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看新民晚报吧！苏奶奶写《知己——程乃珊》

苏秀老师在7月21日《星期天夜光杯/记忆》文章里回忆和“上海Lady ——乃珊”交往的短暂的八年时光，也叙述了这位懂译制片的女人。

图片：忆乃珊A2.jpg

电子版内容如下——

新民报系媒体： 新民网 | 新民晚报 |  
 http://xmwb.xinmin.cn/html/2013-07/21/content_23_1.htm
      
 2013年07月21日 星期日    
 
                     知己——程乃珊  
 
                        苏秀  
 
  
▲2011年程乃珊在苏秀《余音袅袅》签售会上买碟等签名
 
  
▲2005年书展苏秀《我的配音生涯》签售会，程乃珊(右四)排队等候签名
 
  
▲2008年在《永恒的声音》节目组休息时合影，左起:程晓桦、程乃珊、苏秀、曹雷、林栋甫
 
  
▲2008年在东方台《永恒的声音》节目组后台，程乃珊(左)与苏秀合影
 
  
▲2005年程乃珊在苏秀新书签售会上与嘉宾合影。前排左起:李梓、苏秀、赵慎之，后排左起:曹雷、程乃珊、童自荣、孙渝烽
 
　　◆苏秀
　　【作者简介】

　　苏秀1950年9月考进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前身)。担任配音演员兼译制导演。1984年退休。担任译制导演的主要作品有:《带阁楼的房子》《阴谋与爱情》《冰海沉船》《虎口脱险》《英俊少年》《远山的呼唤》《啊，野麦岭》《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以上三部曾获文化部优秀译制片奖)等400余部集。担任配音的主要作品有:《第四十一》《红与黑》《尼罗河上的惨案》《华丽的家族》《为黛茜小姐开车》等300余部集。

　　结识程乃珊是在2005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她的书———《上海Lady》在书展上签售，听说我的书《我的配音生涯》也在签售，就过来了。但是她没有来找我们，而是像个普通读者一样，老老实实排在队伍的最后面，排了两个多小时。有的人认出她来，还拍了她排队的照片。又被《新闻晚报》的记者蔡颖写成新闻登在了报纸上。我对此深感荣幸，也非常赞赏她的做派，从此成了朋友。

　　                   一

　　她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时，就会自己买票看译制片了，而且多次表示：“没有译制片，我便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影片，她还能记起一些镜头和台词。她说：“青少年时代译制片对我的影响，已融入我的血液中，深深反映在我今天的创作中。我的中篇小说《穷街》，写于1984年。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由于我在中学时代，看过一部保加利亚同名电影。故事已经不大记得了。只记得影片中，有如上海弹格路那样的一条小街，蜿蜒曲折，满街晾晒着衣物，还有嬉闹的孩子，在衣架间穿来穿去，虽然贫穷却充满生活情趣。我还记得影片的结尾。女主角正在晾晒被单，远征归来的士兵，隔着被单看到了情人美丽的剪影。他挪开凳子上的洗衣盆，坐了下去，这时女主人公掀开被单，要拿洗衣盆，不意见到了他……影片戛然而止。多么美的结尾。”

　　还有一部西班牙影片《影子部队》，描写一群小人物的命运，如生肺病的画家、失业的话剧演员等等……这位演员为了养家糊口去做建筑工人，从高空摔下，濒临死亡。乃珊还记得他的台词。他说：“我是个演员，我在世界各地表演过死……现在，我真的要死了。请大家为我鼓掌吧。”他的妻子泪流满面，带头为他鼓起掌来，一众邻居也相继鼓起掌。这个演员由邱岳峰配音。那个带头鼓掌的妻子便是我配的了。乃珊说：“这个人物好像是为邱岳峰度身定做的。”但是邱岳峰比他幸运，在那样一个时代，他仍有一方可以发挥他的才智、宣泄他内心的平台。他身后有那么多的观众为他鼓掌，并且记住了他的声音。2008年，老邱的儿子把邱岳峰的骨灰从苏州迁回上海，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落葬仪式，乃珊也来参加了，还和我一起为他的墓碑揭了墓。

