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陈寅恪的“恪”

  陈寅恪的“恪”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继如 　
发布时间： 2007-07-26 02:37　



　王继如，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出生于1943年，广东揭阳人。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改师大）；后师从训诂学大家徐复先生和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获文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文献语言的研究工作。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训诂问学丛稿》、《敦煌问学丛稿》等。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名讳中的“恪”字究竟应该读什么音，是kè还是què，已经在报刊上和网络上讨论了好几年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春天，著名学者周汝昌和吴小如先生也都参加了。我以为吴、周两先生的论证有些可以讨论，我也通过这个问题引起了理论上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以为这个讨论是很有意思的。它关系到：一、一些有异读的音，应该如何规范；二、语音的演变，应该如何研究；三、语音演变中的特例，应该如何对待；四、从这些问题中，来看语音研究中的根本理论问题。

　　陈先生的名讳“寅恪”何所取义？“寅”是其生年，陈先生生于1890年，时为光绪十六年庚寅；“恪”是其辈分，他在义宁陈氏中是“恪”字辈。据说，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的同科举人陈文凤制定了谱派——“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凤飞占远耀，振采复西江”，陈先生的父亲是“三”字辈，名“三立”，陈先生的孩子都是女性，名字中就不用谱派，其侄子陈封可等，是“封”字辈。“三恪封虞后”是有出典的，史书上说：武王克殷，未及下车，就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用这三封，来表示恭敬。“恪”就是恭敬义。据此说来，陈氏的远祖，就是虞舜了。“恪”字本来写作“愙”，宋代的文字学家徐铉说“恪”是其俗体字。“恪”读什么音好？京津地区，大都读què。著名的音韵学家王力先生也是跟着念què的。吴小如先生的文章说：京津一带，《愙斋集古录》便读作“què斋”，所以“恪”读què是有根据的。陈先生本人又是如何读的呢？他自己1940年亲笔书写的致牛津大学的英文信，落款是“TschenYinkoh”（《陈寅恪集·书信集》2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显然，这是据“恪”为苦各切的音拼写的（“恪”只有这一个反切，在历史上它不是多音字），所以还保存了入声尾h。据此是难以断定陈先生是如何将此字折合成国语的（国语中没有入声，也没有ko这个音节）。陈先生对这个字的国语读法，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读kè，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另一个版本是读què，据说，陈先生本人就说过此字读què（传说而已，羌无实证），所以他的夫人、女儿、助手、学生都如是读。这些都是口耳相传的说法，叫人莫衷一是了。

　　“恪”究竟应该读什么音。这关系到g/k/h受后面的高元音的影响而读成j/q/x的问题，也就是颚化问题。这个颚化，明朝时已经显示出来了。迄今为止，其基本规律已经非常明白了，就是：四等（除蟹摄合口外，如“桂”字）必颚化；三等开口必颚化（如“九”字），合口则存在两种状况（如“去”颚化，“鬼”不颚化）；二等开口大都（不是全部）颚化，而方言中却常常不颚化，两种状况的存在相当普遍，二等合口不颚化；一等则不颚化。

　　“恪”是一等字，不颚化，据其反切折合成今天的音是kè，而北京话在“恪守”这个词里也都读kè。汉字读音的规范，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同时也考虑到反切折合成今音的规律。两者如果不一致，自然以北京音为准，这自然限于北京话中常见的字。按照这个办法，将“恪”的读音规范为kè是恰当的。

