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于是之（作者：李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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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波迭起的上世纪８０年代，基于命运的安排，我成了于是之的一名“小朋友”。
写一写于是之，至少已酝酿了五六个年头。
起初是被动的，是别人组稿。１９９６年秋在娄师山庄，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张廉云大姐找到我，很认真地跟我说：“看来于是之写不了自己了，希望你能答应下来，写一写于是之。”
我答应了。
其实，我代替不了于是之。于是之是那样丰富与矛盾，于是之的性格和他的精神世界具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复杂。任何人都没有能力走进他的心灵深处，没有能力替代于是之自己的内心剖白。那份剖白是那样独特，那样有价值。可惜，随着他语言与思维能力的逐渐丧失，那份剖白已经很难再出现了。这绝不仅仅是于是之个人的悲哀。而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文字材料又是这样少，这越发加重了这件事情所带给人们的遗憾……我１９８２年来到北京人艺，于是之是我的直接领导。他长我２２岁，我在他面前比较随便，没有什么拘束。于是之对我，可能觉得我喜欢读书，人也还算可靠，因此，与我倾心交谈的机会比较多。而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上讲，我们都住在北京人艺。他的家在剧场四楼，我的写作间在三楼３１１。整个８０年代的前半期，除了创作之外，于是之的欣喜与孤独、烦躁、郁闷，甚至读书写作偶有心得，都要到我这里来说一说。我收藏了一批小条子，那些小条大都是于是之到３１１来找我时没有碰到我，钉在我的门上的。那段时间，于是之接待国内外客人，曾经找我去作陪；遇到比较重大的人生选择，比如有人推荐他做文化部长，胡耀邦接见了他，他也要跑来说一说……现在回想，他可能有他的孤独。他需要一名即使不能帮他拿什么主意，但至少不至于坏他什么事的年轻朋友。８０年代，在那个戏剧界、文学界风波迭起的年代里，基于命运的安排，我就成了于是之一名这样的“小朋友”，从而为近二十年之后的《我所知道的于是之》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至少是真实的，是同情他的，是希望理解他的。而我所讲述的一些有关于是之的故事也很可能是惟一的……但是，几年来，每次提起笔，心里涌动着的都是一团推不开的情绪，一种惋惜和无奈。古人讲：“文章以气为主，以意为辅，以词采章句为兵卫。”而我这篇文章远不具备那样的品格。没有一气相贯，有的只是一种同情和惆怅。于是之，一位名满天下的表演艺术家，现在已经不能再说话。惆怅是什么？是一种无奈、一种面对美好的流失所产生的无奈、一种面对痛苦但又不得不把痛苦接受下来之后的感叹……１９９３年于是之告别了舞台，他是伴随着整个《茶馆》剧组告别舞台的。可以说，那是中国话剧舞台上悲壮的一幕。《茶馆》剧组是一个由一大批优秀演员组成的前不见古人的群体。
在那之后，于是之无数次地想重返舞台。无数次地努力，无数次地失败。１９９５年在大西北、在延安古城，我目睹了于是之的最后一击，但结局还是失败了。从那时开始，于是之接受了这个现实，这反而越发加重了那种人生的惆怅……
 
说实话，对于我个人来说，于是之是不可替代的。于是之是为数不多的能在戏剧创作上给我具体帮助的人。于是之对我的创作、对我这个人的理解、对我的优长及短处、包括性格上的弱点，无不知之甚详。于是之当然也有他的毛病，但他从来不会去整谁，包括令他十分厌烦的人。于是之是值得作家朋友们信任的。
２００２年６月，在北京人艺纪念建院５０周年的宴会上，作家过士行面对人声鼎沸的大厅喃喃自语道：“于是之没来……有没有于是之还是不大一样……他在时这种感觉并不强烈。现在，他离开了这个位置，那种感觉那么强烈……”北京人艺建院５０周年恢复的保留剧目，与建院４０周年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无一例外都是上世纪８０年代的作品。而那批剧作无一不浸透着于是之的心血。但这个场合却没有了于是之。如果承认剧本是一剧之本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于是之的命运多少影响着北京人艺的命运？
于是之的书法曾经给朋友们带来过无穷的欢乐，而现在他却只能以描红自娱了。
１９９８年９月，我去看于是之。去的前一天，我往他家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是之老师的夫人李曼宜大姐。
我问：“是之老师最近怎么样？”
曼宜大姐说：“还是那样，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
听明白是我打的电话，于是之一定要接过电话来说几句。我叫了他一声，然后就听里边他开始说话。他嘴里呜噜呜噜的，不停地说着。尽管我什么都没听明白，但曼宜大姐却接过电话分明带有几分欣喜地跟我说：“你看，听说你要来，他特高兴。你听他刚才说的这几句话，多清楚……”
９号早晨我来到他们家。推开屋门，只见于是之穿着一件跨栏背心，一条短裤。和几个月前相比，他明显地瘦了。整个外形，非常像他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扮演的程疯子。但他的精神很好。坐下之后，他开始说话，嘴里不停地说。尽管我一句都听不懂，他好像非常需要说。大约这样说过二三十分钟之后，他就不再说了，而是坐在边上，静静地听我和曼宜大姐说话。对我们的谈话，他饶有兴趣，但我怀疑他是否听得懂。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告别之前，我从书包里拿出给他带来的两份碑帖：一份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此前我曾经从一篇别人写的回忆文章里看到，于是之认为自己的字缺少金石气，希望找一部颜鲁公的《祭侄文稿》；另一份是《张黑女墓志铭》。于是之此前，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多次对我提到过《张黑女墓志铭》。他说中国书法由篆入隶，在魏碑中，《张黑女墓志铭》是不可替代的。为了临《张黑女墓志铭》，他曾经把自己搞得汗流浃背。见到这两件碑帖，于是之的眼睛刷地亮了起来。他站起身，双手托着碑帖看了起来。
我问曼宜大姐：“他还写字吗？”曼宜大姐说：“他想写，我也希望他能写，可是已经不行了。我现在开始安排他像小学生一样学着描红模子了。”说着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册儿童初学书法时所用的那种描红模子的小本。看着于是之欣喜地捧着《祭侄文稿》，再看看书桌上儿童用的描红模子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之少年习字，有过一段童子功。多年来，书法活动始终是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乐趣。于是之思维敏捷。他在书联上的遣词造句，尤其是上下首尾处的称谓和小跋，像许多大作家们书稿前的小传与跋一样，极富才情。面前的于是之和记忆中的于是之形成那样强烈的反差！刹那间我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的画面：
１９８３年除夕，于是之给我的老师陈白尘写了一纸书联：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红”一联，语出龚自珍的诗。题下小跋曰：白尘吾师正腕。在为陈老写字的同时，我向于是之提出，希望他能给我妻子写几个字。
于是之提着笔问：“写点什么呢？”不待我回答，他自己又说：“夫人那人好像脾气不错，对你这活儿也挺支持，不容易……”遂略事思索，提笔写了八个行草字：宜室宜家，但求耕耘。
书联旁侧，一则长长的跋语：“癸亥书此，以表衷肠，你对人艺是做出了大贡献的。是之谨谢。新民同志（注：指李龙云的夫人王新民）读此，望有所感，秀才人情乞谅。”
那副书联，运笔潇洒，布局错落有致、疏密得宜，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１９８６年，于是之会见新加坡客人，大笔如椽，曾经写下过“虎年大吉”的新年贺词，一笔漂亮的篆书，令在场的人无不拍手称赞。
１９８７年，于是之为福建梨园剧团的题词是：古韵新声，渊远流长。
１９９１年，于是之为一名很有才华却又处境艰难的安徽画家题词：“潘家忠画展”。
１９９２年，于是之应锡玖女士之托，赠素雪先生字幅曰：“炫鼓一声双袖举”。
１９９３年，于是之应老友著名艺术家朱旭、宋雪茹夫妇之请，写了八个大字：“丹青吟咏，妙处相资。”朱旭、宋雪茹夫妇曾分别举着字幅照相留念。画面上的朱旭微笑着用左手指点着字幅，那一笑该是对于是之莫大的安慰了。
甲戌春，于是之自书：“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既以高远恬淡的胸襟自命，又掩饰不住无尽的惆怅与孤独……而于是之最后一纸书联，是写给一位名唤志洁的人的，一笔行书七个大字：“留得清白在人间。”这幅字本来是于是之携夫人去桂林时，写给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事过很久之后收藏者希望补个章子，又把字寄了回来。于是之将章子补完，在寄回桂林之前，他把这七个大字悬挂在了书房里，并端坐在旁侧与之合了个影。书如其人！照片上的于是之是那样清瘦，神态却那样平和。
我想说，于是之是这样一个人：他出身贫寒，好学、正直、勤奋，喜欢读书和书法；他爱才；接触之中令人感觉他十分谦虚，而骨子里却又十分清高；他好冲动、好动感情、好流眼泪，他具有诗人的气质；与人相处他喜欢诸事不求人；在表演艺术领域他有极高的天赋；他这人酒量不大但却喜欢喝酒；他能成为很多人特别是喜欢读书人的知心朋友……我还想说，上世纪５０年代初他以演“程疯子”而名噪天下，而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他却真的成了轻度的精神病人；他一生中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是１９８５年公演的话剧《洋麻将》中的魏勒，那是一名在养老院中终日与孤独为伍的老人，陪伴他的仅有女牌友芳西雅。而１９９９年的元宵节后，于是之却在身患腰伤的妻子的陪伴下住进了宽街中医医院……人有命运吗？有时命运对人是很不公平的……
１９９５年秋，于是之６８岁。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赴西北考察，于是之应邀前往。此事最先起意者是舒乙。舒乙私下里跟文史办的同志们说，这段时间于是之的身体、精神都不太好，希望帮他创造一个机会，让他跟我们一块儿去西北接触一下古文化，散散心。这对他的身心都有好处。
舒乙总是这样。舒乙总是在一些有质量的文化人处境困难时，默默地、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一点帮助。就我所知，受到过这种帮助的至少还有萧乾……
文史委员会当然欢迎于是之参与西北之行。除了上面所说的理由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潜在的动机，希望能组到于是之的稿子。他们敬重于是之的人格与成就，希望于是之能写一写自己，能像李滨声先生写《我的漫画生涯》那样，系统地写一部他的戏剧生涯。
于是之的戏剧生涯，既波澜壮阔又富传奇色彩。
比如他曾经是上世纪５０年代中国第一个毛泽东的扮演者。当时李伯钊写了一部歌剧里边有一位人物就是毛泽东。其实这个毛泽东是个只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只见他站在高处，大手一挥：“同志们，前进！”而为了演好这个只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于是之曾经混杂在北京人艺的军乐队里，手执一面大鼓，装扮成一名乐队成员“混进”中南海，躲在屏风背后去观察毛泽东的言谈举止……
四十年后，于是之提及这段往事时曾不无幽默地说：“幸运的是，（伯钊同志）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叫我到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这‘看望’并不具有‘问候’的意思，只是叫我在离主席较近的地方看一看，望一望。那时的北京人艺有一个军乐队，老底子是袁世凯时代的……在四十多年前，他们大概是惟一的军乐队。西藏和平解放，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要向毛主席献哈达，这仪式就需要北京人艺的军乐队了，我也因此跟着他们一起走进去，站在他们的队伍里，在较近的地方看到了伟大导师的风范……”
而这件事后来带来了诸多的后果。“文化大革命”中，于是之被揪斗，理由之一就是李伯钊找了一个演疯子的演员来演毛泽东，于是之必须交代和李伯钊的关系。而此前于是之正是由于演程疯子而名噪天下的。
又比如于是之曾经被党的最高级领导请进中南海，商量文化部部长的人选。再比如于是之告别舞台时的最后一场《茶馆》演出，曾经在中国戏剧界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
而于是之的散文创作又是有口皆碑的，北京人艺曾经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于是之的散文是鲁迅加老舍。且不论这个玩笑是否准确，有一点却是真实的，于是之既喜欢鲁迅，也喜欢老舍。所谓“鲁迅加老舍”的评价既是玩笑，也不都是玩笑。于是之从不卖弄自己学识渊博，但是，在于是之的散文中你能发现，他通读过《鲁迅全集》，时间大约是６０年代初期，当时一批演员集中在上海，计划拍摄电影《鲁迅传》。于是之创作态度的严肃由此可见一斑。于是之的散文充满幽默。比如他１９８４年写的《幼学纪事》，该文已经被收入高中语文教材。从文章的开头，你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于是之所特有的幽默：“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母亲和祖母过日子。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们都绝对的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因为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俗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的二十四个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置为图像，她们也就自然辨认不出了。”
再比如文章的第四小节：“从十五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茫然中还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业去当当，比每天上学稍晚的时间，我便夹个包袱去当铺。当了钱，出来径直奔粮店买粮。家底单薄，当得的钱只够一天的嚼谷，计：棒子面一斤，青菜若干，剩下的买些油盐。我毕竟是读过书的，早就懂得玉米青菜的营养价值，所以每天吃着不腻。”
又比如文章的结尾：“我那时住在北京西单，每天需步行过北海大桥，才能到达近东四我上班的地方。平时只带一顿午饭，不过是窝头小菜之类。赶到上夜校时，就需带上晚餐了（注：当时于是之在一家中法汉学研究所每周补习两个晚上的法语课）。把窝头带进法兰西的文学殿堂已经很不协调，更何况殿堂里是只烧暖气而不生炉火的。到了冬天，这就使我为难了，暖气烤不了窝头。冷餐总不舒服。窝头这东西很脆弱，昨夜由母亲蒸出，今天又随我奔波一日，到上夜校它就要露出一些裂痕来。冷而且硬，不略略加热吃下去肚里常会觉得一种异样。怎么办呢？幸好殿堂之外，院子里有一间小厕所，为使它的上下水道不至于受冻，那里面安了一个火炉，于是这厕所便成了我的餐厅。我把窝头掰成几块，烤后吃下，热乎乎的感到棒子面原有的香甜。香甜过后再去上课，听的偏是菩提树夜莺鸟这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事情。”
于是之的文笔幽默。但幽默的背后让人感到一种无法名状的沉重和辛酸……
于是之的幽默和抒情，像他演戏一样，没有大吵大闹，大肆渲染。有的只是深沉、内在，这反倒令人感到回味无穷。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于是之写散文是非常投入的。我曾经看到过他为他的散文创作而啜泣不已。
１９８４年秋，一天下午我到他那里去，敲开房门，发现他满脸泪痕。我问：“怎么了这是？”他没说话。我看了看他的写字台，上面放着一摞稿纸，稿纸的上端是一篇文章的题目：祭母亲。平静了一下，他对我说：“写了三回了，哪回都没写下去……”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才跟我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大伯家里那些本家们为了避邪，为了防备她‘乍尸’，居然捡来三个煤球，分别压在母亲的下巴、胸口和肚子上……”说到这儿，于是之说不下去了……
于是之怀念他的母亲，非常羡慕我们这些有机会孝顺老母的人。每当晚饭前看着我匆匆离开人艺赶往东晓市（注：李龙云母亲的居住地）的时候，他总是站在那里，脸上笑着说：“多好啊！瞧瞧！多好啊！”目光中流露出深深的羡慕。

