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石破天惊”答秋雨

“石破天惊”答秋雨
　　
东方网2003年6月30日
　　6月27日下午，记者前往《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
辨》一书作者金文明先生的寓所，就日前《深圳商报》、《新民晚报》等媒体上
刊发的《被“咬”者的回答——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一文进行采访。
为便于读者的对照阅读，我们基本沿用了《被“咬”者的回答》一文的访谈结构
并就该文中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采访。
　　“死文字”与“活文字”和胡适
　　记者：金先生，你最近出版的专著《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
错百例考辨》一书中批评余秋雨把“致仕”一词用错了。余秋雨先生认为：从两
千多年前的儒学经典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
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
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他并不是在文章中
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
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
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
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
区别。金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文明：诡辩是余先生一贯使用的手法。他在“致仕”一词上所作的诡辩，
让他在世人面前进一步出尽了洋相。余秋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文中的原话
是：“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
致仕。”很明显，余秋雨在这里是把“致仕”当作“获得官职”来用了。“致仕”
自古以来就只有“辞官”一个意思。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人们只有在谈到古代
人物的生平行历时才偶尔使用，必须符合古义，不能任意发挥创造，一走样别人
就看不懂了。
　　余秋雨谈的是古代科举的话题，用得到去创造新义吗？所谓“新义”不是哪
个人可以自说自话凭空创造的。它必须能为人们所接受，并在语言的实践中逐步
推广，约定俗成。词义具有凝固性与整合性。“致仕”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致”
和“仕”两个字意义的简单相加。不能因为“致”的常用含义有“达到、给予”
的意思，就可以把“进入仕途”的意思强加给“致仕”。这是语言学的常识。现
在余秋雨的用法，不但在他之前的古人没有用过，而且在他之后的今人也无一用
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独家创造！如果他是个人念念有词地乱说，别人无法干
涉，但想要强加给广大的读者，恐怕是办不到的。
　　胡适先生谈论的“死文字和活文字”问题，是针对新文学创作而言的。某些
死去的旧词经过改造，赋予新的意义，可以让它复活，但必须符合现代语言发展
的规律，并不意味着让他个人随心所欲地乱说乱用。他的名声再大，也没有这个
权利。余秋雨过去不需要胡适先生的时候，曾经把他强行按纳在“真空与卖国之
间”；一旦现在需要他了，又把他请出来为自己壮胆。
　　当然，时过境迁，应该允许一个人转变。过去他在署名文章中对胡适先生的
评价，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并且也向我们推荐读他评
《水浒》的言论，称为“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我按照你的“指示”
认认真真地读了。今天你又耳提而命，指导我去读胡适先生关于“死文字和活文
字”的理论，不过你总得先把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消除一下：胡适先生究竟是个
“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还是一位在新文学史上有过大贡献、应当肯定的学者。
如果属于前者，那他的理论再好，我也“不敢”读了。
　　究竟是谁在曲解历史人物？
　　记者：你批评余秋雨在《都江堰》这篇有名的文章中武断地断定李冰在公元
前251年为蜀郡守。余秋雨反驳说：他在李冰研上花过不少功夫，既然你自称参
与编纂《辞海》，“那就翻翻你的《辞海》吧。”这个年代明明白白地印在《辞
海》1989年版第1422页中，尽管书里的起止年份与他的考证不尽相同。他问你，
“难道是《辞海》纯属杜撰吗？”
　　▲金文明：由于史料的欠缺，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的具体年份，从未见有明
文的记载。《辞海》“李冰”条明明讲李冰是在约公元前256年－前251年为蜀郡
守的，余秋雨凭的什么法道，竟然一口咬定是公元前251年呢？也许他已经意识
到自己的写法跟《辞海》不完全相同，于是就又用一句空话来搪塞，但就是不提
任何根据。记得他在谈到某个学术界一时无法考定的年份时，往往喜欢采用“一
刀切”的方法。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书中对此有专章的论述，读者自可参阅。
　　余先生还就此说我“给全国读者开了个大玩笑”，其实开这个大玩笑的是他
而不是我。关于“李冰”任蜀守的时间，他让读者去查《辞海》1989年版第1422
页。6月27日上午，我接到了30多位朋友和读者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在1422页上
根本查不到，问我余秋雨是否另有辞书社专赠给他这位“编写人”的秘本。我笑
着回答，不可能有什么“秘本”。你们查的大概是三卷本，既然查不到，那肯定
是缩印本的页码。有人没有买过缩印本，还特地跑到辞书社门市部书架上去翻查
才算查到，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还花了四元车费。余先生家里不会没有三卷本，
但他偏偏找了个缩印本的页码，又不按规矩说明一下——这也许是他治学作风粗
疏的一贯表现，结果让这么多读者来回折腾，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个玩
笑也实在开得太大了！
　　记者：你认为“沈万三”是正确写法，而写作“沈万山”是错误的。他辩答
说，还是请你再翻一翻《辞海》。《辞海》的1015页有记载，那位神秘的富豪正
名为沈万山，别名沈万三。他还说：“金文明说，这个人排行第三，就不可能叫
沈万山了，这太可笑了，而且所谓‘排行老三’的资料也不可靠”。
　　▲金文明：我为了考证是“沈万三”还是“沈万山”，查检了10多种明、清