　　认为应该读què的大都据二等字来证明，这样的论据是不能证明其论点的。很多人都喜欢用“确”字来证明“恪”可以读què，这是有问题的。“确”字是胡觉切，二等字，常组成“硗确”一词表示土地多石而贫瘠，现在用作“确”的简体字，而“确”本身是苦觉切，同样是二等字。所以“确”在方言中会读为“ko”或“ka”(均为入声)，而普通话中读为“què”，这是二等开口字的颚化，不可以用来证明一等字必然颚化。周汝昌先生文章中所举的例子中，“客”、“嵌”都是二等开口字，按语音演变规律，多数是颚化的，但是也不是全部都颚化。如“客”字，周先生文中说其家中的保姆读qiè，我所知道的，还有山东德州、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都念qiè，这不能说违背规律。但北京话仍念kè，所以规范的读音是kè。“嵌”虽然也有不少方言读kàn，但也只能根据北京音读qiàn。周先生的文章较别人不同的是还举了三四等的字，这就更不能说明问题了。如“去”是三等合口，北京话中是颚化了的。清代八旗人念作kè，今延安人也如此念，京剧《法门寺》的道白也如此念，这样的读法还有很多地方，如南京、江淮等地。这只能说明该地保留一种老的读音。而京剧本来就要求分尖团，用这样的读音是正常不过的了。但这些都不能改变qù为标准音的读法。“契丹”之“契”，是四等字。俄语中“契丹”对音为kitai并用来称中国，只能说明当时俄国人听到的这个字的音是未曾颚化的，其声母是k,不见得当时它也可以以q为声母。它后来颚化了才读为qì的。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同一个字有不同的读音，这些不同是源于同一反切的分化呢，还是本来就有不同的反切？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宝贵的语言材料。但是，不宜作为同一个平面来看待。

　　同一个字，同样的反切，在今天的不同方言区会有不同的读音。这种状况，音韵学上一般是不叫做“一音之转”的。我们说的一音之转，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字，它们之间声韵有转变的关系，而意义上也有相近相通之处。周先生文章中所说的“可正是”如果确实可以将“可”读为“恰”的话，那就是一音之转。而且，“可”是一等字，这样说来一等字也就可以颚化了。

　　可惜的是，周文所举的这个例子，是成问题的。“可，犹恰也。”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一已经说过。所举最早的例子有李白的《古风》“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西厢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是其第三例。周文所说实承张相。不过，张相可要审慎得多了，他只是说“可”可以训为“恰”，并没有说“可”可以读成“恰”。想想吧，在唐代，“恰”有收音“p”，是咸摄二等字，“可”是个开音节，是果摄一等字。你要说“可”能读成“恰”，要花多少力气拐弯抹角去寻路径呀！用这个无法得到实证的例子，怎么能证明一等字也可以颚化呢？说一音之转，那必须有相当多的证据。不可不谨慎。

　　据上说述，“恪”在京津地区，既读kè，又读què，实在是一种特例。为什么可以读què呢？我根据吴先生文章提供的线索，做了点猜想。吴先生说“愙”字京津读为què。此字同样是苦各切，本来也是一等字；但字从“客”得声，而“客”是个二等字，京津地区也许就依此作为二等字来读吧？而“恪”既是其俗体字，自然也就可以读作què了。《集韵》中从“愙”字孳乳出一个“愘”字，有丘驾切的音，也是个二等字。据丘驾切折合成今天的读音，就是qià了。吴先生说听讲吴语的人将“恪”读成qia，其原因可能就在此。

　　至此，我认为，“恪”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规范的读音应该仍为kè，读què则是其变音，不可以为典要。但是，如果颚化还在继续进行，继续扩大，也不排斥将来某一天，会将què作为其规范音。

　　只有一个反切的“恪”字，在京津一带却歧为两读，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语言事实。这个事实，对原来的从西方引进的新语法学派的音韵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认为，语音规律是无例外的，符合音变条件的词，会同时发生同一变化，出现“聚族而居”的状态。鉴于这种理论和语言实际的龃龉，旅美华人学者王士元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词汇扩散理论”来纠正它的缺陷。“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读音的变化，并不是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字同时发生同一变化，而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变化的。只要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就可以观察到不规整的现象，即所有应该变化的字中，有已变的，有未变的。而率先变化的，是那些使用频率较低的字，其原因是它的音韵位置没有使用频率高的字来得明确。

　　用这个理论来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些。汉语的颚化过程，也许迄今并未完成，其迹象如：上面所说的二等开口颚化的不规整状态，其典型的如”客”在有些地方读qiè；二等合口本不颚化，而河南灵宝虢镇将“虢”念作jué,颚化了（友人马汉鹏说，他曾在该地工作多年）；三等合口变化的不规整状况，吴语中也如是，“龟”、“鬼”、“跪”、“柜”、“贵”颚化了，而“归”、“轨”、“亏”等不颚化。四等蟹摄合口是不颚化的，如“桂”字，但在温州话中却颚化了，念jù（温州大学马贝加教授说）。

