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翻译家施康强为小说《巴黎圣母院》写的译序，觉得很好，找来与网友共享

译   序

 

    电影院里，影片上演前不会先放一段录音介绍本片内容，评价片中人物。观众有足够的智商，自能看懂内容并对人物作出自己的评价。小说，尤其是名著的读者，他们的文化修养必定高于一般电影观众，似乎更用不着一位研究者、批评家、专业人员出来指导他们应如何阅读。此类文字，自高身价的称之为“序”，谦逊一点的名之曰“导言”。除非能提供独特的见解或新发现的材料，此类文字本不必写，至少应力求简明扼要，多少有点新意。本丛书的体例要求每本书的正文前有这样一篇东西，于是不得已而为之，遵例亦称为“序”。

    《巴黎圣母院》作于一八三一年，以一四八二年路易十一治下的法国为背景，自然可以视作一部历史小说。作者雨果（一八○二—一八八五）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浪漫主义巨匠出手写小说，与英国小说家，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奠基人司各脱的路子便有所不同，更多一点华采，几分恢宏，人物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皆被放大了若干倍。

    中国的历史小说往往“七真三假”，主要人物必须实有其人，主要情节必须确有其事。西洋的历史小说相反，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往往是虚构的，倒是次要人物和次要情节有所依据，以便渲染历史氛围，营造一种“可信性”。司各脱如此，雨果亦复如此。《巴黎圣母院》中，吉卜赛舞女爱斯美拉达和驼背敲钟人卡西莫多是完全虚构的。副主教克洛德·弗洛罗确有其人，但实无其事。次要人物，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在圣母院广场上围观弃婴的四名修女，其姓名都有出处可查。虽然作者几乎做到无一人无来历，他在巧妙拼接分散、零碎的历史材料的同时，为了小说结构和艺术的需要，也不惜“修改”历史。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圣迹剧作者诗人格兰古瓦名载史册，不过他生于一四七五年，一四八二年时还是个毛孩子。他成为圣迹剧作者是后来的事，雨果让他提前出生了二十年。

    在他本国，雨果的诗名大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名望。诗人写小说，免不了笔端诗情洋溢。第三卷第二章《巴黎鸟瞰》的最后一节对日出时分巴黎万钟齐鸣的赞颂，是雨果自诩的史诗手笔，亦为论者和选家普遍推崇。然而全书的基调阴沉悲惨，命运似圣母院钟楼的巨大阴影笼罩各卷，以狂风疾雨之力把主人公推向注定的结局。因此笔者更欣赏第二卷第七章《新婚之夜》开头，写到格兰古瓦端详爱斯美拉达时，作家插入一段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把吉卜赛姑娘比作飞无定向，身影绰约，翩然掠过树梢的蓝蜻蜓。只有这一段文字，这一首天真烂漫的抒情短诗，是阴影中的亮点，暴风雨前片刻的宁静。

    雨果亦以剧作家闻名。这部小说更多地带上了他作为剧作家的印记。在这以前，他写过两部剧本：《玛丽蓉·德·洛尔墨》和《艾那尼》。他如展开剧情一样展开他的小说。全书的时间跨度仅为六个月，自一四八二年一月至七月，而其中主要情节又集中发生在几天之内。第一、二卷写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一天内发生的事情：诗人格兰古瓦的道德剧演出失败，误入“奇迹大院”，差点未被吊死，最后因祸得福，与吉卜赛舞女爱斯美拉达摔罐成亲。这两卷，相当于剧本的“交代”。

    第三卷游离情节之外，专门描写圣母院和巴黎城。

    第四卷回到本题，追述克洛德副主教与敲钟人卡西莫多的关系，是“补充交代”。

    第五卷又脱离情节。路易十一国王在这里出现并无必要，只是为了引出克洛德关于“这个将要杀死那个”的议论。

    从第六卷起，又接上情节。读者从坐关婆的悲惨身世，已能猜出爱斯美拉达和卡西莫多的来历。第七卷用五章篇幅写三月二十九日夜里发生的事情：腓比斯赴约与爱斯美拉达幽会，克洛德透过门缝偷窥，不由妒火中烧，捅了腓比斯一刀后溜走，反诬爱斯美拉达为凶手。

