一文中即指出，「不标准的普通话在全国覆盖面已达百分之七十左右，能说的人已达百分之八十左右，就其发展史约有一千多年了」。
而从社会接纳程度来看，一般民众似乎颇能够接受这种带有地方色彩的大众版标准语，甚至觉得比北京腔更亲切，更好听。丁乙 (1998: 14) 便写道「许多中国人/华人对 zh/ch/sh、z/c/s 以及 n、ng 分得一清二楚的『普通话』，似乎并不认为好听，有人认为那是『侉味』」。他并指出，在香港时而有南方人被夸「中文说得漂亮」，而有学养、有地位的社会中坚份子也常觉得「台湾播音员说得的国语比大陆播音员说的普通话好听」。周有光在「关于大众普通话问题」 (1999: 4) 一文中也提到「普通话测试标准不应当过于重视轻声、儿化、变调等语音特点」，因为「在广播员和电视主持人的口中，这些语言特点正在逐渐趋向弱化」。规范普通话式微、大众普通话当红，从使用者的态度中略可看出蛛丝马迹。
在过去五、六年中，「大众普通话」运动之所以蔚为风潮，受各地研究机构重视（无论是支持或反对），主要仰赖两个条件：﹝1﹞「大众普通话」概念提出时，以地方普通话为母语的人士快速增长达到临界数量，使规范普通话的使用者相对区居少数；﹝2﹞「大众普通话」，顾名思义为「广大群众使用的语言」，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至上的中国共产社会里，自然有其政治魅力，可算是改革式语言纯净心理的一种表现。陈建民 (1998: 12) 便写道：
十年前，我在全国方言与普通话会议上提出「普及地方普通话」受到了围攻，如果改为「普及大众普通话」，围攻的人肯定要少一些，因为学院式知识分子也不敢得罪「大众」的。
由陈建民的言论可以看出标准语论战中的一个常见手法，也就是用一种语言纯净心理来扳倒另一种语言纯净心理。陈建民援引的是推崇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归真式」与「改革式」语言纯净心理，藉以批评崇尚教科书标准的「菁英式」语言纯净心理。随着中国社会走向开放，中央政治控制渐弱，语言走向大众化、多元化，似乎也是自然趋势。
以上综合了各种支持标准语大众化的论点。然而，反对大众普通话，支持规范普通话的人士又怎么说呢？
首先，多数支持「规范普通话」的作者并未举证说明规范普通话有何优点、大众普通话有何缺点，而只是不断重述命题，强调推普工作的重要性，说明大众普通话会妨碍推普工作。我们从林允富在「规范化、标准化、大众普通话」一文中所提出的两项论证可以看出这种循环逻辑：
如果满足于「差不多」的「大众普通话」，那么、我们「语同音」的目标就永远无法实现。
（林允富 2000: 11）
然而，为什么要把「语同音」当作目标？「语同音」有什么好处？「语不同音」就一定不能沟通吗？作者并未提出说明，只是附带提到，容许地方口音的普通话「会让一部份推普工作者感到精力白费」（林允富 2000: 10）。再一次地，作者强调目标的重要，但却未辩明此目标正当合适与否。
「大众普通话」的反对者中，能为支持「规范普通话」提出明确理由的首推周有光。他在辩证中把顺应政府、接受标准语规范与现代化和进步划上等号，而把对地方话的眷恋不舍归为象征旧社会的封建主义。他说：
封建时代的人民安土重迁，大众不需要规范共同语。中国是一个正在勉强进入现代，而又恋恋不舍古代的社会，建立和推广规范共同语所遇到的问题，跟先进国家不同。
（周有光1999: 4）
姑且不论中国推广标准语的背景是否真和世界其它国家不同，但我们从「现代」、「封建」等词汇中可以发现，周有光所使用的辩证策略，当属典型的「改革式语言纯净心理」，认为新社会是好的，旧社会是不好的，支持政府的语言规范就是支持进步与现代化、反对政府的政策就是留恋封建社会的腐败──这种论点在共产国家中并不少见，并非中国所独有。
由以上支持与反对「大众普通话」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支持或是反对规范，所提出的理由最终都可以归到五种「语言纯净心理」其中之一二。「大众普通话」与「规范普通话」的论战，其实是一场不同语言纯净心理的拉锯战。由【图五】可看出不同语言纯净势力之间的角力，以及其反映在「大众普通话」论战中的形式。