以来的史料，连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也引用了，哪有不查《辞海》之理？我认为
《辞海》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工具书，绝大部分条目的释文都正确无误，经得起考
验。但个别地方还是可以商榷的。以“沈万山”为正名就是一例。我纠错的对象
也包括《辞海》该条在内，可供其今后修订时参考。但文中没有点到《辞海》。
我认为辞书社的领导和编辑最可贵的精神就是从善如流，有错必纠。余秋雨浅薄
无理、拒谏饰非的态度，跟他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辞书社社长李伟国同志已经主动向我要书，可能就是要看看书中提供的史料
是否对今后的修订有所帮助。我本来也想送一本给余秋雨，但看了他6月26日的
“回应”，决定不送了。我知道他很想看这本书，否则就不会那样东查西翻，还
没有见书就凭报上转载的简单问答题来大放厥辞了。我的考证如果真是那么简单，
还会写这本书吗？我光是引用的古代文献资料和近人的研究著作就有170种之多，
跟他那信口开河的所谓“大文化思考”是根本不同的。我的那篇《为江南首富沈
万三正名》，考证一个人名就写了4千多字，还专门去了一趟周庄。是不是可靠，
有没有根据，读者看了自会明白，这里不再多说了。
　　记者：你认为沈厅是沈万三后代修的，而不是他本人。余秋雨在此又犯了一
个错误。余秋雨先生说，他手边的文汇出版社出的《余秋雨简要读本》，关于这
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据说
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他问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他又
表示，写那篇文章初稿时他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
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而你利用他研究出来的成果，去反“咬”
他初稿中的模糊，这种做法有点戏弄读者。请问是这样吗？
　　▲金文明：余秋雨又在撒谎。“戏弄读者”的是他而不是我。他说写文章初
稿时“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
很快就写清楚了”。他什么时写初稿我不清楚，但他在2003年3月《文化苦旅》
最新版本中还是这样说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
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2003年3月距今不到3个月，这总
是余秋雨研究清楚以后的观点吧。怎么现在又甩出来一个《余秋雨简要读本》呢？
它的出版总不会晚于2003年3月吧？余秋雨的最新研究成果，究竟以早出的“简
要读本”为准呢，还是以后出的新版《文化苦旅》为准？
　　何况他急匆匆地抛出来的这个“简要读本”，其说法也还是错误的。“简要
读本”把“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一句，改为“据说与明代初
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这种模棱两可的写法，活现出余秋雨捉襟
见肘的无奈窘态和遮羞盖丑的良苦用心，哪里谈得上什么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
简直是一笔糊涂账！他还是坚持沈厅与“江南首富沈万山……有关”，这不是活
见鬼吗？至于所谓“和他的后代有关”，也是羞羞答答的说法。沈厅就是后人建
造的，怎么会仅仅是“有关”呢？所以，余秋雨说自己“很快就写清楚”了，应
当把“清楚”二字改成“模糊”才对。这种“戏弄读者”的模糊研究成果，白送
给我还嫌讨厌，叫我怎么去利用它呢？
　　还有，余秋雨说“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研究确定沈万山生前在周庄居住的准
确地点”。我可以明告余先生，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已经考清楚了。别再无谓地浪
费你的宝贵时间。不妨去买一本看看，把其中用得着的材料抄进你的最新版“简
要读本”中去，只要不注明来源就行。
　　记者：你《石破天惊逗秋雨》书中称，“历史早有定论：林和靖‘不娶，无
子’。史称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余秋雨要推翻这个定论，但毫无根据”。
余秋雨的回答是：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林可山的人，自称是林和靖的七世孙。
一个叫姜石帚的人曾经因此作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儿孙？”这件
事使得文化界一直有一批人认为林和靖有妻有子。他倒并不过于相信有关林可山
的材料，但一直觉得能写出《长相思》的林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恋情体验，很
多文化大师也偏向于这一观点，并非你所说的“毫无根据”。并表示如果你真想
涉猎一下这个问题，他可以给你开一点书目。
　　▲金文明：关于林和靖是否有妻有子的问题，我已在书中考得一清二楚。余
先生提到的“林可山”，此人本名林洪，字龙发，号可山，是个文化骗子。他在
《山家清供》中称林和靖为“吾翁”（就是“我父亲”的意思），而在他的另一
部笔记《山家清事》中摇身一变，又成了林和靖的七世孙。对这个骗子的伎俩，
当时的学者陈世崇、韦居安等早已有所揭发和讽刺。据查证，林洪生活在南宋末，
而林和靖则为北宋前期人，两者相距200多年。这样荒唐的作伪行径，真让人笑
掉了大牙。
　　余先生至今还在坚持“林和靖有妻有子”的观点，他的唯一依据，是林和靖
写过一首《长相思》词，我把它抄在这里：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
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你们能从这首词里找到林和靖有妻有子的证据吗？但我们的余先生就能，他
只用“林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恋情体验”一句话，就把子虚乌有的事情变成了真
实的历史。这就是余秋雨“大文化思考”的最本质的体现。有人说这是“鬼画
符”，你们看像不像。
　　余秋雨还说：“很多文化大师也偏向于这一观点。”“文化”而且“大师”，
确实够吓人的。但都有哪些人呢？他就是一个也不举出来。这是余先生一贯的作
派。我斗胆揣测，这“许多文化大师”，八成儿是指他和曹聚仁先生两人。因为
在当代的文化名人中除此而外，找不到第三个。如果有，就请他指出来，再把书
目开给我。我一定洗眼恭看，讲得对，保证接受，并从书中撤掉我这篇文章。
　　记者：你《石破天惊逗秋雨》书中说，据文献记载，除嵇康外，《广陵散》
别有传承。嵇康死后，此曲并未绝响，仍在民间流传。余秋雨错误地把《广陵散》
当作是由嵇康一脉相传的。对此余秋雨的回答是：你完全是在伪造他的意思。他
明明是说，嵇康的《广陵散》在他死后已成绝响，其他的《广陵散》虽然同名却