随政协文史委员会去西北，行前，李曼宜大姐频频嘱托，希望我对于是之一路多加照顾：一是按时服药，二是不能写字。曼宜大姐交给我一个小盒儿，小盒儿按早午晚分成三档，每一档里都放着几十个包好的小包。嘱咐我提醒于是之按时用药，不能马虎。并反复跟我说：“于是之到外面绝对不能写字。”
我问：“有那么严重吗？”
曼宜大姐说：“不跟你开玩笑，有时连签名都给人签错了。出过这么一档子事，有一次发奖大会，本来应该把奖品送给获奖者，结果他老人家自己抱着奖品走下去了。”
话虽这么说，于是之感到，西北之行写字的机会一定很多，而在那种场合他自己也会有技痒之感，于是他仍然做了一些准备，随身带了一个蓝色封皮的小本子。我翻开小本看了看，里边大部分是摘录的一些唐宋诗词。从小本上你能感觉到于是之准备的用心，以及他渴望在一些场合挥毫泼墨时那种近乎孩子的喜悦。
整个西北之行，于是之恢复了一种孩子般的童真。他是那样欢喜，那样无拘无束。我来北京人艺将近十五年了，还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与他朝夕相处。出则同车，居则同室。从而也就有机会使我更全面地感受于是之的风趣幽默，同时也就有机会感受他灵魂深处的痛苦。
于是之的风趣是众人皆知的。
在西北，有一天晚上在洛川住宿，睡觉之前他问我：“明儿咱们奔哪儿啊？”我跟他说：“明天早晨奔壶口，去参观壶口瀑布；中午赶到铜川的耀州窑‘打尖’（注：指旅途中临时歇脚、便餐），晚上回西安，第二天起大早儿赶往洛阳……”
不等我说完，于是之笑了笑：“合着咱们比红军都忙？”
那段时间在西北，我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红军初到陕北时立足未稳，东南西北到处奔波的那些情况。因此不等我讲完日程，于是之会突然冒出一句：“合着咱们比红军都忙！”
再比如早晨起床之后洗漱之前，于是之不知当天的天气怎么样，他往往会穿着短裤走到窗前，掀起窗帘往外望望，然后扭头问我：“今儿咱们应该怎么打扮？”我跟他说：“今儿天儿凉，您呀，里边穿一件小褂，外边套一件毛背心，再外边……”“再外边儿？”不等我说完，于是之手指着身边一件肥大的蓝色牛仔上装说：“再外边咱们披上这件蓝袍！”那个“袍”字的发音不带儿音。接着，他抓起那件厚重的牛仔上装，嘴一撇说：“我告诉你，就凭李曼宜给我预备的这份行头，上蒙古（注：指地域气候寒冷）我都敢跟你们去！”
还有一次在火车车厢里。张廉云大姐、郑潜大姐、我、于是之，四个人一个包厢。上车不久，就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子从我们车厢门前走了过去，但很快又转了回来，后来索性坐在了门前的小凳子上，眼睛不断望着我们车厢里。她可能是发现了于是之，看来是于是之的崇拜者。于是之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轻声说：“瞧见了吗？相咱们来了！”说完轻轻一笑。我更正着他的说法：“不是咱们，是您。”
在西北还有这样的观众记得他，于是之像小孩子一样欣喜。我跟他开玩笑说：“人家相咱们来了，咱们可别骄傲！可得学着矜持点儿！”于是之连连点着头说：“对！对！咱们得学着矜持点儿！”
西北之行，于是之像是换了一个人。在壶口，面对“万里黄河一壶收”的壮观场面，他像周围那些年轻人一样，扯着嗓子大声地嗷嗷喊叫着。他嘴里自言自语地说着：“这多好啊！这地方真好！我恨不得躺地下打个滚儿！”多年来，难得看到于是之这样轻松过。
在西安市，有一回我们列队去参观大清真寺，路经一个自由市场。于是之突然用胳膊肘碰了碰我，指了指马路边一个卖油煎柿饼的摊子。我站住了。油煎柿饼在饼铛上冒着热气，发出口兹口兹的响声。于是之手指着焦黄的柿饼，小声跟我说：“要是把这东西放过去喽，咱们干吗来了！”
我们两人留了下来。我问于是之：“一人来几个？”
于是之说：“先一人来俩！吃着看！”
于是，我们俩站在马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人手里托着两个油煎柿饼吃了起来。
于是之对地方小吃，像对其他民俗文化一样，极有兴致。柿饼很难消化，看来于是之胃口不错，快七十岁的人了，正餐之外吃两个柿饼什么事都没有。但那天夜里我却开始又吐又泻，肠胃疼痛不已。本来来西北应该是我照顾于是之，从那天开始，一段时间内变成了于是之照顾我。滨声老师在边上看着，有感而发，画了张漫画——《到底谁照顾谁》。
滨声老师这张画酝酿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离开西安的前一天晚上，才觉得有了十分把握。恰逢司机索画，滨声老师信手画来，画面上的于是之极富神采。就在司机想把画卷走的时候，在场的赵其昌赵老伸手按住了画，不客气地说：“哟！这张画可不能给你，干脆，我给你写几个字得了。”说着把画收了起来。
回北京的列车上，赵老突然展示出了这张画。所有在场的人都对这张画赞不绝口。画面上，一个被夸张了的男童似的年轻人，胸口戴着个红兜肚，一脸病容，神情痛苦地站在那里；而站在他身边的一个蔼然长者，瘦高的个子，肩背微驼，紧锁着的双眉摆成一个大八字，一脸愁容。一看就是于是之。
我跟赵老商量：“这张画，我收着得了！”赵老笑了笑说：“给你可以，你得应我点事。你来拟文，让于是之给我写几个字。把字交给我我就把画送给你！”我答应了下来。于是之也答应了下来。
如今这张画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一件精美的收藏品。它是由李滨声、赵其昌两位学者共同创作的。滨声老师为画题的字是：“到底谁照顾谁”。落款为：“一九九五年秋闰八月李滨声写于古都长安”。
而赵老则为这幅画写了两段题跋。一段是：“九五年秋随政协文史团赴陕洛，是之年长，龙云尝扶将以行，其情甚笃。至壶口，黄河之水天上来，汹涌澎湃，小龙欲行云上天，老鲤力衰，不得跃龙门矣。滨声戏占一绝曰：鱼在前边走，龙在后边随，一见黄河水，看谁照顾谁。归后再默写于宾馆，余适在侧，私窃之，以遗龙云。赵其昌记。”
另一段是：“说者谓作画当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滨声此画，不欺世不媚俗，漫写之，以记斯时斯情，端佳作尔。若干年后，三老四少重睹此画，再忆斯情，又当捧腹矣。”在落款处赵老钤上了两枚闲章，其中一枚为“掘皇陵人”。谁都知道赵其昌是打开定陵的发掘队长，是海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
西北之行，应该说大家都是愉快的。但于是之的身体，已确实让人感到大不如前，露出了种种不好的端倪。廉云大姐说：“于是之不仅仅语言有障碍，思维也常常出现障碍。”有一天坐在大客车里，张廉云大姐问起于是之家的通讯地址，于是之想了半天，突然扭回头问我说：“我那个楼是多少号来着？”
廉云大姐那种感觉，在我与于是之的接触中很快也感觉到了。
有一天我问他：“于永干什么呢？”于永是于是之的儿子。
于是之说：“在一个洋人的汽车行里。”
我又问：“哪国洋人？”
于是之想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说：“就那个，墨索里尼那国。”
我恍然大悟：“那是意大利。”
他说：“对对对！意大利！”
但在此之前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意大利这个词汇。
西北之行是我和于是之谈话最多的十五天，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包。由于语言障碍，交流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因讲的大都是熟人熟事，还是可以听得明白。有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于是之会陷入一种悠远的深思与怀念之中。每当这种时候他讲得最多的往往是作家刘厚明，和他青年时期的一个朋友王炼。他不大讲这些人的才华与成就，主要讲他们的人品。
讲这些人和事时，于是之极富情感。特别是对已故作家刘厚明，他有着很深的眷恋。每当提到刘厚明时用语都十分动情，称呼也十分亲切，像一个兄长提到自家兄弟。
事后我听曼宜大姐说，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在中国政局最令人忧焚的时候，刘厚明曾把于是之夫妇接到北京郊区一座大院内。大院类似于部队的休养所。一天晚上，在极空旷的大院内，刘厚明敞开心扉，向于是之倾诉了他对时局的所有不满和愤怒。在那个年代，那些看法无疑是大逆不道！刘厚明的信任、刘厚明的披肝沥胆一片赤诚，令于是之感动不已。于是之同样一吐为快！两个朋友感到了一种肝胆相照的激动。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一次心灵的交流，一次不掺杂任何私念的交流，是那样难得，那样弥足珍贵！它令于是之感到的是一种长时间的温暖——人间毕竟还有如许真情在！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非常偶然的时候于是之也讲到对一些人的厌恶。对那些城府很深善于耍弄权术的人，他十分厌恶，提到他们时于是之总是说：“我怕他们，我对他们是敬而远之，实在没办法时就跟他们打打太极拳。”更多的时候，于是之只是撇撇嘴，很快就把话岔开了。于是之不大说别人的坏话，心里记住的都是别人的好处。
而更多的时候，是他向我倾诉那些困扰着他的诸多苦闷。有些则属于心理上的不平衡。比如１９９５年中国评选的四位艺术大师，没有他。于是之说，那些人都是艺术上有成就的人，他也不是要争什么，但心里毕竟有一种失落感。再比如，他也谈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学校，所谓“于是之艺术学校”，也有很多不愉快。他说他原本想弄成两摊：一摊是理论；另一摊搞实践，以排戏为主。两摊事情开始的构想都很好，但我始终没听明白，事情的结果到底有哪些令他那么烦躁？再比如由他牵头搞的北京人艺的演剧学派那套丛书，不知为什么也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的不愉快。我感觉好像大都是属于一些人事上的纠纷。另外他也谈到他住房的实际困难。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回豁出去了！往天上写封信！不知管不管用？”他所说的天上是指中央。
艺术大师、演剧学派、于是之艺术学校、房子问题……诸多问题绑在一起。我想劝劝他，但苦于找不到恰当的词汇和方法。那些东西说困难也都是困难，但超脱起来站在高处看，目前至少还不至于危及生存。一天早上，我很委婉地试着步地跟他说：“《傅雷家书》里好像有一句话，耐得住寂寞是人生的一大武器。我这人就因为耐不住寂寞，所以痛苦往往比别人多……”说这话的时候于是之正在卫生间里洗脸，隔了一会儿，他肩膀上搭着毛巾走了出来，冲我说了一句：“您刚才那是甩闲话呢吧？”看来，他十分敏感。
我笑了：“屋里就咱们俩，有什么闲话可甩的。我真的觉得耐不住寂寞才招来那么多痛苦……”
于是之不服气地说：“甩闲话就承认甩闲话，我又不傻……”
其实我的用心是好的。他有困难，我帮不上忙，我只希望他能把那些事都看得更淡，把身体养好。我劝他，您现在什么都别干，最好是去写散文。写散文对您来说是一种享受。而谈得深了，我才发现，折磨着于是之的最深重的痛苦，还是他不得不告别舞台这件事……１９９３年，于是之在《中国戏剧》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仅仅是一串阿拉伯数字：《９２．７．１６》。实际上，题目的真正含义应该是：１９９２年的７月１６日对于是之来讲，是他一生中刻骨铭心永远也忘不掉的一天。
文章的开头是这样说的：“这个日子，对别的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出了些毛病。它告诫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要演戏了……”于是之用语平淡：“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出了些毛病。”但这平淡丝毫不能掩饰他内心深处的痛苦。文章接着说：“两三年前，我就有了在台上偶尔忘台词的毛病。这逐渐使我上台就有了负担。１９９２年纪念建院４０周年的时候，再次公演《茶馆》。久不登台，我的负担就更觉沉重了。果然，演了四百多场的熟戏，在舞台上偏偏屡屡出毛病。到了７月１６日那一场，第二天就不演了，不知怎的我就特别紧张。开幕之前，后台特别热闹，院内院外的朋友们纷纷要求签字留念，我就更加紧张。这以后不只一处，每幕戏都出漏洞。我在台上痛苦极了，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完，我带着满腹歉意的心情向观众去谢幕。我愧不可当。观众偏偏鼓掌鼓得格外热烈，而且有观众送花束和花篮。不少人到台上来叫我们签字，我只得难过地签字。有一位观众叫我在签字时说点什么话，我不假思索地写一句：‘感谢观众的宽容。’反复谢幕不止时，突然听到观众席里有一个人叫着我的名字喊：‘于是之！再见啦！’我感动得不能应答，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的一生从演戏以来，只知道观众对演员的爱和严格，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观众对演员有这般的宽容。”
文章结尾，于是之深自歉疚地说：“卸妆完了，疲倦极了，剧院用车送我回家。在首都剧场门口，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观众在等着我。千不该万不该，再疲倦也应该下车跟他们告别。但我没有那么做，一任汽车走去。每想起这件事来，我总谴责自己。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批评自己的失礼了。”
很多戏剧界的同仁都描述过于是之告别演出那一幕。柯文辉写过一篇文章，《于是之的一个侧影》。文章谈到那个难忘的７月１６日时这样说：“历经沧桑的于是之懂得，吸引了无数艺术家为之九死无悔的舞台，是天才纵横驰骋的大野，又是庸材们每行寸步都能身败名裂遗憾千秋的大祭台。当年于是之初出茅庐之时，看到他的前辈石挥等人，在人物创造上所展现过的奇迹，他是那样地向往与眷恋。而今他终于摸到了这把金钥匙，但却又将放下它，他如何舍得下这个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命根子呢？征服角色、观众的大师却不能征服大自然的规律和自己，这不是一出很大的悲剧吗！最后一场《茶馆》在演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中的叩门声在人们心头擂响，北京人对演员的爱堪称举世罕见，剧场效果达到了白热化，观众齐声大喊：‘于是之，再见了！于是之，再会！’于是之热泪盈眶，他懂得：场上观众澎湃的热潮有一半当之无愧，另一半是被激情放大了的狂热。他的腭部神经病了两年，成天像嚼口香糖似地运动着，无法控制。他只是靠长期的舞台经验，靠对观众由衷的敬意，才能把王掌柜这一角色从头演到底，但他念错了四句台词……于是他大喊一声：‘谢谢朋友们的宽容！’此时剧场楼上一位刚上初中的女孩儿突然用童声回答道：‘王掌柜！永别了！’她的喊声牵动了几百个人的神经，像是一根无声的指挥棒发出了命令，一大群人用真挚的泪雨为孩子的纯情协奏，压倒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面对这个场面，于是之满含热泪告别了舞台。
轰轰烈烈的告别演出之后不久，于是之从领导岗位上也退了下来。从此进入了一生中一个难耐的寂寞时期。对于一个一生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员而言，由于健康原因而走下舞台遁入书斋，那种生活的反差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遵照朋友们的建议，于是之重新捡起了书法。但，书法真的就能排遣孤独和寂寞吗？