【图五】 语言纯净心理大会战





如果真要问「为什么要推普」，「标准语为什么要规范」，最根本的理由可说是要让民众能够彼此沟通，让语言能够通行全国。然而非说标准的「规范普通话」才能沟通吗？方言口音的「大众普通话」就一定会妨碍沟通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方言」和「语言」之间的关连。「方言」和「沟通」究竟有何关系？本文第四节将比较中国与西方对「方言」的定义，并说明唯有在西方定义下才能充分讨论不同口音之间能否沟通的问题。

4语言、方言与沟通的三角习题
「让民众能够彼此沟通」，是各国提倡标准语时的号召之一，也是 Thomas (1991) 所搜集的支持标准语规范的诸多理由中较切合实际的。法语 (Hall 1974: 174) 和俄语 (Rothstein 1976: 63) 都曾拿「沟通」作为语言纯化政策的后盾，而中文推普工作者也时而表示，如果不说普通话，各地各说各自的方言，全国将语言不通。如第二节所提，广东省通过法律禁止使用香港和台湾用语，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明确禁止节目主持人学说「不伦不类的港台腔」，多少反映了这种害怕方言冲淡共同语，造成语言不通的心理。然而，使用地方词汇或带有方言口音的标准语，真的会对「沟通」造成如此大的威胁吗？Thomas认为不尽然，并且指出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Thomas 1991: 52)。他进一步解释，「以沟通为由推动规范，往往是在为民族情绪煽动的语言纯化政策寻找合理化的借口」(Thomas 1991: 52)，此描述似乎也与华文世界推普现况十分吻合。
然而，以「沟通」为由防止标准语地方化、方言化时，华文世界的处境确实与西方不同，不同在于中国人对于「方言」 (dialect) 的定义与西方差异甚大。西方语言学传统中，什么是不同语言，什么是同一语言下的不同方言，主要取决于「口语能否彼此互通」 (mutual intelligibility) ：能互相沟通的是同一语言下的不同方言，不能互相沟通的是不同语言──「沟通」成立与否是辨别「语言」与「方言」的关键 (Hock 1988: 380~381)。依据西方定义，汉语不是一个单一语言，而是一个语系；闽、粤、湘、赣、吴等中国人所称的「方言」，都要算是不同语言，因为彼此口头并不能互相沟通。中国国学传统里的分法则截然不同：是不是同一语言不在于口头能否「沟通」，而是在于是否同文同种、是否同属一个政治实体。因此，在国学传统里，汉语是单一语言，而闽、粤、湘、赣、吴则是汉语底下的不同「方言」。此归类法和西方有明显的不同，美国汉学家罗杰瑞 (Norman 1988: 187) 把两套系统之间的差异解释得相当清楚：
在历史语言学家眼里，汉语较像是个语系，而不像是个由不同方言组合而成的单一语言。这个汉语综合体系和欧洲的拉丁语系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者都是靠着公元前后的帝国版图扩张传播出去──汉语靠的是秦汉帝国，拉丁语系靠的是罗马帝国。而共同语随着军队和迁居者传至帝国各个角落──这些地区原本有自己的语言，共同语引进之后，各地居民所说的共同语受到了当地语言的影响。同时，当地的口语也受到了帝国共书面语的影响。由此可见，汉语系与拉丁语系的共同点相当多；我相信，汉语系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应当与拉丁语系里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程度相当。也就是说，北京话和潮州话之间的差别，相当于意大利语和法语之间的差别；海南闽语和西安官话之间的差异，相当于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之间的差异。
