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央视《中国1921》的一点看法

首先，《中国1921》反映了1918至1921年一些东西，看起来似乎编剧和导演想打造一部电视剧版《建党伟业》，可惜名不副实，换成《中 国 共 产 党 1921》还差不多。还有一点，绝对不可原谅，竟然在字幕中把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搞错标注为“字孙文”。今天看到中国电视报，说这部片的拍摄周期只有70多天，导演演员每天只有3个多小时休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种“献礼大片”没有早一点开拍呢？

纯粹烂片。感到那时军阀有很多顾忌的，越不是强有力，手段越不狠。毛算是走运，碰上非本地人的南方军阀，要是换上土生土长的军阀或者东北奉系军阀，没等到以后怎么激扬文字，早被收拾掉了。

北洋总理最有意思，居然几个人唠嗑唠嗑就当上了，平时交往也很常态化。走马灯般地换，没实权，当然是上流社会无疑的了。所以相声届某人也没啥特别稀罕的啦。

徐树铮（1880年11月11日-1925年12月30日），字又铮，号铁珊，自号则林，江苏省萧县（现安徽省萧县）醴泉村人，北洋军阀皖系将领，陆军上将、远威将军。因1919年派兵收复外蒙古而声名远扬，著作有《建国铨真》、《视昔轩文稿》、《兜香阁诗集》、《碧梦庵词》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自古就是中华领土的外蒙古却在沙皇俄国的威逼利诱和极少数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尽管后来外蒙古取消了独立，实行“自治”，但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实际上已经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1919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对德战争。徐树铮被段祺瑞任命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徐从日本借得巨款和武器，编练参战军。1919年，德国战败，参战军被改编为西北边防军，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为彻底解决外蒙问题作准备。由于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靠山，因此决定回归中国以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北京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都护使陈毅总督与外蒙王公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四条》，但条约遭到了外蒙“议会”的否决。这使北京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快速度解决蒙古问题。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徐树铮一到库伦，立即让陈毅回内地，也否定了《六十四条》。他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并将其他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活佛加以软禁。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同时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七年之久，终于回到中国怀抱，这也是徐树铮一项伟大而短暂的功绩。[3]　徐树铮在外蒙古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边业银行、创刊日报、注销外蒙官府欠中央政府的旧债、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4]此外，徐树铮于1914年创建的正志中学，现为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曾湘、交通总长叶公绰、财政总长吴鼎昌以及周作人、朱光潜、焦菊隐、齐思和等，均曾担任过学校董事长或校长。首都师大附中现为北京市重点中学。[5]
1919年，在外蒙古撤消自治已具备相当有利的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徐树铮抓住有利契机，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运用正确的策略方针，把握和推动时局，迅速和平地完成了撤治使命，使外蒙古最终于1919年11月17日正式呈请政府“情愿撤消自治”。徐树铮在撤治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外蒙古的回归，不仅打击了民族分裂势力，保证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徐树铮的外蒙古治理政策对外蒙古的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孙中山对徐树铮收复外蒙古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6]

说起来，那时的革命对象，要被打倒的军阀，比如曹锟、吴佩孚，鬼子来了倒是没有当汉奸，反倒是有不少曾经高呼革命口号的所谓……做了鬼子的走狗。比如一大代表中的周 fo hai和陈 gong  bo

极左往往滑到极右。缺乏理性和阅历的所谓激情，往往容易朝反面转化的。

旧军阀也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

传统文化被垃圾文革破坏了，于是现在汉奸越来越多，社会风气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荒谬。就是那些上了岁数有实权有话语权的。