天差地别，不是嵇康的。嵇康死得那么早，怎么可能去给漫长的历史“一脉相传”
一支名曲？民间别有传承的，又怎么可能是嵇康的曲子？这就等于，他说苏东坡
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千古绝唱，你说：“不是，据文献记载，苏东坡死后
仍有人写《念奴娇》。”认为你这种先伪造出一个问题来再大声说“不是”的做
法，很不光彩。你怎么看？
　　▲金文明：事实胜于雄辩。关于嵇康与《广陵散》，余秋雨在《山居笔记·
遥远的绝响》中是这样写的：
　　他（嵇康）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寓
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着谈着，
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伦，弹完便把曲子传
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而去，没有留
下姓名。（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那曲《广陵散》被嵇康临终弹奏之后，
淼不可寻。（同上，第283页）
　　根据余秋雨的上述描写，完全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广陵散》是由嵇康一脉
相传的。余先生说：“嵇康的《广陵散》在他死后已成绝响，其他的《广陵散》
虽然同名却天差地别。”这样的断语实在荒唐。古代所有的史料和当代的余嘉锡、
缪天瑞、吉联抗、郭乃安等许多专门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专家学者从来没有认
为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广陵散》乐曲。余秋雨听过嵇康弹奏的《广陵散》
吗？听过“其他的《广陵散》”吗？我说他是不可能听到的。那他判断有两种
《广陵散》的根据何在呢？难道他的大文化历史思考就都是这种信口开河的空论
吗？
　　他举的那个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例子，又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
缠。苏轼的这首词是他自己的创作，死后不可能有人继作，当然成了绝响。但
《广陵散》是嵇康以前别人创作的乐曲，大量史料证明，在嵇康的生前死后都有
人听到，南宋时还有曲谱流传。怎么会由他的一句空话就否定得了呢？
　　记者：余秋雨说你设计一个问题：“康熙皇帝编过《康熙字典》吗？”你又
自己回答道：“康熙只让人编过《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之名是杜撰”。余
秋雨认为，你用这么愚蠢的问题来强加给他，其实连小学生也知道，康熙皇帝不
可能自己编《康熙字典》。这是怎么回事？
　　▲金文明：在这个问题上，余秋雨的论战手法实在可以让人叹为观止。关于
《康熙字典》的问题，首发在《济南日报》上，原来的问答是这样的：
　　问：康熙皇帝编过《康熙词典》吗？答：康熙只让人编过《康熙字典》，
《康熙词典》之名是杜撰的。
　　表达的意思一清二楚。谁知到了余先生口中，“词典”被他改成了“字典”，
答语中的那句话变成了“《康熙字典》之名是杜撰。”这样，我便被他丑化成了
知识低下、一窍不通的傻瓜。他也趁此机会过足了一把胜利瘾。他还举了一个
《康熙字典》的书例，说明自己没有写错，但就是把《文化苦旅·狼山脚下》明
明白白地印着的“《康熙词典》”避开了。这世界上哪来的“《康熙词典》”呀？
对于这样不顾论辩规则的对手，你拿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记者：你还认为余秋雨错把金圣叹写成大明的忠臣。余秋雨说，他的原文是：
“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
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才子，当然不算“忠臣”。你又在歪曲他了。
《辞海》说金圣叹“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他问你：他和《辞海》错在哪里？
　　▲金文明：读者根据他那段原文的逻辑，当然会得出一个结论：金圣叹因痛
哭（大明的灭亡）而被杀；金圣叹是大明王朝的忠臣。但事实上是，“哭庙案”
并不是哭大明王朝的，而是清初吴县诸生为了抗议贪赃枉法的县令而进行的“抗
粮哭庙”。“庙”指的是文庙（即孔庙），而不是明朝皇帝的“宗庙”。余秋雨
在这里恐怕是把“哭庙”当作“哭明”了吧。
　　《辞海》说金圣叹“以哭庙案被杀”，可以理解为“受哭庙案牵连而被杀”。
根据当代学者的考证，金圣叹并没有参加聚众哭庙的行列，他是后来被牵连进去
的。余秋雨对金圣叹的一生蒙然无知，还要痴人说梦似地大谈什么“哭声震天”，
实在是不应该的。
　　仅仅是“排错、印错”吗？
　　记者：你在书中给他指出了126个"差错"，余秋雨表示他也承认自己的书里
有一些显然排错、印错的字。例如把“僔”排成了“樽”，把“钺”排成了
“铖”，把“叶昌炽”排成了“叶炽昌”。并表示本来应该向你道谢的，但后来
一看你这些天造出来的“石破天惊”的声势，觉得味道实在太不对了，只得免除
这个礼仪。同时称像你这样“顷刻之间把每一个错排当作严重的文化事件在南北
报刊上发出整版声讨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你有什么看法？
　　▲金文明：余秋雨的这段话，充分证明了我事先对他的估计。他是一个“死
猪不怕开水烫”的文化“强人”。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的“历史散文”中存在任何
差错的。有些实在无法否认的人名差错，他会一古脑儿地推给被他定性为“记忆
性文化族群”的电脑打字员和校对员。其实这种“鸵鸟式”的战斗方法帮不了他
什么忙。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一文的“篇后附记”中，余秋雨三次写到五
代的吴越忠懿王钱俶，都把他错成了“钱俶常”，这能说是打字员和校对人员的
责任吗？在同书《道士塔》一文中，他把“叶昌炽”倒成“叶炽昌”，十年来所
有的版本都一直不改，这能说是排校差错吗？每一版重印前，你都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总是把责任推给曾经为你的书出版付出过辛勤劳动的编辑和排校人员呢？
　　关于“叶炽昌”的错误，上海大学出版社《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一书
的编写者在注解中已经发现并把它改正了，只是没有同时指出余秋雨原书中的错
误。结果给这本“导读”的使用者带来了麻烦。听说上海有所中学的语文老师，
手持“导读”对学生讲解，当他读到“叶昌炽”时，有学生拿着正版《文化苦旅》
站起来发问：“老师，余秋雨的书上印的是‘叶炽昌’，你怎么说成‘叶昌炽’
呢？”那位语文老师红着脸说：“当然以余秋雨的原书为准，这本‘导读’没有
好好校对，把人家名字给颠倒了，真是！”就这样，已经纠正了的差错又被错了
回去。
　　我听了这个笑话实在笑不出来。作为“青年导师”的余秋雨先生，难道他就
不感到一丝内疚吗？
