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读书”没有“时间”

“读书”没有“时间”(转载)
　　
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超市去卖。———央视社教中心主任高峰说，“把科学教育文化类节目，跟新闻娱乐类的节目放到一起接受统一标准的收视调查不合理。”
　　
　　如果他不选择你，你的文化就没有意义。———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于丹说，“不是我们用文化教育民众，而是民众用遥控器选择我们。”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李潘最早的梦想是伴着《读书时间》到老，就像法国电视五台的主持人贝纳尔·毕沃一样。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主持文化节目20年，现在还在那儿，还在主持。我看到他就梦想自己到年老还能主持文化节目，一个白发老太婆的节目主持人。我在法国采访毕沃的时候对他说，我要到你这个年纪观众就会很烦我。老头安慰我：不会的，你很漂亮，你到老的时候会很有魅力的。我说我们中国观众是不喜欢老太婆的，他们喜欢靓女。尽管如此，我也还是在想也许我能成为一个被观众喜欢的老太婆呢。”
　　但是2003年年初，《读书时间》因为收视率的低迷被央视“末位淘汰制”警告。而此时的李潘也已经与梦想告别，离开《读书时间》，转到《半边天》栏目担任主持人。
　　“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悲哀。这种悲哀是双重的，一种源于某些东西的难以克服，不是我们个人的努力能实现的。另外一种悲哀是我们确实没有做好。哪怕你做了80%的努力，这个节目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园地，央视惟一可以成为思想领地的地方，我们没有经营好。”
　　为了纪念在《读书时间》的岁月，李潘在2002年岁末出版了纪录这个栏目诞生成长的随笔集《真不容易》。
　　“我在《读书时间》6年，采访了差不多200位中国文化人物，我接触他们，探究、追寻他们每个人的生命之旅精神之旅，他们每个人都是我需要用心才能阅读的一部大书。
　　“《读书时间》从出生到孕育，我是陪伴它的一个人。1995年这个栏目的创始人孙惠跟我说想做一个读书节目，希望我来跟她一起做。当时我在成都经济电视台，做几档节目的主持人和编导。那时已经是深秋了，我在每个星期六，坐飞机到北京，跟孙惠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刘为一起讨论这个节目要做成什么样。不断的开会，开完会就做文案，做完文案就往上送审。折腾了很长时间，每个星期六我都会飞到北京，弄得那段时间看到飞机我都要吐。我们在孙惠的一居室的房间里，趴在电脑间攒各种给领导的信件，我们在信里跟领导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电视里竟然没有一个读书节目，没有一个思想节目，这是很不应该的。”
　　1996年5月，在北京城一个漂亮的四合院里，《读书时间》的主持人李潘采访了借宿在这个院落养病的诗人徐迟。82岁的徐迟正在写自传：准备写到2000年，因为是从1900年开始的，一个世纪，就是100年。”这次采访使李潘完成了《读书时间》开播的第一期节目《谈〈哥德巴赫猜想〉》。
　　1996年12月13日凌晨，徐迟选择了弃绝尘世。李潘从报上读到徐迟在武汉去世的消息，震惊之余翻出了采访徐迟的录像带，看着屏幕上徐迟的笑脸，那是一个老人向世界的最后道别。
　　“《读书时间》办起来很不容易，首先它要赢得观众的喜欢很难。那时候在中国做电视读书节目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当时所设计出来的那种静态的谈话节目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你坐在一个不动的位置没完没了地谈那些很高雅的话题，观众能不能接受，全是未知数。只能闷着头干。那时随时等着被人骂。节目播出两三期之后，我们看到报上的一篇文章，是黄宗英写的信。她说中央电视台有一档很好的节目，知识界文化界终于有了一档属于自己的节目，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把它放到那么晚的时间。当时我们是在晚间11点零5分播出，夹杂着乱七八糟的广告，还经常被莫名其妙地推迟。播出时间经常在11点一刻或者在11点30分左右。看到黄宗英的那封信我们就像服了兴奋剂。
　　“在草创的阶段不会遇到选题缺乏的问题，有一个无尽的宝库等在你的面前。我们经常跟一些学者碰头，请他们参加策划会，请他们提意见。学者朱正琳作为栏目策划的进入就是在那个阶段。《读书时间》开始得到知识界的反馈。很多读者表达他们看到节目以后的振奋和激动。”
　　《读书时间》开始了文化之旅。一群和世纪同龄的文化老人成了《读书时间》关注的对象，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胡绳、王元化、文学家张中行、画家兼散文家黄永玉和黄苗子、郁风夫妇、故宫博物院文物专家朱家晋，文物大家王世襄、红学家周汝昌，等等，都走进《读书时间》的演播厅。他们还制作了纪念沈从文、朱自清、田汉、傅雷、老舍、冰心、郭小川、陈寅恪等已逝文学家的专题节目。