西方人把汉语说成是「语系」而非「单一语言」，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对中华民族的羞辱，也因而相关议题的讨论往往由学术定义的斟酌演变成为人身攻击。美国现代语言学始祖布龙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 与知名中国语言学家王力之间的对话便是一例。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一书中 (1933: 44) 提到「汉语这名词指的是一群互不相通的语言」，而王力 (1955: 287) 则不寻常地以人身攻击响应，说布龙菲尔德是美国资本主义语言学家中的极端反动派，并称否定汉语为单一语言等同于否定中国为单一国家，是一派胡言。
回到先前的主题，此处之所以要讨论关于「方言」的定义，是因为唯有西方的「方言」定义触及口头能否「沟通」的问题；也因此，要以「沟通」的角度探讨方言普通话是否会阻碍语言互通，必须使用西方定义下的「语言」与「方言」才有意义。中国传统的「方言」定义牵涉到的是文字、历史与民族，而与「沟通」没有直接关连。
在西方对于「语言」和「方言」的定义下，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中沟通不成问题，唯有不同语言之间沟通才会有困难。也就是说，官话、客家、闽南、闽北、粤、湘、赣、吴等被西方划为汉语系底下的「不同语言」，沟通当然有问题。可是同一「语言」底下，譬如说，「官话」底下的北京普通话、上海普通话、台湾普通话，因为同属一个语言，沟通自然不成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互通」的障碍是客家、闽南、闽北、粤、湘、赣、吴等「语言」，而不是上海普通话、四川普通话、台湾普通话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地方口音普通话是普通话普及的必然结果，不但无可避免，而且对推普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另外必须注意的是，一般华人习惯将语言依地理作分类，把上海普通话和上海话归为一类，把台湾普通话和台湾话（闽南语）归为一类、认为说上海普通话的人一定听得懂上海话，说台湾普通话的人一定听得懂台湾话，而上海普通话、台湾普通话和规范普通话三者之间沟通有困难。事实正好相反：只会说台湾普通话的人未必听得懂台湾话，只会说上海普通话的人也未必听得懂上海话，而上海普通话与台湾普通话之间却能沟通，和规范普通话亦然。可见能沟通与否的关键不在于地区，而在于是否同属西方定义下的「单一语言」：普通话无疑是单一语言，因此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就好比英、美、澳等不同口音的英语，腔调不同却无碍沟通。
在厘清了「语言」、「方言」与「沟通」三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可以看出推普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在「语言」的层面订出标准语，指定「普通话」为官方语言，而在「语言」的层面之下包容各种彼此互通但口音不同的「地方普通话」──如此才能在「推广」与「沟通」之间达成平衡，取得最大效益。如果进一步规定民众非学习某一地区某一口音的普通话不可，把标准语的制订降至「方言」的层面，不但可行性低，容易遭致民怨，且沟通效益未必能够明显增加──届时「语同音」又如何？中国语言学家中，想法与此最为接近的是麦耘先生──他在「从推普角度漫谈普通话的语音标准」(1999: 28) 一文中主张「只要其音系跟汉语拼音方案一致，就该承认是规范的普通话音。」他进一步解释，