　　"咬嚼派"与中华文化
　　记者：余秋雨称你已从"咬文"发展到大张旗鼓地"咬人"。并称你的愤怒可能
缘于他从节约原则出发让你们不要再邮寄《咬文嚼字》给他。他还对《咬文嚼字》
杂志作了批评。他称“咬嚼派”，“乍一看连毛孔都咬到了”，其实对于稍稍大
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认为“咬嚼派”阻碍了中华文化“激发起巨大
创造力”和“与国际接轨”。并劝告你们“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华文化的
前途出发，不要走得太邪门了”。此外，余秋雨说想就你这本书写一本或几本青
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要从你及“咬嚼派”的谬误中“引导出新世纪的年轻人应
该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等大问题”。你有何看法？
　　▲金文明：早在上个世纪，在余秋雨自称为“节约”起见而退回出版社寄赠
的杂志以前，我早就开始“咬嚼”他了。抓一下他书中确实存在的文史知识差错，
怎么就阻碍了中华文化“激发巨大的创造力”和“与国际接轨”呢？这完全是两
码事嘛。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是任何一位严肃学者起码的治学前提。何况他的
100多处差错里，很多不只是一般文字差错，而是涉及到立论基础的重要史料差
错。
　　他的所谓“历史大散文”，谈起历史来，经常可以完全不顾史实，什么凿空
架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的技巧都可以使出来，甚至不惜篡改史料
来证成自己荒谬的观点。例如：在《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一文中，有位名叫
陈景元的道士，厌倦了京城官场生活，对王安石说了自己的苦恼。王安石把他的
话用一首五言诗记下来，替他题在太乙宫道观的墙壁上。原诗是：
　　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
　　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
　　这里明明是道士陈景元的话，但余秋雨为了证明王安石一心要归老天柱山，
就把这首诗硬拉到王安石头上，将末句的“庐山”篡改为“潜山”（天柱山别
名）。这样，道士陈景元所说的“庐山归去来”，就变成了王安石的“潜山归去
来”。为了掩人耳目，余秋雨还将四句诗拆成两半，分开引录，而且不出篇名，
不对涉及人物作片言只语的交代。这种罕见的作伪手段，实在是闻所未闻！任何
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是决不会干出这种毫无文德的事来的。这才是真正的“邪
门”！这种人还要侈谈什么“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华文化的前途出发”，
“引导年轻人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岂不惭惶煞人！
　　余秋雨以前曾把我们这些抓他文史差错的人划入“记忆性文化族群”，现在
他又奉送给我一顶“咬嚼派”的桂冠，还说什么把他“连毛孔都咬到了”。我可
以在这里明告余秋雨先生：你如果还是坚持不改正自己书中无可辩驳的差错，继
续贻误广大的读者，那么我不但要“咬”到你的毛孔，还要进一步“咬”到你的
骨髓，“咬”到你的灵魂。
　　这个“咬”不过是个比喻用法，就是咬他的书，咬他的文。为了纯洁祖国的
语言文字，为了清除打着“大文化思考”的旗帜，实际上在糟蹋中华文化的造假
作伪的恶劣学风，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至于他说要“写一本或几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我当然无权干涉，但
实在替他捏着一把汗。尽管他自我感觉良好，但良好的感觉代替不了客观的学问
功底。记得去年五月，我在田林东路一家书店碰到一位澳籍华人蔡先生。虽属初
交，但相谈甚欢。蔡先生说起对他的印象，不妨在这里转述一下：“余先生文章
写得很好，语言流畅优美，在海外华人圈子里很有影响。但文史功底不够，毛病
不少。我跟余先生是朋友，最近北京有友人来电让我转告他：别再碰中国古代的
文学和历史了，免得出洋相。”
　　我当时听了没有吭声，今天想起来，这种劝告确是苦口良药。
　　我对余秋雨也有一劝告
　　记者：余秋雨给了你一个劝告：世间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今后千万不要再先
摆出“参与编纂《辞海》”、“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来，居高临下
地对复杂的文史问题用yes或no的办法评判。并对你“《辞海》编写者”以及
“《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表示怀疑。同时他也表示“事物有很多可能性，
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称你有可能是《汉语大词典》的“匿名编委”
或《辞海》的“外援编纂”。另外，余秋雨称曾经听罗竹风先生多次说起过你。
余秋雨说：“罗竹风先生对我说了什么，我想上海辞书编辑界所有的年长者们一
想就明白。”这话怎么理解？
　　▲金文明：这是余秋雨自以为得计的阴损我的最毒的一手。他本来不是说要
就文谈文、就事论事吗？可现在他却故意借用别人之口，把20多年前早已尘封的
往事旧账翻出来，企图干扰纯粹属于学术范畴的论辩。其实谁都知道，对他的
“历史散文”作出批评，跟批评者的职务和学术地位毫不相干。哪怕是个中学生
吧，只要批评得正确，被批评者都应当欢迎并接受。为什么硬要扯到学术论辩以
外的事情上去呢？
　　凡是稍稍年长的读者，看了他这段似曾相识的行文风格，一定记忆犹新，发
出会心的一笑。你看他装腔作势，说什么“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打长途电话给
他，报告《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金文明，《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
中也没有我的名字。于是我这个批评他文史差错的老头儿，一下子成了欺世盗名
的“骗子”。特别仁慈的余秋雨还特别关照我，“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
名”，而且还专门为我设置了“匿名编委”、“外援编纂”的台阶，帮我摆脱困
境。我可真要感激涕零地对他脱帽三鞠躬了。
　　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我在这里把这两件事的真相公布如下：（一）我
是1972年到辞书出版社工作的，是《辞海》第一次修订版（1979年版）的正式编
辑，参加了修订的全过程。该书出版时已经列名。1979年借调到《汉语大词典》
编纂处。没有再参加1989、1999两版的修订，但读者仍然可以从“编辑工作人员”
名单“1979年参加者”下，找到跟冯英子、束纫秋、赵超构（《新民晚报》社老
社长林放）排在一起的“金文明”。（二）我是1980年10月27日由国家出版局、