　　1997年10月，李潘和《读书时间》栏目一行3人到法国五台访问，在那里见到资深读书节目主持人毕沃。毕沃主持着一档名为《BernardPivot》的读书节目，这档节目1975年面世，在法国知识界影响很大。15年中，很多重要的作家都曾被毕沃邀请到直播现场，其中有索尔仁尼琴、昆德拉、金斯堡、纳博科夫等作家。也有法国文坛活跃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萨冈。李潘在法国电视二台参加了毕沃的一次直播节目，当晚的嘉宾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
　　白发苍苍的毕沃和他的读书节目使李潘“心生敬仰”。她梦想自己也能这样和《读书时间》长久相伴。但是她很快就发现那只能是梦想。
　　“我们的难度第一是来自游戏规则，你要在限制之中自由舞蹈。这是一种痛楚。就是在你有了影响力之后，也有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异议和限制。影响越大限制越多。我们要学习怎么在游戏规则之中能把学术界思想界有价值的思想表达出来。这个维度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难度，也是一个困惑。
　　“第二种痛楚来自市场的压力。在草创之初我们就想到过，中国的电视受众群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他们每天上班已经非常劳累，回到家里还会有余力去看一些严肃的表达深刻思想的电视节目吗？中国有这样的人群吗？节目播出后，我们发现这一部分人群是存在的，但它是有限的。
　　“我们的收视调查特别有意思。我们的观众的平均文化程度是央视节目中最高的，我们的收视率特别固定，不高不低，永远在那儿。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再扩大。在广大的人群中喜好读书的人就那么多，就是一个小众。我们的节目实际上是满足了这一小众的需求。但你是个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应该满足大众的需求。这是很长时间困扰我们让我们挣扎的问题。”
　　2001年7月16日，改版的《读书时间》栏目迁入中央电视台第10套科教频道，播出时间也从原来的每周五的23点半改为每周六20点半的黄金时间。
　　由于新的播出时段安排在周六晚的黄金时间，虽然观众的总量将有所提高，但也意味着《读书时间》必须要与这一时段铺天盖地的娱乐性节目争夺观众。
　　“我们的优势是没有经济压力。中央电视台并不要求你必须赚钱。它给你钱养活你，这样我们做选题就不受金钱的困扰。你给我钱，你书不好，对不起我不做。我选择的惟一标准就是好。但是电视栏目生存的重要标准就是收视率。你的收视率永远在那里，你就会受到威胁。那些大众化的电视栏目很火，炫目、灿烂、在大众中间影响巨大，而你永远就在那个小众中间，喜欢你的人喜欢得不得了，不喜欢你的人或者不在这个群体的人根本不看你。”
　　2002年，《读书时间》栏目因为综合排名严重落后，在中央电视台10套40多个栏目中，居于倒数第几名的位置，受到新出台的末位淘汰制的警告。《读书时间》再度改版。策划了半年制作而成的“中外古典名著阅读欣赏系列节目”，在改版之后推出。而此刻国内读书类电视栏目关停并转的相当多：上海电视台的《阅读长廊》于1998年停播，北京电视台的《华夏书苑》也于2001年底停办。
　　“一个栏目做到一定程度就会有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你自己的局限。这种局限在于你的样式没有变化，同时你能使用的资源在慢慢穷尽。真正属于精英的文化的那部分东西，它的生产速度不像你的消费速度那样快。每年新书的生产速度很快，但是好书的生产速度很慢。我们的节目一年就是50期，6年300期。在这300期中，很多好的东西已被我们穷尽了。”
　　李潘说：在主持《读书时间》的时候，她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做成钱钟书。
　　“钱老先生一直拒绝电视。从草创节目开始我们就想做钱钟书，我们的行话就是把谁谁做了，听起来就像黑道似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想把钱钟书给做了。都想着要是能把钱钟书做了，那简直就是太愉快了。那种成就感会很幸福。结果老先生去了。去了以后也没做成，还想做，但是他周围最核心的那部分人群就是无法撬开。他们拒绝电视，包括杨绛先生。”
　　李潘说她做的最得意的一期节目是沈从文———采访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和他们的儿子沈虎雏。“因为沈先生走了，我没办法做，我就把他的儿子请到演播室，然后外景采访他夫人张兆和，张兆和谈沈从文如何把她追到手。老人家很健谈、开朗。在节目中间我通过画外音表达了我对沈先生的感情。节目出来以后观众反应很好，有人来信说他看了节目流泪了。那时候特别有成就感。有那么多人关注你，电话、书信，每天都有很多，那时候真的感觉很幸福。”
　　但是现在想《读书时间》的幸福会让李潘伤感。
　　
　　（2003年6月26日《南方周末》）