　　这个颚化过程，迄今基本上没有涉及一等字。一等字有颚化的又音的，今天我所知只有“恪（愙）”字，其所以颚化，究其原因，就是在口语中使用频率不高，其音韵位置又不太明确，虽然反切音是一等，而“愙”的从“客”得声，“客”却是二等，而从“愙”字孳乳出来的“愘”又是二等，清代惠栋的《春秋左传补注》卷四就说“三恪”在魏封孔羡碑又作“愘”，有这两个原因，就让它率先产生颚化的又读què了。“恪”的正读和又读在京津地区同时并存，很是有趣。

　　回头再看陈先生对他的名字中的“恪”的读音处理，以为正读是kè，而又不去纠正què音，这正显示了智者的眼光呀。

也谈“恪”的音读问题
 
 
 
 
曹先擢 　发布时间： 2007-08-16 08:14　光明日报
 

　　恪有两个读音kè、què。此种异读久已存在,编于20世纪30年代成书于40年代的很具影响的《国音字典》在“恪”字下注kè,又注què,是又读音。1953年编成的《新华字典》恪注为què,而把kè注为又音。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的时候注意到这种异读,认为应该规范。1985年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恪“统读”kè,不再
照顾què,连又音的地位也取消了。徐世荣先生对此有解释:“恪,定音kè。恪字组词,是恭谨义,如恪守、恪遵、恪勤,其单用,如古书中的‘执事有恪’(《诗·商颂·那》)等。古代鲜卑等民族王后(可汗之妻)称‘恪尊’。人名如近代学者陈寅恪。恪kè音为‘统读’,涵括文言及古书中‘恪’字读法”(《〈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语文出版社)

　　“恪”统读kè,社会在应用中并无问题。然而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恪怎么办?读kè,有违大家特别是国学界的习惯。《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所审定的音,少数在社会应用中发生人们难于认同的问题。像“荫”统读yìn,那么“柳荫街”怎么办?或改字荫为阴,或改音,即不仅读yìn也读yīn。诸如此类,包括陈寅恪的恪的读音,要通盘考虑。我个人认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应该照顾一些特殊的读法,“恪”在一般情况下读kè,而在人名中允许读què。这是后话了。

　　现在出现了国学热,咱们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字“恪”的读音发生了问题。大家便格外关注,并进而探求què读音有何根据。《光明日报》2007年7月26日发表了王继如教授的《“恪”字究竟怎么读》的专论,试图来解决恪读音问题,结果不理想。他说“恪在京津地区,既读kè,又读què,实在是一种特例”,这个结论恐怕很难让大家普遍接受。早在四十多年前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教授周定一先生(现为名誉学部委员,资深研究员)曾说“恪”读què,北京话较通行;也合乎北京语音一般演变规律(见《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周先生文章)

　　王教授文章材料十分丰富,但难以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为什么?我认为研究的切入点没有找对,结果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最后借助于无根据的推想:“读què,则是其变音,不可以为典要(注意《新华字典》1953年注què,当时是社会普遍的遵循的音读)。但是,如果颚化还在继续进行,继续扩大,也不排斥将来某一天,会将què作为规范音。”颚化有这么大的神通?颚化能离开社会应用的需要吗?恪kè的读音变为què,有这种社会需要吗?

　　我认为应该从北京话的文白异读着眼去分析恪kè/què的音读,那就简便得多,北京话的文白异读有两个特点:1、它们来源复杂,但大部分来自中古收〔-k〕尾的入声字,包括屋、烛、觉、铎、陌、德诸韵的字。2、文白不同,反映在韵母上,文读韵母为单纯式,白读为复杂式,如黑hè/hēi,薄bó/báo,轴zhú/zhóu,百bó/bǎi,贼zé/zéi,熟shú/shóu,鹤hè/háo,学xué/xiáo,削xuē/xiāo,嚼jué/jiáo/jiào。如果一方有介音,一方无介音,则无介音的一方为文读,有介音的一方为白读,如六lù/liù,绿lù/lyu(lǜ)。“恪”文读为kè,白读添介音,并从而使声母颚化,读成què。与“恪”性质相同的“客”读kè,而北京话口语有读qiě的,如“你们家来客(qiě)啦”(见徐世荣《北京土语词典》)。周汝昌先生说家中保姆客读qiě,也属这种情况。