教育部联合下达的文件中被任命为《汉语大词典》编委的。现将《汉语大词典编
写工作简报》第87期（1980年12月25日印发）所载文件的内容原文转录如下：
　　陈落同志等二十一人增补为编委会成员国家出版局、教育部于一九八零年十
月二十七日联合通知，根据《汉语大词典》加强编写工作的需要，决定增补编委
会成员二十一人。他们是：副主编陈落，编委马君骅、马锡鉴、王涛、方福仁、
孙家遂、杨金鼎、沈幼征、金文明、张拱贵、张鼎三、赵应铎、赵恩柱、祝见山、
夏云璧、徐鹏、钱小云、黄典诚、傅元恺、曾华强。
　　众所周知，《汉语大词典》编委不是行政职务，而是一种学术资格和称谓。
一经正式任命，而且原任命部委未予撤销，即伴随终身，任何人都无权否定。我
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作者介绍中写的是：“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主要
撰稿人、第一编辑室副主任”。“曾任”二字就说明我“曾经担任过”。如此而
已，岂有他哉！至于为什么在十三卷本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名单中找不到我
的名字，这一点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因为他涉及到一位已故的前辈，《汉语大词
典》主编罗竹风。当年我曾经与他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在他生前已经和解，
我不愿意再去烦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所以几家媒体都一再要我谈这段历史，
我都一概谢绝。
　　现在余秋雨用旁敲侧击、隐射暗示等手法，似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却明明白
白地提示读者：金文明在当年罗老的心目中是个坏人。在讨论纯属学术问题的时
候，为什么要把早已长眠在地下的罗老拉出来当剑使呢？这样的手段跟你头上
“著名学者”、“文化史学家”的桂冠相称吗？余秋雨的这一行径，是对我人格
的极大侮辱和伤害。我有权利要求余秋雨把罗竹风对他说了些什么全部公布出来。
说吧，尽量地抖搂出来，不要再犹豫了。我是不可能告你的。因为即使有话，都
是罗老生前说的，不过借你的口传达出来而已。万一有什么不实之词，要告也只
能“告”罗老了。
　　在余秋雨“揭露”我以前，我先自己交待一下：为什么十三卷本的《汉语大
词典》编委会名单中找不到我的名字？那是因为在第一卷出版时被人删去了。前
面说过，我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一职，是由国家两个部委于1980年正式发文
任命的，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撤销过。因此，在编委会名单中删去我的名字是不
合法的，当时所借口的理由（我中途离开，从汉大编纂处回辞书社）也是站不住
脚的。罗老作为当时的主编，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这件事严重地伤害了我。但
主要的肇事者却躲在幕后，极尽造谣挑拨之能事，并借罗老之手达到了他的目的。
当时我一腔怨愤，都发在了罗老头上，还为此引发了一场上海出版界尽人皆知的
著作权诉讼案。有关情况，现在还可以从互联网上看到。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有过于冲动不够冷静之处。我本来完全可以主动去
找罗老，向他说清情况，争取纠正那个错误决定的。但我没有这样做。以后罗老
并没有记恨于我，还在我评定高级职称时说了比较公道的话。我知道以后，又想
到他过去对我业务上的信赖和支持，心情逐渐平静。
　　后来，有关领导曾向他提出过恢复我编委署名的建议。但由于客观上的原因，
此事未能实现。罗老在病重期间，我特地去华东医院看望他，当时已是晚上九点，
他一听是我，马上翻身起床，同我谈了三刻多钟，问起我别后的工作和治学的情
况。至此，我们俩已经消除前嫌，重新和解了。他去世以后，我去参加了他的追
悼会。
　　当时，我在上海辞书界有了一定的名声和地位，我主编的《中华古汉语字典》
也已问世，而且被香港的《新四库全书》（电子版）收为配套的工具书。为了我
曾经耗费过无数心血的《汉语大词典》事业的发展，我应邀担任了《汉语大词典》
出版社的特约编审，参与审定简编本的工作。在1998年该书出版时，我写了六千
字的长文加以评述和推荐。当时的社长阮锦荣先生，为了弥补过去对我的不公正
做法，经请示后，决定在该书编委名单上，补上我的名字。
　　为了回答余秋雨泼在我身上的污水，我不能不将自己与罗老生前关系的那段
经历公之于众。这实在是被余秋雨逼出来的。我一生光明磊落，以淡泊宁静自律。
我的政治立场，我的工作作风、业务水平和为人，大家可以向上海辞书界的前辈
去了解。我在这里介绍几位：巢峰（中国辞书学会会长、辞书出版社原社长）、
束纫秋（原《新民晚报》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老领导）、冯英子（新闻界
老前辈）、张林岚（《新民晚报》老前辈）。
　　最后，我在此也劝告余先生一句：不要动辄祭出所谓事物会有"无限的可能
性"的法宝和你一贯的那种做派，来为自己错漏百出、"欺世盗名"的“文化学者
生涯”遮羞了！
附录：
被“咬”者的回答：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
　　回应《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编著者金文明先生
深圳商报  2003年6月25日
　　前不久，金文明先生出版了一本名叫《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
史差错百例考辨》的书，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余秋雨先生。
　　记者：余秋雨先生，最近国内不少报纸都用非常醒目的篇幅报道，一个曾参
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先生，叫金文明，写了一本书，
指出你的散文中有126处差错，引起读者广泛注意。他的这本书，你看到了吗？
　　余秋雨：没有。
    记者：知道这件事吗？
　　余秋雨：刚知道。前天晚上在外面吃饭，一位女士塞给我妻子一份剪报，可
惜剪得不全。篇幅很大，标题也很大，叫做《纠正余秋雨散文的126处差错》，
这当然很能吸引各行各业读者的眼睛。这位金先生还从126处中精选出40处给深
圳报纸发表，我只从那份剪报中看到一部分。据说上海发表的标题更吓人，叫做
《我为什么要“咬”余秋雨》，“精选”的问题又不太一样。
　　记者：你对整个事情怎么看？
　　余秋雨：指出差错当然求之不得，但金文明实在把事情做得太夸张了。好像
真有这么一回事一样，一整版一整版地发表，出书、谈话、照片、摘要、问答，
给全国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
　　他说“致仕”是指退休，我的回答是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在现代写作中，
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这是胡适之先生说过的