１９９２年冬，北京人艺举行“大宝文学奖”发奖仪式。于是之没有到会，仅托人带来了一个书面发言。在宣读这一发言时，我身边一位戏剧界的前辈，用十分轻蔑的口吻肆意嘲笑着于是之的发言，就像周围所有的人都不存在似的。惊讶之余，我渐渐明白了，在戏剧界，厌烦与嫉恨于是之的人也大有人在。吃饭的时候一位副院长跟我说：“一会儿咱们去看看于是之。听说他在客厅里披着个毯子，一个人在看《红楼梦》。”我因为有事，没能跟他们去。但，于是之披着毯子，手捧一本《红楼梦》的神态，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它令人想到了古寺青灯，想到了于是之一卷经书在手，像是一个远离尘世的僧人……生活对于是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于是之身边那些朋友们，北京人艺原《茶馆》剧组那些和他年龄不相上下，甚至年龄远远大于他的艺术家们，仍然一个个生龙活虎地活跃在舞台与银幕上。于是之心里的悲哀是无法名状的。
我相信，于是之从来没有放弃过重返舞台的努力……
西北之行，已经是１９９５年，距于是之告别演出已整整三年。奇迹终于出现了。一天，在一辆大客车上，年近古稀的文史委员们借助一个麦克风，或唱或说即兴表演着小节目。忽然，于是之接过话筒，大段朗诵了一段毛泽东的讲话！那段讲话是所有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毛泽东在八大闭幕会上的结束语：“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于是之语言流畅、清晰，声音不疾不徐，却又充满激情，使用的是标准的湖南方言。整个大客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在短暂的宁静之后，车厢里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文史办的宗朋手里一个微型录音机，不失时机地把于是之的朗诵一字不落地录了下来。人们对于是之的即兴表演赞不绝口。于是，宗朋的录音带在下面一段时间里反复播放。人们议论着：“到底是大艺术家……”人们为于是之的表演而欢呼。于是之也欣喜过望，脸上闪动着兴奋的红光……平心而论，于是之的即兴小品是非常有水平、有味道的。他曾在酒酣面热之后，在很小的范围内摹仿过周扬（注：原中宣部分管文学艺术的领导人）讲话。周扬是湖南湘潭人，于是之使用的仍然是湖南方言。周扬那个讲话，是对当时盛行的“题材决定论”进行的反驳和嘲笑，最生动的是这样几句：“八十一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那个题材大不大？你写一本小说给我看！你写一个剧本给我看！”于是之的摹仿十分生动，特别是对细微处的处理。比如，“题材”两个字，依照湖南方言，他把它读成了“敌材”。于是之的声音造型，加上他面部的即兴表演，每次都令人捧腹不已。
大客车上的演出，使于是之的心态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晚饭之后，宾馆的老总想请于是之去写几个字。按以前的惯例一般是由我来挡驾。而沉浸在成功喜悦之中的于是之，实在技痒难耐。他像自言自语似地跟我说：“吃人嘴短。伙食这么好，旅馆又少收咱们的房钱，写几个字就写几个字吧！”
他有热情我不便生拦，但我跟了他去。
于是之给宾馆老总写的书法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壮士弯弓射天山”。两句一共十四个字，加上小跋和题款，大约不足四十个字。但错处居然有五处之多。人逢喜事精神爽，于是之并不沮丧，凡漏字的地方就在上面加上勾补，凡错了的地方就在旁边进行修改。他心绪极好，笑着对宾馆老总说：“您瞅，这东西让我涂得跟大花脸似的了，我再给您重抄一份吧！”
宾馆老总高兴之极：“抄一份更好！就是让您受累了。错的这份您也给我得了，错的这份更有价值。”
重抄的那份仍然出现了一些错误，但也只好这样了。我怕他因兴奋过度而疲劳，匆匆挡了驾。回到客房，刚一进屋他就跟我说：“今儿还行吧？今儿出的错儿不算忒多吧？”
我安慰他说：“还行，那老板看来是个行家。”
于是之欣然赞同：“那是！谁不知道错了的东西更有行市？您看毛泽东那诗词上，不也净勾勾画画的吗?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也涂得跟大花脸似的！”
于是之兴冲冲地跟我说：“我可能要转运……”
午饭之后，照例有一段午休时间。这天中午于是之很反常，他在屋里的地毯上溜达来溜达去迟迟不肯躺下。
我很纳闷：“您什么意思？下午咱们可还有项目呢，您有什么事儿吗？”
于是之多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一笑，手一指我们房间的对门儿，小声跟我说：“王爷在那屋写字儿呢。”
于是之所说的王爷是指金友之先生。金老的官称为爱新觉罗·溥任，是末代皇帝溥仪先生的四弟。如果大清国不倒，毫无疑问，金老应该是王爷。金老脾气好，文史委员会的朋友们人前背后都开玩笑地称他为王爷。金老和另一位属于他孙子辈的皇族成员、画家爱新觉罗·连经住在同一间房里。一批宾馆里的人知道了金老的身份，追到金老的房子里来求字。
于是之那副神态，就像是一名被人管束的小学生在向管束者乞求某种自由。他在屋里走着遛着嘴里不断说着“山”：“王爷给他们写的都是宫廷里的福字寿字。挺大一张纸?一张纸上一个字儿，又是楷书，怎么写也不会写错……要是字儿多嘛，绕嘴，备不住会出点这错儿那错儿的……”
我笑了：“您呀，用不着这样。愿意写您就去写。身子骨儿是您自己的。我的意思是您悠着点儿，别待会儿把自个儿弄散喽。您受罪，大伙儿也麻烦……”
于是之抄起自己那个装着毛笔的布包，像要出笼的小鸟似的：“我去去，去去就来。”匆匆往屋外走去。
一段时间之后，他回来了。一进门他就兴冲冲地跟我说：“我可能要转运，今儿办什么事都这么顺溜。我跟你说嗨，一个字儿没错。”
我问：“您给人家写的什么？”
于是之说：“我、我给他们签的字。”
我心里说，您要是连签名再签错了，那还说什么。观众是住在宾馆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所有人员全部到场。一些旅客听说大名鼎鼎的于是之在场，十分希望他能即兴表演一个节目。文史办的张秋萍走到于是之面前：“是之老师，您行吗？”于是之说：“行，行，我今儿行。”于是张秋萍开始向观众介绍：“著名表演艺术家、全国人大代表于是之先生也来到了咱们这个联欢会场，下面，请是之老师为大家表演节目。”
于是之拿着一个提前写好的纸片走上舞台。
所谓于是之的演出，仍然是模仿毛泽东的那段讲话。会场安静下来之后?于是之开始表演：“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毛泽东的讲话只念了半句便卡在了那里。停了半分钟之后，他静了静心，重新端起纸片，开始第二次试着往下念，但第二次又卡在了那里。于是开始试着第三次念，而第三次只念了四五个字就念不下去了。片刻之后，他把纸片从眼前挪开，双手垂了下来，十分沮丧地说：“念不了了……”在场的观众一惊，停了半天，于是之又重复了一句：“念不了了。”文史办几位同志见状?匆匆走上前把他搀扶了下来。于是之嘴里嘟囔着：“这儿灯太暗，纸片上这字儿看不清楚……”张廉云大姐赶紧走了过去，她十分理解于是之，不断抚摸着于是之的手臂劝慰着：“老于同志，没什么，这没什么。等哪天光线好了，咱们找个地方再演，光线这么暗，换谁也不行。”
联欢会的演出照常进行。我走到于是之身后，轻声跟他商量着：“咱们回去吧。”于是之说：“好，回去……”
我们俩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文史委员会的很多老同志跟在我们身后追到屋里，纷纷劝慰着。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会使于是之感到几分尴尬，对他是个打击。但是，谁也没有像我想的那么多。这个打击，对于是之可能是致命的。
屋里人都走了之后，于是之瘫坐在椅子上。几个小时之间他好像老了十岁。他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完了，这回真的完了，真完了，全完了……”多少年来，我从没看到过于是之神色那样惶恐。不管我怎么劝慰，他嘴里喃喃着的只是几个字：“完了，真完了……”
夜已经很深了，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突然，他坐起身，眼睛盯着我跟我说：“看来我是绝对不能再回到舞台上去了，我完啦。”说到此处，于是之热泪盈眶，接着轻声啜泣起来。
东坡先生有言：“大儒经济小儒诗。”依中国传统思想，历来将那些封疆大吏、那些掌管国家命运的官员们视为大儒，而将各种学有专长的专家们视为小儒。于是之是艺术家，是小儒。北京人艺的院长这个位置不是封疆大吏，不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但分管这一摊事业毕竟也算跻身宦海，而宦海无情。中国古语讲，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不耐烦。于是之的气质更像个诗人。于是之的性格和气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为官八年期间将有无穷无尽的痛苦。
我不知于是之对此是否有清醒的认识。
１９８５年夏，于是之被恩准乔迁至紫竹院的“高知楼”。这以后，我住进了于是之北京人艺的“故居”——四楼４０１。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于是之突然跑进我家。他的脸红扑扑的，看来是刚刚喝完酒。于是之不胜酒力，二两酒下肚，脸上就是一片红霞。那天他似乎很亢奋，一进门就跟我说：“我最近可是官运亨通，总书记召见我，我刚从中南海回来。”接着他向我详细叙述了胡耀邦接见他的情形。他说，总书记一共召集了四个人。四个人虽都是文化人，但是四种身份。于是之是戏剧家，其他三位分别是作家、评论家、文化界的领导干部。胡耀邦说：“你们四个里边，要出一个文化部长。”接着说：“文化部长这个官，说好干也好干，说不好干也不好干。当这个官儿外行不行，但书卷气太浓也不行。”胡耀邦讲完他的意图之后，作家推荐说：“是之同志干吧，是之合适。”于是之匆忙推辞：“哎，总书记说了，当这个官儿，书卷气太浓了不行，我这人还是书生气太浓……”
那天的召见，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看法，但似乎并没形成定论。于是之把过程讲完，我问：“您什么意思您今儿说这么多，是光图痛快痛快，还是有什么打算？”
停了一会儿，于是之眼睛盯着我很认真地问我：“你说，这官儿我能干吗？”
我当时没太认真：“依着我呀，您不妨去跟他们比画比画。”
于是之说：“为什么呢？您那么瞧得起我？！”
我说：“我觉得那官儿比北京人艺这官儿好干。北京人艺这一锅，太难弄了。出一回国，得躺下俩。分一回房子，送医院仨。明儿再一搞职称评定，备不住就有往坟地抬的。北京人艺太具体。”接着，我半开玩笑地说：“当部长没这么大的急。今儿看看戏，明儿讲讲话，备不住还有秘书给您打草稿儿……”
于是之笑了：“好嘛！”他摇摇头：“您呀，您别介啦！可不像您说那么简单。”
经他再三追问，我又说出了另一个主意：“要不这么着，您去问问夫人，看夫人什么主意？”
于是之嘴一撇：“夫人？夫人连小组长都不让我当。”
看于是之那么认真，我不敢再开玩笑。
于是之想了想说：“我呀，我还是在这儿眯着吧。这儿大不了也就是一家剧院，弄好弄坏也就这么大的事儿了。到文化部去？事儿办不好，再给国家丢脸。再说，我这脾气这么不好，这儿上上下下好赖人们都知道。更何况，我在这儿抓空儿备不住还能演点儿戏呢！”
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２年，于是之做了８年的院长。在西北，用于是之自己的话说：“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了。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八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
对于北京人艺这个院长，于是之的心情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众望所归，上边也器重。但另一方面，一院之长事务纷繁，令人焦躁愁烦的事情举不胜举。而他所醉心的表演艺术事业又无法维系，以至于经常陷入矛盾痛苦之中。
最痛苦的时候，于是之甚至想到过自杀。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文汇月刊》上登载了一篇曹禺的女儿写曹禺的文章。在北京人艺的３１１，我不止一次听于是之说起那篇文章，不止一次听他重复文章中“曹禺的灵魂飘出窗口……”那个细节。每次重复完那段话，他总是感慨地说：“我在紫竹院的那个房子是１２楼，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想顺那儿走下去……”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不耐烦，而剧院的工作则烦不胜烦。像于是之自尊心这样强的人，被下属当面羞辱，该是多大的痛苦。有一次，在人艺剧本组，于是之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名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演员站在他的面前，手指头指着于是之的脸，当面指责于是之做过的某件事情。于是之抬着脑袋，眨着眼睛小声说：“我记不太清了，真的记不清了……”对方好像十分愤怒，毫不客气地说：“你记不清了？对你好的事你记得住，对你不好的事你就记不清了。”面对这一切，于是之居然尴尬地笑笑，什么都没说。那种唾面自干的神态真令人同情。断断续续出现的这一类事情，在他心里汇积着，这些郁闷积压起来会产生两个结局：或者是爆发，或者如他想像过的那样，站在紫竹院１２楼的阳台上往前走下去……
我见到过于是之动怒。
１９８５年夏末秋初，于是之参与拍摄的《赤壁大战》流产，从安徽回到了北京。一天中午，几个人凑在四楼４０１我那个家里喝酒。在场的有于是之、苏民老师、林兆华和我。于是之、我、林兆华都是从食堂打的饭。苏民老师左手拿着半瓶“菊花白”，右手端着个钢精锅，锅里是从家里带来的两个素馅包子。屋子中间一个简易的小推车。我用小茶碗给他们每人倒了一碗酒。吃着吃着饭，一片和谐之中，不知为什么，于是之突然眼睛瞪着苏民说出一句很难听的话。
苏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但神色依然十分平静：“于是之，我跟你四十年的朋友了。”
于是之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起来：“我希望你还能像四十年前那么真诚！”苏民的声音开始发抖：“那么说，我现在已经对你不真诚了？”
于是之嗓门开始变大：“那，我还得再看看！”
苏民老师也激动起来：“你呀，你用不着再看了！”
说到此处于是之突然站起身，大声喊叫着：“我跟你说，某某某那个职称，你要是给他定成二级，我就不答应。”不待苏民说话，他手指着眼前的茶杯接着又嚷了一句：“你信不信？不信我就把这茶杯摔喽。”说着抄起那个茶杯，啪地摔在了地上?茶杯摔得粉碎，苏民的脸气得煞白。半天只说出一句话：“于是之，我跟你四十年的朋友了，四十年的朋友了。”我从没经过这种阵势，不知怎么办才好。在我心目中，苏民老师是位谦谦君子。而他和于是之也的确是四十年的老朋友。林兆华小声跟我说：“你呀，赶紧去给新民打一电话，女主人回来，有面子拘着，俩老头不至于真掐起来。”我匆匆跑到三楼去打电话。
新民在北京图书馆上班，很快骑车赶了回来。此时，我正送苏民老师回他的办公室。他端着钢精锅，手不断颤抖着说：“四十年了，我跟他四十年的朋友了。”
新民进门的时候，林兆华领着于是之正在往外走。林兆华说：“我呀，我领他上我那屋去歇一会儿。”林兆华在三楼过道里有一间休息室。此时屋里的气氛已基本平息下来。于是之面对新民脸上露出几分尴尬，轻声说了一句：“对不住您了，把您的家伙给摔了……”