相约“读书时间”
　　
　　
　　国庆前夕，我打李潘的传呼，她很快就回了电话，我们约好第二天10点半在中央电视台台里二层咖啡厅采访。
　　我选了咖啡厅后排一个位置坐下，前方有一个清秀的男孩也在张望。李潘出现后，我们发现在等同一个人。三人高高兴兴地凑成一席，要了一壶茶边喝边聊。
　　M是CCTV网站的编辑，来与李潘商量她个人主页上网的事，CCTV网络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李潘特高兴，说自己喜欢上网，但脾气太急，现在换了一台配置最好的电脑，用起来还是着急。他们读完M先走了。我按下采访机的录音键，李潘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
　　
　　一头撞进电视大门
　　
　　1990年，李潘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总工会工作，在政策研究室研究工人运动理论。因为工作与所学当代文学专业相去甚远，她有些郁闷，在机关呆了二年后，心里还是不安分地想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她似乎默默地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天赐良机，1992年底，时逢成都经济电视台组建，大规模地面向社会招兵买马，这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电视台。当时电视台对普通人来说是高不可攀，带有神秘色彩的单位，非行有关系才能进去。据名的人数有几千人，李潘也在其中，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她如愿以偿考上了。于是李潘毅然决然地辞了职，应聘到成都经济电视台。她把自己的所有档案关系放在了人才交流中心。用她自己的话说“从此成了一个有业游民”，不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了任何保障，在1992年这是需要极大勇气和自信的。
　　
　　累得象一个疯子
　　
　　现在回忆过往，李潘充满了感慨：因为是一个全新的电视台，所有的人都没有做过电视，当时我们以一种难以想象的热情和激情去从事电视，累得象疯子一样，但是收获特别大。台里的领导让你尝试所有的东西，你所有的想法几乎都能实现，象做梦一样，那是充满梦幻色彩的几年时光。李潘在很短的时间内，熟悉了电视的各个层面，她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做，同时兼做策划、编辑、主持人，甚至是导演，全方位的锻炼了自己。
　　李潘是四川隆昌县人，当时普通话都讲不好，连n和l都分不太开。台领导觉得她有潜质，放手让她去干事情。于是李潘介了很多栏目的制作主持、编辑了。刚开始是《每日财经》，每天播报股票信息；《聊天 》，这是一档脱口秀谈话节目；还策划、主持了电视杂志节目《女人有约》，这是一个女性节目，此外还定期做现场直播的大型聊天节目和综艺晚会，所有的事情都得她自己去张罗。她说：“这一切对我现在主持《读书时间》帮助太大了，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很难想象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心会随梦一想走
　　
　　从1993年开始“触电”，到1995年，李潘的工作已干得有声有色，并在《成都高报》上开了专栏，在成都已是家喻户晓。“可以说什么都有了，包括房子和所谓的名声，基本上属于不用再累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这时，李潘的生活道路又面临着选择。在成都拍节目时她结识了CCTV的孙慧。孙慧当时一直想做一个读书栏目，因为在CCTV这档节目一直处于“缺席”状态。她萌生了这个想法后，就请李潘帮她的忙。于是，从1995年底开始，李潘参与了未来节目的策划工作，几乎每个周五都往北京跑。当时，孙慧“拎”着李潘和《读书时间》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刘为，三个人一起在北京做前期的策划，商量这个节目怎么弄，开各种各样的会，请专家出谋划策，然后一次次地做试验版，试验版在台里通过后，1996年5月《读书时间》正式播出。