“活文字”和“死文字”的差别。
　　记者：怎么说？
　　余秋雨：我不想一一作答，因为这在时间上对我和广大读者都不公平。只举
几个他在深圳报纸上认为最严重的例子吧。你看，他说他以前很喜欢看我的书，
后来我的形象在他心中“一下子垮掉”，只因为两个字，就是我在某篇文章中说
古代学子通过科举致仕。他说，“致仕”是指退休，据说他为这“常识”还去查
了《词典》。其实不必查，我可以当面告诉他形成这个含义的曲折原因：从两千
多年前的儒学典籍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
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
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
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
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
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例如我们今天写“行走于大
野荒原之间”，不必考究在古代经典中“大野”是指山东巨野县北的湖泽；又如
我们今天写“开场不久，乐曲已乱”，不必挑剔在古代，“乱”是指尾声。这个
问题，胡适之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
“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建议金先生去认真读一读。
　　记者：这是他认为你最严重的错误。对于其他问题，他的态度也非常严厉，
例如你在《都江堰》这篇有名的文章中说李冰在公元前251年为蜀郡守，他的评
判是：“没有一种文献有这样的记载，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这个年份纯属杜
撰。”你能接受他这种口气吗？
　　余秋雨：口气是小事。问题是，他这种斩钉截铁般的自信不知从何而来。我
在李冰研究上花过不少功夫，细说起来太专业，我也不必翻其他文献给他看，既
然他自称“参与编纂《辞海》”，那就翻翻他的《辞海》吧。这个年代，就明明
白白地印在《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中，尽管书里的起止年份与我的考证不尽
相同。要问金文明先生，难道是《辞海》“纯属杜撰”吗？那该早一点给《辞海》
指出来才对啊。
　　究竟是沈万三还是沈万山，他自称“参与编纂”的《辞海》上就有记载；另
外，沈万山生前在周庄居住的准确地点，是金文明利用我研究出来的成果，去反
“咬”我初稿中的模糊，这是戏弄读者。
　　记者：一般读者对陈旧的文史细节不感兴趣，比较关心的是对一些著名人物
生平的把握。除了李冰之外，他还提到沈万山，他觉得你又出了一个差错，很不
应该，正确写法应该是沈万三。这可能是你的笔误吧？
　　余秋雨：不是。还是请他再翻一翻他自称“参与编纂”的《辞海》。《辞海》
的1015页有记，那位神秘的富豪正名为沈万山，另名为沈万三。金文明说，这个
人排行第三，就不可能叫沈万山了，这太可笑了，而且所谓“排行老三”的资料
也不可靠。
　　记者：沈万山的另一个问题是，金先生认为沈厅是他后代修的，而不是他自
己。你的看法呢？
　　余秋雨：我现在手边正好有一本文汇出版社出的《余秋雨简要读本》，关于
这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据
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那篇文
章初稿时我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
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金文明利用我研究出来的成果，去反“咬”我初稿中的
模糊，这种做法有点戏弄读者。其实，我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研究确定沈万山生
前在周庄居住的准确地点。一旦研究出来，金文明又会立即拿过去，宣布以前世
间谈到过这个问题的一千篇文章出了一千个“差错”！他做这样的活儿，也真叫
省力、痛快。
　　林和靖有没有妻儿的问题，我可以开出很多书目证明，许多文化大师也倾向
于我的观点，这并非金文明所说的“毫无根据”。
　　记者：有一个最刺激人的问题，即宋代林和靖有没有妻子、小孩。金先生的
口气仍然很厉害，说：“历史早有定论：林和靖‘不娶，无子’。史称他‘以梅
为妻，以鹤为子’。余秋雨要推翻这个定论，但毫无根据。”是这样吗？
　　余秋雨：又是老毛病，对于自己未曾见到的材料断言“毫无根据”、“纯属
杜撰”。大家知道，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林可山的人，自称是林和靖的七世孙。
一个叫姜石帚的人因此作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儿孙？”这件事使
得文化界一直有一批人认为林和靖有妻有子，当然，即使有妻也未曾举行过嫁娶
仪式。我倒并不过于相信有关林可山的材料，但一直觉得能写出《长相思》的林
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恋情体验，那首词大家都能背诵。很多文化大师也偏向于
这一观点，并非金文明所说的“毫无根据”。如果金文明真想涉猎一下这个问题，
我可以给他开一点书目。
　　记者：又提到一个人，冼夫人。他说《隋书》记冼夫人与冯宝结婚是“梁大
同初”，而你说是公元527年，差了八年。对此你有说法吗？
　　余秋雨：《隋书》写“梁大同初”是一个模糊说法，近年来经历史学家考证，
从冼夫人的高寿执政和其他记述倒推，他们结婚更可能是公元527年。推理的程
序说起来太繁琐，我不在这里复述了。但这也是一个无法完全确定的年份，地处
海南，各种记述都十分含混。看来金先生完全不清楚在海南史和岭南史研究上的
推断难点和已取得的成果，因此只能把《隋书》中的“梁大同初”这个模糊的说
法武断地转换成“梁大同元年”，如同把“二十世纪初”转换成1900年，然后
“发现”当代历史学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年份错了。他不知道，他“纠错”的
依据，恰恰是研究者们要推翻的起点。
　　记者：另一个你写到过的重要人物是嵇康。金先生自己设计了一个问题，叫
“古代名曲《广陵散》是由嵇康一脉相传的吗？”他又自己回答：“不是。据文
献记载，除嵇康外，《广陵散》别有传承。嵇康死后，此曲并未绝响，仍在民间
流传。”他这个问答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但当然也是针对你的，是吗？
　　余秋雨：这真是一组荒唐的问答，完全是在伪造我的意思。我明明是说，嵇
康的《广陵散》在他死后已成绝响，其他的《广陵散》虽然同名却天差地别，不
是他的。嵇康死得那么早，怎么可能去给漫长的历史“一脉相传”一支名曲？民
间别有传承的，又怎么可能是嵇康的曲子？金文明真是一片混乱，不知所云。这
就等于，我说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千古绝唱，他说：“不是，据文
献记载，苏东坡死后仍有人写《念奴娇》。”这种先伪造出一个问题来再大声说