普通话的地域分支将永远存在，没有人能消灭 ... 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应该是让方言区的人们都会说规范的地域性普通话。
【表一】将西方与中国对于「语言」与「方言」的认知做了总整理，并同时区别学术界与大众对于两者的看法。
【表一】语言与方言
西方学术定义中国国学定义一般通俗认知
定义两个人说话能够彼此理解，他们说的必定是同一「语言」，或同一「语言」底下的不同的「方言」；如果他们不能彼此理解, 则他们说的必是「不同语言」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使用同一种书写文字，同属一个政治实体，就算是同一种「语言」。同一语言底下的不同形式叫做「方言」「语言」经官方认可，拥有标准的书写系统，社会地位较高；「方言」为地方性的口语形式，文化水平较低。
区别条件口语相通与否是否同文同种，同属一个政治体系 社会地位高低；有无文字；是否得到官方认可
语言范畴以口语为准，书写系统不纳入「语言」定义的范围以文字为准，不考虑口语能否互通语言包含口语及书写形式，方言只有口语形式
应用于
汉语
广东话和普通话是「不同语言」，因为互不相通；
「汉语」代表一群互不相通的语言广东话和普通话为同一语言下的方言，因为同文同种普通话因为由官方订定，算是「语言」；广东话、闽南话、上海话等均为「方言」

5汉语标准语的未来
在从定义面和「语言」、「方言」、「沟通」的角度厘清「大众普通话」和「规范普通话」的关系之后，接着探讨两者在语言表现上的实质差异。要判断普通话说得道地与否，平时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该卷舌的音有没有卷舌、轻声词是否念轻声、儿化词是否儿化──这也是语言学和语言教学文献关于标准语的论战中最常被提出讨论的三项语言特征。以下分别就「卷舌音」、「轻声词」、「儿化韵」在标准语中是否应纳入规范范围，提出讨论。
5.1卷舌音
在许多中国人的认知里，卷舌音 zh、ch、sh是北方口音最明显的特点。在华北和华南都有人认为说普通话不卷舌是不标准、没有文化水平的；南方部分地区也有人认为说话用卷舌音显得浮侉、不友善 (丁乙 1998: 14)。
由于卷舌音在听觉上十分突出，因此南方人批评北方口音、反对规范普通话时往往从卷舌音着手。就理论观点而言，这是有其根据的：卷舌音zh、ch、sh在语音学中属于「有标」（marked）的颚龈顶音，在世界上十分罕见，因此在学习上也较为困难。许洪坤 (1996: 113) 便指出，婴儿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卷舌音是最晚学会的辅音。
以语言使用人口而言，许多南方方言缺乏卷舌音，意味着在说普通话时，不少中国人会以齿龈音 z、c、s代替卷舌音zh、ch、sh。特别是上海、台北、香港等文化及经济地位崇高的华人都会区有不少居民完全不使用卷舌音，使得「非卷舌」的普通话亦有其销路。
北方方言则较多包含卷舌音，可是卷舌词汇不见得和北京相同，方言与方言之间也不一致，分布情况极为复杂。例如，在昌黎方言中，「醋」、「素」二字念作「chu」、「shu」，可是「初」、「数」二字却念作「cu」、「su」，卷舌情形几乎与北京相反。学者熊正辉 (1990) 对汉语方言中卷舌音的分布做过统计，把带卷舌音的方言分成三大类型：型A﹝济南﹞、型B﹝江苏﹞、及型C﹝南京﹞。北京方言并不属于三大类型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型A﹝济南﹞与型C﹝南京﹞的混合体，使得预测普通话卷舌音的分布更显困难。
尽管卷舌音有方言分布不一致及习得困难等缺陷，然而与轻声词和儿化韵不同的是，卷舌音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一部份，也是现今使用中的每一套汉语标音系统的一部份，无论是注音符号、韦氏音标或通用拼音，都已内建卷舌音位。要使规范标准语「去卷舌化」，并非逐步改注单词标音即可，而是要彻底改写普通话的声韵系统、汰换过去百年所使用的每一套罗马拼音和注音工具，短期内并不可行，长远来看也未必明智。