　　这个时候孙慧就跟李潘说，“你再这么跑不行了，你得做出一个选择，干脆就彻底过来吧。”
　　当时，李潘在成都已根基稳固，生活也习惯且舒适。许多人也劝她，“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北京水深，堂子野，你没有背景，去哪不会有好的果子吃。”她非常犹豫，去留真成了人生的一道难题。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想到：“如果到了45岁的时候，在成都我是什么样我能够看到的，可是到北京去了之后，45岁的我是什么样子，我肯定想象不到。未知的命运其实更为诱人。如果我就在成都呆着，等到了45岁，再回过头去看，在我20多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机会换一种活法，有一种更多和更大的挑战，而我放弃了，我想我肯定要后悔。”为了不让自己在45岁的时候后悔，李潘下了走的决心，她对同事的吆喝：“同志们，赶紧来买我的东西，贱卖！”她以很便宜的价格把钢琴、电器什么的全卖了，只留下了一台29英寸的电视机，因为是刚刚买的，特别喜欢它，舍不得于是，她个人抱着一台大彩电就来闯北京了。在北京只熟悉孙慧。
　　
　　我代表读者提问
　　
　　《读书时间》是一个谈话节目，早在1992年李潘在成都主持《聊天 》时就开始尝试谈话节目，她对谈话节目一直情有独钟。当时策划这个栏目时又把它设计成一种谈话节目样式，所以李潘做起节目来挺自信的。但同时也面临更大的挑战：观众群由成都地区变成全国的观众，而且是知识阶层的观众，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时，人手少，没有编导和后期编辑，李潘和刘为从头到尾全部是自己做，从找选题、写稿子，进棚录相后期剪辑合成到送上播出线，样样不能马虎。谈话节目主持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她）不应是花瓶，谈话应追求碰撞和火花，如果不了解作者和谈话内容，与对方根本不是谈话对手，那节目就不不会好看。李潘说谈话节目一定要是交流式的，自己一定要参与其中，不能只把编辑写的稿子拿来念念，那样绝对不行。“我希望对方把我看成是个认认真真读过他的书并对他感兴趣的一个读者，交谈时希望对方口无遮拦，不要有压力，能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每周一期的节目，主持人需要访谈很多嘉宾。人过几百，形形色色，作家学者们的个性也是千差万别的。李潘喜欢“不矫情”的嘉宾，能特别真我地坦露，真实地展现自己。有很多嘉宾确实达到这种境界了。谈起比较满意的节目，李潘觉得与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那次访谈，双方交流得特别酣畅；还有纪念沈从文、傅雷；采访王世襄、陈忠实等几期节目，也觉得挺好的，感觉交流起来挺愉快，而且对方给自己的感觉也特别好。
　　我问李潘：“面对学有所成的大家和作者，你会不会感到有压力和紧张的时候？”
　　她平静地说：“我从来没有感到压力和紧张，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对自己的定位。我并不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学富五车、无事不晓的主持人，端着架子代表中央电视台去跟人家做一个平等的、甚至有点居高临下的采访，而且还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灭”对方。顺便抬一抬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读者，一个对其作品好奇的读者，那人认认真真读了他的作品，不管我的学识与偏好怎么样，喜欢也罢，不爱也好，我自然会产生很多疑问和想法，我相信跟我一样的读者可能也会有许多相同的问题，我希望代表观众来向他们发问。这样自然有紧张与压力，更多的是交流，当然，我不知道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观众问他们真正想知道的问题。有时我特别怕把个人的兴趣强行贯注到节目里边，当然这也是不可避免。”
