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整理】我们的愿望（作者：孙渝烽、曹雷，载《电影》1984第6期）

        这次我们因译制影片《国家利益》获文化部1983年优秀影片奖，来京参加领奖活动，接着又有机会参加1984年电影创作会议，非常高兴。会议期间，部、局领导对我们译制片厂的工作十分关心，丁峤同志、方禹同志专门抽时间了解我们的生产情况，他们的亲切关怀使我们有勇气在这里向同志们汇报我们的工作，并且大胆地提出我们的一些愿望。
        1．我们厂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专业译制片厂，近几年来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由于全厂同志的努力，我们译制的影片受到全国电影观众的喜爱。他们来信赞誉我们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称我们是“幕后英雄”。面对这样的赞誉，我们感到有愧，因为作为一个译制片专业厂，我们完成的译制片数量并不多，每年只完成中影公司下达给我们的300本（20多部）外国故事片译制任务，有待努力才能名符其实。
        译制片厂有两大任务，一是为全国人民提供丰富多彩的译制影片，让广大电影观众、特别是青年人能通过观看译制片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增长知识，同时也丰富他们的文娱生活。而现在每年供公开上映的译制片数量少，不少影片的内容、艺术性也较差。我们常常收到观众来信，他们希望我们厂能多译制一些外国的优秀影片。
        二是我们译制片厂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国电影工作者，为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们译制内部参考影片，把在艺术上有特色的各类外国影片译制过来供专业人员研究、探讨、借鉴。我们常常听到电影工作者、文学艺术家们责问我们为什么不给内部参考影片译制配音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多年来我们也向文化部、电影局、电影资料馆提出请求，要求译制参考片的任务。电影局、资料馆的回答是没有经费，无法译制。
        我们认为电影是可比艺术，加快我们电影事业的发展，借鉴是不可少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应该花点钱，搞点智力投资，每年应该提供一些经费供译制参考片之用。这对我们的电影工作有好处，从事业角度来讲也为我们下一代电影工作者留下一笔财富。我们在这里也呼吁一下全国各故事片厂每年是否能为电影资料馆提供一些经费，以保证每年能译制一些在国际上有影响、有参考价值的影片，供我国电影工作者、文学艺术家观赏研究。
        因此我们在这里向部、局领导请战，要求下达更多的外国影片译制任务（我们每年能完成60部），改变我们译制生产吃不饱、到处找饭吃的现状，从为国产片、电视片配音的不正常处境中解脱出来，致力于专业译制片工作。当然少数民族语种拍摄的故事片配音工作，我们也还是有责任努力完成的。
        2．汇报我们的工作，同时也希望部、局领导能关心、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
        我们近几年来除了完成中影公司下达给我们的300本生产任务外，经过各方努力，争取了更多的生产任务。实际上每年我们都超额完成生产指标，我们上交给国家的利润额也是连年递增的，1982年完成生产任务400多本，上交利润45万元；1983年完成生产任务600多本，上交利润60万元，比原计划上交利润15万元增长三倍。
        能顺利完成以上任务，这和全厂同志的努力分不开。我们厂虽小，人数也不多，仅120多人，但有一个好厂风，多年来形成了工作严肃认真的作风，各部门实行了岗位责任制，绝大多数创作人员热爱自己的专业，因而很多兄弟厂的同志们来我厂工作，对我们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表示满意。每天八时上班，准时开机器工作，各部门的工作一环扣一环，节奏性强。翻译、导演、演员、录音、剪辑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厂领导又严格地把住配音质量关，有严格的鉴定、补戏制度。香港中原公司导演张鑫炎先生拍摄的两部武打片《少林寺》、《少林小子》都在我厂进行后期对白配音。他深有感触地说：“上海译制厂的工作效率、节奏都是日本式的，速度快质量好。”
        形成一个好的厂风是和我们厂领导严格要求分不开的。厂长陈叙一同志每天提前到厂，经常认真检查各部门工作，每部译制片的剧本他都亲自审定，完成对白配音后，又进行认真的鉴定，严格把住质量关。在生产安排上采用“套裁法”，这样工作安排得比较紧凑。一般我厂都同时有三部影片进行工作，一部翻译剧本、完成口型台本，一部进行实录前的复对、排戏工作，而另一部影片在实录棚正式录对白。这样交又进行，充分发挥了实录棚的工作利用率。当然演员、导演的工作量是大的，演员一般手上总有两个剧本。演员们带病坚持工作是极普遍的。去年我们一连七个星期天加班工作，全厂同志为四化多作贡献的积极性很高。
        可是这两年来，我们创作人员的体质有了明显的下降。来北京开会前我们对演员组作了一个调查，演员组（其中包括导演7人）30人普遍视力衰退，老花、近视、散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已有一半以上的同志戴上眼镜了。患有各种程度胃病的有15人，高血压8人，普遍失眠，其中严重的发展为眩晕症4人，偏头疼5人，大多数演员患咽炎症，声带充血、肥厚也越来越严重。由于长时间为电视片配音，有的演员出现恶心、呕吐现象。