有部分语言学家认为标准语应当容忍南方人把 zh、ch、sh 念成 z、c、s 的发音，然而关键在于容忍，而非取代。目前尚无人提出规范标准语应完全以齿龈音 z、c、s 取代卷舌音 zh、ch、sh，也不曾有人提出一套不含卷舌音的拼音系统。
普通话音位系统中，要以齿龈音取代卷舌音，在技术上亦有其困难。李文肇 (1992) 便曾指出，卷舌音有 zh、ch、 sh、 r 四个，但齿龈音却只有z、 c 、s三个，以齿龈音代卷舌音必留下「孤儿」辅音r ，破坏音位系统的对称性。如要保留系统的对称性，则必须新创齿龈浊塞音[z]，过程迂回复杂，且未必合乎所有华人的语感。
由此可见，短期内卷舌音 zh、ch、 sh、 r 应不会从标准语中消失。这一点，我们从台湾的媒体发音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台湾，即使普通话受到南方方言的包围，但卷舌音却迟迟未见消退，在都会区男女口中反而有日益普及的趋势。谢国平 (1998) 调查台湾地区大学生的卷舌发音时即发现，台湾年轻人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的 zh、ch、sh 与 z、c、s 完全不分。
然而，保留卷舌音的同时，在许多日常语言工具中，或许也可以为无法分辨 z、zh 的广大南方民众稍作调整。以计算机中文输入法为例，某些制造商把 zh、ch、sh 的卷舌词并列于 z、c、s 辅音音位下，也算是加惠并不使用卷舌音的语言人口。
5.2儿化韵
儿化韵尾在标准语中究竟该不该标注，词典编纂界几十年来始终争论不休。主张将儿化韵尾纳入标准语规范的学者提出两大理由：（一）北京口语及所有北方方言均含儿化韵，词汇加儿尾会使口语更道地；（二）在许多词汇中，儿化韵尾有辨义的作用，如【表二】所示：
【表二】儿化韵的辨义作用
词根词根＋儿化
门大门；入口门儿方法；途径
媳妇儿子的妻子媳妇儿妻子；太太
加油添加油料加油儿示鼓励之词

相对地，主张标准语「去儿化」的人士则指出，尽管北方方言多含儿化韵尾，然而各地附加儿化韵尾的词汇并不一致──北京儿化的词山东未必儿化、山东儿化的词东北未必儿化、而东北儿化的词北京又未必儿化；如果强求山东、东北完全放弃自己的儿化习惯而迁就北京，似乎有些不合理，还不如要求正式场合大家都不儿化来得公平。胡百华﹝1999: 20﹞就说：
相当多数的汉语人士不会说儿化的字词，有许多词的儿化与否在意义上的分别又不大，因此如果普通话要坚持靠儿化去建立一批在许多人心目中并不存在的词语，只是徒然让人觉得普通话不容易说罢了。
就历史观点而言，儿化韵是十四世纪以来，满、蒙等阿尔泰民族迁居华北所带来的语言产物，唐宋元明等朝代的传统韵书、韵图均未记载。俞敏﹝1987: 346﹞便指出，儿化韵在当代中国的分布，和清朝八旗军的部署区域十分一致：
在官话区的几个大城市和附近的方言里，都有「儿化韵」的习惯。从历史书里查，可以发现这些城市都驻过驻防旗人。最自然的解释是这些地方用「儿化韵」的习惯是清初驻防旗人带过去的。这个假定可以解释一些在北京方言里找不着解释的现象。
由语言纯净心理观之──把「儿化」归为古无记载，由「胡人」引进的外来成分，自然会引起崇古和排外人士的反对「儿化」，使「儿化」保卫战变成一场崇古和排外心理联合对付改革势力的民族主义意识型态之争。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儿化」似乎是中、低阶层非正式口语的表征，在知识分子口中较少出现，也鲜少用于正式场合。北京播音员丁一岚 (1956：144) 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中便指出，一般广播电台的作法是，「在播送严肃的政治性节目中，如政府的公告、命令、声明等，不用儿化韵」。美国学者Barnes （1977: 218）」进一步解释，这是因为「在北京，儿化韵使用频率其实与教育程度成反比」，以致「儿化词使用过多会使广播不够严肃，使新闻显得毫无权威及可信度」（1977: 219）──这可算是以菁英式语言纯净心理反对儿化词的论点。