新民匆忙安慰着：“没关系的，没什么，本来那东西也不值钱。”
几天之后，新民上班的时候又碰到了于是之，她笑着跟于是之说：“是之老师，哪天您还来喝酒，事儿过去就完了，没事儿。”
于是之说：“我呀，脾气不好，你看这事儿弄的……”
新民开玩笑地说：“我这回还给您预备了一份钢精的。”
于是之风趣地说：“好，那好，钢精的好，不过呀，钢精的摔起来，没有瓷儿的听着那么脆当。”
实际上于是之那次发火，并不见得是为某件具体事情，也并不见得就是针对苏民老师，而是他心里多少天的烦恼与愤怒积压下来的结果。事后，于是之心里对苏民充满了歉疚之情。这种情绪，他曾向我流露过：“何必呢！何必呢……”心中的自责越发加重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而从客观上讲，于是之这一类举动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是深深地伤了朋友的心，另一方面于是之自己的身体也慢慢垮了下来。
在西北，针对于是之不断出现的恼怒，不断垮下去的身体，我曾引古人的话对他进行过委婉的劝慰：“人不能老这么大的火。古人讲，‘养生以戒恼怒为许’。释家所谓降龙伏虎，龙指的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相火是指各种欲望，肝气是什么？就是恼怒。多少英雄豪杰都没过了这两关。关键得学会克制，别让它过炽。降龙养水，伏虎养火。古人所谓‘惩忿窒欲’，窒欲就是降龙，惩忿就是伏虎。释家和儒家虽然是两家，但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没有什么不同……”
我正在滔滔不绝，于是之眼珠子盯着我，十分不服气地说：“学生，够有学问的。”我跟他说：“这可不是我说的，这都是人家曾国藩说的……”
过了一会儿，他沉吟着点点头：“其实，你说的在理，问题是我管不住自个儿。人的脾气就是人的命……”说这段话的时候，他眼神里浮动着很深的无奈，甚至伴有很深的孤独……很多人都认为，于是之不适于做官，于是之的身体就是因为连任两届人艺院长而垮下来的。实际上对人艺院长这个官位来说，于是之是否合适，这里存在着两个标准：一是对为官者本人，就于是之的性格、个性和气质，以及健康状况而言，让他做院长是对他事业的一种牺牲。但就对北京人艺这摊事业而言，我却觉得他是很合适的人选。至少在当时，于是之的作用是很难替代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北京人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积累的那批所谓保留剧目，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在于是之主持工作期间创作和演出的。那些剧目，包括那些实验性很强的剧目，无一不包含着于是之的心血。这是所有这些剧目的创作者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事实上，于是之和他那批朋友的离开，标志着北京人艺一个时代的终结。于是之的离去所造成的损失，决不仅仅是中国话剧舞台上减少了一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就团结作家，组织与联络作家的创作，以作家的知心朋友的身份非常内行地鉴定剧本，帮助作家的剧本创作和修改，把那些文学色彩很浓的剧本搬上舞台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能够像于是之那样做到那种地步的人，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该说是不多的。我甚至想过，如果于是之仅仅做那个剧本组的组长，自始至终仅仅担任那一项工作，而不去当那个院长?或许他的身体能一直工作到今天?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但是，我不知于是之是否能耐住那份寂寞。能耐住那份寂寞是很优秀的。在主持剧本组和全院工作期间，于是之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院内外的作家。在市委宣传部的关怀下，正是在于是之的操办下，北京人艺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起，组织起了一支七八个人的专职作家队伍。与此同时，院外的一大批作家，诸如苏叔阳、白桦、李杰、魏敏等等，也大都是通过于是之而实现和人艺的合作的。多年来，于是之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剧院广揽人才。他具有这样的威望，也具备团结大家、凝聚大家的魅力与热情。
１９８３年，时年癸亥。于是之正当壮年。领导着北京人艺一个很有生气的创作组。当时以他为核心，团结了一批中青年作家，从而奠定了北京人艺８０年代中期那段繁荣。我常常怀念８０年代中期的北京人艺，怀念当年那个创作组，怀念在于是之家里一群年轻人纵论天下戏剧的情景。尽管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所发议论多有浅薄幼稚之处，但在那个气氛中我所感受到的美好与舒畅，以及我所汲取营养之丰富，至今回想起来，依旧怦然心动，依旧感到一种温暖。
那年春节，于是之为了鼓励我的创作，给我写了一幅字。一笔篆书“大道之行也”?龙飞凤舞。字幅左下角的题跋是：“癸亥早春，录孔老二的话以赠龙云。文中之义，灵犀相通，多言无益，留此存念。”
于是之是作家们的知心朋友。于是之的学养与人品，使他身上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凝聚力。于是之是可以信赖的。在戏剧创作上，于是之可以拿出非常有见地的建议，而他又从来不会强迫谁什么。于是之鉴别剧本的眼光，是有水平的。作家们的创作，从题目的选定，到“做胎”阶段，都愿意与他倾心交谈。而于是之在情趣上、审美上又十分宽容。比如他对那些实验性剧目，用他自己的话说，尽管并不敢都十分苟同，但他仍能扶助它们走上舞台，帮助它们进行实践。这是很多比他还年轻的人都做不到的，更不必说那些心胸狭隘的嫉贤妒能之辈了。
１９８６年之前，于是之家里是一个温暖的沙龙。炸酱面、二锅头酒、饭食非常简单，但却能够把大家吸引到那里。除了作家、还有导演。于是之家里有一个泡菜坛子，里边长年放着一些散装的二锅头。聚会的时候，人们每人手里一个小茶碗，茶碗伸进泡菜坛子里，一人一小碗，常常是边喝酒边工作午餐。作家们在那种其乐融融的心态下，家事国事天下事，无话不说。当时，我住在剧院的写作间里，有时夜深人静突然想到什么事，无论是创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甚至读书上的，随时都可以去敲于是之家的家门，跟他促膝长谈。
于是之家里人对这种嘈杂和喧闹似乎也习以为常。是之老师的夫人李曼宜大姐很贤惠，脸上永远带着一种温和的微笑。她不苟言笑，但也时有幽默。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坐在外屋聊天。曼宜大姐从里屋走出来，似乎是要到楼道里去拿什么东西。她轻轻地碰了碰于是之说：“借光，让我过去一下。”于是之扭头瞅了瞅她：“哟，干吗这是﹖”曼宜大姐笑着叹了口气：“唉，雅人雅事，俗人俗事，我去夹块煤。”于是之笑了，我们也都笑了。
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工作餐就是二锅头加花生米。依于是之的年龄和威望，所有人都是敬重他的。但所有人在他面前却又都可以很洒脱很随便。这与于是之待人处世的态度有关，更与于是之的工作方法有关。于是之从来主张尊重别人，从不伤害谁。应该说北京人艺这些作家，每个人都有很强的个性，但每个人又都能团结在于是之周围。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古人讲“文人相轻”、“文人宜散不宜聚”。但是，北京人艺由于有于是之这个核心的存在，每一个作家都在勤奋耕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１９８４年，于是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北京人艺剧本组的工作》。文章开头写道：“这个组人不多，作者七八人，组稿者两三人，但事情并不少。通常管这个组叫抓创作的，其实作品不是什么人抓出来的，而是作家写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不好搞颠倒了。”谈到他这个创作组组长的工作方法时，于是之说：“对作者一定要热情，写话剧剧本难度大，周期长，稿费低。中青年作者的工资不过五六十、七八十块钱一个月?他们肯于用一部中长篇小说的材料写一部四五万字的剧本，不容易。没有一点儿热爱以至于献身话剧事业的精神是办不到的。因此，要爱护他们。”接着他说：“要平等待人，尊重他们的劳动，要肯于承认自己不如作者。至少在他所写的题材上你不如他们懂得多。不要因为自己是组长或什么长就端起架子，读了稿子自己拿不准就不敢同作者见面，这样关系就搞生分了。”又说：“要跟作者交朋友，要使作者写得得意了或者碰到困难卡壳儿了，都愿意找你聊聊，没有什么拘束。千万不要形成那样的局面，你说什么他就改什么，叫怎么改就怎么改，这是绝对搞不出好作品来的。要讲究效率，来稿不积压。”于是之把作家们的作品比喻成妈妈生孩子：“每篇稿子都是作者心血的凝聚物，我们积压了总不给人家回信，这是最大的冷酷，比你及时看了及时告诉他不行要冷酷得多。”于是之要求自己：“稿子至少要读两遍，读一遍获得些印象，准不准，要靠重读来检验。多读读，才能够提出对作者确实有帮助的意见来。要铅笔改稿，定稿别看。组织创作的人日久天长，对某个作品逐渐摸熟了，取得作者的信任。这时有些作者希望你动动手，怎么办？有把握时可以动，但不要把人家的稿子画成大花脸。而且最要紧的是，定稿以后不要看，不要叫作者为难。你改得好，人家定稿时自然要吸收。不好，人家就要用橡皮把尊驾的字句擦掉。你不再看了，与人方便，他有取舍的自由。”
在文章结尾，于是之提到：“组织创作的人自身学习很重要，戏剧方面新观念很多，面对这种形势，就得学习。”于是之是那样懂得作家：“作家成功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创作是创造性的劳动，这就决定了他们总不能太安分，总要探索点新东西。既是探索就会有成败，有得有失，有对有错。”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剧本组机构不大，事情不少，还得担点沉重。没有事业心，不伤点脑筋是办不好的。”
通篇文章很短，但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报刊相继转载。这样的工作方法、这样的人格魅力，令人敬佩。假如承认剧本是一剧之本的话，人们就不能不承认，于是之对北京人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剧目建设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的人所无法替代的。
在西北?我曾经向于是之打听过他身世中我不清楚的一些空白点。
于是之在散文中多次谈到他的母亲，却很少谈到他的父亲。而于是之母亲的身世也是在他稍稍长大时从本家长辈的口中陆续听来的。于是之的母亲娘家姓任，没有名字，十六岁嫁到于家，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于任氏”。“……母亲的对象，我的那个从未谋面的父亲，是一个过房儿，从大房过继来的。为什么我的祖父母没有亲生儿子呢？长辈们每说及此就不免有些吞吐了。但从他们半隐半晦的话里，我了解到母亲不幸的一生。祖父身子不好，有某种病，使祖母不能够生儿育女，这本来也是一个可怜人。但因此祖母的性子就怪戾起来。过继的儿子结婚了，她硬是折磨这一对新人以为报复。母亲孝顺老实，年纪小，只知道怕。父亲则忍耐不住，于是别家从戎当了兵。那时实行的是募兵制，当兵的一个月只有几块银元的饷，很苦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然而父亲受不了那折磨，竟然去了。于是，只有我的母亲守在祖母身边，一直守到了二十好几。父亲则到处游荡，后来竟在军队里混成了小军官，驻扎在唐山。母亲去唐山那一年，算起来该是二十九岁。在三十岁上生了我。十六岁出嫁，三十方得一子，母亲那时该是多么的快活。然而这段快活的日子很快就宣告结束，我那个当小官的爹阵亡了。从生下我到我爹的死，整整一百天……”
我对于是之身世了解的空白点，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名字。
我问：“您家里老一辈又不是念书的人?怎么能给您起个这么文雅的名字呢？”于是之说，他生在天津，最初的名字叫于 （音ｊｉǎｏ）?那是一个非常怪僻的汉字——三个“白”字摞在一起，现在已经没人用了。而这个非常怪僻的名字，是在唐山做小军官的父亲特意找一个有学问的人起的。于是之说他曾特意查过《辞海》，据《辞海》中的解释，这个字是皎洁明亮的意思。《辞海》中举的一个例子是陶潜的一句诗：“昭昭天宇阔， 川上平。”
于是之说：“我不知道我哪块儿皎洁明亮。后来到了上小学，老师觉得这个字没人认识，于是将名字改为于淼。”
听到这段儿我跟他说：“您呀，备不住五行缺水。您姓于，一个淼字，仨水摞一块儿?如鱼得水，这名字行……”
于是之十分不服气地：“行什么呀，我这条鱼（于）算是他妈背透了，一辈子走到哪儿赶上的尽是开水。”
后来，大约是１９４６年之前，于是之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后来的戏剧家王炼，决定在同一首唐诗中各取一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当时俩人正好到“一个关羽一个刘备”那种地步，这两个字，一个是“是”，一个是“非”。于是，王炼取名王非，于是之取名于是。再以后，于是之觉得“于是”两个字叫起来别扭，遂信手添了个“之”字，改为于是之。
于是之有演戏的天赋。
演戏，重返舞台，塑造那些光采照人的形象，是于是之至高无上的理想。这个理想燃烧在于是之的血液里。如何评价自己一生演剧生涯的成败得失？在于是之的心目中存在着一个情结和一串数目字。
先说这个情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于是之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中国话剧的对话》。在这篇文章中，于是之流露出了一种遗憾情绪：他所扮演的那些人物，包括那些获得过很大成功的形象，诸如程疯子、王掌柜、老马……大都是一些小人物，基本上属于小市民阶层。尽管他在文章中对这种思想迅速加以了否定，但你仍能感觉到，那种否定拂不掉他心目中的遗憾和惆怅。于是之想演什么？想演《战争与和平》？想演库图涅佐夫？想演哈姆雷特？我没有就此专门和他交谈过，但我有把握认为，于是之心目中非常想演的那些人物，是老舍、曹雪芹，是毛泽东、曹操……是那些灵魂蓬蓬像他自己一样矛盾丰富的名垂千古的英雄。于是之觉得，自己成功地塑造的那些人物，怎么也无法否认他们是一群小人物。对这一点于是之流露出过深深的孤独和遗憾，甚至隐含着某种自卑。
这种惆怅令人想到了契诃夫的短剧《天鹅之歌》，一个演了一辈子小丑的演员，一生的宿愿是演一次哈姆雷特。于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剧场观众全部散光之后，这个小丑站到了舞台正中，面对空荡荡的剧场演了一段哈姆雷特，圆了他多少年的梦想。应该说这种比喻是不准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于是之想演一些更复杂、在历史上更有影响的人物的理想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于是之心目中的一个情结。不妨把这个情结称之为“小人物情结”。
我这样分析于是之，不是出于一种武断。