　　作为《读书时间》这种主持人栏目，主持人在策划整个节目的过程中，他的兴趣、爱好自然就会影响节目的内容，就象选书一样，刘为是学历史的，他可能会对历史方面的题材感兴趣。李潘是学文学的，她相对就会对作家感兴趣。她经常反省自己：“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可能会投射到节目中去，那我的偏爱会不会影响到我提的问题或者让节目做偏呢？”
　　李潘特别困惑的问题是：普通读者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东西？至今她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得到这方面的反馈信息。每次做完节目，她会看一下，每次看的时候都特别后悔：这个问题不到位，这个表情不好，这个问题问得太傻。要不人们怎么会说电视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呢？
　　主持人就是一个让人品头论足的职业，李潘希望人们在谈起自己的时候，会说：“这个人还行，问的问题不傻，她能胜任这个工作。这是我的要求和希望，我特别害怕人家说，她怎么这么无聊呀，问这种问题，傻冒！”
　　
　　闲聊波尔卡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做《读书时间》的主持人，每周一期节目，时间紧，但为了与作者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成为一个合格的谈话对手，必须读大量的书，可是有的作家著作颇丰，每本书都要读吗？带着这样的困惑，我们聊起了选书、买书和读书的问题。
　　李潘告诉我，她每个礼拜都去逛书店，去找能够做选题的书，她它们买回来读。同时出版社也会给节目组寄书，提供信息。如果一个作家只有两、三本书，她肯定会全读了。如果作者书太多了，有10几本，20几本，就挑选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来读。比如说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的《随笔集》是把他对世界、对人生、对文学的最精辟的看法浓缩于一本书中，这本书一定是要通读的。正好今天下午3：30李潘要去采访大江健三郎，这次他到北京，没有接受过一个媒体的单独采访，《读书时间》是例外，这是她们争取到的一个机会。于是，我兴致勃勃说好跟她一块去。李潘详细地为我画了一张路线图。
　　李潘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她和刘为分头去找选题，事前从不沟通，但两人几乎没选重过，所以同事开玩笑：“你和刘为这辈子永远别想走到一起。（我们俩都是光棍嘛）你们俩歇菜吧，你们俩永远没戏。”李潘笑着说：“我和他在选书方面的兴趣、爱好几乎完全不一样，偶尔有撞车时我们很容易就协调了，谁更适合就让谁做。”
　　栏目开办初期，有一年多时间，节目从头到尾都是主持人自己做，尽管非常累，但李潘干得很开心，因为与其他栏目相比，他们不用拉广告。国家应该扶植这样的文化节目，如果文化节目去拉广告，你势必会被金钱所左右，那么择东时是以钱为标准，你能选择出什么样的好书介绍给观众？台里承担节目费用，使我们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很牛的对外面说：“我们是不看钱的，只要你书好，我们就推荐。”文化就是这样，你没钱的时候，你就是要下跪。李潘无限感慨。
　　作为《读书时间》的主持人，李潘的业余时间大部分是在读书中度过的，难怪她那么清瘦，但人很精神。不过她说，她象动物，“猫冬”一到冬天，自然就胖了。李潘喜欢健身、游泳、打羽毛球。大学时还是女子排球队队长，从小到大，很活跃的一个人。我问她国庆期间怎么过时，她说要去大连玩一玩。
　　从1990年毕业至今，李潘一直“独在异乡为异客”，从成都“流浪”到北京，苦苦坚守着自己心中的梦想。远在四川的父母把女儿看成家中的骄傲，每次家里来客人，父亲都会“逼”着人家看女儿的节目录像带。说起这些，李潘开心不已。 (王莉)
　　
　　文章来自CCTV网站李潘个人主页