　　捷克影片《狼窟》，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孤儿杨诺，被一个小城的市长里德夫妇领养。里德风度翩翩，他的妻子却是个俗气的、富有的老妇。他们的生活本来如一潭死水，倒也相安无事。杨诺的到来，使生活有了欢笑、有了阳光。他们一起捉蝴蝶、辨认野花、一起弹琴、唱歌。这一切唤醒了里德对生活、对爱情的向往。杨诺也非常依恋这位养父。乃珊还记得其中的两个镜头。一个是，杨诺陪里德妻子和几个老妇打牌，夜深了，几个老妇都睡着了。镜头的角度把几个人的睡相，拍得特别狰狞而丑陋。乃珊说：“这个镜头，让人觉得，杨诺处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比挨打挨骂更令人不堪忍受。”还有一个镜头，杨诺看着里德夫妇的照片，由于照片镜框玻璃的反光，杨诺的形象正好叠印在里德妻子的上面，使那张照片看起来更像里德和杨诺的合影。

　　                   二

　　乃珊还说她非常喜欢法国片《没有留下地址》和前苏联根据契诃夫同名短篇小说改编拍摄的《带阁楼的房子》。我也非常喜欢《带阁楼的房子》。我一向喜欢俄国的油画和俄罗斯民歌。这部影片的画面，悠远而有意境。无论是黄昏时，远远望去那阁楼上的灯光，和依稀晃动的人影；还是站在栅栏边米休斯穿着白衣的少女瘦弱的身影，和那一望无际的俄罗斯荒凉的原野；无不在述说着，沙皇统治下，生活的郁闷。还有那令人震撼的俄罗斯民歌，那么深沉，那么悲怆，就像一股在地下奔涌的岩浆。

　　《穷街》、《狼窟》、《带阁楼的房子》都是我担任译制导演的。我也特别喜爱《带阁楼的房子》。听她如数家珍般地提到这些影片，就像听到有人在夸我的孩子。我怎能不备感亲切。

　　如同她喜爱我们的译制片，我也很喜爱她写的散文和小说。从她的书中，我了解了上海另一个阶层发生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住长乐路，我们厂在万航渡路，我每天骑车上下班，可以走富民路、铜仁路、北京路再到万航渡路。也可以走常熟路、静安寺到万航渡路。所以经常路过“绿屋”。那时，只知道这是富商吴同文家的豪宅。直到读了程乃珊的书，才了解了有关“绿屋”的一些故事。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吴家的四公子和他妻子颜冠仪的故事。颜冠仪是家住南市区的一名幼儿园教师。和吴家门不当户不对。本来颜冠仪的父母还不同意她跟吴家后人谈恋爱，怕她嫁入豪门受委屈。但在他们结婚前，“文革”开始了，吴家被扫地出门。吴太太和她的四儿子被安排住到了只有七个半平方米的亭子间。吴公子提出退婚，但颜冠仪毫不犹疑地嫁了过来，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奉养婆婆，而且尽量保留她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爱好，给她买鲜花、买咖啡。每年春节，拆掉亭子间的床，摆上圆台面，让所有吴家的后人，都过来吃一顿团圆饭，给老太太拜年，让她享受到一家之长的尊严。老太太在“绿屋”生活时，由于丈夫宠爱姨太太，她生活得并不快活。反而在七个半平方米的亭子间里，她受到儿媳的体贴、关爱，倒是她最舒心的日子。

　　后来，乃珊嫁的老公，竟然是那位绿屋主人吴同文的外孙。还有，我们1952年招进厂的青年演员潘康，原是我厂重点培养的对象，曾配过《第六纵队》和《不同的命运》等影片的男主角。1957年，因参加“黑灯舞会”被定为坏分子，送去劳动教养了。乃珊说：“那时潘康正在追求我老公的小姨，也就是吴同文的小女儿。所谓的‘黑灯舞会’，就是在‘绿屋’举办的舞会。不过是灯光略暗一些罢了。世界真小！”