　　文白读都符合语音发展规律,如果都有用途,则保留之,如柏,白读为bái,文读为bó,可用于外国地名、人名,如柏林、柏拉图。薄bó/báo,科技的读bó,如薄壳结构,外国人名读bó,如薄伽丘等。口语词读báo,如他待我情分不薄。

　　最后我想讲一讲陈寅恪先生对他名字中“恪”读音的态度。他也是音韵学专家,中外音他都懂。1940年他给牛津大学英文书函,落款TschenYinkoh。Ts是就德文拼写加的,koh是恪的文读音,h表示入声。他又容忍大家读què,说此字可读què。这是从口语音来肯定的。他主张语文革新,这正是他革新精神的表现。kè/què音不是矛盾的,均有用途,至少在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作者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恪”字读音的再思考

王继如 　发布时间： 2007-09-06 08:22　光明日报


　　8月16日国学版上，曹先擢先生对拙文（见7月26日国学版）提出了批评。曹先生是前辈了，长者有问，不可以默，故撰此文，以为奉答。

　　与人讨论或商榷，恐怕要将对方的文章认真读读。我认真读了曹文之后，首先理清和拙文有何不一致之处。

　　这时我发现，曹文在对“恪”在京津地区有kè、què两读的认定上，在对陈寅恪先生本人对异读的态度的理解上，和拙文并无根本性的不同。连说陈先生本人签名中的恪用koh标音，h表示入声，也是从拙文引去的。

　　那么，不同在哪里呢？首先在于拙文是从语音演变的角度切入的，曹文是从文白异读的角度切入的。也就是说，拙文更注意于历时方面的问题，曹文更注意于共时方面的问题。于是就显得我们之间的讨论，不像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而我以为，文白异读的产生，其实正是语音演变造成的。这点，放在下面再来说。由于切入点不同，我们之间对下面两个问题的认识相左：①曹文认为鉴于陈寅恪先生的情况，还是读què为好，拙文则认为，在正式的场合应该按规范读kè。其他的人，如果名字中有“恪”，也当然以读kè为典要。②曹文认为，“恪”的变音què是符合语音演变的规律的，拙文则认为是一种规律的例外，是一种特例。

　　这里关系到两个问题：①对音变的认识和研究，②对音变的整理和规范。

　　音变是否都是符合规律的？有没有规律之外的例外？我想，这个答案早就有了。当然有例外。

　　现在谈到广切韵系统中的牙喉音部分字在今天读成j/q/x声母的颚化问题。这个颚化，是依据一、二、三、四等和开、合口而有所不同的，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又有不同的表现，呈现不规整的状态。这在拙文中已经说明了，此处不赘。
 
　　牙喉音的一等字，就规律而言，未见颚化。这个事实是否真实？我以为是真实的。“恪”是一等字。这是否真实？我以为是。那么，结论只能是：“恪”读成què是不符合规律的，是规律的例外。曹先生如果不这样看，请举例说明。实际上，我也在努力寻求其他一等字颚化的例子。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客”条提到明代天启年间北京“客”字已颚化读如“茄”外，还提到“《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克是溪母一等字，这会不会是“克”字颚化的证据呢（如果这样，实在不可思议了）？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会不会是“怯”字尚未颚化的证据呢？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克烈部族的音是Kereyid，这就证明，其时连三等字的“怯”也没有颚化呢。用“客”读qiě来证明“恪”读què是符合规律的，这是举证不能。因为“客”是个二等字，与一等的“恪”隔了一层。拙文中对此和其他的论据都已经作了很详细的分析了。曹文似乎根本就不看。我们讨论问题，只能从学理出发，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别的什么出发。不能说什么名人已经认定是什么就是定论。如果要用二等字的颚化来证明一等字也可以颚化，那北京话中有一个更切近的例子，就是“壳”字，这个字，在北京话中有三个音：ké/què/qiào，其中的què虽然在1963年废除了，但它确实存在过，也许至今北京也还有人在使用，这用来证明“恪”的ké/què两音不是更为直截了当吗？但是，这在本质上和用“客”来证明是一样的，是举证不能。