亲近人生的方式
　　李潘
　　
　　
　　许多年前，读到宋代诗人尤裘谈书的名言：\"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就觉得有些高远。这种毫无功利色彩的读书境界固然值得向往，但象我这样一直被升学、就业的种种压力驱迫，跌跌撞撞赶路的人，要想达至这种境界，不说矫情，也有点奢侈。
　　到《读书时间》做主持人后，读书成了工作，换句话说，读书是为了生存而必须干的活儿。因此，你想读书时得读，不想读时也得读；喜欢的书要看，讨厌的书也不得不看。把业余爱好当了职业，就象从谈恋爱阶段走进了婚姻，实际得可以。这种情形下，离先辈描述的读书之理想境界也似乎越来越远了。
　　《读书时间》开播的第一期节目是谈《歌德巴赫猜想》，这篇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在北京城一个漂亮的四合院里，我采访了借宿在此养病的徐迟老先生。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初春，一个阳光流泻的上午。四合院里一篷迎春花黄得亮眼。82岁的徐迟先生身穿一件薄薄的大红毛衣。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他的神情中，漾着一种孩童般的纯真。当问到这篇文章对他个人有什么影响时，老人说：\"我觉得这个文章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好的一面，作为我个人呢，我也受了相当大的冲击，那以后我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我诧异于老人的直率与坦白。是怎样的历练，才有这般的清澈与聪明呢？。徐迟先生还告诉我，他正在写自传性的小说《江南小镇》的下半部。我问他打算写到什么时候，他说：\"准备写到2000年，因为书是从1900年开始的，一个世纪，就是一百年。\"
　　\"让我们祝愿徐老能在2000年顺利地完成这部作品\"。节目的最后，我这样说。几个月后的一天，我从报上读到了徐迟先生在武汉去世的消息。他迈出了高楼窗外，做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次选择。
　　那个可爱的老头儿不是清晰地说，要写到2000年吗？是什么不可抗拒的理由让他放弃了承诺？是在那个遥远的世界有着更美的诱惑？在遥远天际的他又是否知道，他的不辞而别，给爱他的人们留下了多少疑惑、痛惜与遗憾呢？
　　我又翻出了采访老人的录象带，望着屏幕上那张生动的笑脸，我意识到，这也许是老人留在世间最后的音容笑貌，是向他的读者作的最后的道别。虽是无意之间，我们却作了一件带有抢救性质的事情。我开始感到，把读书当工作，有意思之处已不仅仅在读书本身。
　　此后，我有意识地采访了一群文化老人，如人类学家费孝通、哲学家胡绳、王元化、文学家张中行、画家兼散文家黄永玉、故宫博物院文物专家朱家晋，红学家周汝昌、画家黄苗子、郁风夫妇、\"京城第一大玩家--文物大家王世襄等等，也制作了纪念沈从文、朱自清、田汉、傅雷、老舍、冰心、郭小川等已逝文学家的专题节目。
　　这些文化老人多出生在本世纪初期，他们同苦难的中国一起，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有屈辱、惶惑、颠沛流离和生离死别，也有过放纵、快乐、青春激情甚至辉煌荣华。他们在变幻莫测的大时代中爱着、恨着、痛着、唱着；他们沉浮，他们挣扎，他们思考；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人生的针毡上翻滚体尝……每接近一位老人，就翻开了一本生命的大书。流连于这些惊心动魄的人生，我常想，一个生命的过程，怎么可以有如此难测的复杂？
　　画家黄永玉自称是一位\"老运动员\"，在\"文革\"最艰难时，他和妻子被赶住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他在一整面墙上画了一扇大大的窗户，窗外是鲜花盛开的春天。这扇窗给了妻子怎样的温慰与希望！直到今天，面对我们的镜头，提起这段往事，梅姨仍清泪长流。
　　而他们毕竟过来了。当看到八旬老人在地上翻跟斗，顽童般的大笑以及抽着烟斗陪夫人在自家的菏塘边静静地散步时，你能读到什么？天津的弘一法师碑林里，有一块写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知这是法师早期还是晚期所写。不过从字迹上看，朴拙淡逸，全无他早期书法的金石味，像是晚期手笔。人欲达至此种境界，是否都要以岁月和苦难作为代价呢？
　　面对从容澹定的老人们，年轻如我，便能体味种种别样的人生，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份读书的工作。而读书于我，虽仍难达到饥时肉，寒时裘的纯粹感受，但它，确已成为我亲近人生的一种方式了。