　                       　三

　　也是从她的书上，我详细了解了，150年前，第一个去参加伦敦世博会的湖丝商人徐荣村一家的故事。徐荣村以“货则上品，售之则上价”的经营理念，使他参赛的湖丝得到“会中第一”的美誉。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为他颁发了金银奖和奖状。这就意味着，今后“荣记湖丝”可以免检直接进入英国市场。徐荣村成为富商以后，不忘回馈社会；协助李鸿章开办轮船招商局；组织“庚子赔款”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开办格致中学；还有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等等。这些本来已经被人淡忘了。2001年6月，正当上海申博的关键时期，徐荣村的重孙———上海交大退休教师、民盟成员徐希曾，向“申博办”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家谱。其中记录着徐荣村参加伦敦世博会并获得金银奖的事实。不久，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与世博会有着很深的渊源。自世博会创始之初，便参与其活动了。”这无异于为我申博成功添加了一块有利的砝码。

　　《上海生死劫》是作者郑念用英文写于加拿大的自传。郑念原名姚念媛，是我译制厂的同事姚念贻的姐姐。

　　“文革”前，我们虽然都知道对方，但没有见过面。1963年，我被《牛府贵婿》剧组借去拍电影。我演牛府的大儿媳，姚念媛的女儿郑梅平演三儿媳。那时梅平刚从上海电影学校毕业，姚念媛还打电话给我，请我照顾梅平。

　　姚念媛夫妇都是留学英国的留学生。她的丈夫是英商壳牌石油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因此跟英国上层有一定联系。建国初期，为了冲破美国对我国的孤立，听说，周恩来总理曾通过他们夫妇，跟英国有些交往。但“文革”中，造反派为了把周总理打成汉奸、卖国贼，把姚念媛抓了起来（她的丈夫已于1957年逝世），逼她承认“里通外国”。

　　“文革”中，我虽然也听说一些姚念媛母女受迫害的情况，但是知道的也很有限。是看了程乃珊和她母亲共同翻译的书，才知道了姚念媛母女所受到的迫害。为了逼姚念媛招认他们所需要的口供，反铐了她的双手，以致她无法正常吃饭，只能把饭倒在毛巾上，像狗那样舔着吃。
由于反铐的双手每日还必须做一些不能不做的事，她的手腕受到了很深的伤害，以致后来，就是夏天，也需要戴着手套。更有甚者，那些丧心病狂的家伙，竟以加害她的女儿来要挟她。

　　我和梅平在一起有好几个月，她是个非常纯朴的女孩，一点也不娇气。在农村拍戏，一天到晚光着脚满处跑。她家有中餐、西餐两个厨师，可从未听她嫌摄制组的饭菜不好吃。

　　造反派说她是跳楼自杀的，而我听说她是被打死，再丢下楼的。总之，她像一朵花蕾，还没盛开就凋谢了。

　　姚念媛不愧是一代名媛，自己经受了那样的折磨，晚年又失去了唯一的女儿，仍然能坚强地活着，并把那不堪回首的遭遇写成书。她真了不起。我也感谢程乃珊母女把它介绍给中国同胞。

　　我们都喜欢上海的西餐，所以常在西餐馆相聚。因此就怀念起开在淮海路、东湖路口那家小小的西餐馆“天鹅阁”来。可“天鹅阁”已经没有了。2011年深秋，为了庆祝我的碟《余音袅袅》出版，我请她们夫妇吃饭，乃珊说她来选地方，选在一个叫“天鹅申阁”的餐馆。其实，那家餐馆除了天鹅阁三个字，跟天鹅阁一点关系也没有。没想到，那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聚。去年我打电话问候她，她还说她老公给她买的一份西餐多么好吃，等她好了，请我去吃。我说：“好的。我等着。”可是，我再也等不到了。乃珊，你这个小骗子，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啊？  
 
 

高龄的苏奶奶还能笔耕不止，真令人欣慰啊

苏秀老师在写这些回忆录时，一方面怀念老朋友、老战友，一方面在向大家介绍老影人对事业的无私奉献及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苏奶奶中午告诉俺：这篇稿子她写了十天，最后那句“小骗子”她承认是“苦中作乐”，要不怎么结尾呀？至今她都不敢打电话给程乃珊的爱人，怕他伤心。当谈及同事姚念贻的姐姐，和她的女儿郑梅平，语气很沉重。说到梅平的惨死，忍不住对造反派和阴险后台的憎恶，对相处半年就永诀的梅平的痛惜；我也说了冯喆的死也是造反派害死后说自杀的……多少人才在那个年代陨落了！

感谢分享苏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