“不是”的做法，很不光彩。
　　关于《康熙字典》的争论，简直是把愚蠢的问题强加给我，连小学生也知道，
康熙皇帝不可能自己编《康熙字典》。
　　记者：更重要的人物是康熙。金文明设计的问题是：“康熙皇帝编过《康熙
字典》吗？”他自己回答道：“康熙只让人编过《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之
名是杜撰”。这当然也是针对你，你说过康熙皇帝自己编了《康熙字典》吗？
　　余秋雨：金文明这样做可实在太不好了。用那么愚蠢的问题来强加给我，其
实连小学生也知道，康熙皇帝不可能自己编《康熙字典》。我对这个问题的原文
一翻就能找到，听，我是这样写的：“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
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
典》、《佩文韵府》、《大清会要》，文化气魄铺地盖天。”写得再清楚不过，
为什么要彻底歪曲呢？如果用歪曲的方式来伪造“差错”，那么别说126个“差
错”，1万2千6百个也能随手伪造出来。至于金先生的回答则更可笑，说：“康
熙只让人编过《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之名是杜撰。”这前半句抄我，后半
句骂我，却自己打着了自己。《康熙字典》这个名字怎么会是我的杜撰呢？你
“参与编纂”的《辞海》中就有《康熙字典》这个条目，而且，学术界都知道，
清代嘉庆年间的学者王引之就已写出《康熙字典考证》这样的著作了。王引之先
生比我大整整180岁。
　　记者：他还认为你错把金圣叹写成大明的忠臣，这话好像在《白发苏州》里
吧？
　　余秋雨：我的原文是：“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
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才子，当然不算
“忠臣”。他又在歪曲我了。他自称“参与编纂”的《辞海》说金圣叹“入清后，
以哭庙案被杀。”我和《辞海》，错在哪里？
　　记者：他还有一些零碎的判断，与你的判断不一样。例如，他认为三危山那
里不可能发生舜与三苗的战斗，你说呢？
　　余秋雨：他总是自相矛盾，又理直气壮。刚刚还说过大量古籍都记述过“舜
逐三苗于三危”，接着又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战争，那么，差错的究竟是金文明
还是《尚书》、《孟子》、《史记》？
　　———实在对不起，与这样的思维方式纠缠下去太累了，能不能就此终止？
　　记者：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指出的这么多“差错”里，有没有一些可
取之处？
　　余秋雨：他也指出了一些显然排错、印错的字。例如把“観”排成了“樽”，
把“钺”排成了“铖”，把“?”排成了“振”，把“叶昌炽”排成了“叶炽
昌”。有些冷僻字在电脑中很难找，要造出来，你看报纸刊登他的文章时，这些
字有的也排了异体。这些排印错误我会交给出版社继续校改。本来这事应该向金
先生道一声谢，后来一看他这些天造出来的“石破天惊”的声势，觉得味道实在
太不对了，只得免除这个礼仪。这些年写书的人都知道，出一本书总会收到读者
寄来的很多“勘误表”；作为回报，我们自己看书时也随手把错排、错植的地方
一一录出，寄给作者。在出书模式快速转型的时代难免出现大量的技术瑕疵，我
们只能以这种互作“后补校对”的义务劳动，来略作弥补了。热心读者寄来的
“勘误表”，条数可多至数百，但像金文明这样顷刻之间把每一个错排当作严重
的文化事件在南北报刊上发出整版声讨的，绝无仅有，估计也是空前绝后。
　　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究竟在“咬嚼”什么！乍一看连汗毛孔都“咬”
到了，像是在做学问，其实对于稍稍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
　　记者：金文明在深圳的报纸上说，你激怒他的事件是你的秘书通知他所在的
编辑部，不要他们寄《咬文嚼字》这本杂志了。昨天我在上海的一个同学打电话
来说，金文明在上海的报纸上更强烈地谈了《咬文嚼字》的事，顺便还提到了你
反盗版的“告全国读者书”。看来你对《咬文嚼字》这本杂志的看法，成了现在
整个事件的关键，能说几句吗？
　　余秋雨：我的“告全国读者书”是一个反盗版宣言，历来受盗版集团仇视，
为此，北京反盗版联盟邀请我成了惟一的个人会员，国家出版总署则任命我为全
国扫黄打非办的督导员。国内发生了如此疯狂的盗窃行为，天人共怒，唯独少数
文人暖昧冷笑。要知道，这是与刑事犯罪战斗，我劝金文明先生不要站在对立面
说话了。至于，《咬文嚼字》这个杂志，尽管主办者是我的朋友郝铭鉴先生，尽
管也得过奖，我确实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我委婉地向郝铭鉴先生表达过。这
个杂志也做过有益的工作，多数同仁很有文化热忱，但是，我们前面的谈话足以
说明，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究竟在“咬嚼”什么！乍一看连毛孔都“咬”
到了，像是在做学问，其实对于稍稍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以为是
“考据派遣风”，却连清代考据派大师王引之也不知道。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问
题，我本想让你们转告，叫这位金文明先生去读哪几本书，但后来一想那是多余
的。“考据派”心中是有大文化的，“咬嚼派”没有。金文明先生这样的人既没
有获得“考据派”的本事，又由于个人的种种文化限制，不懂得现代国际间的治
学形态，可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成了我在《文化苦旅》里说过的专门卖弄典
故的“夜航船文化”的末流。?鸿苍茫的中华文化，在他们手上全都变成了最简
陋的一问一答，而问答结构又是那么笨拙和武断。我不知道所有心存良知的家长，
读了金文明编制的“差错”和问答，还愿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子女去接近这样琐碎
又狰狞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现在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摆脱自己身上无数
陈腐、无聊的包袱，重新寻找到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激发起巨大的创造力，与
国际接轨。但是，有太多的名堂阻碍着这次转型。金文明发表在上海报纸上的整
版谈话《我为什么“咬”余秋雨》就说明他现在已从“咬文”发展到“咬人”，
而且要咬得大张旗鼓了。我的秘书在清理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我不可能有时间阅
读的杂志时，决定从节约原则出发通知他们不再邮寄，各家杂志平安无事，唯独
《咬文嚼字》杂志的金先生居然被这么一件小事激怒，今天公开申述这个理由，
进行大规模的宣泄。做文化工作，怎么能这样专横，连别人不想看也不可以呢？
不看就“咬”，如何了得！
　　我曾收到过这个杂志转来的一个青年教师的信，指出我在《西湖梦》里把西