我至少三次答应过为于是之写戏， 三次感受到过于是之的热情。但三次却都因某种原因而流产。而这三次计划所创造的人物都是于是之希望表演的人物。这三次流产的合作，令我看到了于是之灵魂深处的理想。
第一次是一部独角戏。
戏分三幕，而三幕戏，一个大戏，却只有一个人物，写了一位演员的一生。这部戏的创作起因，缘于于是之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番感慨。那大约是在ｌ９８４年，于是之跟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才三十九岁，就让人家从舞台上给轰下来了……当时那种难受劲儿，比让我去死好受不了多少……”
在这个戏里，我写尽了一个演员在命运面前所感受到的那种人生的孤独、哀伤和无奈。于是之对此极感兴趣。听完我的构思，他很长时间没说话，而说话时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你写吧，你能写好。主人公那点情绪我能体会得到。一个独角戏，你选取的又是那样的三个点，他心里得有多乱哪，内心世界得多复杂、多矛盾呀，太有意思了。从头到尾创造三个规定情境，让他说，撒开喽说，他得有多少话要说呀。这绝不单单是写一个人的三段事，写的是人生。”
而第二个戏，是曹雪芹。
大约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于是之找到我：“尊驾如果有能力，不妨写一写曹雪芹。曹雪芹，天纵之才，一部中国文学史，《红楼梦》是非常突兀的现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再者说，满台的大辫子，多有意思呀。”我当时被他说动了。文字材料之外，甚至跑到过京西，实地考察过所谓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的村落。也去过蒜市口１６号院?那个传说中的曹雪芹生活过的地方。于是之对此寄予了很大热情，他帮我借了很多书，并不断询问事情的进展。
而一旦真的进入情况之后，才发现可以找到的材料是那样少。我跟于是之说：“曹雪芹可能能写成那种线条比较简单的戏曲或歌剧，但搞话剧难度太大了。不是曹雪芹没有这种分量，而是能够找到的东西太少。”几番踌躇之后，不得不忍痛放弃。
现在回想起来，事情的流产主要是由于我个人缺少想像力，功力不逮。而这件事情的结果，使于是之产生了第二次失望。这些失望，对于于是之具有怎样的分量，我是在很多年后才真正体会到的。此时的于是之已既不能说话，更不能再演戏。我对此愧悔莫及?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人生可能就是这样。
人生的道理，当你明白了的时候，就已经晚了。人生从来不给人第二次机会……这是人永恒的惆怅与悲哀……
而带给于是之更深重失望的，莫过于对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的改编。在我的创作生涯里，于是之倾注热情最多，所抱希望最大者，莫过于《正红旗下》的改编。这种希望既缘于于是之的表演热情，他希望演一演老舍；更缘于他对老舍和《正红旗下》这部小说的特殊情感。
１９８５年，于是之在北京人艺接见台湾作家白先勇，命我作陪。交谈中对方谈到一个现象，即，１９４９年之后，留在内地上的，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比较活跃的那些作家当中，写作最勤、著述最丰的有两位：一位是周作人，另一位是老舍。
于是之则谈到了另一种现象，解放以后，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比较活跃的那些作家当中，作品能够不断被搬上舞台与银幕的有两位：一位是南边的鲁迅，另一位是北边的老舍。鲁迅的作品诸如《祝福》、《阿Ｑ正传》、《药》，甚至就连《伤逝》这样的写知识分子的小说都被改编成了芭蕾舞。至于老舍，截止到８０年代中期，几乎所有作品均已无一例外地被搬上过舞台与银幕：《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离婚》、《骆驼祥子》、《月牙儿》……包括用英语写作的《鼓书艺人》。惟一没有被改编的，是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说到此，于是之话锋一转，语惊四座地讲出一个观点：“一部《正红旗下》，差不多可以说是一部夭折了的《红楼梦》……”
此后不久，于是之在１９８６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为《假如先生还在》。在这篇文章中，于是之系统地表述了他的观点：“……先生是从来不惜力的，假如先生还在，他将写出多少好作品来。一篇《正红旗下》，倘若那时的气候能够让他更从容地写作，他差不多可以写成一部《红楼梦》……”
我读《正红旗下》是在１９７８年，当时我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记得我是一夜之间把它读完的。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始终为《正红旗下》没能写完而遗憾。于是之对《正红旗下》的喜爱与我产生了深刻共鸣。
实际上，早在接见白先勇之前的１９８４年，于是之就曾经问过我：“尊驾以为鲁迅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改编？”
我想了想，跟他说：“《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不过，不好改舞台剧，只适合改电影。”
于是之又问：“老舍呢？”
记得我当时是脱口而出：“《正红旗下》。”
于是之先是一愣，接着突然笑着伸出右手，握着我的手说：“学生，眼力不错！英雄所见略同！”
那天我们俩说话是在楼道里，分手之后，走出不多远，他突然又转回身，重新走到我面前说：“《正红旗下》可是一部大书，一部大书的一个开头。就像是从一张大画，一张《清明上河图》上随手撕下来的一小块儿。估计不少人动过脑筋，没点胆子的人不敢染指。”接着他一脸正色地跟我说：“你要是肯改，我就来演！”
于是之的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彩。我被他的情绪感动了，跟他说：“君子无戏言！我试试看。”
１９８５年秋，我对于是之立下了军令状，《正红旗下》的改编正式上马。没过几天，于是之又建议说，不妨将老舍和老舍笔下的人物，以及老舍的家人三者融合在一起写一部戏。又过了没几天，于是之再次找到我跟我说，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剧作家蒋仕铨曾经写过一部戏，叫《临川梦》。《临川梦》就是将汤显祖和《牡丹亭》中的人物以及汤显祖的家人三者融合在一起写的一部戏，可以作为《正红旗下》改编的借鉴，希望我能找来读一读。
于是之对此事是那样上心。１９８４年冬，于是之远赴安徽亳州参加谢晋拍摄的电影《赤壁大战》，他演曹操。但他身在“曹营”，心系《正红旗下》。他从亳州寄来过一封长信。那段时间，他可能正沉湎于曹孟德的书剑生涯，沉湎于魏碑的训练之中，写给我的那封长信用的是尺幅宣纸。一笔漂亮的行书洋洋洒洒两大张。为了说明当时于是之的心境和他对《正红旗下》改编的执着，现将他那封长信摘录如下：
龙云：
接来信极欣悦。一方面我对剧院已烦透，一方面我仍刻刻想到它：在国内找到一家这样的虽色略见黄的绿地已属不易了。
我得家书，我将蒙恩迁入“高知楼”。你究竟想不想迁入四楼我的两间房，请斟酌定夺。如欲迁入，早与封智同志谈，勿错过。（瑞祥同志亦知此事）
英若诚“登基临政”，可以与之深谈。
为他的临政，我亦欣慰并感激。务请代达。
吴晓铃先生，他（英若诚）也认得，你将写的题材（英若诚还是首先起意者），我也曾与他（吴）谈过。但我仍要另写一信附后。你何时欲找他，先发我所附写的信，再电约时间，或你自己，或与英同时晤吴先生将大妙。
匆匆祝一切顺利。
是之
（以下写给吴晓铃先生信，何时发为宜请酌定。住址：宣外校场头条四十七号。电话：三二七九五。先发信后打电话）
晓铃吾师驾下函文：弟子应聘扮阿瞒，粗读陈寿书后将赴亳。不为“古井”，但为武帝也。介绍至友李龙云于先生足下，他就是那个要写老舍先生与其剧中人为一台的中年剧作者。他因我的建议，愿一读蒋仕铨的《临川梦》。这是一个勤奋、有才而爱书的人，望您能待他如待我，将珍藏之《临川梦》借他学一学，定期要他归还。他是不会爽约的。
祝先生和夫人安好。
新年快乐。
弟子 是之
这封寄自安徽亳州的长信的发信日期是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２日。
但时过不久，《正红旗下》的改编由于技术上的艰难终于下马。于是之此心不死，直至１９８７年，他一边在《太平湖》中扮演着老舍，一边仍旧惦念着《正红旗下》的改编。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于是之托人给我送来了一张小条，小条上写道，“龙云：你找我未遇，憾甚。《临川梦》（《藏园九种曲》中之第二卷）由于是社科院文研所所长何西来从他们单位借来的珍本，所以我已经还了。但在还书的同时我向何西来说明还要来借，他仍是支持的。你何时去借，我介绍你去，请放心。不知你意下如何？盼速见面！问候夫人。是之”
在这个小条的天头，于是之又写道：“《荒原与人》修改如何？亦盼早见，好纳入计划。我想该在《太平湖》后上演，但要早决定。”
于是之对老舍和他的作品?有着特殊感情。在前面引述过的散文《假如先生还在》中，于是之谈到过一种假设：“……然而我也想，如果先生仍然存活于人间，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后学者和研究者了。”接着，他带有几分愤怒地说：“这是一种坏毛病。假如先生还在的时候，我们就去实实在在地学习和研究他，那么，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就会更好、更具有真理性吗？受到指责的应该是我们这些曾经直接受过先生教诲的人……”
于是之对老舍的思念之情是那样深，针对老舍的自杀，他甚至在文章里提到过一种假设：“二十年前的８月２４日，当先生走出家门，向北，向太平湖走去的时候，一定会路过我们的首都剧场。我恨我那天没到街上来散散步，没在王府井大街遇上先生。５０年代，我曾陪先生在那条街上散过步，他边走边指点我演戏的道理。人生中本有许多巧合、巧遇，那天为什么就没有叫我遇到先生呢？晚辈们的幼稚的谈话或许能对长辈心理产生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影响。那天如果见到了，陪先生多走一程路，谈点心里话，哪怕能够使先生的心里多少想开一些也许好点吧……然而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机缘……”
现在，时隔近十五年之后，《正红旗下》终于改编完成了。遗憾的是，于是之已不能再说话。
于是之想演的另一个人物是毛泽东。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谁能写出一个真正的、活灵活现的毛泽东，我就来演。”
一连串的几个于是之心目中想扮演的人物都没能实现。惟独魏武帝曹操，几乎圆了他的梦。
１９８５年，于是之应谢晋之邀去安徽参加《赤壁大战》的拍摄。于是之对此十分兴奋，做了精心的准备。他甚至提出，希望能给他半年时间，让他认真练一练魏碑。以至那段时间连写信他都用的是毛笔和宣纸。遗憾的是，到当年的秋天，于是之不得不离开安徽，回到北京——《赤壁大战》下马了。据他讲，原因是《赤壁大战》需要追加的经费太多了。他举了个例子，在安徽拍摄的战争场面，需要大批的军马。而这些军马必须从内蒙古的骑兵部队运去。更难办的是，为了在安徽创造那种漠北古战场的真实场面，甚至要运去多少万吨的黄沙，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追加的经费约合人民币１０００万。谁也没有能力搞到这笔钱，包括谢晋。于是之想演曹操的梦就此破灭……
有时我觉得，一些事情的结局是出于命运。小势可造，大命难违。人不能和命争……在于是之的心目中，那种“小人物情结”纠缠着他。他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每次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人意？抑或是天意？这绝不仅仅是于是之个人的遗憾。
１９８５年９月，于是之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数字背后的隐忧》。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是“从十七到三十五”。文章开门见山：“在剧院里，开始听到朱琳同志自１９５２年建院以来，只演了二十几个角色，我简直不敢相信。工作了那么多年，竟演得那么少，我于是去询问。有根据的答复是，不是二十几，而是十七。我又问我自己演了多少角色，答是二十七。再问几位，结果是：童超二十八、郑榕三十五、林连昆三十二。我不忍再问下去了。除了林连昆刚过五十以外，其余的我们几个都已是年逾或年近六十。解放以来，用自己的专业贡献给人民的，就是这么一张可怜的清单。以我们的工作量与国外的某些同行们相比，少得实在不可再少了……”看来，于是之算过一笔账。戏，演得少，而所演人物，又都是一些小人物。一串数字和一个情结隐藏在于是之内心深处。
不妨再算一笔账。
假如，由于是之扮演的曹雪芹、老舍、曹操、毛泽东，以及那个体现一名表演艺术家一生的独角戏……一个个的人物，光彩照人地出现在舞台上，于是之后来的成就，该是怎样的风采。
