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书面语跟口语的关系

古汉语是以单音词为主的，即便并列在一起的汉字，也各有各的意思。由于受书写工具的限制，写在书面上的话就要求简明，句子以短的居多。西周以前写作的人往往是史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了诸子百家，读书的人多了，写书的人也多了，写出的东西也逐渐由短句发展为较长的句子，表达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商代

出的甲骨卜辞，周代的铜器铭文，以及《尚书》，文句都是很短的，但是语法并不简单。《论语》的句子也比较短，可是无论句子多短，语句中的虚词，特别是表示语气的虚词一定要写下来，这样才能使人读得懂。例如《论语·述而》说：“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句话中的“于”“奚”“也”“以”“之”“将”等都是虚词。所以书面语不能脱离口语过远。古代的文言有大量的虚词，如助词、介词、副词、连词、语气词，都用各有当。因此，可以说掌握古代汉语的虚词，是学好古汉语的一把钥匙。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的。而书面语一旦稳定下来，就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变化很慢，这样书面语与口语的分歧就越来越大。一则是口语中词汇日益增多，单音词在向双音词方向发展，词义也不断有引申。再则语法要向精密的程度发展，定语、状语、补语以及谓语部分的扩展，使句法日趋复杂。书面语的句法也就要随之逐渐有所改变，在不同的时期也必然要吸收口语的形式，包括新词汇，以便更好地表达语意，绝对不能离开口语而发展。因此不同时代的古文，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例如汉代司马迁《史记》的文章跟唐代韩愈的文章两者就不同。我们要分别层次去看待古代的文言。在南北朝时代，流行一种骈体文。它是另外的一种表达形式。文句要求整饬，运用双声、叠韵、平仄、对偶等汉语的一些特点，形成一种特殊的文体，离口语渐远，不能为普通人所接受。

但是，一般文章如史书地志之类还是按旧日所通用书面语写的。晋宋时期的小说和翻译的佛经都趋向于口语化。如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所记“望梅止渴”的故事：“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世说新语·假谲》）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尽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书面语一直守着老文言的遣词造句的惯例，以及仍旧使用着各种文语的虚词，而人民的门头语言却不断有新变化。从南北朝时代的佛经译文，口语书札，到唐代的变文，中间变易很多，而唐代的变文与宋代的平话，又有所不同。这说明人民口语是不断有发展变化的。文言在不断吸收口语的营养的情况下，也屡有变化。所以我说要分别层次来看待古代的文言。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者韩愈的文章就跟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他以古文的形式，表达他那个时代的思想。由于社会发展了，思想复杂了，语句也变长了。前人说韩愈的文章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例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说：“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他仍然用的是判断句的老格式：“……者……也。”但是语法的附加成分多了，内容复杂了，在他以前的文言文里是不多见的。

加在动词后的“了”“着”“过”，原来是有实在意义的，后来虚化为表示时态的词尾，而成为现代汉语的样子。

我们现在研究语法，以一般选本的文言文与现代语文做比较，就可以了解到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了。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1987年9月北京市语言学会举办的教学语法系列讲座上的讲话。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