    第八卷，一个月之后，爱斯美拉达的案件开审。这以后，情节急转直下，波澜迭起，直至第十一卷大结局：爱斯美拉达被绞死，克洛德被卡西莫多从钟楼顶上摔下来，卡西莫多到墓穴中与爱斯美拉达永久相伴。

    不仅小说情节的开展类似戏剧，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袭用了雨果喜爱的戏剧模式：三个男子共恋一女子。在《艾那尼》中，唐·哥梅茨、国王和艾那尼争夺唐娜·莎尔。在《巴黎圣母院》中，弗洛罗、卡西莫多、格兰古瓦围着爱斯美拉达转。（模式允许一定程度的变异。确切说，格兰古瓦并不热恋爱斯美拉达。他比他尊之为老师的克洛德要理智、冷静得多，不允许自己作无回报的投入。若用图形来表示，他们的关系似一个等腰三角形，弗洛罗与卡西莫多为两条长的侧边，格兰古瓦为短的底边，爱斯美拉达自然是三角形的中心。至于腓比斯，他根本不爱爱斯美拉达，因此不存在一个四边形的四条边与其中心的关系。）雨果一八三三年写的剧本《吕意·布拉斯》又重复此一模式：三个男子，一个粗野似卡西莫多，一个恶毒如克洛德·弗洛罗，一个耽于幻想若格兰古瓦，共恋西班牙王后。

    上面说过，第三、第五卷游离于情节之外，性急的读者完全可以跳开这两章不读，对抽象思考缺乏兴趣的读者也可以略过不读，如同对待《战争与和平》最后一部中长篇大论的历史哲学。作者之所以插入这两卷“闲文”，是因为他不满足于讲故事、编戏，他愿兼作建筑史家和思想家。他要阐述一个思想，一个学理：如同哥特式建筑取代了罗曼式建筑，民主将取代神权，印刷术将取代建筑术，印在纸上的思想将取代刻在石头上的思想，“这个将要杀死那个”；在谷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人类的思想主要体现为石头建筑，一旦书籍成为思想更轻便、更易于普及的载体，建筑艺术便无用武之地了。

    这是诗人的结论，类比和推理多于实证。事实上，印刷术发明之后，被“杀死”的不是建筑艺术，只是哥特式建筑，而且“凶手”也不是谷登堡，至少不是他一个人。这里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十五世纪以后的欧洲，建筑艺术并未衰落、消亡，人类的部分思想依旧记录在石头上，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建筑风格相继而起。直至十九世纪初，拿破仑的凯旋门仍是石头建筑，虽说他也熔化缴获的大炮，铸造、建立了旺多姆铜柱。石头建筑到十九世纪末才寿终正寝。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革命使钢筋水泥的摩天楼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全部钢铁结构的埃菲尔铁塔在塞纳河畔高耸入云，俯视圣母院和凯旋门。而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里，笨重的钢筋水泥越来越为合金材料和玻璃幕墙所取代。就在历代法国国王的住所罗浮宫的院子里，贝聿铭明快的金字塔与阴沉晦暗、历尽沧桑的石头宫殿相映成趣。

    同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里，印刷品、书籍作为思想主要载体的地位遭到音像制品越来越猛烈的冲击，就差一位作家，一位思想家出来大喝一声：“这个将要杀死那个！广播、电影、电视将要杀死书籍！”

    其实，这个不会杀死那个，这一个和那一个有时甚至会相互促进。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观众的数目必定是读者的几十倍、几百倍。意犹未足的观众回过头来又会去读小说。世人知有《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知有雨果这位作家，往往是因为他们看过同名的电影。扮演爱斯美拉达的意大利影星琪娜·洛洛布里琪达为雨果立下的功绩，超过加在一起的几十部文学史教科书和几百位文学教授。

    圣母院教堂本身或许是最大的受益者，观光巴黎的游客每年数以百万计，他们首先想看的是这座哥特式主教堂，因为他们读过小说《巴黎圣母院》或者看过电影。人们不再建造哥特式教堂，但是人们知道保存杰出的文化和历史遗迹。

一座教堂和一本书，长存于天地之间。

 

                                                       施康强              

                                                    一九九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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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巴黎圣母院》，说实话我刚刚开始看，以我的文学、文化素养，看懂这本书还是不容易的，但我会认真看，看不懂的话邓今后有机会在看第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