是健康！是健康和其他原因，使得于是之的戏剧理想大打折扣。但，于是之并没服输。在生病之前，他希望能够不断积累。而生病之后，他希望能重返舞台。而恰恰就是燃烧在希望之中的那些演剧实践，一个接一个地夭折了……
于是之告别演出之后，这种夭折变得那样彻底。而延安古城那次演出，把他重返舞台的梦幻彻底打碎。到了９０年代，于是之在和北京人艺一批老演员同台演出的《冰糖葫芦》中，已只能走上舞台向观众招招手了。
于是之的演剧生涯，以及于是之一生的归宿所带给人们的是那样的惆怅。足见曾国藩讲的是对的：“辛劳之人未见得就是成名之人，而成名之人未见得就是享福之人……”类似的例子还有曲艺界的相声演员李文华。李文华一生辛劳，而当“相声演员”这个称谓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一夜之间变得十分夺目，当很多在功力上远不能和李文华相比的演员声名远播的时候，李文华却丧失了说话能力。尽管于、李二位所从事的艺术门类和其他诸多情况均有千差万别，但就“辛劳之人未见得就是成名之人，而成名之人未见得就是享福之人”而论，两人的遭际却有相同之处。
于是之的情感世界丰富、细腻，但也脆弱。于是之曾经萌生过的轻生的念头，表现出他在痛苦与坎坷面前的脆弱。当然，现在的于是之已经不懂得痛苦了，他常常呆坐在那里。而更多的时候，则是皱着眉头，神情里充满困惑地望着人们。痛苦似乎已离他远去?而不再属于他自己……
熟悉于是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十分风趣的人。至今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于是之时的情景。那是１９８２年年初。当时，我刚刚来人艺报到。剧本组的两位老大姐，封智、刘华领着我走到四楼，走进于是之的“故居”。当时，于是之正患足疾，脚气感染得很厉害。大冬天的，他却光着双脚，脚下趿拉着一双布鞋。看到我们来了，他从沙发里站了起来，单脚着地，一瘸一拐地蹦到屋门口，冲我伸出右手，笑眯眯地说：“哟?来啦，把您弄来我们可费了不少事！”
于是之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样热情风趣。
至于于是之的幽默，则几乎可以令所有与他相处的人都能讲出一连串的故事。
１９８２年的一天，我爱人第一次见到于是之。那天剧本组正在开会，她有事找我，敲开了剧本组的房门。我依次向她介绍组里的成员：“这是刘华大姐，这是封智大姐……”就在这时，谁也没想到，于是之突然伸着右手走到我爱人面前，握住她的手自我介绍说：“这是是之大姐！”
新民笑了，我也笑了，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
那之后不久，北京人艺因住房紧张，不能马上解决我们的住房问题，暂时帮我安排了一间写作间。那大概是秋天，一天，新民带着一些食物和换洗的衣服去看我。打开房门，于是之正在跟我和其他几个朋友聊天儿。发现了门口的新民，谁也没想到，于是之匆匆迎了上去，只见他一脸愧色?语无伦次地说道：“您看，也没您的房……弄得您跑这么老远，带着吃的穿的，跟探监似的，真不合适……您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千万别憋在心里……”看他那神态，仿佛北京人艺不能给我们房，是他造成的。其实，那会儿的于是之仅仅是剧本组的组长，分房的事与他无关。于是之一席话，说得大家都乐了。但乐过之后，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感激之情。于是之把我们没有住房这点困难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于是之的幽默，往往体现得很机智，像火花一样，在与你的交往中时而一闪，随时出现。
１９８５年，我应《人民文学》之邀，到辽宁兴城去写小说。记不清是有什么事需要和剧院商量，我在兴城给于是之写了一封信。但忙乱之中只寄走了信皮儿，没装信瓤儿。于是之接到这个空信皮儿，心里很纳闷儿，他给新民打了个电话：“跟您打听点事儿?您家先生从辽宁寄来一个空信皮儿。我不知你们平常联络的暗号有哪些规矩。一般寄空信皮儿表示什么意思呢？”不等新民答话，他又追上一句：“是缺钱花了吧？”
新民乐了：“空信皮儿就是忘了装信瓤儿了。没什么别的意思！”
于是之随口应道：“噢，空信皮儿就是忘了装信瓤儿了！您看，还是您有学问，一下就弄明白了，我这儿琢磨一上午了……”
讲到于是之的幽默?还可以举两个例子。
１９８５年，于是之刚刚接任院长不久。一天，剧院在一楼排练厅开大会。由院党委副书记讲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事。在排练厅里开会，剧院的习惯是每人拿一把椅子，稀稀落落的随便找个地方一坐。
隔了一会儿，于是之拉着一把椅子凑到我身边，小声跟我说：“今儿我要了个车……刚上任，过过瘾。”我笑了。这可能是于是之搬到紫竹院后第一次跟院里要车。
我随口问了一句：“您那车怎么走？”
于是之说：“怎么走？出了剧院一直往西。”
我问：“过北海吗？”
于是之琢磨了一下：“过吧？应该过。”
我说：“那，正好。我中午上北图，到新民他们单位去吃午饭。您要是方便，把我捎上行吗？”
于是之一乐：“当然成了，一人也是坐，俩人也是坐。干部跟群众坐一个车，心里还踏实呢。”
散会之后，已经是中午，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我走出大楼，远远地就见剧院办公楼的东北角停着一辆小车。冷眼一瞅那是辆轿车，实际上是一辆微型货车。车的前半截跟轿车一样，加上司机一共有俩座儿，后面是一个方形的货斗。货斗上面好像装着点儿木头。不知为什么，于是之没坐在驾驶室里，而是坐在了货斗的木头上边。
从车边儿过的人问：“老于，您怎不坐里边儿呀？”
于是之说：“人家李龙云说要坐车。这车刨了司机，拢共就一个座儿……”
此时我刚刚走出楼门，就乐了。这是我看到的于是之一次非常生动的幽默。我匆匆跑了过去，赶紧跟他说：“是之老师，您快别逗了，没瞧见吗？下雨哪，再把您淋坏喽。”我赶紧把他搀了下来，扶他坐进了驾驶室。
车开走了，我自己坐电车去了北海。于是之这点小小的幽默那么俏皮。
还有一次，北京人艺建院若干年，电视台来录像。其中有一段专门介绍剧本组。电视台导演要求我们仍然像往常开会一样，互相聊天说话，该干吗干吗。那天，我跟于是之俩人坐在一条长凳上。那是一张可以当钢琴座儿用的长凳。于是之是学表演的，我却从来没见过镜头，眼睛总是盯着导演。导演说：“您别老盯着我，您跟老于接着聊，说得越热闹越好。”
摄像机转过来了?于是之眼睛盯着我小声说：“说点什么呀？”
我想乐，同样小声说：“您说呢？”
于是之笑着说：“你不是一直瞅着我挺顺眼的吗？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我也笑了?轻声说了一句：“老于，我爱你。”
于是之笑着摇摇头说：“我不信。我工资这么低……”
我接着开玩笑说：“反正也没录音，说什么都无所谓。不管你多么讨厌我，我仍然爱你……”
于是之更小声地说：“您可别大意，他们可说录音就录音。”他眨巴眨巴眼睛接着说：“你爱我？我这么穷哈哈的？我还想找一有钱的主儿，爱爱他呢。”
１９８３年，有一天我受陈老（注：指剧作家陈白尘）之托，去给夏公（注：指夏衍）送一本书。于是之听到消息跟我说：“正好我也没事，咱俩一块儿去看看老头。”
记得好像是８月份，天气很热。于是之上身穿件老头衫，就是那种有袖子没领子的大背心，下面是条短裤，手里一只折扇。我也是一身短打扮。当时夏公住在北小街。跟我们约好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走到北小街胡同口，于是之看了看表，两点。他嘴里自言自语地说：“干了，冒场了。”
我说：“那怎么办？”
于是之咂了一下嘴说：“备不住老头儿正午休呢，”当时夏公家对面是个农贸市场。于是之手一指农贸市场：“咱们呀，干脆，这儿转转得了。”
我们俩奔了农贸市场。转的过程中，于是之买了两辫大蒜。拿着这两辫蒜，于是之突然意识到有点不合适：“手里提溜着两辫蒜进夏公家的大门儿，算怎么回事呢？跟老头说，道儿上也没碰上什么合适东西，给您带来了两辫大蒜？”说到这儿，他自个儿先乐了起来。
我也乐了：“那怎么办？”
他想了想说：“你看这样儿怎么样？”他往四周瞅了瞅，发现没什么人，就见他突然把两辫大蒜“十字披红”式地挂在了身上，然后，双手一攥拳，摆出一个京剧演员起霸的架势：“你瞅我这做派像不像满洲国的执政？那个挎着洋刀的溥仪？”
我乐了。
回来的路上，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本来在我们身后走，突然急走了两步，跑到我们前边去了，然后扭回头边走边看着我们。我看出来了，女孩儿认出了于是之。又走了没几步，小女孩儿突然慢了下来，和我们形成了并肩而行。她冲我们这边儿转过脸，笑着小声问：“您是不是姓于？”
于是之笑了：“不错，姓于。”
小女孩儿兴奋不已，又问：“您是不是于是之？”
于是之笑着说：“不错，是于是之。”然后压低嗓门儿：“姑娘，别嚷，我就是于是之。”
小女孩儿大声说：“我早就看出您来啦。”
于是之说：“是吗？你眼力那么好哪？”
小女孩儿说：“我跟您说，我一眼就认出您来了?”
于是之说：“哟，那我得跟你学。我可没一眼就认出你来。姑娘，别嚷。”
姑娘笑了：“您干吗说话老使小嗓儿，跟小偷似的？怕人认出来？我要是您呀，走到哪儿我都大声说话，咳嗽，唱，招得大伙儿都看我，您是谦虚吧？”
于是之差点儿乐出声来：“对，我谦虚，人多的时候我容易谦虚。姑娘，咱们真得小点声儿，弄不好待会儿再围上一帮人，以为咱们这儿在打架。姑娘，我告诉你，小声说话，不能说是跟小偷似的，得说跟地下党似的，要不然人家不爱听……”
姑娘乐得前仰后合：“您真逗，您还地下党哪，地下党有您这样的吗？穿着裤衩儿在街上来回晃？”
于是之也笑得更厉害了：“对，对对，地下党不应该穿裤衩儿，你看我这记性。姑娘?多大了？”
女孩儿说：“十五了。”
于是之又问：“念几年级了？”
女孩儿说：“高二了。”
于是之说：“哟，都高二了，高二可正是较劲的日子口儿，明年就该考大学了，好好念书吧，别东瞅西瞅的啦。”
女孩儿走了。女孩儿边走边笑，嘴里还不断小声嘟囔着：“于是之，你瞅嗨，我看出来了，于是之……”
我侧过脸看了看于是之，于是之的脸上一片灿烂的红霞。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可能是人生中一种莫大的享受。
讲到于是之的为人，还应该说于是之是一个诸事不求人的人。而一旦得到别人的帮助，往往会使他很不安。
ｌ９９５年在西北，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这些人，都是把于是之作为一个艺术家来尊重的。而我，既是晚辈，又是他的同事，一路上衣食住行理所当然要多加照顾，这使得于是之很不安。他觉得无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一路上一直在寻找着机会。在龙门，机会终于来了，他买了几册《龙门二十品》，上车之前突然塞到了我的手里，脸上却又带着几分不好意思：“您喜欢碑帖，我挺高兴。您这么大的干部，这一道这么照顾我。几份儿碑帖，一点儿小意思……”
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我想起了《茶馆》：“是之老师，您这做派我可看着眼熟。王掌柜往巡警手里塞票子的时候，可就是这么股劲头儿。”
于是之笑了：“那，台词可不一样。跟巡警是说，老总，一点儿小意思，买包茶叶喝……”
再比如８０年代初，于是之去香港。是讲学还是演出我记不大清了。当时北京人艺的剧本组刚刚组建，于是之任组长。他从香港归来时几乎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一件礼物。送给我的是一件亚麻布衬衫。把东西拿给我的时候他跟我说：“去趟香港，带回点儿洋玩意儿。我给您买了件汗褟儿，您试试。我穿了穿，不错。”说着把布包儿打开了。我拿起那件褂子抖搂了一下，我笑了：“您瞅瞅，您穿着都合适，我能穿么﹖您什么个儿？我什么个儿？这叫汗褟儿？跟降落伞似的。”于是之瞅了瞅，也嘬了嘬牙花子：“买的时候瞅着不大呀，怎么成这样了……”
看来于是之不会买东西，但于是之的心在那里。于是之的为人，每个人都感觉到了。那可能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他第一次到外面去访问，他想得是那么周到。
在北京人艺我的那个写作间里，当着我爱人的面，跟其他朋友说起于是之的时候，我总半开玩笑地说：“于是之可是新民的导师。”每到这种时候，于是之并不拒绝，总是笑着说：“我这导师，可是掺了水的导师，是３８块钱的导师。”
１９８４年，我爱人毕业前夕正紧张地酝酿毕业论文，有一天她找到了我。那天我正在和于是之商量什么事情。新民说：“写毕业论文，学校要求一定得有一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一般由学校指定，假如你有办法请来社会上的名教授或文化名人，学校也很欢迎。”她十分为难地说：“两档子事，都还没着落。指导教师，现在没谱；论文题目，现在也没定下来……”
看她那么上愁，于是之突然插上一句说：“别那么想不开呀，我给您出一主意，写《茶馆》行吗？”
新民说：“写《茶馆》？行呀，当然行了。”
于是之说：“那，题目您就定成《〈茶馆〉艺术特色初探》。咱们呀，不把题目弄那么大，咱就先来个初探。先看看行市再说。”
新民说：“那，指导教师呢？”
于是之凑上前去，大拇指往自己胸前一翘：“于是之呀！”
新民一下乐了：“那可太好了，是之老师，您要是当我的指导教师呀，人家学校老师就不敢看卷子了。人家一问，指导教师是谁？哟，于是之，那，甭看了，优！”
于是之说：“别介啊，咱可不能那样，您就跟他们说，给咱们良就成。咱们这是初探?等咱们二探三探的时候，再让他们给咱们优。”
但说笑归说笑，于是之对新民的整个辅导过程，都十分认真。写评语的时候，他先是