　　拙文用了相当多的文字讨论“恪”为什么会发生例外读成què，用了王士元先生的词汇扩散理论。归根结底，是它的音韵位置不太明确，它有个异体字作“愘”，而“愘”是二等字，这大概就是使它颚化的重要原因了。这种假设是否合理，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这和曹文轻松地用文白异读来简单推断是不一样的，不在一个逻辑平面上。
 
　　既然曹文认为从文白异读的角度切入便很容易说明问题，那我也就跟进吧。

　　文白异读作为平面的描写，当然不太难，但是要研究为什么会有白读，研究白读在变化的原因，却是很艰难的事。
 
　　曹文似乎对文白异读的性质有理解上的误差，他简单地以为“文白读都符合语音发展规律”，这就太缺乏音韵学上的常识了。如果这样简单，那么，那些研究文白异读的学者还能称为专家吗？就拿曹文所举的例子来说，“轴zhú/zhóu”两音中，现在的词典中已经将文读zhú取消，只剩下白读的zhóu，而白读却又增加了zhòu音（如压轴戏），白读为什么要产生，白读为什么要赶走文读？这个白读为什么又衍生新的白读？而类似的“熟shú/shóu”，却为什么文白两读都还存在？也没有产生新的白读？这两个字在广切韵系统中，音韵位置除了声母有澄和禅之别外，其他完全相同。曹先生能将这其中的规律给我们显示一二吗？实际上，我们如果不承认有规律之外的特例，许多语音变化是无法解释的。北京话中的文白异读，集中在广切韵系统中的入声字。现在主流的看法是，白读是由文读衍生的。但问题还不少。
 
　　曹文以为鉴于陈寅恪先生的特殊情况，“读kè,有违大家特别是国学界的习惯”，应该读què，因此，必须突破原先的普通话的规范。这是我不能认同的。
 
　　即使按照名从主人的习惯，迄今也找不到陈先生说“恪”读què的实证。相反，除了用“koh”之外，陈先生致傅斯年的第76通信中，签名为“ChenYinKe”（见《陈寅恪集•书信集》页119,三联书店2001年版）。这个签名，正和他对毕树棠先生强调自己的名字读ke一致(见黄延复先生文《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2007-03-23《中华读书报》)。这就是用国语音了，也就是北京音的文读。另外，1938年10月4日由杭立武为陈寅恪申请剑桥中文教授事致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函件和附件中，两次强调“陈寅恪(ChenYinchieh)先生比较喜欢他的名字的罗马拼音作'TchenYinKoh'”（见程美宝女士《陈寅恪与牛津大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罗马拼音“chieh”，按照当时使用的威妥玛式拼音，是读qiè的，读què就要写成chueh了。看起来，当时将陈先生的名讳读作qiè倒是更普遍些。但不管如何，这个材料充分说明，陈先生本人并不认同qiè、què之类的读音。
 
　　陈先生是江西义宁人，义宁是今天的修水，修水的吴应瑜先生（《义宁陈氏五杰》的撰稿人）在电话中告诉我：修水有土话，也有客家话，这两种话在读“恪”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都念ko（入声），折合成普通话，那就是kè。他还告诉我，曾在南京图书馆工作的陈寅恪的胞弟陈方恪，在所填的登记表中，特地在“恪”旁注上注音符号“ㄎㄛ”（相当于汉语拼音的ko。见潘益民先生《陈方恪先生编年辑事》图版）。总不能同一个谱派而兄弟异读吧？

我倒是将陈寅恪先生“恪”读做kè。父母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如果遇到多音字，应该会确定一个读音，所以其它人无权决定别人的名字里的多音字该读什么。

大致看了一下,需要再仔细看一下,有的了想法,会再跟贴,

我的一点小看法：搞语言规范的人士，最好也要懂一些汉语史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