「儿化韵」纳入规范的另一个难题是，即使在北京，哪些词该儿化、哪些词不该儿化，往往因人而异，且与个别词汇的使用频率相关，并会随时间而改变。周进﹝私人通信﹞便指出，许多老一辈习惯加「儿化」的词，北京的年轻一代已将之「去儿化」，「一点儿」便是一例。Barnes (1977: 219) 更指出，当某一词汇有「儿化」与「非儿化」两种变体时，语言教师往往会选择以「非儿化」词汇相授，因为非儿化词一方面接受度较高，另一方面也较为正式。
由以上讨论可归纳出「儿化韵」的四大特质：
﹝1﹞北方「儿化」得多，南方「儿化」得少
﹝2﹞社会中、下阶层「儿化」得多，知识分子「儿化」得少
﹝3﹞哪些词该「儿化」，各界意见纷歧，各地区及各年龄层用法也都不同
﹝4﹞「儿化」为外来成分，并非汉语原本所有
在四种因素的考量下，「儿化」与否的论战，可说是一场不同语言纯净心理的激烈角力：
【图六】「儿化」与「去儿化」的语言纯净势力
   华北
知识分子   社会中、低阶层
华南 「去儿化」   「保留儿化」
实用改革派亲政府改革派
排外纯净心理
崇古纯净心理

【图六】显示，「去儿化」的势力远大于「保留儿化」的力量。Barnes三十年前﹝1977: 222﹞即引用台湾国语指导员Zu Zhen-ying 的说法，认为儿化韵将在一个世代间由台湾的标准音中消失──此预测现已成真；中国大陆普通话普及之后，或许也会有类似的发展。
5.3轻声词
标准语规范中「轻声词」是否应当标注，问题性质和「儿化韵」相似，在词典编纂界已激烈辩论数十年（见陈重瑜1984；杨凯、黄晋2001；项菊 2001）。主张保留「轻声词」者指出，北京口语及所有北方方言中都含有轻声词，在这些方言中，「轻声」并且有辨别词义的作用：
【表三】北京口语中以「轻声」辨别词义举例
词汇重读轻读
东西
地道
大意「东方及西方」
「隧道、通道」
「摘要、大纲」「事物」
「当地的」
「粗心」
但反对规范轻声词的人士则辩称，虽然轻声词出现在多数北方方言中，然而在各方言中的分布并不一致，甲方言念轻声的词汇在乙方言中未必念轻声，念轻声与否往往与词条在该方言中的出现频率有关。也因此，目前坊间字典对于轻声标注的取舍，各家差异甚大。陈重瑜 (1984: 320) 便指出，光比较北京语言学院《现代汉语辞典》、国语日报社《国语日报辞典》和梁实秋《实用汉英辞典》三本权威字典所收录轻声词，便可发现有高达87.3%的比率，不是字典内自相矛盾，就是不同字典之间说法不一。陈重瑜因而对轻声辨义的心理真实性感到质疑 (1984: 321)，并进而主张字典中所有的轻读轻声词（亦即「的」、「了」、「子」等特殊功能词以外的轻声词），都应加注原有声调。
陈重瑜的观点有不少学者认同：项菊 (2001: 12) 便提议轻声「应尽可能取北京与各地方言的共同处作规范」；也就是说，
一、普通话和方言皆有的轻声，应该予以规范
二、方言有、普通话无的轻声不宜考虑
三、普通话有、方言无的轻声，可以取消，或者采取宽松的态度，不强行纳入规范范畴
项菊的想法与杨凯、黄晋 (2001: 34) 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主张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
一、保留非轻声，通过类推缩小轻声的范围
二、保留轻重两读，兼容部分轻声词
三、根据普通话实际发音情况减少部分轻声词
四、北京人口语中常读轻声，但不能区别意义的轻声词，则「避轻就重」
杨凯、黄晋还进一步列举出了许多北京念轻声词，可是全国其它地区，甚至广电媒体都不念轻声的词条：
【表四】轻声的消失
(a) 北京话念轻声，但媒体标准发音不念轻声的双音节词条：
月亮学生聪明告诉已经喜欢活泼
(b) 北京话念轻声，但其它汉语方言不念轻声的双音节词条：