[这个贴子最后由弋舟在 2004/05/09 08:46am 第 4 次编辑]

    [引用]： 于是之接过话筒，大段朗诵了一段毛泽东的讲话！那段讲话是所有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毛泽东在八大闭幕会上的结束语：“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于是之语言流畅、清晰，声音不疾不徐，却又充满激情，使用的是标准的湖南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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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站首转此文的当晚，俺就拜读全文，感慨不已。北京人艺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已随时光流逝成为人们记忆星空里的微光了，深深怀念那个辉煌而坎坷的“全盛时代”。
    当晚就想回帖，但唯一的“白璧微瑕”使俺先去翻找核实毛主席讲话的确切年月了，因为《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就是于老朗诵的内容；还有录音磁带《巨人之声》中录有毛主席多段原声，因此将《毛泽东主席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的页面贴上来，以校正非“八大致闭幕辞”的疏漏。
    过去俺是将“于是之”这个名字和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那个名字划等号的——  
    [片名]：青春之歌  [导演]：崔嵬、陈怀皑
    [主演]：谢芳、康泰、于洋、赵联、秦怡、秦文、于是之
    [出品]：北京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
    后来，随着《大河奔流》里于是之一个远镜头、一个后侧影、一句湖南话音“李麦同志，你好啊？”俺就记下了领袖人物的试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后来又从王铁成频频出演周总理的背后了解赵丹最后未了的心愿，也从杂志上看到了赵丹的总理试妆照。于是之、张克遥、胡诗学（古月）、王霙等名字和伟人毛泽东的名字挂上了钩，这就是俺对他的最粗浅印象；至于《茶馆》拍摄成电影放映之时，不知咋地竟漏看了，以后常在电视里断续看过，也记住了蓝天野、童超和这位“王利发”……。
    从这篇文章中，看到“文人当官”的不易和失败，最主要是耗费他们宝贵的“金不换”的艺术生命，那可是每秒钟都能“生产”艺术灵感的脑细胞呀！由此想起在延安就演过阴毒的“金八”的田方，解放后担任领导后难得“客串”《革命家庭》中的领导人，而在《英雄儿女》中只演一回“王政委”，就让人终身难忘！
    更联想到一些配音界的著名演员，却被动或主动地“扬短避长”去担纲领导职位，不是因人事纠纷荒疏专业，就是远走他乡音讯杳然；由此更佩服陈叙一老厂长了！ :em23:
 