        产生体质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目前我们的工作量大，而且都是在暗室里精神高度集中、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进行工作，译制导演接一部影片一般在暗室工作十五天，演员七至八天，录音师十天。每月平均完成四至五部影片，因此几乎没有间歇时间。很多同志手上有十几天甚至多至几十天的调休单，可是因工作忙无法休息。
        二是中青年创作人员工资偏低、经济条件差。配音演员刘广宁1960年参加工作，现在月工资59.5元，丁建华只有51元。一些中年导演工资也在60元左右，在极紧张的工作中体力消耗大，却缺少必要的营养。
        三是家务繁重。不少同志是双职工，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厂里工作忙，回家一大堆家务事，根本无法保证休息，而且每天下班回家后都有分析剧本、背台词的任务，长此以往，体质下降了。
        四是缺乏劳动保护。暗室里空气混浊，一年三百多天都在暗室工作，至今也无暗房补贴。必要的福利条件，经济上的补助也无法解决。
        从译制事业发展、从这支队伍的健康的现状来看，我们恳切希望部、局领导能否研究个妥善的办法加以改善和解决。为了保证和提高译制片的质量，我们还恳切地希望部、局领导关心一下我们的学习、提高问题。
        目前在工作中我们很苦闷的一件事，也是多年来未能得到解决的事，就是我们的翻译、导演、演员看不到影片的有关资料。中影公司下达译制任务只给一个拷贝、一个剧本，有时剧本也残缺不全，从不附上关于影片编、导、演的主要情况，影片的背景材料。编、导的创作意图、外国的评介材料我们一概不知，这对于准确地还原、表达出原片的主题、风格、特色是有损失的。我们希望今后选购外国影片时把这些有关材料一起选购进来，这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原片是有极大好处的。最近中影公司宣传处在《电影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中，还提 出在外国影片的发行宣传上，译制片厂没有提供背景材料、介绍主要创作人员的情况。这个责任不在于我们，巧妇实在难煮无米之炊。关于影片的资料问题我们提了多年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早给予解决。
        要提高译制质量必须大大提高队伍的文艺修养、知识水平，解决好“吃草和挤奶”的关系。长期以来，译制人员的看片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提出必须多看些参考影片，有的领导认为没有必要，因而我们除了工作的影片以外很少看片，对当今国际电影的潮流、各种流派缺乏了解，这也有碍于我们理解影片。因此我们希望多为我们创造一些看片的机会，以增加我们对世界影坛各种流派、风格、样式影片的了解。
        搞电影也离不开信息，译制影片需要多多了解国外社会生活、电影的信息。我们目前除了从书报杂志上间接地了解一些外国的社会生活外，很少感性认识。我们希望出国访问的同志能有机会向我们介绍介绍各国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以增长我们的知识，便于更好地理解人物，提高配音质量。
        我们和长影译制组的同志是专业同行，目前也缺乏互相交流学习。我们都希望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给我们创造一些条件，能定期进行交流学习。
        最后说一点对剪片的看法。目前从国外购买的影片，其中为数不少出于商业性的需要，有些很不健康的画面。从社会影响、社会效果考虑作一定的删剪是完全必要的，广大观众也是能理解的。但是剪片必须有个原则，要从影片主题、内容出发，不能简单地以画面是否“露肉”作标准，不顾思想内容进行删剪。例如，影片《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有一场戏，当人贩子里格利把女奴卡茜买下带回船舱，硬逼着卡茜换衣服，里格利一把把卡茜的衣服拉掉，露出卡茜的背影，由于“露肉”，把这个镜头剪掉了。但我们认为这个镜头不能剪，卡茜背上的道道鞭痕能大大激起人们对人贩子、农奴主的仇恨，这是对奴隶制度的血泪控诉，怎能让人产生不良的联想呢？绝不会。类似这样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一些。因此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认真地研究，慎重地删剪画面。

至今，这些25年前的愿望也未完全实现。当然，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得多得多。90年代毕克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所表达的，上头每年能给一部影片发行权的愿望，看来是永无实现之日了。

列宁曾经说过：“在所有的艺术里，对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现在中国没有什么艺术是重要的了，都给铜臭沾染腐蚀了、堕落了。条件好了，但人已经没有那份心了，尤其是“上头”。

顶！

 

现在重温两位老师25年前的提议，还是感觉充满真知灼见，非常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