湖边上各个纪念人物的出场次序搞颠倒了。他所说的次序，是指年代先后。我回
信说，我是在写散文，各个意象在脑海里出现的次序完全不按年代。由此，我感
受到“咬嚼派”对于年轻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损害实在太大了，因此在回信中又写
了一段话：“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但对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来说，
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辩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
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华文化的不幸”。我当时还不知道金文明此人已到了那个编
辑部，这段话，一方面是劝导那位来信者，我想他一定很高兴；另一方面是劝告
“咬嚼派”，要他们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华文化的前途出发，不要走得太
邪门了。现在金文明那本“石破天惊”‘的书，是写给我的回信。我知道，他实
在咽不下“中华文化的不幸”这口气。
　　●我想借他的这本书写一本书，由他的知识错误和方法错误引导出新世纪的
年轻人应该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等大问题。
　　记者：你会读他的这本书吗？
　　余秋雨：可能没有时间。昨天还想干脆借他的这本书写一本书，每一页的三
分之一是他这本书的原文，三分之二是我对他的学术纠正，并由他的知识错误和
方法错误引导出新世纪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
等大问题。在我设想中，这倒能成为一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但昨天晚上有
两位学术界的朋友阻止我，说他的错误没有太大的普遍价值，引申余地不大，因
此我就不想写了。但我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全国歌手大奖赛文化素质评委时就接受
一些出版社的约请，会写几本在青年间普及正确的文史知识的书籍，当然也会时
时论及“咬嚼派”的谬误。港、澳、台青年也有这个需要。
　　记者：金先生在书中好像送了你一首顺口溜般的诗，你有诗回送吗？
　　余秋雨：他的顺口溜诗写得实在够不上水准，我还是不回送了吧。我只想再
送一个具体的劝告给他：今后如果要对别人“咬文嚼字”，最好用一种商量的口
气，这样自己也有一个退步。世间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今后千万不要再在全国首
先摆出“参与编纂《辞海》”、“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来，居高临
下地对复杂的文史问题用yes或no的可笑办法，一口气地评判一大串。你看，昨
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来长途电话，说《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劝他们，事
物有很多可能性，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金先生有可能是《汉语大词典》
的“匿名编委”或《辞海》的“外援编纂”，当然，也可能是用了化名，也可能
是这几位学者年老眼花，没有找到。就这么一件眼前的小事，便有了无数的可能
性，金文明先生怎么能对千百年前的文史细节说得那么不留余地呢？
　　顺便说一句，我本人倒是实实在在的《辞海》一九八九年版的编写者之一，
《辞海》上印有名字。因此，这几天许多报纸的大字标题有误，不应该写成
“《辞海》编纂者咬了余秋雨。”
　　记者：你原来认识他吗？
　　余秋雨：不认识，但听罗竹风先生多次说起过这个名字。罗竹风先生对我说
了什么，我想上海辞书编辑界所有的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

余秋雨那点错，写上一本书确实小题大做了，做秀姿态不在余之上，不在余之下，恰好和余比肩啊。

mulan点评得妙啊。
闹到公开抨击（还击）的地步，双方的狭隘臆见愈来愈多，炒作与被炒作的嫌疑也愈来愈大。

单就余秋雨文章中的“错误”来说，都不是顶严重的，确实犯不着专写一本书来批判。不过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却是非常有代表性。在我的印象里余秋雨似乎从来就没认过错。其实即便是鲁迅、郭沫若、钱钟书这样级别的大学者也会犯常识错误，余秋雨出现些“硬伤”根本没什么必要死撑。本来挺简单的事，人家指出来了，你翻书一查，真是自己错了，那就向人家道谢，再版的时候纠正过来就是了。他倒好，以前指责批评者都和盗版集团有关系，后来又是说批评者是要借他出名。再有就是越来越认不清自己，什么领域都插一道脚——比如说，他的戏剧理论研究是很有成就的，但是创作剧本的水平可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至于《咬文嚼字》，我非常喜欢，从创刊号开始就收藏，一本不拉。“吹毛求疵”的时候固然有，但更多的还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

[这个贴子最后由白云出岫在 2003/09/06 05:44pm 第 1 次编辑]

　　前些天，张家声先生，接受了一项艰巨的工作：给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录音。在张先生家里，没看见那本《文化苦旅》，倒是摆着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
　　张家声先生说：“读这本书，真痛苦。”
　　文字逻辑的特别倒在其次，主要是读了“石破天惊”，明知道有些地方是写错了，还得按错的读。
　　“我这不是害人么？”
　　张家声先生是非常在意读音的准确的，他听说有一个地方的老师，以他的一个错误读音为据，反驳学生的正确意见，“我的脸都红了。”
　　其实，无论是谁，读错音是难免的，就象写书难免用错典故，但明知错了，还要按错的读，的确很痛苦。

同情。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好主意贡献：（

其实“致仕”这个词的意思，在《幼学琼林》这种早年的孩童启蒙读本里就有……不过现在很少有家长会让孩子看《幼》了（我估计很多家长自己也没读过）。以前小孩子们都知道的一些常识和典故到了如今大学生都不见得了解。

所以可见余秋雨是强行狡辩。不懂装懂，文过饰非，胡说八道，死不悔改。
毛病或许不大，但是，他的学风实在太差了。

下面引用由zmesson在 2003/09/06 11:17pm 发表的内容：
所以可见余秋雨是强行狡辩。不懂装懂，文过饰非，胡说八道，死不悔改。
毛病或许不大，但是，他的学风实在太差了。

梅子呀，你这话要是被那些兰迷看到……我在他们那里是挂了黑名单的，说他几句不要紧，你可要留神。
我帮你去买雨伞挡一挡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