 

[这个贴子最后由弋舟在 2004/05/09 08:40am 第 3 次编辑]

    将上面的半段《青春之歌》剧照单独贴上，看行否。
    看来不行，只好放弃贴图，等网络正常后再说。（5月8日晚）

    今天（5月9日）上午再斗“震”病毒，再贴一次，来点林道静的犟劲！
      :em08:  

    非常满意弋舟朋友上次为我所作的《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影片介绍，帮你贴两幅海报以表感谢。另外本人象喜欢老译制片一样喜欢北京人艺的《茶馆》，提供一个影片下载，再次感谢弋舟朋友和穆兰站长对《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的介绍。
[url=http://202.113.21.163:6899/dianying/gushipian/chaguan1.rm ]《茶馆》上   下载[/url]
《茶馆》下   下载

                          
                                  于是之

高抑太客气了。：）
前几天去书店，正好看到有卖这本书，因为里边有很多照片，还是买了。看这些照片其实很悲的，好比看一个人怎么从风华绝代走向坟墓的过程。李龙云说，到《冰糖葫芦》，于是之就只能上台跟观众挥挥手了。这出《冰糖葫芦》是我到剧场看的北京人艺老演员参演的最后一个话剧，很差。
于是之是1992年左右开始得这种遗忘症的。这比突如其来的老年痴呆更让人受不了。因为是慢慢地遗忘，一天比一天发现自己记不住的事情多，就像钝刀剌肉一样。那年《茶馆》的告别演出后不久，童道明就写了篇文章谈这次演出，很多话是隐讳着写的，比如说，一个观众大声说：“再见了，于是之。”看李龙云的书才知道，说的是“王掌柜，永别了！”后来听说，那回于是之最后一次演《茶馆》，大家怎么为防备他忘词，准备了各种应对的办法，结果第二幕落幕前，于是之还是忘词了，幕差点落不下。从这点再来看童道明写的，于是之在观众的T恤衫上写：“谢谢观众的宽容。”前后串起来，才能知道言外之意是什么。现在市面上卖的《茶馆》，最多的就是这次告别演出的录像，作为《茶馆》收藏，用这个版子做碟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几位主演都不在巅峰状态上，尤其于是之动不动就打愣神。演了30多年的戏啊！我看过北京人艺80年代初的录像，也看过1988年在上海的演出，这些演出中的哪一回做碟都好啊。但是1992年的告别演出还是珍贵的，因为它保留了一个记忆，一个无法再现的记忆。
说到于是之的衰老，顺便想到童超。第一次被童超吸引是1987年的《末代皇帝》。顶级阵容：朱旭，朱琳，蓝天野，童超，罗历歌，郑天玮……还有青艺的一些演员。1988年的《茶馆》是童超和童弟AB角演的庞太监，童弟另外接替董行佶演了马五爷。1992年童超已经完全上不了舞台了。那时候文艺报有一篇很长的文章，说童超得了老年痴呆，谁都不认识了，但是跟他提起《茶馆》，童超哭了。

    一提到这些人，我也有种想哭的冲动。但我不习惯流泪，非常喜欢李云龙的《小井胡同》，也喜欢他的这篇文章，章法和感情一样的充沛。我也喜欢于是之，还有朱旭。上次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开幕式上见到了朱旭，颇让我激动，但我没有和他说话，只是远远地看着。我想我要是见到于是之，也会这样。
　　但愿我们不是在缅怀这个时代，而是期盼这个时代能够重来。
　　再一次感谢穆兰，不管她多么自谦，我还是要感谢她。对于提供，乃至介绍精神食粮的人，我只能这样。

最近书城出现一批平时不常见的VCD，如《蔡文姬》，应该是话剧电
影，有几位话剧老艺术家出演。此外还有施融主配的《武林志》等。

我们家可是两代人看北京人艺呢！
中凯出了《茶馆》，是八十年代的电影版，
但还是老一代人演的，幸好，电影为我们保存了这绝版的资料，
我还看过新一代的《茶馆》，梁振华他们演的，比老版本差远了！
中凯这版《茶馆》，由于是电影，比话剧舞台的直接录像效果好多了
VCD，颜色发青，但是画质、音质还不错，
字幕错得没法看，不时给人饭里吃到沙子的感觉，
由此我断定是盗版，聊胜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