先生便宜漂亮衣服舒服情形明白
﹝杨凯、黄晋2001: 36-37﹞
至于轻声在普通话中为什么会逐步消退，为什么有这么多学者乐见轻声悄悄消失？主要原因在于轻声的用途有限，辨义功能不强，仅供北京人作为辨识地缘的参考──而外地人并不都想当北京人，北京人自己也不愿被人看做没见过世面，只会说家乡话，于是在年轻一代的口中，轻声有弱化的趋势。如果以语言纯净心理来分析，保留轻声是归真心理，而崇古、菁英、及排外心理则全部都站在反对轻声的一边：崇古派的理由是古韵书、韵图无轻声韵类；菁英派的理由是「去地方化」，显得自己受过教育、见过大场面；而排外派的理由则是，轻声属于来自阿尔泰语的轻重音现象，乃外来影响。由【图七】可看出语言纯净势力是如何将普通话轻声推往绝迹之路。
【图七】语言纯净势力与轻声去留
   华北
知识分子   社会中、低阶层
华南「避轻就重」   「保留轻声」
实用改革派北京地方意识
排外纯净心理
崇古纯净心理

5.4标准语发展的大方向
以上讨论了规范标准语的三大可能演变，而衡量各方纯净势力评估的结果是，卷舌音当不至于消失，但儿化与轻声有被淘汰的可能。有趣的是，这个趋势早已出现在中文广电媒体中，且不论是中国大陆或台湾媒体，标准音演变的大方向大致相同（见【表五】）。尽管两岸人民接触有限，但两岸的媒体专业人士似乎拥对于标准及权威有相同的直觉，并在音变方面选择了相同的参数，产生一种新的媒体标准音。
【表五】两岸媒体标准音与当地地方腔调
保留卷舌音保留儿化韵保留轻声词
中国 (北京)是是是
中国 (媒体)是否否
台湾 (媒体)是否否
台湾 (乡土)否否否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台湾与大陆的媒体标准发音的相似程度，远大于媒体发音与各自地方话的相似程度：大陆媒体标准音和北京方言不同，因其少了儿化韵和轻声；台湾媒体标准音和乡下的台湾国语不同，因其保留了卷舌音。由此观之，汉语标准音可说是以社会、教育为走向，跨越了地域的限制。这和西班牙语标准音的演变模式相似：Lipski（1994: 28-29）曾提到，拉丁美洲各国受过教育的都市人口口音大致类似，反倒是都市与乡村的腔调差距甚大，大于国与国之间的语音差距。
【表五】的语料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方式呢？首先，被保留的「卷舌音」深植普通话音位系统中，而被淘汰的轻声与儿化则为个别词条的构词成分。我们或许可以说，系统化的成分难移除，而词汇部分的元素容易汰换。果真如此，则麦耘先生（1999）的提议──将标准普通话定义为任何符合汉语拼音方案的普通话──则显得更有意义。
再则，如果以外来影响论分析，日本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Hashimoto 1980; 1984）曾指出，儿化韵及轻声均非汉语固有的特征，而是与阿尔泰语系接触的结果。换一个角度看，标准语慢慢淘汰轻声与儿化，或可算是洗涤外来影响，汉语再度「汉化」──这是排外式民族主义者所乐见的。
先前稍微比较了台湾与中国大陆两地的标准语演变：两岸分隔多时，五十年来语言各自发展，自然累积了不少独有的语言特质，使「台湾版」与「大陆版」的普通话不难分辨。除了前述语音差异之外，在词汇、语法方面亦有些许不同。这些词汇、语法上的不同和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度有很大的关系，或多或少反映了社会开放以及西化程度的差别：台湾接受来自英语、日语、及其它汉语方言的各式影响，而中国大陆对于外来语则实行严格控制：一方面只允许媒体采用新华社的统一外语译名，另一方面则通过法律禁止使用港、台的腔调和语汇。除此之外，台湾用语基本上承继着民国以来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语言走书面、菁英取向；而中国大陆在共产革命期间语言走向平民化，以工、农阶级为效法对象（Tai 1976, 1977），使两岸标准语在社会阶层考量上亦有所不同。