看了南方周末上的报道
觉得李潘蛮有想法，蛮有追求。汗颜的是没怎么看过读书时间，不知是不是播出时间和我的作息时间有出入。总有一些节目我很少能看到，很遗憾，也很奇怪
我很为央视被警告的几个节目感慨，很喜欢《人物》的，《纪录片》前些天也常常看~~~~
也许，这种末位淘汰制不太科学
一个大台，有分量的大台，总该有几个这样的栏目吧

《读书时间》开播那会儿就是每周一次，每次晚上11点半左右开始，当中隔一个零点新闻，再接着播，成心不让人看呐！

唉,说到读书,惭愧!
有时间的时候不想读,没时间的时候抢着读,
在WC溜达时都不放过!

下面引用由我是一把小刀在 2003/07/04 07:57pm 发表的内容：
有时间的时候不想读,没时间的时候抢着读,
在WC溜达时都不放过!

 :em28: 不考试我就不读书，读的自然是跟考试无关的书 :em05: 可有空的时候却一点也不想看书

＜纪录片＞栏目也是，我好几次预置录像，可它偏偏要被午夜新闻截掉一断尾巴（有时就差一、两分钟），气得我再也不录了。

没想到穆兰这么喜欢李潘。你转的文中错了一个字，不是《成都高报》，是《成都商报》，很不错的报纸。我今天在别的帖子里提到过曾进入的那家欣欣向荣、全是年轻人的报社，就是它。著名体育评论人李承鹏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李潘以前供职的省总工会就在我现在单位的对面。她的经历在成都也算是家喻户晓。同样出去的成都主持人还有王小丫，上海的阿果，还有李嘉明，不过嘉明虽是成都人，却是在重庆出名的，去央视前是重庆电视台的当家小生。有些可惜。
李潘肚子里有东西，但《读书时间》办得不是很吸引人。许多优雅、深厚的东西不知怎么总少些神采。

是很喜欢李潘，觉得她很有气质，也机灵，能不动声色地把握话题。具有同样气质的还有以前曾非常喜欢的肖晓琳。
错是央视主页的事。一个孙道临的专题节目，里面的孙道临全部错成了孙道林，我分特。

恩，我知道啊！不可能是穆兰一个字一个字敲的呀。：）早！穆兰。坛子里就我们俩。：）吃饭了吗？我是蓬头垢面，刚起来。
李潘是不错，四川去中央台的几位都是优秀的。她在本地的口碑也很好。可我觉得《读书时间》的确办得不吸引人。李潘作为主持和节目策划制作之一，难咎其责。有东西，有气质并不就成其为驾御好一个节目的必然条件。也许这样一个选题本身有一定难度。
许多高雅艺术也在呼唤国家扶持，可有没有想一想，怎么样去想办法走进大众，贴近观众，吸引更多的人。不媚俗是值得称颂，说观众低俗也是一个说法，但你最终还是得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因为你是在做电视。转贴中提到“而此刻国内读书类电视栏目关停并转的相当多：上海电视台的《阅读长廊》于1998年停播，北京电视台的《华夏书苑》也于2001年底停办”，为什么？
　　

我基本上就没怎么看过这个节目,现在是因为没电视机,过去,它的播出时间实在是太晚了,它不睡觉我可要睡觉,第二天还要上班呢。估计有很多观众就是这样被人为的排除了。

也，法兰也早！：）转贴中提到《读书时间》播出时间也调到过20点半的黄金时间，看来国家也想挽留这样一个文化窗口，还是扶持过的。
　　

调到过八点半啊？估计那时候我已经不看电视了。笑。
《读书时间》开播的时候的确做得很好。你想，那么晚的节目，我一直坚持看了很久呢。但大概一年半载的样子就变味儿了。变成图书广告了。《读书时间》的失败，不在于离大众太远，而在于把大众想得太低。

看了楼上的几篇介绍，才知道采访过那么多心仪的学者。
可惜几年前偶然看到的几期节目中，感觉女主持人有点抢风头，老往自己预设的问题上引，好几次突然打断嘉宾的思路。也许出于时间的考虑，也许关于读书实在众口难调吧，后来就再也没看过了。

巴桥，看到你在别的论坛里的头像咯，为什么不移过来让大家都看看呢。：）虽然这个也蛮憨厚的。
我觉得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很有意义。我认为《南方周末》专题做了一期李潘和她“过去式”的《读书时间》，是想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透过一个栏目的衰亡，探讨关于文化关于高雅艺术与普通大众的欣赏口味如何契合的问题。它不是在为《读书时间》“怀金悼玉”，而是一种对于文化和市场普遍的关注和深刻的忧思。记者几乎全部引用李潘自己的话和栏目自己的轨迹来陈诉，真正不动声色地把事实摆在面前，把思考留给了读者。
文章的题记有言：如果他不选择你，你的文化就没有意义。——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于丹说，“不是我们用文化教育民众，而是民众用遥控器选择我们。”
问题或许在于：不是“读书”没有“时间”，而是“有人要读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