近年两岸人民来往增加；接触、交流频繁之后，双方对于两种版本的标准语将如何取舍？在此所指的并非政治力介入后的政策走向，而是两岸及海外华人在听到台湾和大陆普通话时，直觉上对哪一种版本较有好感？Li Ling在1991年曾对美国纽约市的中国移民做过调查，发现他们在同时接触台湾和大陆普通话之后，所产生的印象如下：
【表六】 海外侨民对大陆与台湾普通话的印象
中国大陆台湾
音韵可靠、自然、聪颖柔软、富裕、优雅、有地位
词汇未都市化、来自开发中国家、革命意味浓开放、高度经济发展
句法较标准、较正确受南方方言影响；受英语影响
【表六】显示，在发音方面，两岸可说平分秋色：大陆发音较「自然」、「聪颖」、「可靠」，在「可信度」方面评价较高，而台湾发音「柔软」、「富裕」、「优雅」，在「社会地位」方面得分较高。在词汇方面，台湾词汇占尽优势：即使是来自大陆的移民，仍然偏好象征「开放社会」、「经济富裕」的台湾词汇──此为菁英式语言纯净主义的一大胜利。而就句法而言，一般认为大陆的句法较为「正确」，因为台湾句法受到了「英语或南方方言的影响」；在排外式语言纯净心理的考量下，大陆语法处于上风。（Li Ling 1991: 66, 72）
Li Ling的研究可说勾勒出了汉语标准语在无政策干预下演变的大方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普通话50年来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各种变革的，以及使用者对于这些变革的取舍──而取舍之中，菁英、排外、崇古、归真、改革等各种语言纯净心理所使的力量清晰可见。
民国初年各地「方言」差异大，官方为便利彼此沟通，选定接受度最高、结构最简洁的北方官话做为标准语，语音以北京为准。当时能以京音发音者不多，河北、东北等地母语发音接近官定标准之民众自然成为全国效法之对象。然而八十年后语言版图大不同，标准语推广神速，以普通话为母语者遍布全国，标准语不再是华北、东北的专利。这时谁才是标准语的主流，哪一个族群会成为全国效法的对象，则必须诉诸语言演变的正常规则，也就是由社会、经济、文化等力量决定──全世界皆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在经济、文化因素的考量下，台北、香港、上海这几个华人世界的商业重镇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政治中心北京将不再是标准语演变的唯一推手。在中文流行媒体及海外华人社会中已经可以看出此一趋势，而语言教学界与规范制订者若能正视此一发展，则有助于使汉语标准语的理论与实际更趋一致。
原以英文发表于2002年10月27日旧金山大学「跨文化全球视野中的汉语教学」国际会议
作者为英国牛津大学语言学博士，现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外语系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地址：wenchao@sf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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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还是很好的
如果能够认真读完

先弄进收藏夹再说。

谁的论文?有点见地啊!

先保存起来慢慢看

    好帖子,我很喜欢啊,呵呵:)

我喜欢解放初的那种普通话。

看来只有收起来慢慢看啦，太长了。

绕来绕去,看的我一头雾水.专业性太强了,专用名词一大堆,引经据典,可是说的那些人我都不知道,是小圈子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